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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公众的影响，是大众传播思想史上一个永远令人纠结又一直具备生命力的话题。
我们不妨先回望八九十年前发生在美国的一场著名辩论，辩论的一方是政论家、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另一方是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前者的《公众舆论》是畅销的经典；后者则是胡适的老师。
彼时，一战结束不久。战争宣传最容易操纵民众的情绪，鼓动集体的爱国狂热，再加上电影、广播等新传播技术的发展、公关行业的兴起、科学心理学的应用，大规模的宣传战在各国上演。美国民众受其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这令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李普曼非常失望。他在《公众舆论》中强调了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不可信任。
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非常复杂，但现代人没时间也没心思去关注他们生活的世界。人们头脑中对世界的印象和真实的外部世界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各种传统、偏见、情绪左右了公众舆论，公众舆论“要么愚昧，要么专断，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
情况如此糟糕，怎么办？李普曼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这个传播技术日益发达、社会生活日益复杂的年代，公众变得越来越糊涂，还是忘记天真的民主幻想吧，理性的辩论根本不存在，只能选择相信精英，因为他们掌握了科学、专业的方法。
但杜威不这么认为。他虽然同意李普曼对现代社会的诊断，但坚决不同意精英统治。杜威认为，只有启蒙公众才是唯一的出路，而公众本身并不是无可救药的。他特别强调传播媒介的作用，认为媒体的角色应该是让公众对公共事务产生兴趣。
杜威还提出：公众只要能共同积极参与，就能管好他们自己的事务。公众的不参与常常不是因为无兴趣或无能力，而是因为在专制的或精英统治的政治制度下养成了冷漠和懒惰的习惯。
如今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如果李普曼和杜威活到今天，他们会对互联网给公众带来的变化如何评价？
也许李普曼会说：今天的互联网只不过再次证明了公众的昏庸，他们以为自己变得更强大了，但其实还是被权力和资本的力量蒙骗着、被牵着鼻子走——他们以为微博让自己有了力量，但真正放声大笑的是那些微博营销者和那些擅长自我炒作的意见领袖；他们以为自己在享受越来越智能的网络服务，但这些服务实际上正让他们丧失一些基本的能力；他们以为信息的海量、迅捷传播让自己受益匪浅，可以轻松占有古往今来的所有知识，但其实，社交网络、定制新闻的发展，正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偏狭，越来越活在自己的观念世界和情绪世界里，看不到构建开放社会的可能……互联网时代的人，是又一批“幻象公众”。新技术的发展，再一次为精英主义背书。
也许杜威会反驳：不应如此悲观，这些问题的确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情况是可以改进的。既然我们期待一个民主社会，那么就应该对普通人的能力保持信心，相信经过学习，人人都有依靠理性做出判断的能力。更何况，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的确为我们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比如，信息的自由流通，对人素养的提升大有帮助；依托于互联网的新的组织形式，让公众的民主参与有了新的可能；在互联网技术的帮助下，新型社会的构建也拥有了许多便利。
如同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问题一样，李普曼和杜威之争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究竟同意谁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见识，乃至不同的信念、不同的人生态度。尽管技术对人带来不少负面冲击，但我们应该对人的力量心存乐观。
3月28日，66岁的石宗源在北京逝世，最早发布这个消息的，不是他最后任职的单位，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官方网站；而就在不久前结束的2013年全国“两会”上，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重组成新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巧合的是，石宗源与自己曾经任职过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一样，都已离我们而去。
