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各种网络用语、时下现象他都耳熟能详；在他的微博上，“80后”、“90后”粉丝活跃不断
本刊记者提起黄志坚教授，无论是曾经受教于他的学生，还是听过他的讲座或曾参与他的社会调查的青年人，都把他看作是一位忘年的朋友。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不愧为青年人的益友良师。说起他的书室“常青斋”名称的由来，他讲了一席“五常”的自勉：常怀青年心态；常思青年发展；常随青年足迹；常交青年朋友；常助青年超越。如今，尽管他已是耄耋之年，依然精力充沛，风趣不改，一言一笑中凝聚着青春和智慧。他笑称接受我的采访，“是一场80后与80后的对话”。
青年研究一直是黄志坚研究共青团理论中一个重头。即使退休后，他的研究始终未曾中断，而且愈加集中精力在自己有积累有兴趣的学术园地继续耕耘。“我对这项事业太热爱了，多年的积累，多年的习惯，情难以舍。”
黄志坚的人生岁月，与共青团密不可分。1950年1月，十八岁的黄志坚走上共青团工作岗位。他做了近五年团的基层工作后，1954年到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前身）学习并留校任教，此后一直从事共青团工作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回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他感慨良多：“在历史的长河中，57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我最感欣慰的是走上了研究共青团学问的道路，与共青团事业的发展相随，为党和国家团结教育青年的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
由做基层工作转到理论研究
上个世纪50年代，黄志坚在江西省德安县开展青年团工作，先后担任团县委书记，团九江地委任组织部长兼地直机关团委书记。1954年9月，他收到了中央团校的入学通知。
中央团校创立于1948年9月，是中国共青团的最高学府，全团干部教育和培训的中心。那时的培训对象是全国团地、市委部长以上干部，由团中央分配学员名额至各省、市、自治区委，再由各团省、市、自治区委按条件选调入学。获得这份珍贵的学习机会，黄志坚打心底里“充满了欣喜与自豪”。
1954年9月，第7期培训班开课。正是从这一期开始，中央团校转为“正规化教学”。即从以往的短期培训、报告式教学，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团的专业知识，学制一年。
在中央团校，黄志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撰写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1955年2月，哲学课程学习结束后，黄志坚被校部抽调上来做教学工作。最初是到马列主义教研室，不久，时任团中央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的胡耀邦同志提出，要加强青年团工作理论研究，中央团校为进一步加强青年团专业理论知识的教学和研究，于1955年底建立团课教研室（1956年改名为青年团工作教研室，后又改名为青年工作教研室）。原马列主义教研室取消，大部份成员转到团课教研室，黄志坚就是其中一员。
“进中央团校学习是我一生发展中极为珍贵的一个机遇。”黄志坚自此由做基层工作转到理论研究，从一名实际工作者转向从事青年团的理论研究与教学。从中央团校团课教研室到青年工作教研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青少年研究所、最后到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他与青年团理论的教学与研究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共青团事业有学问
进入团课教研室之初，黄志坚曾经有过茫然。“当年一说到团课，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学校内部，不少人都不以为然：‘青年团能讲出什么理论来啊？青年团不就是搞搞活动，跳跳蹦蹦吗？哲学，政治经济学，那才是学问。’我当时也曾有过疑惑。”
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他对当初的那些质疑不以为意了。“越钻研越觉得，共青团工作里面学问很深。”
研究共青团的学问，黄志坚是从研究青年运动历史起步的。在早期团课教学活动中，他负责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历史简况》讲义，讲授《“五四”以来中国革命青年运动发展概况》。这段时间编写的讲义、讲稿和发给学员的打印稿，他至今仍然保留着。“关于青运史的这些研究，可以说是我研究共青团学问奠立的第一块基石。”
从青运史研究开始，他的研究领域又扩展到团的建设和团的工作研究方面。开始为学员讲授青年团的组织建设，农村青年团工作的形势、任务和方法，保证党对团的领导，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课程。
在大量的历史文献研究和对现实工作的调查研究过程中，黄志坚慢慢悟到一个道理：“世事洞明皆学问。”“世上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将其规律揭示出来，系统化，不就是学问吗？”“研究虫子的有昆虫学，研究花木的有园艺学，研究万物之灵的人尤其是思维最活跃、能量最大、创造力最旺盛的青年人，怎么能没有规律可循？怎么会没有学问？”
