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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底，在党中央“开發山区，建设山区”的伟大号召下，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同志带领省直机关部分干部、转业军官和城市知识青年，来到方志敏等革命烈士曾洒下鲜血的德兴县山区，创建了大茅山垦殖场。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这个以林为主的国营垦殖场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曾名扬全省乃至全国。
我是1958年从部队转业来到大茅山垦殖场的。在这里，我和场里的干部、职工享受过创业带来的欢乐与喜悦，也经历了“文革”中垦殖场被诬蔑为“牛鬼蛇神”的“防空洞”，一度被“五马分尸”，总场机关被撤销，7个分场和1个化工厂被划走，人才大量外流带来的迷惘与痛苦。在全场职工的强烈要求和不懈努力下。几年后，大茅山垦殖场重新恢复。在这以后，我担任过大茅山林业中学校长、书记，为培养农场急需的各类人才呕心沥血，尽了微薄之力。后来，我虽然调到上饶师院工作，并在那里退休，但每每回忆起已逝的日子。最让我魂牵梦绕、刻骨铭心的，还是在大茅山的那些日子。
1974年元宵之夜，时任大茅山垦殖场总场场长马魁同志赶到龙头山分场找我个别谈话。他以军人惯有的作风，出言直奔主题：“渔塘农场因没有农技人才，稻瘟病导致水稻产量锐减；因缺森林防病灭虫害人才，不少林场大面积虫害无法遏制；因配备不齐会计而导致你们分场年终财务决算有误；各中小学英语教师缺口很大，英语课开设不了……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我们垦殖场捞不到，找人去学又难找到文化高合适的人选。你说说我这个场长心急不心急呢?你也算是我们的半个‘教育专家’了，想听听你的意见和想法，并打算让你‘挂帅’来解决这些问题……”1974年3月，场党委作出决定，在原龙头山分场“五•七”中学和花桥分场“五•动与各位场领导、部门科室的同志交流沟通，并主动与持反对意见的人对话，听他们的“训导”和“批评教育”。由于在整个垦殖场内逐渐形成了有利林业中学办学的舆论氛围，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害怕众怒难犯，也不敢再公开坚持自己的意见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组织上和我的压力，林业中学的办学方案终于可以实现。
我们根据大茅山现有的人才结构情况，决定在高中段开设林业班、会计班，并依托总场医院开设医生培训班，依托总场党校基地开办英语培训班。这个信息一经传出，整个大茅山沸腾了，广大职工及其子女高兴啊!大茅山是座峰峦叠嶂的大山，当时偏远的农林场职工子女读高小，要翻山越岭走十几华里路，读半工半读的初中，最远的要走70华里。现如今自己的孩子将来有可能当技术员、会计或医生，哪能不眉开眼笑呢?
随之而来是师资的问题。我历来笃信“专家治校”、“专家育人”。要办好林业中学，没有一批学有专长的人当教师，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大茅山垦殖场不是没有这样的人，而是他们大都被發配到最基层的队组当劳动力使用，接受“监督改造”了。公开下调令调他们到学校做教师，组织上有难处，怎么办?我采取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如调用“右派分子”某某到我校农业队种蔬菜，调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某某到我校后勤组养猪，等等。用这样的办法，把当时一名颇有名气的中央财大硕士生毕业的会计师、一名当年美国军事顾问团驻南昌办事处的英语翻译，以及南京林学院、江西农大的一些本科毕业生，相继调入我校。这一策略其实并不高明，当时也有很大阻力。我所以能坚持。是因为有总场领导和许多干部职工在背后支持。
他们这些人调入学校后，我们安排他们分别担任各专业班的老师或实习指导老师。所缺教材能买则买，买不到的就由他们各自编写并负责刻写油印、装订成册發给学生学习使用。学校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学生一律住校，夜间也有课。这些老师除了授课、辅导外，对个别基础差的学生，还要为他们补习初中课程。学校两周只休息一天，而仅有的这么一点自由支配时间，这些老师们也大多用在了案头上。实习时学生们分得很散，这些老师们靠一双脚，从一个分场转向另一个分场，渴了喝一口山泉，饿了啃一口干粮。我常常被他们所感动，并由衷地敬佩他们。而当时，我能做的就是，为他们煮些红薯或芋头，权当“宵夜”。
两年后，孩子们在这些老师们的严格教导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被分配到各农林场分场，接受实践的检验。所谓严师出高徒，很快他们就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让人瞩目的业绩。在后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林业班毕业的人大多数担任了各分公司的经营管理主管，一人任总公司副总；财务班毕业的一大半考上会计师并担任各分场及场办大中型企业主办会计，两人考上注册会计师，其中一人后来还荣任深圳农發行副行长：英语班和医生班的毕业生也硕果累累，他们早已是各分场、厂矿中小学的把关老师、医院主治大夫，现在他们或是学校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或是医院院长、副院长、主任医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孩子——大茅山二代子女完全撑起了一片天。