正部级的首任署长
1946年7月出生的石宗源是河北保定人，但幼时生活在四川雅安。那时家境不好，小小年纪的他就要给家里捡拾煤渣。艰难的生活培养了他坚毅的性格，石宗源具有承担感，为官口碑甚佳，逝世之后网上是一片怀念之声。
虽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今年全国“两会”大部制改革方案获批之时就已经不复存在，但该机构仍然成立了石宗源的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并由原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主任薛松岩和相关人员负责相关事宜。
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莫蕴慧则撰文怀念，“大家都从心里认可和感激他，以至于他去贵州多年，我们仍然把他看作我们的署长，而把贵州省委书记的岗位看作是他的副业。”
在没有任何行政命令的情况下，莫蕴慧放弃了多天前安排的一个重要会议，赶去八宝山送别石宗源。“那天8点半左右到达八宝山后，发现已是满满一院子的人，五六人一排的队伍排了200多米。这是我见过的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告别仪式。那天我几乎见到了我所认识的所有在京的出版界人士。其中有些人一天前刚刚出差去外地，知道消息后都立即乘机返回了，想必是怕错过与石署长的最后一次告别吧。”
与石宗源接触过的一线记者亦对其有良好印象。2005年8月6日，报业竞争力年会在京举办，石宗源参加并发表主题演讲。在接受记者采访后，石宗源和在场的记者合影留念。最后，石还不忘对《中国经营报》的摄影记者茅硕说：“摄影师你辛苦了，我跟你合个影。”
传媒对石宗源的特别关注，与他长达12年的宣传工作背景有关。1993年，石任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五年后，他调往吉林省，任吉林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2000年9月，石宗源出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在其任上，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01年3月改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升格为正部级单位。
就在石宗源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期间，中国纸媒在市场化浪潮中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在石宗源离任后，中央对其评价是“到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后，在推进新闻出版改革、加强出版物监管、促进版权事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讲了几个石宗源的事例：“上世纪80年代，上面发了一个文件，说各级政府可不设党组，有人同意，有人不赞成却不便说出，宗源却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后来此文件被收回了，而宗源的此举，却在知情的党政干部中传为佳话。此外，在新闻出版署的那次升格过程中，宗源对干部的安排既坚持原则，又关怀备至，虽说不是‘水涨船高’，却在实际上做到了普遍提升，而这些同志在其后总署工作中也做到了尽职尽责。”
2005年12月，即将满60岁的石宗源离开北京，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却没想到那里有一个人生的“劫难”等着他。
“绕不开”的瓮安
从某种意义上说，石宗源这个名字，进入更多人视线，是因为2008年奥运前夕的贵州瓮安事件。评论人士指出，如果不是“这件事”，石宗源极有可能会像其他地方的省委书记一样，安然度过仕途上的最后时光，然后退休。
在事件平息的第二天，石宗源出现在瓮安街头。他当众严厉批评瓮安干部，把骚乱定性为“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扭转了之前地方政府将事件看成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定调。
石宗源认为，政府在对待示威群众时表现出的简单武断的方式激化了双方的矛盾，石宗源给自己打了不及格的50分，这是一个官员自我评价罕见的低分。“瓮安事件惊动了境内外，对贵州的形象、对我们国家的形象，都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作为贵州省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石宗源曾对这个50分如此解释。
他更直言：若瓮安事件发生反复，自己将向中央请辞。
出乎意料的是，媒体对他的反应都还不错。有媒体甚至称他开启了一条“开明维稳之路”。但除了舆论的赞扬，石宗源在瓮安事件中突破范式的意义，在地方官场中并没有获得更多的肯定。
