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资本的发展历程，是中国民营资本的缩影。从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开始呈现一种不可重复性，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今天，温州资本已是海量，呈浩荡之势。
　　经过二三十年的积累，温州分布在全国的资本已经达到7500亿至8000亿之间。(温州市统计局提供的《温州市2009年1～5月份主要统计指标》显示，温州的社会资金总计有7390.36亿元。)
　　排山倒海的民间资本阵营中，温州民间资本表现出先知先觉的过人之处，以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温州资本的风吹草动，频频成为民间资本投资的风向标。近年来，从炒房、炒煤、炒黄金，到炒棉、炒电、炒矿产，折射出温州资本的流动轨迹。然而，近年来，冲劲十足的海量温州民间资本遭遇了不少危机：海外，温州资本被套迪拜等地产投资，俄罗斯灰色清关让巨额温州资本折戟；国内，山西煤矿让此前参与煤矿投资的温州资本如陷深渊，而随着国内房地产调控政策实施，温州购房团也遭遇当头棒喝。
　　路在何方，温州资本陷入迷茫与焦灼中，路似乎越走越窄。温州资本投资出口越来越难找，与下列因素相关。
　　一方面，温州资本最早的安身立命之地——制造业，利润越来越薄，具有逐利天性的温州资本鱼贯而出。随着经济环境的日益严峻，低成本、低利润、缺乏自主品牌、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负面效应开始显现，难抵扑面而来的高成本挑战。我们看看依靠贴牌生产的企业，获得的利润微乎其微：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是10美元，在中国的离岸价格为2美元，刨除1美元是管理费和运输费、0.65美元的来料费，剩下的0.35美元才是贴牌生产的毛利。利润空间日益逼仄，附加值低、免疫力差的中国制造首当其冲，率先进入微利甚至亏损时代。温州企业喊转型多年，但大部分企业并没有脱胎换骨的变化。无利可图，大批温州资本逃离制造业。
　　另一方面，制造业之外的领域，尤其是能源、矿产、金融等领域，现实的玻璃门仍然高高竖起，对民营资本的恐惧还在作祟。对民营资本的恐惧，被打上深深的时间烙印。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民营资本一旦被发现便被毫不留情地斩草除根，足见社会对民营资本的忌惮。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对民营资本的忌惮仍然大量存在。2004年仅郎成平的几篇文章，就将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的正向博弈——“国退民进”搅得天翻地覆，引致社会对民营资本甚至市场经济大张旗鼓的讨伐。近年来，也不断冒出温州资本退出煤炭行业，进入石油领域不得要领等尴尬。可见，社会对民营资本的忌惮尚未消退。
　　我认为，民营资本在投资空间上难有质的突破，归根到底，在于既得利益者排挤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民营资本，导致民营资本被边缘化。
　　基于政治考虑与权威规定，国有企业率先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如果民营资本不在市场门口虎视眈眈，他们会一家独大，占有绝对垄断。而一旦民营资本获准进入，国有企业就面临着与民营资本争夺资源、资金与人力的挑战，自然不开心。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民间资本，频频从政府文件的“大门”中跳进某领域，但又无奈从现实的“窗口”跳出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有，股市是吸引大批温州资本的重地。然而，中国股市“赌”性太强。股市在很大程度上被异化为圈钱市，融资成为中国股市最重要的功能。中国股市市盈率高达60倍，西方世界20％～25％的市盈率只能望其项背。股票与上市公司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股价可以偏离公司的营业状况，能瞬间膨胀，也会一泻千里。在“赌”性过强的股市里玩水，如果不具备专业的博弈之术，温州资本的规模再大，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此外，温州资本本身也错过了不少时代机遇，如互联网等新兴经济。一旦错过，再想追赶，难免亦步亦趋，与竞争者贴身肉搏，即使头破血流，也未必成功占有一席之地。
　　当人们将“房价高”，“绿豆吃不起”，“大蒜买不起”这一笔笔账算到以温州资本为代表的民营资本头上时，或许我们还应该考虑到温州资本投资出口太少这一现实因素。如果温州资本能畅通无阻地进入各个投资领域，他们也就不会一味只和人们的“衣食住行”较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