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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公凯先后担任了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这两所中国最重要的美术学院院长，
但他称自己是“一不小心误入了学术界”。他还有一重身份，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二公子，但他的绘画
却并非始于少年。自小他对科技和自然的兴趣就远远超过绘画，曾经“把收音机做到
刮胡刀的盒子般大小”是他自认最值得“炫耀”的一件事。
我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潘天寿谈起让他敬佩的人，除了家乡的一代名儒方孝孺之外，一位是经亨颐，另一位就是李叔同。父亲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经亨颐是这所浙江文科最高学府的校长，他曾说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以便使这碗清水发挥各种作用。我父亲其实就是个素质全面的人，他只不过是学了画画而已，所以在我看来，画画对于他来说也是偶然的。
可以说父亲对我的初期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父亲并没有刻意让我跟他学画，而是要求我学书法、唐诗宋词，这也不足为奇，当时那个年代的通识教育就是如此。所以你看我最近在今日美术馆的这个展览，会发现我涉及的艺术领域是特别宽的，水墨画、装置作品、美术史研究以及建筑设计我都有触及，而且我不否认但凡对一个领域有兴趣，我就肯定会把它研究透彻的。
我是个科技迷，兴趣特别广泛。现在我这个年纪了，用数码媒体做装置对我一点困难都没有，包括建筑设计，看建筑图纸我也没问题，我一眼就能看出哪个地方画得不对，我的脑袋比别人要快很多。我不用电脑，但我可以教同学们怎么用电脑做最好的创意，我对电脑背后的晶体管原理、电脑的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都懂，只要平常看看书、我留意一些就明白了。我常跟人说可能我的大脑结构跟别人不太一样，科技的原理只要我看看就明白了，就像魔方在我脑子里翻滚一样。兴趣广泛我想是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缺点就是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有点杂，顾不过来，有时就太累了。
温室里的花朵
小时候其实我身体瘦弱，五六岁时得过肺结核，所以1955年8岁时才上小学。当时就读的杭州市安吉路小学是浙江省最有名的示范小学，整个学校都是按照苏联小学的模式新建的，厕所是抽水马桶，这在当时相当奢侈。这是杭州唯一一所供外宾参观的小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来参观过。
在20世纪50年代的黄金时代，就读这么一个样板式的小学，我觉得真是充满阳光的日子。学校采取苏式的教育方式，特别注重培养孩子的祖国荣誉感，我们几乎接触不到什么负面的社会影响，所以每个学生都很单纯，有点像温室里的花朵。当时真是觉得我们就代表着未来，这种感觉非常自然，也非常真实。
我大哥长我十来岁，我读书时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他曾给我买过两本精装的儿童读物，是捷克人画的，我后来到乡下去的时候还一直带在身边。他是很优秀的工程师，我记得他有一台德国造的电唱机，每次买回好唱片都很得意，然后放给家里人听，有柴可夫斯基、肖邦、贝多芬，也有苏联的歌曲。有时候是我和他两个人躺在床上关着灯听，感觉非常好。也是他告诉我，托尔斯泰听了《伏尔加船夫曲》怎么流泪，说“俄罗斯的灵魂在哭泣”。
那时无论家庭还是学校的环境都像蓝天和白云一样，非常纯净。正因为在云朵里，云朵外面的事就不知道。现在想想，当时父亲和母亲都是非常理性地对待社会的变故，默默承受着许多东西。比如说“三反”，或者是50年代初期的中国画改造时父亲所受到的批判，包括对“反右”和“大跃进”他也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在家里从来听不到他发牢骚，很多是我多年后在做父亲研究时才知道的，我也才了解了父母的修养与承受力。
家里这种氛围至今还影响着我。我父亲喜欢安静，他画画时是不让家里人打扰的，关门独处。父亲晚上喜欢读书，晚上没什么事儿时他多半都是在读诗。我们大院子里没有其他小孩儿，所以我独处的时间很多，有时听父母谈诗，自己也去诗集里翻一翻。父母对我学什么从不勉强，他们对我的影响就是在潜移默化中。