2008年7月，瓮安事件已尘埃落定，石宗源好友、甘肃电视台都市频道总监马进祥到贵州看望他。石宗源告诉老友，他压力很大，瓮安之事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
“他说处理瓮安事件其实担了很大的风险，一不留神就会引火烧身。”马进祥说，石宗源一方面担心事情处理不好，另一方面又担心对官员批评过度，触动官场，会在同僚中授人以柄。
保护青山绿水也是政绩
其实，相较于瓮安事件，石宗源更受争议的是他那个“保护青山绿水也是政绩”发展理念。2005年贵州GDP增速为12.7%，刚创下了21年来的最高，为全国第14位。这年年初，中央领导人视察贵州，贵州上下提出要实现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年尾赴任的石宗源，无疑被地方干部寄托了带领贵州高速发展的期待。
令人想不到的是，2006年贵州GDP增速虽然仍达到了12.8%，但全国仅为第22。石宗源有一个观点，贵州的老百姓很纯朴、很老实、但是也很有创造力和潜力。三农问题不是搞花架子，什么给农民实惠，什么受农民欢迎就搞什么，各地的发展要因地、因人、因时至宜。
纵观石宗源任内，贵州GDP增速始终平缓，其中自然有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在西部省份中，贵州的发展指数仍然靠后，而且增速排名始终徘徊在20名左右，再未超过2005年。但石宗源始终强调，如果没有条件保护，宁肯不开发，宁愿交给下一届政府等有条件了再做。
“石这种人，官至高位实在少见”
2010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对贵州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职务作了调整：时年不到65岁的石宗源不再担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而与他一同被调离的，还有时任贵州省长林树森。
有媒体指出，在贵州，“欠发达、欠开发”的基本省情，让官员的发展愿望更为强烈。一些干部对石宗源的一系列做法颇有微词。
马进祥说，“石的个性太强，不会圆滑，不会世故，官至高位实在是少见”。
在瓮安事件时，石宗源批评瓮安县委书记王勤的情况汇报“自我批评少、解释情节过程多，分析原因少”。当时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省委书记严肃批评一个县委书记，不仅一针见血，而且不留情面，确实是动了真格。
这一点在贵州官场时也是如此。接近石宗源的人士说，石宗源很看不惯原省政协主席黄瑶（后因严重违纪被查处）的作为，就是在公开场合都会揶揄“黄主席”两句。
石宗源生前一直在微博上潜水。投资人简直在微博上说，石宗源关注着上千人，但自己仅发布了一条微博，就两个字：“种花”。
由于石宗源的回族身份，其家人还按照回民习俗为其办理了后事。他的挽联则是——“驾鹤难回，遗踪踏遍，甘吉京黔神州大地万里云山犹在望；骑鲸采石，尘缘了却，教科文卫新闻出版百年功业未终篇”。据马进祥在微博中讲述，石宗源的亲友见证了其回归自然的全程，并将其安葬在北京市回民公墓。
我们不妨先回望八九十年前发生在美国的一场著名辩论，辩论的一方是政论家、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另一方是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前者的《公众舆论》是畅销的经典；后者则是胡适的老师。
彼时，一战结束不久。战争宣传最容易操纵民众的情绪，鼓动集体的爱国狂热，再加上电影、广播等新传播技术的发展、公关行业的兴起、科学心理学的应用，大规模的宣传战在各国上演。美国民众受其影响，表现出强烈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这令作为自由主义者的李普曼非常失望。他在《公众舆论》中强调了公众舆论的脆弱、摇摆、不可信任。
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非常复杂，但现代人没时间也没心思去关注他们生活的世界。人们头脑中对世界的印象和真实的外部世界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各种传统、偏见、情绪左右了公众舆论，公众舆论“要么愚昧，要么专断，总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
情况如此糟糕，怎么办？李普曼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在这个传播技术日益发达、社会生活日益复杂的年代，公众变得越来越糊涂，还是忘记天真的民主幻想吧，理性的辩论根本不存在，只能选择相信精英，因为他们掌握了科学、专业的方法。
但杜威不这么认为。他虽然同意李普曼对现代社会的诊断，但坚决不同意精英统治。杜威认为，只有启蒙公众才是唯一的出路，而公众本身并不是无可救药的。他特别强调传播媒介的作用，认为媒体的角色应该是让公众对公共事务产生兴趣。
杜威还提出：公众只要能共同积极参与，就能管好他们自己的事务。公众的不参与常常不是因为无兴趣或无能力，而是因为在专制的或精英统治的政治制度下养成了冷漠和懒惰的习惯。
如今进入了互联网时代，如果李普曼和杜威活到今天，他们会对互联网给公众带来的变化如何评价？
