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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玉的《九辩》历来有代屈原立言的说法。本文从“代言说”的基础、代言与袭用的不同、屈宋作品精神品格的本质区别等角度进行驳议，得出《九辩》应为宋玉自伤之作的结论。
关键词：宋玉;《九辩》;屈原;代言
关于宋玉《九辩》的创作动机，历来多流行宋玉代屈原立言说。其肇端为王逸《楚辞章句》中言：“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后人多沿其说，如洪兴祖《楚辞补注》引五臣语：“宋玉惜其师忠信见放，故作此辞以辩之，皆代原之意。”王夫之《楚辞通释》曰：“玉雖俯仰昏廷，而深达其师之志，悲愍一于君国，非徒以阨穷为怨尤，故嗣三闾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当代的胡念贻先生也认为该说较为可信。然反对的声音也一直存在，如游国恩先生认为是宋玉“因秋感触，追忆往事，作《九辩》以寄意”（《楚辞概论》）;聂石樵先生谓“《九辩》中的闵惜之情，都是宋玉自闵，是宋玉借古乐为题以抒写自己的感慨和愁思”（《楚辞新注·九辩》）。另外如陆侃如、姜亮夫诸名家都持此说。
一、代言说基础不稳
代言说大致都建立在赞同王逸观点的基础上的。王逸《九辩·序》中认为屈原为宋玉之师，但记载宋玉生平的资料非常少，只有《韩诗外传》《史记》《新序》《汉书》等书中零星地可见几条材料。现存资料中同时提到屈原和宋玉的年代最早的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只说宋玉在屈原死后称名，未提两人生年相隔几何，更未提两人有师生关系，若宋玉生于屈原自沉之后，王逸所谓的“悯惜其师忠而被逐”又从何而来呢？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也只说宋玉是“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究竟两人是否生年相近仅为长少之分，两人生前是否有过接触和交往，就无从考得了。
陆侃如先生根据唐以前有关宋玉的记载材料，详细、周密地推断出了一系列较中肯的结论，认为宋玉“生年与屈原卒年相近”，“与屈原等无师生关系”，“做过小臣”，“不久失职，作《九辩》”（《宋玉评传》），故王逸的观点是否可靠，目前也难下定论。
二、袭用诗句不等于代言
代言说的另一依据是《九辩》对屈原作品的袭用。就行文看，《九辩》确实因袭模仿了屈原作品的不少诗句，尤其是《离骚》，如“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凿”“老冉冉而愈驰”“长太息而增欷”“寗戚讴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等等。但是，摹拟和袭用就能说明是代其述志了吗？
屈原是楚国贵族，被谪前官职显要，负有很高的政治声望。而作为一种文体的代表性人物，他伟大的文学成就又使其赢得了当时及后来人的崇敬和仰慕，他的作品在其自沉后自然是非常通行的，作为同乡，又是文学侍臣，宋玉的创作受其影响是顺理成章的。另一方面，宋玉的经历与屈原有些许相同处，曾任小臣，后因得罪权贵被谗失职，穷困潦倒终生。与屈原一样，他也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却受谗而不得用的文人。所以他也希望君王能举贤纳士，以尧舜为榜样、学习齐桓公（“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寗戚讴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批判君王的昏庸和小人的当道（“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猛犬唁唁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并表明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品质（“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这些与《离骚》思想感情的相通之处正是建立在屈宋两人相似的人生经历之上的。
况且袭用与代言根本是两码事。宋玉《九辩》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文帝《秋风辞》、曹丕《燕歌行》、庾信《拟咏怀》、李白《悲清秋赋》、欧阳修《秋声赋》等等都有化用其成句和沿用其意境的，难道他们都在述宋玉之志吗？自然不是，只是境同情遇罢了。代言则要求在作品中准确地传达被代言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风貌等，即使不能完全丝丝入扣，也起码在感情基调上应一致。对照楚辞中的代言诗《九怀》《九叹》《九思》就可看出，《九辩》与屈原作品在感情基调、思想性质上是不同的。
三、屈宋作品的精神品格有本质区别