我们家的院子也很有情调，现在潘天寿纪念馆的那个院子是改造过了的，原先是有前院后院的。前面的院子，当初有广玉兰、老梅树、雪松，后院当时有假山、水池、亭子。父亲曾经谈养花之道：“对人来说不费工，对花来说不勉强，听其自然，姿态倒比店里买的好看。”他对我的教育也是这样顺其自然， 今后我搞什么专业，是否画画，在他看来应该由我自己决定。
很小我对自然科学就有很大的兴趣。自己动手做收音机。我做的收音机曾经是杭州第一部由小学生独立手工制作的电子管收音机，可以听很多台。我还手工做过耳机、电表，电表的木头壳子到里面的定子、转子、轴心、指针，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在乡下悟透了绘画之道
我考上浙江美院附中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大家总是吃不饱。我家条件比较好，浙江省总共有三五个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省级领导待遇，父亲是其中之一，每个月有一辆三轮车过来，送点油、糖、肉、米。我在附中住校，坚决不回家吃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吃得好，但是干活我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差。
“文革”一开始，浙江美术学院就立刻被抛到了漩涡中。1966年秋，父亲被揪出来游街批斗，斗得非常厉害，使我十分震惊。整个浙江美院包括父亲在内有四十几个人给关进了牛棚。这对我的冲击非常大，因为原先学的东西都不管用了，根本就解释不了这些问题。
1968年我下乡去的是浙南山区的文成县，这是我自己挑的条件最差的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环境确实是挺苦的，一年四季没大米饭吃，吃发霉的蕃薯丝，根本就没什么菜。但是常年累月吃那个东西，我竟然一点问题都没有，仍然不觉得苦。那时我哥哥还在工作，我们家几乎就是靠哥哥的钱在养家，家里面有时会给我寄奶粉和白糖。为了不让妈妈给我寄东西，我给家里写信把乡下说成一朵花，说这个乡下怎么好怎么富裕，让妈妈别担心。我还特意寄了一点当地的花生米、白木耳回家，就是要证明我这儿也挺好。
下乡时我带了一点油画颜料和纸，当时也不知道要在乡下呆多久。在乡下曾经画过两个油画头像，自己觉得挺满意的，灰调子，现在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在乡下画风景的时候，还真解决了我一个关于色彩的疑惑：在室外直接依照阳光下的色彩画，也就是阳光直接晒在纸上画，其实是不行的。我开头不懂得这个道理，画拿到屋里，灰蒙蒙的，阳光感没有了，只有拿到阳光下面才好。于是我就想，画册里的那些画为什么阳光感那么好呢？研究后我发现，那些画画出来的颜色其实跟真实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才对，是要比真实的色彩强烈得多才行，这样才能在室内感觉到在室外的光线和色彩效果。我在学校学色彩的时候没弄明白的问题，倒是在乡下画画时悟到了。 其实在贫困的农村，生活上我并没有觉得苦，我跟农民完全是可以打成一片的。这可能是因为我对于吃苦的思想准备太充分了，承受力特别好。这个时候真正让我痛苦的不是生活上的困难，而是精神上的苦闷，当时面对的是人的生存的无奈，无依托，无归宿。
我们这一代人当年大都经历过理想的转折。问题是在原有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已经被证明是虚幻的以后，还要不要、还能不能建立起新的、更靠得住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根本的、最困扰的大问题。
好奇心和求知欲
“文革”之后家里境遇特别不好，父亲过世了，当时母亲、哥哥都患有癌症，护理病人都是我在承担，没有时间读书，也没有时间考学。我没上过大学，也没有研究生、博士生学位，我所有的职称都是破格升上来的，靠的是成果。我是个只有中专文凭的博士生导师。
刚回到中国美院时，系里评助教，把我们的画挂起来评，我画了四扇屏的荷花，还有一条用白描画的横卷，细细长长的，是下乡时的写生。当时江丰老先生（著名版画家、美术教育家）正好来杭州看见了我的画，他说，你画的画比你爸爸画得好。可能是因为我的写生画得很写实。系里的章祖安先生看了我的画说：你的写意花卉当中有情韵，是你的特点，这是跟你老头子不太一样的地方，老头子有霸气，你的画也不弱，但是你比老头子更有情韵。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也有道理。
整个80年代我都是在十分繁忙的状态中度过的。最主要是忙于处理父亲的身后之事，同时在浙江美院兼顾理论与上课，以及潘天寿纪念馆的建设。费尽周折调查和斡旋了几年，在1984年我们把追回的120幅潘天寿作品捐赠给了国家。我整理了父亲的很多诗稿，完成了《潘天寿评传》的撰写，后来还在全国办了“潘天寿书画展”的巡展。