改革开放已走过30多年，祖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茅山垦殖场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的地盘和人员已于本世纪初全部移交给德兴市。几十年来，大茅山垦殖场的领导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我也和许多人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可我们为它留下了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思考的问题。
责编／木艮
我是1958年从部队转业来到大茅山垦殖场的。在这里，我和场里的干部、职工享受过创业带来的欢乐与喜悦，也经历了“文革”中垦殖场被诬蔑为“牛鬼蛇神”的“防空洞”，一度被“五马分尸”，总场机关被撤销，7个分场和1个化工厂被划走，人才大量外流带来的迷惘与痛苦。在全场职工的强烈要求和不懈努力下。几年后，大茅山垦殖场重新恢复。在这以后，我担任过大茅山林业中学校长、书记，为培养农场急需的各类人才呕心沥血，尽了微薄之力。后来，我虽然调到上饶师院工作，并在那里退休，但每每回忆起已逝的日子。最让我魂牵梦绕、刻骨铭心的，还是在大茅山的那些日子。
1974年元宵之夜，时任大茅山垦殖场总场场长马魁同志赶到龙头山分场找我个别谈话。他以军人惯有的作风，出言直奔主题：“渔塘农场因没有农技人才，稻瘟病导致水稻产量锐减；因缺森林防病灭虫害人才，不少林场大面积虫害无法遏制；因配备不齐会计而导致你们分场年终财务决算有误；各中小学英语教师缺口很大，英语课开设不了……大中专毕业生分配我们垦殖场捞不到，找人去学又难找到文化高合适的人选。你说说我这个场长心急不心急呢?你也算是我们的半个‘教育专家’了，想听听你的意见和想法，并打算让你‘挂帅’来解决这些问题……”1974年3月，场党委作出决定，在原龙头山分场“五•七”中学和花桥分场“五•动与各位场领导、部门科室的同志交流沟通，并主动与持反对意见的人对话，听他们的“训导”和“批评教育”。由于在整个垦殖场内逐渐形成了有利林业中学办学的舆论氛围，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害怕众怒难犯，也不敢再公开坚持自己的意见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组织上和我的压力，林业中学的办学方案终于可以实现。
我们根据大茅山现有的人才结构情况，决定在高中段开设林业班、会计班，并依托总场医院开设医生培训班，依托总场党校基地开办英语培训班。这个信息一经传出，整个大茅山沸腾了，广大职工及其子女高兴啊!大茅山是座峰峦叠嶂的大山，当时偏远的农林场职工子女读高小，要翻山越岭走十几华里路，读半工半读的初中，最远的要走70华里。现如今自己的孩子将来有可能当技术员、会计或医生，哪能不眉开眼笑呢?
随之而来是师资的问题。我历来笃信“专家治校”、“专家育人”。要办好林业中学，没有一批学有专长的人当教师，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时大茅山垦殖场不是没有这样的人，而是他们大都被發配到最基层的队组当劳动力使用，接受“监督改造”了。公开下调令调他们到学校做教师，组织上有难处，怎么办?我采取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如调用“右派分子”某某到我校农业队种蔬菜，调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某某到我校后勤组养猪，等等。用这样的办法，把当时一名颇有名气的中央财大硕士生毕业的会计师、一名当年美国军事顾问团驻南昌办事处的英语翻译，以及南京林学院、江西农大的一些本科毕业生，相继调入我校。这一策略其实并不高明，当时也有很大阻力。我所以能坚持。是因为有总场领导和许多干部职工在背后支持。
他们这些人调入学校后，我们安排他们分别担任各专业班的老师或实习指导老师。所缺教材能买则买，买不到的就由他们各自编写并负责刻写油印、装订成册發给学生学习使用。学校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学生一律住校，夜间也有课。这些老师除了授课、辅导外，对个别基础差的学生，还要为他们补习初中课程。学校两周只休息一天，而仅有的这么一点自由支配时间，这些老师们也大多用在了案头上。实习时学生们分得很散，这些老师们靠一双脚，从一个分场转向另一个分场，渴了喝一口山泉，饿了啃一口干粮。我常常被他们所感动，并由衷地敬佩他们。而当时，我能做的就是，为他们煮些红薯或芋头，权当“宵夜”。
两年后，孩子们在这些老师们的严格教导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被分配到各农林场分场，接受实践的检验。所谓严师出高徒，很快他们就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让人瞩目的业绩。在后来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林业班毕业的人大多数担任了各分公司的经营管理主管，一人任总公司副总；财务班毕业的一大半考上会计师并担任各分场及场办大中型企业主办会计，两人考上注册会计师，其中一人后来还荣任深圳农發行副行长：英语班和医生班的毕业生也硕果累累，他们早已是各分场、厂矿中小学的把关老师、医院主治大夫，现在他们或是学校校长、副校长、教导主任，或是医院院长、副院长、主任医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孩子——大茅山二代子女完全撑起了一片天。
改革开放已走过30多年，祖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茅山垦殖场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的地盘和人员已于本世纪初全部移交给德兴市。几十年来，大茅山垦殖场的领导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我也和许多人一样，只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可我们为它留下了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当思考的问题。
责编／木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