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原是我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以下简称《经典丛书》）写的总序。当时初无长篇大论之想，只不过写着写着，收不住了，竣稿的时候，连同注解差不多有六万字。因此朋友说我是在学梁任公，当年任公先生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就写了五万多字，“篇幅几与原书埒”，结果不得不向蒋书“宣告独立”，自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
　　然则又确有不同。任公先生的序一九二○年十月写就，十二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的这篇序完稿于一九九六年二月，如今已过去整整十年。中间不是没有过想出单行本的念头，终因种种缘由而作罢。其实主要是需要有比较充裕的时间从头到尾重新增补改润。此序文《中华读书报》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刊载时，就用了《中国现代学术要略》（以下简称《要略》）的题目。看到的师友以及一些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不少打来电话或写来了信。至今我保留的信札仍有三十余通。
　　一九九六年年底，恰好李泽厚从海外回来，他看了文章之后，说不妨开个小会，找几位友人一起议一议这篇文章。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就在一九九七年二月十六日，在我家中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学术恳谈会。戴逸、李慎之、庞朴、汤一介、李泽厚、余敦康、王俊义、雷颐诸位先生，一一应邀而至。我所在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梁治平、何怀宏、任大援也参加了座谈。可惜王元化先生不在北京，否则我也会烦劳他的大驾。都是有备而来，谈得异常热烈，甚至有争论争吵。下午十五点开始，至十八点半意犹未尽，晚餐时继续谈。这些人物聚在一起，尽管有茶有饭，招待不谓不周，可一定不要指望他们都讲好话。好话自然也有，我作为文章作者和恳谈会招集人，更愿意听他们的攻错，看他们的机锋，当然无须隐瞒，也很愿意看他们吵架。做学问的人抬学问杠，特别有趣。大约一九九四年或者一九九五年，在杭州开会。我当时因写《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一文，正对学术独立着迷，发言时便强调各司其业，学者不一定耗时费力去管学术以外的事情，不妨“天下兴亡，匹夫无责”。王元化听后大惊，不待我讲完就插话说：“梦溪呵！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如果‘匹夫无责’，你还办《中国文化》干吗？”朱维铮说：“知识分子讲的话，当政者不听，与制定政策无关，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刘梦溪的意见，‘天下兴亡’，我们‘无责’。”
　　我以为这次谈我的一篇文章，而且是家庭的小环境，朱维铮也不在场，不至于吵架。不料谈着谈着语调不对了。庞朴说：“你写大师，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你是仰着看的。马一浮，是神仙了，这不行。不光马一浮，所有人，你都是仰着看。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要有这个魄力，这是个大毛病。”余敦康表示反对，说：“过了半个世纪，重新接受民国时期的经典，大有好处。鲁迅说，一个苍蝇，拍了一下，绕了一个圈儿，又回来了。二十世纪，从一八九七年算起到一九九七年，这一百年我们耽误了太多的时间。说仰视，没有俯视——我们受到的教育，最糟的就是只有俯视，没有仰视。你汤一介、庞朴，都是俯视。你有什么资格来俯视？”尽管都熟知敦康先生的学术脾气，还是没有想到出口会如此严厉。气氛不免紧张了一下。幸亏李慎之先生及时插话，说他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窥视”，大家都忍俊不禁地笑了。
　　戴逸先生给我的信里，只“报喜”，不“报忧”，这是从前一般信函的“规矩”。开会讨论就不同了，“忧”、“喜”都报，主要是“忧”，这也是学者不愿逾越的“规矩”。他手里拿着准备好的提纲，郑重地讲了四个问题。“喜”我不重复，摘几段“忧”给大家看。戴先生说：“对于学术，我认为既有独立性，又有功利性，但学术的功利性，应该如何表现？应该通过求真来达到服务现实。求真是第一位的，通过追求‘真’就能够对现实起作用。还有致用，这是老祖宗的传统。《资治通鉴》，不是直接致用，是通过历史的真实，司马光讲的真实。”他说：“看起来，学术与现实结合太紧，是中国学术的一个弱点。申请一个科研项目，首先看你有没有用。” 对于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戴先生尤其看重，他说：“唯物史观‘五四’传入，影响中国八十年之久，在座的没有人没受过影响。‘唯物论’起了什么作用？有多大成绩？我觉得不能避开。”他说：“没写入这个问题，是一个缺陷。避开不行，不管是什么原因。”戴先生是研究清史及近代史的学者，一向待人和气，即之也温，但讲起学术问题，他不含糊。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高水准的学术研讨和学术对话，只是这次修订成书，有关唯物论的内容我仍然没有写入，倒不是有意避开，而是那样写起来，要讲许许多多另外的问题。戴先生的教诲也许要等到我将来写更大的书的时候再有所补充了。没法形容我对与会师友们的感谢与感激，而且我知道，今后再不可能有这些人聚集在一起的学术恳谈了。因为李慎之先生已不在人世，没有他在场，大家会感到寂寞。
