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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贝萨隆是拜占廷帝国灭亡前后逃往意大利的众多拜占廷学者中的代表人物。本文通过具体分析贝萨隆在意大利传播希腊文化的各种活动，阐述拜占廷学者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拜占廷学者，贝萨隆，文艺复兴，影响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9—0051—05
15世纪中期，拜占廷帝国灭亡前后许多拜占廷学者逃往意大利，在威尼斯甚至出现了希腊侨居地。逃亡到意大利的拜占廷学者以其丰富的古典文化知识，推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对于这个不争的史实，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对于拜占廷学者如何影响意大利文艺复兴，国内学者却鲜有论及。本文以拜占廷著名学者、红衣主教贝萨隆为例，对这一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贝萨隆的生平介绍
贝萨隆(Bessarion)1403年出生于特雷庇隆(Trebizond，今土耳其东北部一省)，13岁时被送到君士坦丁堡接受宗教训练，在那里学习希腊文学、哲学，可能还有修辞学，稍后跟随主教约翰尼斯·考塔蒙努斯(Johannes Chortasmenos)学习神学。贝萨隆年轻时就已经展现出卓越的外交天赋。1426年，年仅23岁的贝萨隆作为拜占廷帕列奥列格王朝皇帝约翰八世(John VIII，1425—1448年在位)的外交官出访。1431—1433年，贝萨隆在米斯特拉(Mistra)学习数学和柏拉图哲学，指导他的就是著名的柏拉图主义者吉米斯托斯·普莱松(GemistosPletho)。贝萨隆从普莱松那里学会了利用古代和拜占廷中世纪注释传统来研读柏拉图原文。跟随普莱松学习几年之后，贝萨隆又回到君士坦丁堡并很快受到教会的赏识，开始在教会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实上，1431年他已经成为一名教士。
贝萨隆是个东西方教会合并论者，作为尼西亚的大主教，他竭力劝说拜占廷皇帝约翰八世参加1438—1439年在费拉拉一佛罗伦萨举行的两大教会和解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年轻的贝萨隆是东正教700人代表团中6名发言人之一，并且是首轮会议的演讲者。会议期间他还撰写了《不管任何理由我不赞同与拉丁分离》(I do not judgeit right to separate from the Latins in spite of all plausiblereasons)。贝萨隆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教会联合的协商进程，而且征服了拉丁西方人。仅仅在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几个月后，他就被罗马教皇任命为红衣主教，这意味着他必须脱离东正教。处于15世纪中期的拜占廷，贝萨隆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已经将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团团包围，拜占廷帝国的灭亡已成定局。如果他不想听命于即将到来的土耳其人，那么他就只能离开自己的国家脱离东正教，逃往拉丁西方。
1440年，底贝萨隆回到了佛罗伦萨，初至意大利，贝萨隆最大的愿望就是东西方教会可以和解，教皇能够派遣拉丁人组成的十字军去拯救拜占廷。即使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后，贝萨隆仍未放弃最后的希望，而是加倍地努力促使其实现。然而，他的请求总是得不到教皇的支持，尤其是1464年以后，由于和教皇保罗二世的关系疏远，他在教会事务中的地位下降，组建十字军依然无望。因此，从15世纪50年代到1472年去世期间，贝萨隆将主要精力投入古典文化的西传，他希望在拉丁西方保留拜占廷东方的古典文化遗产，以备将来拜占廷复国之用。
1443年后，贝萨隆离开佛罗伦萨到罗马定居，除了作为教皇使节出访法国、德国、那不勒斯以外，贝萨隆的余生都是在意大利度过的。他的家几乎成为一个学术研究中心，希腊著作在这里被译成拉丁文，柏拉图哲学和其他学问以亲密的对话形式讨论着，先后出现在这里的著名的拜占廷学者有赛奥多·加扎(Theodore Gaza)、约翰·阿基罗保罗斯(John Argyropoulos)、哲学家特雷庇隆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詹那斯·拉丝凯利斯(JanusLascafis)、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Demctrios Chal-condyles)、安德罗尼克斯·考利斯陶斯(Andronicos Cal-1istos)等；除了拜占廷学者以外，还有很多博学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如教皇的密友乔万尼·陶泰利(GiovanniTortelli)、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波杰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贝萨隆的秘书尼古拉斯·帕罗蒂(Nicholas Perotti)、数学家杰科波·德·科莱幕那(Jacopoda Cremona)、哲学家兼人文主义者罗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以及弗拉维奥·彼恩多(Flavio Biondo)、巴托罗米奥·普拉提那(Bartolomeo Platina)等。