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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司生存靠钱，大公司生存靠道。摆不平道与术，常常使两栖动物的企业家折戟，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诸多创业型企业家悲剧的根源
黄光裕等知名企业家近一个时期的背运，又让我们想到了两栖动物这个词。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中穿梭的企业家，通常面临着两个世界、两种世界观带来的压力：一方面是东方，它有一套根植于本土传统的文化价值和行为方式，不容许你有偏离传统的个性；另一方面是西方世界，在那里整个世界观与习俗都是开放的，没有个性将没有生存的空间。两种世界观要求有两种行为模式，因为走出国门的企业家已经是名人，哪个世界都不容许他有丝毫错误。许多中国企业家，没有把握住两个方面的平衡，结果虽然做企业很成功，却赚了个里外不是人。
中国商人也是两栖动物
中国商人也是两栖动物。必须学会在满是暗礁的水域和道路纵横交叉的陆地上生存。中国企业家不得不同时跟两种世界打交道，一种是国际市场化的竞争和标准，另一种是适应中国土壤的一整套关系网和传统。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一个要求清正执著，阳光品牌；另一个则强调要五毒俱全、八面玲珑。两个世界的穿梭，需要随时变换形象与技巧。如果哪一回变换得不对，就有身败名裂的危险。
中国商人从来都不敢在一个贱商仇富的国度里莽撞行事。不知道什么地方冒出个权势人物或是不要命的主儿。同时还要防备着欺骗和背叛，重大生意或交易，一般没有笔录，没有第三者在场。于是中国商场上一些大的交易，多数都是比间谍还要神秘的单线联系，到处是“两不知”、“三不知”、“四不知”的拐点。这样的交道，重在口头轻视文字。绝不能像老美那样，把什么都写成备忘录，供人查看。中国企业家，要适应在这样的犄角旮旯生存，远不是一个政治家的名头就能代替的。在市场这块陆地上也不是那样简单。各种道路纵横交错，每一类道路比如高速、铁路、国道、省市道路、乡路、村路，都有着特定的规则。全球化、WTO，只能是在现有的商业运作中加入了更为普遍化的规则，但却不能替代其他规则。如果一个企业家，说声WTO来了，就忘乎所以，把先前的道道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去，那么，很快被抛弃的就是这个企业家本人了。
健力宝的变局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李经纬先前与三水市有关当局的关系并不坏，在WTO的感召下，想当一回破冰的勇士，于是提出了自己筹谋资金实行管理者收购。结果，在西方通行的方式，在中国南方广东则碰了壁。不只是达不到收购控制公司目标，反而还招惹了一身是非，一下子从英雄沦落为罪犯。反思起来，在聚光灯闪烁中度过大部分时光的李经纬，有了一种惯性，一种炫的冲动，他对旗帜有太多的迷恋，而丢掉了一名中国企业家最本质的东西：甘于忍受过程中的屈辱以达到既定目标。
两栖动物，最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没有哪一个成功企业家，没有得到政府上层的眷顾。哪怕你起步时没有引起注意，而一旦到了一定的位势，你不与上层建立相应的同盟，可能就不利于运作。毕竟中国经济的众多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甚至政府衙门的小保安，也有着显赫的权力：他可以决定你排队等多长时间。
中国商人的生态环境
柳传志有个著名的比喻“龟兔赛跑”意味深远。他指出，“跟西方企业的直接竞争态势，有点像龟兔赛跑。外国企业像兔子，中国企业像乌龟，乌龟和兔子赛跑，兔子不肯睡觉，乌龟就要做两件事。一件是如何向兔子学习，培养兔子基因；第二是利用赛跑的环境，比如在沼泽地里赛跑，才能获胜。我们制定战略就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
习惯绝望是比绝望的境地更可怕的事。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三国演义》中被捕获的阿斗，问他舒心吗？他说“很舒心，这里有好玩的，有好吃的，还有好女人”。中国商业领袖千万不能忘记，沼泽地并不是商业的正常状态，外面的世界也不是沼泽地；我们实不该满足沼泽地里的生存，必须有跳出沼泽地和在沼泽地外存活的本领。
我之所以欣赏柳传志的比喻，不在于龟兔赛跑中乌龟的小算计，而在于一名历经沧桑的商业领袖能够大胆地指出我们现在商业的生态：竟然是一片沼泽地！
既然这片沼泽地不是正常状态，是应该予以革新重建的范围，严肃的主体立刻摆在我们面前：这片沼泽地由什么构成？要革什么的命？建立什么样的生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合宜性是一面镜子
