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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天然带有地缘政治属性。里约热内卢在本国系列危机下办奥运的无奈，如果被世人理解为一种“巴西诅咒”，毫无疑问会降低奥运在潜在主办者中的吸引力。
奥运、国家荣耀与国际声望是相互交织的，这一切都浸润着政治。能成功举办一届奥运会，不仅能体现主办国的国际化，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国家的现代性。图为2016年7月31日拍摄的里约奥运会射箭场。
“如果我现在就死了，我也感到人生值得。”2009年10月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时任巴西总统卢拉得知里约热内卢赢得2016年奥运主办权时说了这样的话。当时，卢拉总统激动得热泪盈眶：“巴西需要有这个机会，世界终于承认现在是巴西的时候了，是巴西的机会了。”如今，赴巴西看奥运，被嘲笑为“里约大冒险”。谁还记得卢拉总统，为了奥运曾现场飙泪？
里约奥运收获的吐槽，很可能不会比赞誉少。巴西的运气实在不太好：把有120多年历史的现代奥运首次迎到南美，却赶上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还遭遇到民主化30多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总统罗塞夫被停职了。正值盛会，现在不是揶揄巴西“悔不该当初”的时候。值得追问的是，什么原因让一国政治领导人觉得能主办奥运“死而无憾”？奥运与政治，在演绎着什么样的故事？
为什么是里约热内卢？这个城市是在击败美国芝加哥、日本东京以及西班牙马德里后赢得2016年奥运主办权的。与竞争对手们清一色的“发达”标签相比，无论在基础设施、城市治理、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甚至经济发展水平上，里约热内卢都不具备脱颖而出的绝对优势。但里约热内卢有一个“秒杀”对手的杀手锏—它是新兴国家的明星城市。
奥运是有明显地缘政治偏好的。对此，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马丁·穆勒曾有一番论述：当两大集团的冷战对抗式地缘政治被模糊不清、多极化的全球版图取代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崛起，给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赋予了新的地缘政治色彩。美国丹佛大学教授埃瑞卡·波尔森甚至认为，从2008年北京奥运开始，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终结了此前几乎被欧洲和北美国家垄断的历史。
奥运与世界杯，是全世界最为瞩目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如果以波尔森所说的2008年北京奥运为节点，直到2018年，这两大体育赛事几乎被金砖国家“包场”：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南非世界杯，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2014年巴西世界杯，2016年里约奥运，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仅有的两个例外是2012年的伦敦奥运与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毫无疑问，金砖国家引领了这波争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潮流。
奥运天然带有地缘政治属性。现代奥运诞生于欧洲绝非偶然，19世纪末的欧洲正是国际地缘政治的中心。现代奥运之父、法国贵族顾拜旦，选择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作为首届奥运（1896年）的举办地，更增添了西方文明中心的意涵。随后的三届奥运主办国（1900年法国、1904年美国、1908年英国），要么是当时的传统大国，要么是新兴强国。此后直到20世纪末，奥运的主办国90%以上都是西方国家。2001年，北京赢得奥运主办权，也是在这一年，“金砖四国”的概念登上国际舞台。