也许李普曼会说：今天的互联网只不过再次证明了公众的昏庸，他们以为自己变得更强大了，但其实还是被权力和资本的力量蒙骗着、被牵着鼻子走——他们以为微博让自己有了力量，但真正放声大笑的是那些微博营销者和那些擅长自我炒作的意见领袖；他们以为自己在享受越来越智能的网络服务，但这些服务实际上正让他们丧失一些基本的能力；他们以为信息的海量、迅捷传播让自己受益匪浅，可以轻松占有古往今来的所有知识，但其实，社交网络、定制新闻的发展，正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偏狭，越来越活在自己的观念世界和情绪世界里，看不到构建开放社会的可能……互联网时代的人，是又一批“幻象公众”。新技术的发展，再一次为精英主义背书。
也许杜威会反驳：不应如此悲观，这些问题的确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情况是可以改进的。既然我们期待一个民主社会，那么就应该对普通人的能力保持信心，相信经过学习，人人都有依靠理性做出判断的能力。更何况，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的确为我们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比如，信息的自由流通，对人素养的提升大有帮助；依托于互联网的新的组织形式，让公众的民主参与有了新的可能；在互联网技术的帮助下，新型社会的构建也拥有了许多便利。
如同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问题一样，李普曼和杜威之争其实没有标准答案。究竟同意谁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见识，乃至不同的信念、不同的人生态度。尽管技术对人带来不少负面冲击，但我们应该对人的力量心存乐观。
3月28日，66岁的石宗源在北京逝世，最早发布这个消息的，不是他最后任职的单位，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官方网站；而就在不久前结束的2013年全国“两会”上，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重组成新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巧合的是，石宗源与自己曾经任职过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一样，都已离我们而去。
正部级的首任署长
1946年7月出生的石宗源是河北保定人，但幼时生活在四川雅安。那时家境不好，小小年纪的他就要给家里捡拾煤渣。艰难的生活培养了他坚毅的性格，石宗源具有承担感，为官口碑甚佳，逝世之后网上是一片怀念之声。
虽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今年全国“两会”大部制改革方案获批之时就已经不复存在，但该机构仍然成立了石宗源的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并由原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主任薛松岩和相关人员负责相关事宜。
人民音乐出版社社长莫蕴慧则撰文怀念，“大家都从心里认可和感激他，以至于他去贵州多年，我们仍然把他看作我们的署长，而把贵州省委书记的岗位看作是他的副业。”
在没有任何行政命令的情况下，莫蕴慧放弃了多天前安排的一个重要会议，赶去八宝山送别石宗源。“那天8点半左右到达八宝山后，发现已是满满一院子的人，五六人一排的队伍排了200多米。这是我见过的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告别仪式。那天我几乎见到了我所认识的所有在京的出版界人士。其中有些人一天前刚刚出差去外地，知道消息后都立即乘机返回了，想必是怕错过与石署长的最后一次告别吧。”
与石宗源接触过的一线记者亦对其有良好印象。2005年8月6日，报业竞争力年会在京举办，石宗源参加并发表主题演讲。在接受记者采访后，石宗源和在场的记者合影留念。最后，石还不忘对《中国经营报》的摄影记者茅硕说：“摄影师你辛苦了，我跟你合个影。”
传媒对石宗源的特别关注，与他长达12年的宣传工作背景有关。1993年，石任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五年后，他调往吉林省，任吉林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2000年9月，石宗源出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在其任上，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01年3月改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升格为正部级单位。