屈原的一生都是以楚国富强为奋斗目标的，在《离骚》中，主人公上天入地执着追求的就是“美政”思想，它是主人公全部理想、希望的精神寄托，体现了作者为实现政治理想而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虽然屈原也为自己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怨愤，但他反复强调的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已将自身的价值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他的悲伤、批判、叹息和怨愤都是为了楚国而非自身。
《九辩》则不同，从“贫士失职而志不平”这句诗眼中，可知诗的创作精神相对《离骚》已由政治家关注国运转移到落魄文人关注一己的穷通上了。它反复咏叹的是“贫士”的不幸，关注的是自身的偃蹇，它的悲伤、怨愤、批判、叹息都是个人的穷通引发的，这与屈原以国家为上的崇高有了本质的区别。《九辩》也有描写神游天国的内容，但反映的却是因不满黑暗现实而想象的精神愉悦，重在超脱，缺乏《离骚》中那种刚强的斗争精神。另外，同是写痛恨小人当道、贤良被诬，屈原的语气是高亢激昂甚至近于咒骂的：“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怀沙》）。《九辩》中的语气却多是无可奈何、怨而不怒的。所以说《九辩》代屈原述志是不恰当的。
实际上，《九辩》的价值恰恰在于脱离了代言的窠臼，在秦帝国统一的前夜，在“士”阶层的命运转型期深沉地唱出了“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新主题。作为战国末期“士”阶层的代表人物，宋玉的痛苦、彷徨皆因敏锐地嗅察到了大一统时代即将到来，士文化的辉煌已一去不返。再加上“失职”，加上贫寒，作《九辩》发为落叶秋蝉的悲叹，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了。
参考文献：
[1]李炳海.宋玉《九辩》的篇章结构及写景抒情方式[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5）.
[2]王芳.析宋玉《九辩》的忠君思想[J].职大学报，2016，（2）.
[3]李宝龙.析《九歌》不同于《九辩》《离骚》的审美特点[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1）.
作者简介：
章海凤（1978-），女，汉族，浙江海宁人，硕士，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代诗歌。
关键词：宋玉;《九辩》;屈原;代言
关于宋玉《九辩》的创作动机，历来多流行宋玉代屈原立言说。其肇端为王逸《楚辞章句》中言：“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后人多沿其说，如洪兴祖《楚辞补注》引五臣语：“宋玉惜其师忠信见放，故作此辞以辩之，皆代原之意。”王夫之《楚辞通释》曰：“玉雖俯仰昏廷，而深达其师之志，悲愍一于君国，非徒以阨穷为怨尤，故嗣三闾之音者，唯玉一人而已。”当代的胡念贻先生也认为该说较为可信。然反对的声音也一直存在，如游国恩先生认为是宋玉“因秋感触，追忆往事，作《九辩》以寄意”（《楚辞概论》）;聂石樵先生谓“《九辩》中的闵惜之情，都是宋玉自闵，是宋玉借古乐为题以抒写自己的感慨和愁思”（《楚辞新注·九辩》）。另外如陆侃如、姜亮夫诸名家都持此说。
一、代言说基础不稳
代言说大致都建立在赞同王逸观点的基础上的。王逸《九辩·序》中认为屈原为宋玉之师，但记载宋玉生平的资料非常少，只有《韩诗外传》《史记》《新序》《汉书》等书中零星地可见几条材料。现存资料中同时提到屈原和宋玉的年代最早的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只说宋玉在屈原死后称名，未提两人生年相隔几何，更未提两人有师生关系，若宋玉生于屈原自沉之后，王逸所谓的“悯惜其师忠而被逐”又从何而来呢？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也只说宋玉是“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究竟两人是否生年相近仅为长少之分，两人生前是否有过接触和交往，就无从考得了。
陆侃如先生根据唐以前有关宋玉的记载材料，详细、周密地推断出了一系列较中肯的结论，认为宋玉“生年与屈原卒年相近”，“与屈原等无师生关系”，“做过小臣”，“不久失职，作《九辩》”（《宋玉评传》），故王逸的观点是否可靠，目前也难下定论。
二、袭用诗句不等于代言
代言说的另一依据是《九辩》对屈原作品的袭用。就行文看，《九辩》确实因袭模仿了屈原作品的不少诗句，尤其是《离骚》，如“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凿”“老冉冉而愈驰”“长太息而增欷”“寗戚讴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等等。但是，摹拟和袭用就能说明是代其述志了吗？