巴西在系列危机下办奥运的无奈，也是奥运地缘政治偏好的尴尬。赢得奥运主办权第二年，巴西GDP在取得7.5%的高增长率后，一路下滑至2015年的-3.8%；经济总量在2011年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六后，跌至2015年的世界第九。在此期间，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光环开始褪色。中国、印度、南非经济增长率都不同程度下降，巴西与俄罗斯则出现负增长—它们也是2015年世界GDP总量排名前15的国家中，仅有的两个经济负增长的国家。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光环褪色，是技术性暂停还是未来趋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西方主导的地缘政治版图是否会出现松动。以历史大视野来看，地缘政治版图如何变迁，也预示着下一波主办奥运的“接盘侠”可能会是哪些国家。
巴西为何如此迫切需要主办一场奥运会？“巴西已经摆脱了二流国家身份，进入了一流国家行列”，2009年卢拉总统在巴西赢得奥运主办权后说的这番话，道出了他喜极而泣的真实原因—巴西需要一场加冕礼。英国伯明翰大学研究体育与政治的学者乔纳森·格里斯认为，通过举办世界杯和奥运，巴西不仅想宣示其加入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边缘走到了核心地带，而且也希望表明自己从区域大国转身为全球大国。
国际奥委会成员数量（206个），比联合国成员国（193个）还多。没有哪个平台具有如此的国际代表性，也没有哪种活动能凝聚如此的国际聚焦度。在格里斯看来，大多数新兴国家之所以如此热衷主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都有这方面的动机。“它们需要宣示自己作为主要大国登上了国际舞台，或者传递已经‘毕业’，获得发达国家身份的信息。”
奥运、国家荣耀与国际声望是相互交织的，这一切都浸润着政治。能成功举办一届奥运会，不仅能体现主办国的国际化，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国家的现代性。在美国学者约瑟夫·奈1990年提出软实力概念后，这种国际化与现代性又与国家软实力挂上钩。这或许就是主办奥运对外宣示意义的政治逻辑链条。目前被停职的罗塞夫总统2011年曾在一次国会讲话中提到奥运，她说在巴西前进的道路上，不仅应确保经济增长，还需要对巴西在国际上的文化存在进行投资。
通过奥运向国际社会做政治宣示，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身份认同追求。这种追求，几乎与现代奥运的诞生同步。顾拜旦痛感于法兰西与普鲁士在战场上的血腥厮杀，抱着和平的初衷，劝两者到赛场上同台竞技。但最初几届奥运时期，欧美民族国家根基尚不牢固，参与和主办奥运被赋予了构建国家身份认同的政治功能。1908年伦敦奥运，民族恩仇似乎未消的英美之间“厮杀”尤为惨烈。
二战后，参加或主办包括奥运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被很多新兴独立国家作为提升国家凝聚力、构建国家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维克多·查，在《国际关系中体育的角色：国家重生与复兴》一文中写道，体育能产生超出体育本身的溢出效应，它在国家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国家身份的一个参照。这与意识形态无关，任何政治体制的国家，在不同阶段都有这方面的需求。不过，冷战高潮时期，美苏之间为了显示政治体制优越性的“体育冷战”，则是对奥运的一种过度的政治利用。
在里约奥运开幕式上，会出现一个特殊的方队，由10名难民组成的不代表任何国家的难民代表队。奥运与政治，总能做到与时俱进。难怪有人把奥运与政治的关系视为完美姻缘。当然，这里的“完美”无关是非评判，而是指两者关系的紧密程度，这已被奥运的历史证明。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难民代表队的出现，也反映了奥运在国际政治碎片化、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在未来方向上的迷茫。
办奥运有风险，巴西将成为新的案例。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学者拉斯·任兹曼看来，主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积极效应，往往会受到组织失败、国内或跨国抗议、经济成本、内外政治危机等诸多变量的影响。而他所罗列的这些变量，巴西几乎都遇到了。如果里约奥运变成“巴西诅咒”，毫无疑问会降低奥运在潜在主办者中的吸引力。而且，任兹曼还认为，这些体育赛事的影响可能被高估了，尤其是在社会政治身份和价值观上，“它们或许只在特定的时刻具有强化和动员国家身份的作用”。
通过奥运来强化国家身份认同的意愿，不可能再像历史上尤其是民族主义浪潮时期那样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特定时刻”已不复存在。而且，体育上的成功对一个国家形象的积极作用，在学术上还没有量化数据和理论上的支撑。不仅如此，政治决策者与学者们所热衷的利用体育政治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样未经实证性的理论研究，总体上还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论述。这是否意味着奥运已经走到历史的关口，奥运与政治的完美姻缘即将落幕？奥运与政治之间的故事将如何演绎，恐怕只有历史能回答。