本着这个理念，他在研究的深化中，逐渐把目光集注于青年。“青年是共青团工作的对象，对共青团的研究离不开对青年的研究”。但在改革开放以前，他还没有想到将青年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教研室当时主要的工作是收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论述，收集、研究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有关青年和青年工作的论点，并整理、编印成册。虽然也开始意识到应该运用多学科知识、多角度研究青年和青年工作，教研室也开始进修和应用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但“文革浩劫”的到来严重阻碍了这一研究进程。
青年学科的开拓建设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气氛为之一新，国外的一些学术资讯、研究方法涌入，开阔了共青团理论研究者的眼界。
1980年代初，青年工作教研室近30年青年和青年工作研究的积累首先结出了硕果——黄志坚主编的《共青团工作理论》教材出版。这本教材分析了青年的特点，对共青团工作的特有规律进行了探索，初步形成了共青团工作的科学理论体系。出版后成为中央团校以及地方各级团校的规范教材，各级团委培训团干部广泛使用。一些开设共青团工作理论课的高等院校也以此为教材。
1984年，罗马尼亚青年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马赫列尔出版的第一本青年学专著传入我国，引起了黄志坚等人的注意。“随着共青团对青年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宽，领域越来越深，加上新时期青年自身发展成长的新特征，以及青年工作科学化的呼唤，我们看到了青年研究学科化的发展趋势。” 原本只是把对青年的研究作为共青团工作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今受到启发，黄志坚带领教研室的团队开始着手准备建立中国的青年学学科。不过他觉得条件还不完全具备，“要发展成为一门学科，那时我的预计至少还要再有5年的努力。”
此时，一个新的因素加速了我国青年研究向学科化迈进。1985年12月，在中央团校基础上建立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正式成立，1986年开始招收全日制本科生。中央团校的青年工作教研室转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青年工作系首开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对建立青年学学科、编写青年学等青字号教材有着紧迫的需求。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前两学年为基础教育，学习公共课，第三学年起学习专业课。开设什么专业课？当时手上只有一本专业课教材，就是出版不久的《共青团工作理论》。本科教育不能只有一门专业课啊！作为系主任，黄志坚压力很大。他开始思考青年工作理论学科群的建立，计划开设青年学、青年思想教育学、青年组织学、中外青年比较、共青团工作理论等五门专业课。
教材建设刻不容缓。黄志坚与教研室团队集中精力研究青年学的学科建设，还吸收上海、四川、河北等地的几位学者共同参与编写大纲。经过多方讨论修改后，黄志坚主编的《青年学》于1988年问世，一出版，立即得到国家教委思想政治教育司的肯定，列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必修课，并指定这本教材。同年，《青年学》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优秀政治理论读物二等奖。随后，《青年思想教育学》（安国启主编）、《青年组织学》（黄志坚主编穆宪副主编）、《中外青年比较》（黄志坚主编），相继出版，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思 想政治教育专业专业课教材建设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作为青年学的首位教授，黄志坚感受至深的是恩格斯的一句名言：“社会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高峰。”他经常听到青年研究者这样的询问：“黄老师，您给我出个研究题目吧”，或是“您说我应该做个什么研究课题？”他的回答常常是：“研究什么课题，最好是到实践中去找。青年中的热点，青年工作中的难点，青年研究中的薄弱点，应该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重点。”
黄志坚对青年群体一直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关注。青年学习与成才，青年的择业与就业、青年的生活方式、青年的消费与时尚、青年的代际交往与社交、青年婚恋的变化、青年的异常行为等，都是他关注的领域；各种网络用语、时下现象他都耳熟能详；在他的微博上，“80后”、“90后”粉丝活跃不断。
“我比较勤奋，重视积累资料，凡是对研究青年有用的资料和信息，我都会仔细地收录起来。”他的书房有一个资料库，是他50多年来收集的剪报、摘抄和随记等，分为五十多个类别。拉开卡片柜的每个小抽屉，可以看到一张张有序排列的卡片和每个小类的导卡。如“青年文化”类的导卡就记载有：“青年文化学”、“青年亚文化”、“网络世代”、“青春偶象”、“超女现象”、“青年流行语”……等各类鲜活信息。
在黄志坚看来，青年研究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青年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的需要，党和政府都有必要深入体察，进而采取对应的政策和决策。共青团深入了解自己的工作对象，才不会无的放矢。想青年所想，急青年所需。是理论研究的重点，更是共青团活动覆盖到全体青年的现实需要。”