　　我与李慎之先生相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次纪念冯友兰的研讨会上，大事件刚刚过去，人们欲谈无话。李先生不同，依旧放言高论。我喜欢听他讲经过文化过滤的政坛掌故。一九九三年三月，我们一起出席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文化中国：理念与实际”国际学术研讨会，回来时搭乘同一架飞机，候机室里论学论治更容易增加彼此的了解。从此就经常见到李先生了。我们中国文化研究所以及《中国文化》杂志举办的学术活动，有的也请他参加。虽然他在文化问题上所持的“全球化”主张，许多致力于传统研究的学者不一定认同，但我个人颇偏爱他观察问题的宏阔眼光和无所顾忌以及“目无余子”的直言谠论。这次恳谈会请他光临，他愉快地答应。怕不好找，约好先到兆龙饭店。我准时去接，他已经在等了。我们一起走的时候，他说最近腿有些不便，但还在谈近来他特别关注的问题。我的《要略》他显然看得不够仔细，所以发言时不能完全对上口径，例如以为我使用的“现代”一词是从明代开始等等。但学术敏感告诉他，他不能同意我的许多观点。会后通电话，他说他要写文章与我商讨。他认为我对什么是现代学术没有加以分梳。我同样敏感地发现，他的观点其实相当混乱，如果写文章，我不回答不好，回答则容易停留在澄清和说明的惯常的所谓论争的地平线上。二十多年前，我有过同时与好几位了得的人物做车轮论争的“失败”经验，深知真理不是愈辩愈明，恰恰相反，如果承认愈辩愈糊涂庶几接近世情物相。
　　李先生是我素所喜欢的人（喜欢他明言快论的君子之风），以此我雅不情愿与他发生所谓学术论争。何况本人当时天命之年已过，要做的事情正多，哪里有时间、兴趣、意气，与人争论自己已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的是非对错。对固然好；错如果是经过潜心研究而未到未明之错，于学理人心也不无裨益。李先生与我商榷的文章出来的时候，已是一九九八年的秋天，初步印象他是下功夫写出来的，提出了可以讨论的问题。大问题是怎样看待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晚清以来的百年中国一直存在、一直有争论的问题。我的《要略》，不妨也可以看做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这个问题所做的一个方面的探讨。所以重点讲的虽是现代学术、传统学术部分，所占比重也相当不小，第一章至第三章都是关于传统学术的内容。对此一大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读，再正常不过。例如李先生引用台湾前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先生的观点，主张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科技”一词概而括之，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以及认为“中国引进西学百年，迄今在技术上有相当的成就，在科学上却还没有太大的独创”等等，我完全能够认同。
　　但他说作为科学基石的“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除了“十年前《读书》杂志倡导的一次讨论”，“这十年，再也听不见同样的声音了”。这不符合事实。别人姑且不论，谨在下对此一问题，就曾多次著文申之论之。一九九一年我写的《“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一文（《中国文化》一九九二年秋季号），可以说是专门探讨此一问题的文章。我在该文章中写道：“在中国传统学术里，学术从来是一种手段，没有人把学术当做目的看待。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学术独立的传统。其实对研究学术的学者来说，学术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为了学术研究学术，为研究而研究。”而《要略》的写作，核心理念也是关乎“学术独立”四个字。开篇引严复的话：“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什么意思？严复是说，“学”须是以学为目的，而“术”不过是“弋声称，网利禄”的手段，如果只要手段，不要目的，学就不存在了。“翻新不如述旧”，引前人的言论，表达的不是我的意思吗？《要略》第十一章“中国现代学术的学术传统”，更明白晓示：“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大关键处，还在于对学术独立这个问题采取何种立场。”又说：“学术是否独立，首要的是能否把学问本身作为目的。”接着便引录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萧（公权）、朱（光潜）、冯（友兰）诸大家的论说，以为参证。我的这些观点都明白无误地写在李先生为之商榷的文章里，我只能相信，是由于报纸的字体太小，可能李先生没有看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