奥运、国家荣耀与国际声望是相互交织的，这一切都浸润着政治。能成功举办一届奥运会，不仅能体现主办国的国际化，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国家的现代性。图为2016年7月31日拍摄的里约奥运会射箭场。
“如果我现在就死了，我也感到人生值得。”2009年10月2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奥委会会议上，时任巴西总统卢拉得知里约热内卢赢得2016年奥运主办权时说了这样的话。当时，卢拉总统激动得热泪盈眶：“巴西需要有这个机会，世界终于承认现在是巴西的时候了，是巴西的机会了。”如今，赴巴西看奥运，被嘲笑为“里约大冒险”。谁还记得卢拉总统，为了奥运曾现场飙泪？
里约奥运收获的吐槽，很可能不会比赞誉少。巴西的运气实在不太好：把有120多年历史的现代奥运首次迎到南美，却赶上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还遭遇到民主化30多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总统罗塞夫被停职了。正值盛会，现在不是揶揄巴西“悔不该当初”的时候。值得追问的是，什么原因让一国政治领导人觉得能主办奥运“死而无憾”？奥运与政治，在演绎着什么样的故事？
奥运地缘政治学
为什么是里约热内卢？这个城市是在击败美国芝加哥、日本东京以及西班牙马德里后赢得2016年奥运主办权的。与竞争对手们清一色的“发达”标签相比，无论在基础设施、城市治理、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甚至经济发展水平上，里约热内卢都不具备脱颖而出的绝对优势。但里约热内卢有一个“秒杀”对手的杀手锏—它是新兴国家的明星城市。
奥运是有明显地缘政治偏好的。对此，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马丁·穆勒曾有一番论述：当两大集团的冷战对抗式地缘政治被模糊不清、多极化的全球版图取代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国家的崛起，给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赋予了新的地缘政治色彩。美国丹佛大学教授埃瑞卡·波尔森甚至认为，从2008年北京奥运开始，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终结了此前几乎被欧洲和北美国家垄断的历史。
奥运与世界杯，是全世界最为瞩目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如果以波尔森所说的2008年北京奥运为节点，直到2018年，这两大体育赛事几乎被金砖国家“包场”：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南非世界杯，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2014年巴西世界杯，2016年里约奥运，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仅有的两个例外是2012年的伦敦奥运与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毫无疑问，金砖国家引领了这波争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潮流。
奥运天然带有地缘政治属性。现代奥运诞生于欧洲绝非偶然，19世纪末的欧洲正是国际地缘政治的中心。现代奥运之父、法国贵族顾拜旦，选择西方文明的摇篮希腊作为首届奥运（1896年）的举办地，更增添了西方文明中心的意涵。随后的三届奥运主办国（1900年法国、1904年美国、1908年英国），要么是当时的传统大国，要么是新兴强国。此后直到20世纪末，奥运的主办国90%以上都是西方国家。2001年，北京赢得奥运主办权，也是在这一年，“金砖四国”的概念登上国际舞台。
巴西在系列危机下办奥运的无奈，也是奥运地缘政治偏好的尴尬。赢得奥运主办权第二年，巴西GDP在取得7.5%的高增长率后，一路下滑至2015年的-3.8%；经济总量在2011年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六后，跌至2015年的世界第九。在此期间，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光环开始褪色。中国、印度、南非经济增长率都不同程度下降，巴西与俄罗斯则出现负增长—它们也是2015年世界GDP总量排名前15的国家中，仅有的两个经济负增长的国家。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光环褪色，是技术性暂停还是未来趋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西方主导的地缘政治版图是否会出现松动。以历史大视野来看，地缘政治版图如何变迁，也预示着下一波主办奥运的“接盘侠”可能会是哪些国家。