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不会想到自己是美还是丑，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品质，不可能思考自己情感和行为的合宜性和缺点，更不会去想自己心灵的美与丑。可是，一旦把这个人带入社会，他立刻就得到了在此之前缺少的镜子。透过这面镜子，他会看到自己感情的合宜或不合宜，会看到自己心灵的美与丑。这面镜子就是“公正的旁观者”。无论是一个自然人，还是一个企业，都不得不透过“公正的旁观者”，照看一下自己的外在的形象以及内在的“善良意志”，这是自然、人、社会和合的基础。“和合”，用亚当 斯密的概念就是“合宜性”。
把亚当 斯密合宜性的理论应用于研究企业，是一个不错的视角。借用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审慎地观察企业的方方面面，观察企业各个方面的合宜性。当一个企业不能跟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合宜了，是一种非合宜性；当一个企业跟员工和合作伙伴关系紧张了，阻碍企业发展了，是一种非合宜性；当一个企业不是为客户创造价值而是坑害客户，是一种非合宜性；当一个企业运作以损害社会的福利而营私，更是一种非合宜性。
小企业生存靠钱，大企业生存靠道。道法自然。“合宜性”是一个大企业生存的安全边界。一旦跨越这个边界，无论是跨越自己能力的边界，还是跨越了社会道德的边界，再强的资本大鳄都救不了你。美国的金融大鳄多牛,何等地不可一世？因为他们处心积虑圈别人钱害人，最后害了他们自己。他们连自己都没法救，哪里还顾得上救你？
一个企业或一个品牌，不管你确定了什么样的战略定位，不管你树立了什么样的民族大旗，不管你投入了怎样巨大的资金和资源，不管你在消费者中建立了多么响亮的品牌，只要你失去了“社会合宜性”，成了没有良心的“不良企业”，你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作为两栖动物，中国企业家在道与术上要有很好的权衡。黄光裕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大企业的生存法则，要明显区别于一个创业中小公司。那时你太渺小，搞一点伎俩没有人会太在意。而一旦公司做大了，企业行为就24小时360度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这时任何一点小的见不得人的伎俩，都可能成为导致宏伟大厦坍塌的蚁穴。
黄光裕等知名企业家近一个时期的背运，又让我们想到了两栖动物这个词。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中穿梭的企业家，通常面临着两个世界、两种世界观带来的压力：一方面是东方，它有一套根植于本土传统的文化价值和行为方式，不容许你有偏离传统的个性；另一方面是西方世界，在那里整个世界观与习俗都是开放的，没有个性将没有生存的空间。两种世界观要求有两种行为模式，因为走出国门的企业家已经是名人，哪个世界都不容许他有丝毫错误。许多中国企业家，没有把握住两个方面的平衡，结果虽然做企业很成功，却赚了个里外不是人。
中国商人也是两栖动物
中国商人也是两栖动物。必须学会在满是暗礁的水域和道路纵横交叉的陆地上生存。中国企业家不得不同时跟两种世界打交道，一种是国际市场化的竞争和标准，另一种是适应中国土壤的一整套关系网和传统。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一个要求清正执著，阳光品牌；另一个则强调要五毒俱全、八面玲珑。两个世界的穿梭，需要随时变换形象与技巧。如果哪一回变换得不对，就有身败名裂的危险。
中国商人从来都不敢在一个贱商仇富的国度里莽撞行事。不知道什么地方冒出个权势人物或是不要命的主儿。同时还要防备着欺骗和背叛，重大生意或交易，一般没有笔录，没有第三者在场。于是中国商场上一些大的交易，多数都是比间谍还要神秘的单线联系，到处是“两不知”、“三不知”、“四不知”的拐点。这样的交道，重在口头轻视文字。绝不能像老美那样，把什么都写成备忘录，供人查看。中国企业家，要适应在这样的犄角旮旯生存，远不是一个政治家的名头就能代替的。在市场这块陆地上也不是那样简单。各种道路纵横交错，每一类道路比如高速、铁路、国道、省市道路、乡路、村路，都有着特定的规则。全球化、WTO，只能是在现有的商业运作中加入了更为普遍化的规则，但却不能替代其他规则。如果一个企业家，说声WTO来了，就忘乎所以，把先前的道道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去，那么，很快被抛弃的就是这个企业家本人了。