就在石宗源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期间，中国纸媒在市场化浪潮中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在石宗源离任后，中央对其评价是“到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后，在推进新闻出版改革、加强出版物监管、促进版权事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讲了几个石宗源的事例：“上世纪80年代，上面发了一个文件，说各级政府可不设党组，有人同意，有人不赞成却不便说出，宗源却明确提出反对意见。后来此文件被收回了，而宗源的此举，却在知情的党政干部中传为佳话。此外，在新闻出版署的那次升格过程中，宗源对干部的安排既坚持原则，又关怀备至，虽说不是‘水涨船高’，却在实际上做到了普遍提升，而这些同志在其后总署工作中也做到了尽职尽责。”
2005年12月，即将满60岁的石宗源离开北京，出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却没想到那里有一个人生的“劫难”等着他。
“绕不开”的瓮安
从某种意义上说，石宗源这个名字，进入更多人视线，是因为2008年奥运前夕的贵州瓮安事件。评论人士指出，如果不是“这件事”，石宗源极有可能会像其他地方的省委书记一样，安然度过仕途上的最后时光，然后退休。
在事件平息的第二天，石宗源出现在瓮安街头。他当众严厉批评瓮安干部，把骚乱定性为“一起单纯的民事案件酿成一起严重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扭转了之前地方政府将事件看成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定调。
石宗源认为，政府在对待示威群众时表现出的简单武断的方式激化了双方的矛盾，石宗源给自己打了不及格的50分，这是一个官员自我评价罕见的低分。“瓮安事件惊动了境内外，对贵州的形象、对我们国家的形象，都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作为贵州省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石宗源曾对这个50分如此解释。
他更直言：若瓮安事件发生反复，自己将向中央请辞。
出乎意料的是，媒体对他的反应都还不错。有媒体甚至称他开启了一条“开明维稳之路”。但除了舆论的赞扬，石宗源在瓮安事件中突破范式的意义，在地方官场中并没有获得更多的肯定。
2008年7月，瓮安事件已尘埃落定，石宗源好友、甘肃电视台都市频道总监马进祥到贵州看望他。石宗源告诉老友，他压力很大，瓮安之事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
“他说处理瓮安事件其实担了很大的风险，一不留神就会引火烧身。”马进祥说，石宗源一方面担心事情处理不好，另一方面又担心对官员批评过度，触动官场，会在同僚中授人以柄。
保护青山绿水也是政绩
其实，相较于瓮安事件，石宗源更受争议的是他那个“保护青山绿水也是政绩”发展理念。2005年贵州GDP增速为12.7%，刚创下了21年来的最高，为全国第14位。这年年初，中央领导人视察贵州，贵州上下提出要实现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年尾赴任的石宗源，无疑被地方干部寄托了带领贵州高速发展的期待。
令人想不到的是，2006年贵州GDP增速虽然仍达到了12.8%，但全国仅为第22。石宗源有一个观点，贵州的老百姓很纯朴、很老实、但是也很有创造力和潜力。三农问题不是搞花架子，什么给农民实惠，什么受农民欢迎就搞什么，各地的发展要因地、因人、因时至宜。
纵观石宗源任内，贵州GDP增速始终平缓，其中自然有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在西部省份中，贵州的发展指数仍然靠后，而且增速排名始终徘徊在20名左右，再未超过2005年。但石宗源始终强调，如果没有条件保护，宁肯不开发，宁愿交给下一届政府等有条件了再做。
“石这种人，官至高位实在少见”
2010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对贵州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职务作了调整：时年不到65岁的石宗源不再担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而与他一同被调离的，还有时任贵州省长林树森。
有媒体指出，在贵州，“欠发达、欠开发”的基本省情，让官员的发展愿望更为强烈。一些干部对石宗源的一系列做法颇有微词。
马进祥说，“石的个性太强，不会圆滑，不会世故，官至高位实在是少见”。
在瓮安事件时，石宗源批评瓮安县委书记王勤的情况汇报“自我批评少、解释情节过程多，分析原因少”。当时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省委书记严肃批评一个县委书记，不仅一针见血，而且不留情面，确实是动了真格。
这一点在贵州官场时也是如此。接近石宗源的人士说，石宗源很看不惯原省政协主席黄瑶（后因严重违纪被查处）的作为，就是在公开场合都会揶揄“黄主席”两句。
石宗源生前一直在微博上潜水。投资人简直在微博上说，石宗源关注着上千人，但自己仅发布了一条微博，就两个字：“种花”。
由于石宗源的回族身份，其家人还按照回民习俗为其办理了后事。他的挽联则是——“驾鹤难回，遗踪踏遍，甘吉京黔神州大地万里云山犹在望；骑鲸采石，尘缘了却，教科文卫新闻出版百年功业未终篇”。据马进祥在微博中讲述，石宗源的亲友见证了其回归自然的全程，并将其安葬在北京市回民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