奥运的政治基因
巴西为何如此迫切需要主办一场奥运会？“巴西已经摆脱了二流国家身份，进入了一流国家行列”，2009年卢拉总统在巴西赢得奥运主办权后说的这番话，道出了他喜极而泣的真实原因—巴西需要一场加冕礼。英国伯明翰大学研究体育与政治的学者乔纳森·格里斯认为，通过举办世界杯和奥运，巴西不仅想宣示其加入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边缘走到了核心地带，而且也希望表明自己从区域大国转身为全球大国。
国际奥委会成员数量（206个），比联合国成员国（193个）还多。没有哪个平台具有如此的国际代表性，也没有哪种活动能凝聚如此的国际聚焦度。在格里斯看来，大多数新兴国家之所以如此热衷主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都有这方面的动机。“它们需要宣示自己作为主要大国登上了国际舞台，或者传递已经‘毕业’，获得发达国家身份的信息。”
奥运、国家荣耀与国际声望是相互交织的，这一切都浸润着政治。能成功举办一届奥运会，不仅能体现主办国的国际化，还能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国家的现代性。在美国学者约瑟夫·奈1990年提出软实力概念后，这种国际化与现代性又与国家软实力挂上钩。这或许就是主办奥运对外宣示意义的政治逻辑链条。目前被停职的罗塞夫总统2011年曾在一次国会讲话中提到奥运，她说在巴西前进的道路上，不仅应确保经济增长，还需要对巴西在国际上的文化存在进行投资。
通过奥运向国际社会做政治宣示，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身份认同追求。这种追求，几乎与现代奥运的诞生同步。顾拜旦痛感于法兰西与普鲁士在战场上的血腥厮杀，抱着和平的初衷，劝两者到赛场上同台竞技。但最初几届奥运时期，欧美民族国家根基尚不牢固，参与和主办奥运被赋予了构建国家身份认同的政治功能。1908年伦敦奥运，民族恩仇似乎未消的英美之间“厮杀”尤为惨烈。
二战后，参加或主办包括奥运在内的国际体育赛事，被很多新兴独立国家作为提升国家凝聚力、构建国家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者维克多·查，在《国际关系中体育的角色：国家重生与复兴》一文中写道，体育能产生超出体育本身的溢出效应，它在国家构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是国家身份的一个参照。这与意识形态无关，任何政治体制的国家，在不同阶段都有这方面的需求。不过，冷战高潮时期，美苏之间为了显示政治体制优越性的“体育冷战”，则是对奥运的一种过度的政治利用。
完美姻缘落幕？
在里约奥运开幕式上，会出现一个特殊的方队，由10名难民组成的不代表任何国家的难民代表队。奥运与政治，总能做到与时俱进。难怪有人把奥运与政治的关系视为完美姻缘。当然，这里的“完美”无关是非评判，而是指两者关系的紧密程度，这已被奥运的历史证明。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难民代表队的出现，也反映了奥运在国际政治碎片化、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在未来方向上的迷茫。
办奥运有风险，巴西将成为新的案例。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学者拉斯·任兹曼看来，主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积极效应，往往会受到组织失败、国内或跨国抗议、经济成本、内外政治危机等诸多变量的影响。而他所罗列的这些变量，巴西几乎都遇到了。如果里约奥运变成“巴西诅咒”，毫无疑问会降低奥运在潜在主办者中的吸引力。而且，任兹曼还认为，这些体育赛事的影响可能被高估了，尤其是在社会政治身份和价值观上，“它们或许只在特定的时刻具有强化和动员国家身份的作用”。
通过奥运来强化国家身份认同的意愿，不可能再像历史上尤其是民族主义浪潮时期那样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特定时刻”已不复存在。而且，体育上的成功对一个国家形象的积极作用，在学术上还没有量化数据和理论上的支撑。不仅如此，政治决策者与学者们所热衷的利用体育政治提升国家软实力，同样未经实证性的理论研究，总体上还是一个模糊不清的论述。这是否意味着奥运已经走到历史的关口，奥运与政治的完美姻缘即将落幕？奥运与政治之间的故事将如何演绎，恐怕只有历史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