健力宝的变局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李经纬先前与三水市有关当局的关系并不坏，在WTO的感召下，想当一回破冰的勇士，于是提出了自己筹谋资金实行管理者收购。结果，在西方通行的方式，在中国南方广东则碰了壁。不只是达不到收购控制公司目标，反而还招惹了一身是非，一下子从英雄沦落为罪犯。反思起来，在聚光灯闪烁中度过大部分时光的李经纬，有了一种惯性，一种炫的冲动，他对旗帜有太多的迷恋，而丢掉了一名中国企业家最本质的东西：甘于忍受过程中的屈辱以达到既定目标。
两栖动物，最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中国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没有哪一个成功企业家，没有得到政府上层的眷顾。哪怕你起步时没有引起注意，而一旦到了一定的位势，你不与上层建立相应的同盟，可能就不利于运作。毕竟中国经济的众多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甚至政府衙门的小保安，也有着显赫的权力：他可以决定你排队等多长时间。
中国商人的生态环境
柳传志有个著名的比喻“龟兔赛跑”意味深远。他指出，“跟西方企业的直接竞争态势，有点像龟兔赛跑。外国企业像兔子，中国企业像乌龟，乌龟和兔子赛跑，兔子不肯睡觉，乌龟就要做两件事。一件是如何向兔子学习，培养兔子基因；第二是利用赛跑的环境，比如在沼泽地里赛跑，才能获胜。我们制定战略就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
习惯绝望是比绝望的境地更可怕的事。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三国演义》中被捕获的阿斗，问他舒心吗？他说“很舒心，这里有好玩的，有好吃的，还有好女人”。中国商业领袖千万不能忘记，沼泽地并不是商业的正常状态，外面的世界也不是沼泽地；我们实不该满足沼泽地里的生存，必须有跳出沼泽地和在沼泽地外存活的本领。
我之所以欣赏柳传志的比喻，不在于龟兔赛跑中乌龟的小算计，而在于一名历经沧桑的商业领袖能够大胆地指出我们现在商业的生态：竟然是一片沼泽地！
既然这片沼泽地不是正常状态，是应该予以革新重建的范围，严肃的主体立刻摆在我们面前：这片沼泽地由什么构成？要革什么的命？建立什么样的生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合宜性是一面镜子
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不会想到自己是美还是丑，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品质，不可能思考自己情感和行为的合宜性和缺点，更不会去想自己心灵的美与丑。可是，一旦把这个人带入社会，他立刻就得到了在此之前缺少的镜子。透过这面镜子，他会看到自己感情的合宜或不合宜，会看到自己心灵的美与丑。这面镜子就是“公正的旁观者”。无论是一个自然人，还是一个企业，都不得不透过“公正的旁观者”，照看一下自己的外在的形象以及内在的“善良意志”，这是自然、人、社会和合的基础。“和合”，用亚当 斯密的概念就是“合宜性”。
把亚当 斯密合宜性的理论应用于研究企业，是一个不错的视角。借用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审慎地观察企业的方方面面，观察企业各个方面的合宜性。当一个企业不能跟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合宜了，是一种非合宜性；当一个企业跟员工和合作伙伴关系紧张了，阻碍企业发展了，是一种非合宜性；当一个企业不是为客户创造价值而是坑害客户，是一种非合宜性；当一个企业运作以损害社会的福利而营私，更是一种非合宜性。
小企业生存靠钱，大企业生存靠道。道法自然。“合宜性”是一个大企业生存的安全边界。一旦跨越这个边界，无论是跨越自己能力的边界，还是跨越了社会道德的边界，再强的资本大鳄都救不了你。美国的金融大鳄多牛,何等地不可一世？因为他们处心积虑圈别人钱害人，最后害了他们自己。他们连自己都没法救，哪里还顾得上救你？
一个企业或一个品牌，不管你确定了什么样的战略定位，不管你树立了什么样的民族大旗，不管你投入了怎样巨大的资金和资源，不管你在消费者中建立了多么响亮的品牌，只要你失去了“社会合宜性”，成了没有良心的“不良企业”，你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作为两栖动物，中国企业家在道与术上要有很好的权衡。黄光裕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大企业的生存法则，要明显区别于一个创业中小公司。那时你太渺小，搞一点伎俩没有人会太在意。而一旦公司做大了，企业行为就24小时360度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这时任何一点小的见不得人的伎俩，都可能成为导致宏伟大厦坍塌的蚁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