本刊记者提起黄志坚教授，无论是曾经受教于他的学生，还是听过他的讲座或曾参与他的社会调查的青年人，都把他看作是一位忘年的朋友。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不愧为青年人的益友良师。说起他的书室“常青斋”名称的由来，他讲了一席“五常”的自勉：常怀青年心态；常思青年发展；常随青年足迹；常交青年朋友；常助青年超越。如今，尽管他已是耄耋之年，依然精力充沛，风趣不改，一言一笑中凝聚着青春和智慧。他笑称接受我的采访，“是一场80后与80后的对话”。
青年研究一直是黄志坚研究共青团理论中一个重头。即使退休后，他的研究始终未曾中断，而且愈加集中精力在自己有积累有兴趣的学术园地继续耕耘。“我对这项事业太热爱了，多年的积累，多年的习惯，情难以舍。”
黄志坚的人生岁月，与共青团密不可分。1950年1月，十八岁的黄志坚走上共青团工作岗位。他做了近五年团的基层工作后，1954年到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前身）学习并留校任教，此后一直从事共青团工作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回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他感慨良多：“在历史的长河中，57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我最感欣慰的是走上了研究共青团学问的道路，与共青团事业的发展相随，为党和国家团结教育青年的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
由做基层工作转到理论研究
上个世纪50年代，黄志坚在江西省德安县开展青年团工作，先后担任团县委书记，团九江地委任组织部长兼地直机关团委书记。1954年9月，他收到了中央团校的入学通知。
中央团校创立于1948年9月，是中国共青团的最高学府，全团干部教育和培训的中心。那时的培训对象是全国团地、市委部长以上干部，由团中央分配学员名额至各省、市、自治区委，再由各团省、市、自治区委按条件选调入学。获得这份珍贵的学习机会，黄志坚打心底里“充满了欣喜与自豪”。
1954年9月，第7期培训班开课。正是从这一期开始，中央团校转为“正规化教学”。即从以往的短期培训、报告式教学，转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团的专业知识，学制一年。
在中央团校，黄志坚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撰写读书笔记和学习心得。1955年2月，哲学课程学习结束后，黄志坚被校部抽调上来做教学工作。最初是到马列主义教研室，不久，时任团中央书记兼中央团校校长的胡耀邦同志提出，要加强青年团工作理论研究，中央团校为进一步加强青年团专业理论知识的教学和研究，于1955年底建立团课教研室（1956年改名为青年团工作教研室，后又改名为青年工作教研室）。原马列主义教研室取消，大部份成员转到团课教研室，黄志坚就是其中一员。
“进中央团校学习是我一生发展中极为珍贵的一个机遇。”黄志坚自此由做基层工作转到理论研究，从一名实际工作者转向从事青年团的理论研究与教学。从中央团校团课教研室到青年工作教研室、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青少年研究所、最后到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他与青年团理论的教学与研究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共青团事业有学问
进入团课教研室之初，黄志坚曾经有过茫然。“当年一说到团课，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学校内部，不少人都不以为然：‘青年团能讲出什么理论来啊？青年团不就是搞搞活动，跳跳蹦蹦吗？哲学，政治经济学，那才是学问。’我当时也曾有过疑惑。”
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他对当初的那些质疑不以为意了。“越钻研越觉得，共青团工作里面学问很深。”
研究共青团的学问，黄志坚是从研究青年运动历史起步的。在早期团课教学活动中，他负责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历史简况》讲义，讲授《“五四”以来中国革命青年运动发展概况》。这段时间编写的讲义、讲稿和发给学员的打印稿，他至今仍然保留着。“关于青运史的这些研究，可以说是我研究共青团学问奠立的第一块基石。”
从青运史研究开始，他的研究领域又扩展到团的建设和团的工作研究方面。开始为学员讲授青年团的组织建设，农村青年团工作的形势、任务和方法，保证党对团的领导，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课程。
在大量的历史文献研究和对现实工作的调查研究过程中，黄志坚慢慢悟到一个道理：“世事洞明皆学问。”“世上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将其规律揭示出来，系统化，不就是学问吗？”“研究虫子的有昆虫学，研究花木的有园艺学，研究万物之灵的人尤其是思维最活跃、能量最大、创造力最旺盛的青年人，怎么能没有规律可循？怎么会没有学问？”