屈原是楚国贵族，被谪前官职显要，负有很高的政治声望。而作为一种文体的代表性人物，他伟大的文学成就又使其赢得了当时及后来人的崇敬和仰慕，他的作品在其自沉后自然是非常通行的，作为同乡，又是文学侍臣，宋玉的创作受其影响是顺理成章的。另一方面，宋玉的经历与屈原有些许相同处，曾任小臣，后因得罪权贵被谗失职，穷困潦倒终生。与屈原一样，他也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却受谗而不得用的文人。所以他也希望君王能举贤纳士，以尧舜为榜样、学习齐桓公（“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寗戚讴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批判君王的昏庸和小人的当道（“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猛犬唁唁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并表明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品质（“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处穷而守高”）。这些与《离骚》思想感情的相通之处正是建立在屈宋两人相似的人生经历之上的。
况且袭用与代言根本是两码事。宋玉《九辩》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文帝《秋风辞》、曹丕《燕歌行》、庾信《拟咏怀》、李白《悲清秋赋》、欧阳修《秋声赋》等等都有化用其成句和沿用其意境的，难道他们都在述宋玉之志吗？自然不是，只是境同情遇罢了。代言则要求在作品中准确地传达被代言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风貌等，即使不能完全丝丝入扣，也起码在感情基调上应一致。对照楚辞中的代言诗《九怀》《九叹》《九思》就可看出，《九辩》与屈原作品在感情基调、思想性质上是不同的。
三、屈宋作品的精神品格有本质区别
屈原的一生都是以楚国富强为奋斗目标的，在《离骚》中，主人公上天入地执着追求的就是“美政”思想，它是主人公全部理想、希望的精神寄托，体现了作者为实现政治理想而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虽然屈原也为自己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怨愤，但他反复强调的是“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已将自身的价值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他的悲伤、批判、叹息和怨愤都是为了楚国而非自身。
《九辩》则不同，从“贫士失职而志不平”这句诗眼中，可知诗的创作精神相对《离骚》已由政治家关注国运转移到落魄文人关注一己的穷通上了。它反复咏叹的是“贫士”的不幸，关注的是自身的偃蹇，它的悲伤、怨愤、批判、叹息都是个人的穷通引发的，这与屈原以国家为上的崇高有了本质的区别。《九辩》也有描写神游天国的内容，但反映的却是因不满黑暗现实而想象的精神愉悦，重在超脱，缺乏《离骚》中那种刚强的斗争精神。另外，同是写痛恨小人当道、贤良被诬，屈原的语气是高亢激昂甚至近于咒骂的：“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怀沙》）。《九辩》中的语气却多是无可奈何、怨而不怒的。所以说《九辩》代屈原述志是不恰当的。
实际上，《九辩》的价值恰恰在于脱离了代言的窠臼，在秦帝国统一的前夜，在“士”阶层的命运转型期深沉地唱出了“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新主题。作为战国末期“士”阶层的代表人物，宋玉的痛苦、彷徨皆因敏锐地嗅察到了大一统时代即将到来，士文化的辉煌已一去不返。再加上“失职”，加上贫寒，作《九辩》发为落叶秋蝉的悲叹，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了。
参考文献：
[1]李炳海.宋玉《九辩》的篇章结构及写景抒情方式[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5）.
[2]王芳.析宋玉《九辩》的忠君思想[J].职大学报，2016，（2）.
[3]李宝龙.析《九歌》不同于《九辩》《离骚》的审美特点[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1）.
作者简介：
章海凤（1978-），女，汉族，浙江海宁人，硕士，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代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