1996年4月我接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1年6月接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已经做了十几年的美术学院院长工作了。这两个美术学院都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中宝贵的财产，我诚惶诚恐，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说起来一言难尽，用于我个人作画尤其是创作大幅作品上的时间实在是很少。
我百分之七十时间花在学校上，其他百分之三十的时间才分配在艺术创作上。我做事情特别快，不快不行呀，要不然我做不了这么多事情，白天得管学校的事，得开会。我快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前面讲的给三亚世界小姐设计服装，40件服装，我三个晚上画完了。这次展览的一件多媒体装置作品《雪融残荷》，从有这个想法实现作品，总共就七天。
很多老朋友见了我也说我怎么能保持这么充沛的精力？其实从小到大我一贯如此，一干活就兴奋，干完了马上躺下睡着了。我工作时要把家里人全部赶走，我有自己独立的工作室，别人不能在里面干扰我。家里人已经养成习惯不管我了，什么时候吃饭也不叫我，我也不让他们送过来。所以我是个没有生活享受的人，我最大的放松就是这件事做做，那件事做做，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当中去，对我来说就是休息。
到现在为止我对很多事还有巨大的好奇心，好奇心至少说明我心理上是一点都不守旧的。我不上网，不用微信、微博，但我对现在流行的审美趣味都挺关心的，甚至对时尚、对新的词汇我也愿意去学习。我喜欢跟孩子们相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我跟他们的思维完全可以对接的。
我是一个求知的欲望很浓烈的人，坐飞机是我最好的学习时间，我都带着书，或者写东西。在知识方面的某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解答，我会一直放在心理，我会用20年的时间来寻找答案，只要在我脑子中这个问题建立起来了，我就不会丢掉它，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我想如果哪一天我因为开始研究宇宙飞船而让别人震惊，这恐怕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吧。
我以前对人说过，我把自己的艺术作品和其他的事情一样，都看成是我生命的痕迹。其实现在我也可以讲，我当美术学院的院长，其实也是我的整体艺术作品的一部分。
但他称自己是“一不小心误入了学术界”。他还有一重身份，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二公子，但他的绘画
却并非始于少年。自小他对科技和自然的兴趣就远远超过绘画，曾经“把收音机做到
刮胡刀的盒子般大小”是他自认最值得“炫耀”的一件事。
我小时候经常听父亲潘天寿谈起让他敬佩的人，除了家乡的一代名儒方孝孺之外，一位是经亨颐，另一位就是李叔同。父亲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经亨颐是这所浙江文科最高学府的校长，他曾说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以便使这碗清水发挥各种作用。我父亲其实就是个素质全面的人，他只不过是学了画画而已，所以在我看来，画画对于他来说也是偶然的。
可以说父亲对我的初期教育影响了我的一生。父亲并没有刻意让我跟他学画，而是要求我学书法、唐诗宋词，这也不足为奇，当时那个年代的通识教育就是如此。所以你看我最近在今日美术馆的这个展览，会发现我涉及的艺术领域是特别宽的，水墨画、装置作品、美术史研究以及建筑设计我都有触及，而且我不否认但凡对一个领域有兴趣，我就肯定会把它研究透彻的。
我是个科技迷，兴趣特别广泛。现在我这个年纪了，用数码媒体做装置对我一点困难都没有，包括建筑设计，看建筑图纸我也没问题，我一眼就能看出哪个地方画得不对，我的脑袋比别人要快很多。我不用电脑，但我可以教同学们怎么用电脑做最好的创意，我对电脑背后的晶体管原理、电脑的操作系统和编程语言都懂，只要平常看看书、我留意一些就明白了。我常跟人说可能我的大脑结构跟别人不太一样，科技的原理只要我看看就明白了，就像魔方在我脑子里翻滚一样。兴趣广泛我想是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缺点就是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有点杂，顾不过来，有时就太累了。