本着这个理念，他在研究的深化中，逐渐把目光集注于青年。“青年是共青团工作的对象，对共青团的研究离不开对青年的研究”。但在改革开放以前，他还没有想到将青年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教研室当时主要的工作是收集、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青年和青年工作的论述，收集、研究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有关青年和青年工作的论点，并整理、编印成册。虽然也开始意识到应该运用多学科知识、多角度研究青年和青年工作，教研室也开始进修和应用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但“文革浩劫”的到来严重阻碍了这一研究进程。
青年学科的开拓建设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气氛为之一新，国外的一些学术资讯、研究方法涌入，开阔了共青团理论研究者的眼界。
1980年代初，青年工作教研室近30年青年和青年工作研究的积累首先结出了硕果——黄志坚主编的《共青团工作理论》教材出版。这本教材分析了青年的特点，对共青团工作的特有规律进行了探索，初步形成了共青团工作的科学理论体系。出版后成为中央团校以及地方各级团校的规范教材，各级团委培训团干部广泛使用。一些开设共青团工作理论课的高等院校也以此为教材。
1984年，罗马尼亚青年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马赫列尔出版的第一本青年学专著传入我国，引起了黄志坚等人的注意。“随着共青团对青年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宽，领域越来越深，加上新时期青年自身发展成长的新特征，以及青年工作科学化的呼唤，我们看到了青年研究学科化的发展趋势。” 原本只是把对青年的研究作为共青团工作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今受到启发，黄志坚带领教研室的团队开始着手准备建立中国的青年学学科。不过他觉得条件还不完全具备，“要发展成为一门学科，那时我的预计至少还要再有5年的努力。”
此时，一个新的因素加速了我国青年研究向学科化迈进。1985年12月，在中央团校基础上建立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正式成立，1986年开始招收全日制本科生。中央团校的青年工作教研室转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青年工作系首开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对建立青年学学科、编写青年学等青字号教材有着紧迫的需求。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前两学年为基础教育，学习公共课，第三学年起学习专业课。开设什么专业课？当时手上只有一本专业课教材，就是出版不久的《共青团工作理论》。本科教育不能只有一门专业课啊！作为系主任，黄志坚压力很大。他开始思考青年工作理论学科群的建立，计划开设青年学、青年思想教育学、青年组织学、中外青年比较、共青团工作理论等五门专业课。
教材建设刻不容缓。黄志坚与教研室团队集中精力研究青年学的学科建设，还吸收上海、四川、河北等地的几位学者共同参与编写大纲。经过多方讨论修改后，黄志坚主编的《青年学》于1988年问世，一出版，立即得到国家教委思想政治教育司的肯定，列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必修课，并指定这本教材。同年，《青年学》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优秀政治理论读物二等奖。随后，《青年思想教育学》（安国启主编）、《青年组织学》（黄志坚主编穆宪副主编）、《中外青年比较》（黄志坚主编），相继出版，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思 想政治教育专业专业课教材建设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作为青年学的首位教授，黄志坚感受至深的是恩格斯的一句名言：“社会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高峰。”他经常听到青年研究者这样的询问：“黄老师，您给我出个研究题目吧”，或是“您说我应该做个什么研究课题？”他的回答常常是：“研究什么课题，最好是到实践中去找。青年中的热点，青年工作中的难点，青年研究中的薄弱点，应该是我们研究工作的重点。”
黄志坚对青年群体一直保持着与时俱进的关注。青年学习与成才，青年的择业与就业、青年的生活方式、青年的消费与时尚、青年的代际交往与社交、青年婚恋的变化、青年的异常行为等，都是他关注的领域；各种网络用语、时下现象他都耳熟能详；在他的微博上，“80后”、“90后”粉丝活跃不断。
“我比较勤奋，重视积累资料，凡是对研究青年有用的资料和信息，我都会仔细地收录起来。”他的书房有一个资料库，是他50多年来收集的剪报、摘抄和随记等，分为五十多个类别。拉开卡片柜的每个小抽屉，可以看到一张张有序排列的卡片和每个小类的导卡。如“青年文化”类的导卡就记载有：“青年文化学”、“青年亚文化”、“网络世代”、“青春偶象”、“超女现象”、“青年流行语”……等各类鲜活信息。
在黄志坚看来，青年研究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青年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的需要，党和政府都有必要深入体察，进而采取对应的政策和决策。共青团深入了解自己的工作对象，才不会无的放矢。想青年所想，急青年所需。是理论研究的重点，更是共青团活动覆盖到全体青年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