虽然这个学术中心既不是一个正式的机构，也没有固定的活动时间，但是直到1472年贝萨隆去世前，它对意大利学术界的影响都是毋庸置疑的。大量希腊文学、自然科学著作，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希腊历史学家以及早期基督教教父的著作在这里有计划地、准确地被翻译成拉丁文。正是由于这个学术中心的存在，15世纪中期罗马才能成为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欧希腊研究的中心。
在意大利期间，贝萨隆很注意提携和保护人才，鼓励希腊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他于1450—1455年担任波洛尼亚总督时，年轻的意大利人尼克罗·帕罗蒂(Niccolo Per-otti)在他的授意下被聘任为波洛尼亚大学的教师，帕罗蒂后来成为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同样，已经五十多岁的拜占廷人安德罗尼克斯·考利斯陶斯(Andronicus CaUistos)也被安置在波伦那大学，许多珍贵的古代手稿都是由于他的抄写才得以留存后世。1463年，帕多瓦大学第一次出现希腊语教师的职位，贝萨隆立刻向帕多瓦大学推荐了从拜占廷逃往意大利的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Demetfius Chalcondyles)担任这一职位，在就职典礼上，考坎迪利斯向贝萨隆表达了真挚地感谢。随后，考坎迪利斯开始了他在意大利的长期教学生涯，在帕多瓦大学教了9年之后，他接替著名的拜占廷学者约翰·阿基罗保罗斯(John Argyropoulos)到佛罗伦萨大学任教16年，最后又在米兰教了20多年希腊语，他可能是所有逃亡到意大利的拜占廷学者中教学经历最长的。如果没有贝萨隆最初的引荐，我们难以想象考坎迪利斯会有如此惊人的成就，要知道当时逃亡到意大利的拜占廷学者很多，寻求一个合适的职位并不容易。
贝萨隆本人也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他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他的拉丁语水平相当高，超出了以前所有的拜占廷学者，很多希腊著作被他翻译成拉丁文在意大利流 传。由他完成的译著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拉丁译本，他的比较重要的译作有狄摩西尼和色诺芬，以及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还有西奥弗雷特斯的短文。鉴于贝萨隆在古典语言方面的卓越成就，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瓦拉称他为“拉丁人中最擅长希腊语的人和希腊人中最擅长拉丁语的人”。
贝萨隆在意大利也有一些重要的文学创作。除了有关教会联合的大量神学著作以外，如《教义演说》(A Dog-matic Oration)等；作为柏拉图的捍卫者，贝萨隆还撰写了《驳柏拉图的诋毁者》(In Calumniatorem Platonis)，这可能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另外，还有一部纪念其出生地特雷庇隆的长篇《赞颂》(Encomium)，该文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具有较高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贝萨隆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1461年，贝萨隆邀请著名的德国数学家里吉奥曼塔努斯(Regiomontanus)到帕多瓦大学讲学。里吉奥曼塔努斯被称为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他后来在德国纽伦堡(Nuremberg，德国东南部城市，十五六世纪德国文化复兴的中心)建立了一个天文台和生产科学仪器的工场。里吉奥曼塔努斯在意大利停留了5年之久，他给意大利带去了关于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著作的专业评论。