温室里的花朵
小时候其实我身体瘦弱，五六岁时得过肺结核，所以1955年8岁时才上小学。当时就读的杭州市安吉路小学是浙江省最有名的示范小学，整个学校都是按照苏联小学的模式新建的，厕所是抽水马桶，这在当时相当奢侈。这是杭州唯一一所供外宾参观的小学，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来参观过。
在20世纪50年代的黄金时代，就读这么一个样板式的小学，我觉得真是充满阳光的日子。学校采取苏式的教育方式，特别注重培养孩子的祖国荣誉感，我们几乎接触不到什么负面的社会影响，所以每个学生都很单纯，有点像温室里的花朵。当时真是觉得我们就代表着未来，这种感觉非常自然，也非常真实。
我大哥长我十来岁，我读书时他已经大学毕业了。他曾给我买过两本精装的儿童读物，是捷克人画的，我后来到乡下去的时候还一直带在身边。他是很优秀的工程师，我记得他有一台德国造的电唱机，每次买回好唱片都很得意，然后放给家里人听，有柴可夫斯基、肖邦、贝多芬，也有苏联的歌曲。有时候是我和他两个人躺在床上关着灯听，感觉非常好。也是他告诉我，托尔斯泰听了《伏尔加船夫曲》怎么流泪，说“俄罗斯的灵魂在哭泣”。
那时无论家庭还是学校的环境都像蓝天和白云一样，非常纯净。正因为在云朵里，云朵外面的事就不知道。现在想想，当时父亲和母亲都是非常理性地对待社会的变故，默默承受着许多东西。比如说“三反”，或者是50年代初期的中国画改造时父亲所受到的批判，包括对“反右”和“大跃进”他也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在家里从来听不到他发牢骚，很多是我多年后在做父亲研究时才知道的，我也才了解了父母的修养与承受力。
家里这种氛围至今还影响着我。我父亲喜欢安静，他画画时是不让家里人打扰的，关门独处。父亲晚上喜欢读书，晚上没什么事儿时他多半都是在读诗。我们大院子里没有其他小孩儿，所以我独处的时间很多，有时听父母谈诗，自己也去诗集里翻一翻。父母对我学什么从不勉强，他们对我的影响就是在潜移默化中。
我们家的院子也很有情调，现在潘天寿纪念馆的那个院子是改造过了的，原先是有前院后院的。前面的院子，当初有广玉兰、老梅树、雪松，后院当时有假山、水池、亭子。父亲曾经谈养花之道：“对人来说不费工，对花来说不勉强，听其自然，姿态倒比店里买的好看。”他对我的教育也是这样顺其自然， 今后我搞什么专业，是否画画，在他看来应该由我自己决定。
很小我对自然科学就有很大的兴趣。自己动手做收音机。我做的收音机曾经是杭州第一部由小学生独立手工制作的电子管收音机，可以听很多台。我还手工做过耳机、电表，电表的木头壳子到里面的定子、转子、轴心、指针，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在乡下悟透了绘画之道
我考上浙江美院附中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大家总是吃不饱。我家条件比较好，浙江省总共有三五个高级知识分子享受省级领导待遇，父亲是其中之一，每个月有一辆三轮车过来，送点油、糖、肉、米。我在附中住校，坚决不回家吃饭，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吃得好，但是干活我绝对不能比同学们差。
“文革”一开始，浙江美术学院就立刻被抛到了漩涡中。1966年秋，父亲被揪出来游街批斗，斗得非常厉害，使我十分震惊。整个浙江美院包括父亲在内有四十几个人给关进了牛棚。这对我的冲击非常大，因为原先学的东西都不管用了，根本就解释不了这些问题。
1968年我下乡去的是浙南山区的文成县，这是我自己挑的条件最差的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环境确实是挺苦的，一年四季没大米饭吃，吃发霉的蕃薯丝，根本就没什么菜。但是常年累月吃那个东西，我竟然一点问题都没有，仍然不觉得苦。那时我哥哥还在工作，我们家几乎就是靠哥哥的钱在养家，家里面有时会给我寄奶粉和白糖。为了不让妈妈给我寄东西，我给家里写信把乡下说成一朵花，说这个乡下怎么好怎么富裕，让妈妈别担心。我还特意寄了一点当地的花生米、白木耳回家，就是要证明我这儿也挺好。
下乡时我带了一点油画颜料和纸，当时也不知道要在乡下呆多久。在乡下曾经画过两个油画头像，自己觉得挺满意的，灰调子，现在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在乡下画风景的时候，还真解决了我一个关于色彩的疑惑：在室外直接依照阳光下的色彩画，也就是阳光直接晒在纸上画，其实是不行的。我开头不懂得这个道理，画拿到屋里，灰蒙蒙的，阳光感没有了，只有拿到阳光下面才好。于是我就想，画册里的那些画为什么阳光感那么好呢？研究后我发现，那些画画出来的颜色其实跟真实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才对，是要比真实的色彩强烈得多才行，这样才能在室内感觉到在室外的光线和色彩效果。我在学校学色彩的时候没弄明白的问题，倒是在乡下画画时悟到了。 其实在贫困的农村，生活上我并没有觉得苦，我跟农民完全是可以打成一片的。这可能是因为我对于吃苦的思想准备太充分了，承受力特别好。这个时候真正让我痛苦的不是生活上的困难，而是精神上的苦闷，当时面对的是人的生存的无奈，无依托，无归宿。
我们这一代人当年大都经历过理想的转折。问题是在原有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已经被证明是虚幻的以后，还要不要、还能不能建立起新的、更靠得住的价值信念和理想追求。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根本的、最困扰的大问题。
好奇心和求知欲
“文革”之后家里境遇特别不好，父亲过世了，当时母亲、哥哥都患有癌症，护理病人都是我在承担，没有时间读书，也没有时间考学。我没上过大学，也没有研究生、博士生学位，我所有的职称都是破格升上来的，靠的是成果。我是个只有中专文凭的博士生导师。
刚回到中国美院时，系里评助教，把我们的画挂起来评，我画了四扇屏的荷花，还有一条用白描画的横卷，细细长长的，是下乡时的写生。当时江丰老先生（著名版画家、美术教育家）正好来杭州看见了我的画，他说，你画的画比你爸爸画得好。可能是因为我的写生画得很写实。系里的章祖安先生看了我的画说：你的写意花卉当中有情韵，是你的特点，这是跟你老头子不太一样的地方，老头子有霸气，你的画也不弱，但是你比老头子更有情韵。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也有道理。
整个80年代我都是在十分繁忙的状态中度过的。最主要是忙于处理父亲的身后之事，同时在浙江美院兼顾理论与上课，以及潘天寿纪念馆的建设。费尽周折调查和斡旋了几年，在1984年我们把追回的120幅潘天寿作品捐赠给了国家。我整理了父亲的很多诗稿，完成了《潘天寿评传》的撰写，后来还在全国办了“潘天寿书画展”的巡展。
1996年4月我接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1年6月接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已经做了十几年的美术学院院长工作了。这两个美术学院都是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中宝贵的财产，我诚惶诚恐，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说起来一言难尽，用于我个人作画尤其是创作大幅作品上的时间实在是很少。
我百分之七十时间花在学校上，其他百分之三十的时间才分配在艺术创作上。我做事情特别快，不快不行呀，要不然我做不了这么多事情，白天得管学校的事，得开会。我快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前面讲的给三亚世界小姐设计服装，40件服装，我三个晚上画完了。这次展览的一件多媒体装置作品《雪融残荷》，从有这个想法实现作品，总共就七天。
很多老朋友见了我也说我怎么能保持这么充沛的精力？其实从小到大我一贯如此，一干活就兴奋，干完了马上躺下睡着了。我工作时要把家里人全部赶走，我有自己独立的工作室，别人不能在里面干扰我。家里人已经养成习惯不管我了，什么时候吃饭也不叫我，我也不让他们送过来。所以我是个没有生活享受的人，我最大的放松就是这件事做做，那件事做做，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当中去，对我来说就是休息。
到现在为止我对很多事还有巨大的好奇心，好奇心至少说明我心理上是一点都不守旧的。我不上网，不用微信、微博，但我对现在流行的审美趣味都挺关心的，甚至对时尚、对新的词汇我也愿意去学习。我喜欢跟孩子们相处，非常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我跟他们的思维完全可以对接的。
我是一个求知的欲望很浓烈的人，坐飞机是我最好的学习时间，我都带着书，或者写东西。在知识方面的某一个问题，如果我没有解答，我会一直放在心理，我会用20年的时间来寻找答案，只要在我脑子中这个问题建立起来了，我就不会丢掉它，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我想如果哪一天我因为开始研究宇宙飞船而让别人震惊，这恐怕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吧。
我以前对人说过，我把自己的艺术作品和其他的事情一样，都看成是我生命的痕迹。其实现在我也可以讲，我当美术学院的院长，其实也是我的整体艺术作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