1472年，贝萨隆死于拉文那(意大利东北部一城市)，他的尸体被运回罗马举行了一个宗教葬礼。如他的法国传记作家所说，贝萨隆是文艺复兴出现以来，将希腊天才与拉丁天才融合得最为突出的一个。“贝萨隆生活在两个时代之间，他是拉丁化的希腊人……一个保护学者的红衣主教，一个捍卫柏拉图主义的学者型神学家，一个热衷于古代文化却又对于现代文明的产生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他被基督教联合与圣战的想法与中世纪联系在一起；他掌握时代发展并热情地促进时代进步和文艺复兴。”与贝萨隆同时代的著名的古代手稿抄写者米歇尔·阿堡斯陶利斯(Michael Apostolis)，在贝萨隆的葬礼演说中写道：“(贝萨隆)是神与真正智慧的反映。”许多贝萨隆的著作至今仍未出版。直到现在，贝萨隆在西方仍有一定的影响力，19世纪末意大利出现了一种天主教期刊，其目的就是以贝萨隆之名促进东西方教会联合。
二、贝萨隆与意大利古典文献的收集
拜占廷对于西方文明的巨大贡献不仅仅在于它的文学和艺术成就，还在于它保存了中世纪西方几乎绝迹的古代文献。中世纪西方几乎没有大型的图书馆，只有收藏基督教书籍的、规模极小的修道院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保留有少部分的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通常每个修道院图书馆大约有两三百册图书。即便是较大的图书馆，如瑞士的圣加仑修道院图书馆也仅有300册图书；德国著名的赖赫瑙修道院图书馆的总藏书量也不过是413册；意大利的博比奥修道院图书馆经过三个世纪的经营，收藏的图书大约有650册，这在西欧已经是相当惊人的藏书量。而拜占廷帝国一直保有古典文化传统，重视图书收藏，在拜占廷既有公共图书馆，又有大量私人藏书。公共图书馆中不仅有神学著作，还有很多世俗文化著作；私人藏书在知识分子阶层很流行，学者们通常以拥有比较稀缺的私人收藏为自豪。直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前，拜占廷帝国一直保存有大量古典文献，特别是古希腊文献。这些古典文献为拜占廷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使拜占廷的古典文化传统得以维持。大约在13世纪前这些古典文献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向西方流传，至十四五世纪达到鼎盛，尤其是1453年拜占廷帝国陷落前后，很多拜占廷逃亡者随身携带拜占廷图书到达西方，还有部分图书经过商业途径进入西方，此后的百余年间，希腊手稿的买卖都是一项有利可图的贸易。据悉，现存的希腊古代文献至少有75％来自拜占廷，它们对于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方的古代文学、历史和哲学的复兴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对于意大利的古典图书收集贡献最大的就是拜占廷学者贝萨隆。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后，入城的土耳其人因为缺乏文化，对古代手稿既没有兴趣也不知道它们的商业价值，包括古希腊戏剧家欧里庇德斯(Euripides)的戏剧作品在内的大量古代手稿，都被他们用来点火烤肉。还有些古代手稿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散失各地，有关神学和其他内容的书籍仅以一个金币的价格廉价出售。庆幸的是，这种随意毁坏古代书籍的行为没有持续发展，相当一部分的手稿仍保存在修道院的图书室中。为了挽救这些幸存的、珍贵的古代手稿，贝萨隆耗费巨资购买或者抄写古代手稿，他甚至委派拜占廷流亡学者米歇尔·阿堡斯陶利斯(Michael Apostolis)专门为其收集古代手稿。阿堡斯陶利斯是当时最著名的抄写员，现存于欧洲各大图书馆的大量古代手稿上都有他的签名。1460—1461年和1463—1464年问，阿堡斯陶利斯两次前往君士坦丁堡，为贝萨隆收集到极具价值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手稿。除了君士坦丁堡以外，阿堡斯陶利斯还到克里特岛、塞浦路斯、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其他东部地区，还有南意大利地区为贝萨隆搜集古代手稿。
阿堡斯陶利斯并不是贝萨隆雇佣的唯一的手稿收集人，通过多年的苦心经营，贝萨隆拥有了全欧洲最丰富的希腊藏书。在他的藏书中，不仅有东西方教会教父的作品和神学思想作品，还有世俗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狄摩西尼(Demosthenes)、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李西亚斯(Lysias)等希腊演说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普鲁塔克(Plutarch)、底欧德拉斯·西库拉斯(Diodorus Siculus)、底欧·卡休斯(Dio Cassius)和斯特拉波(strabo)等历史学家；还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柏罗丁(Plotinus)、布洛克拉(Proclus)等哲学家；荷马、赫西奥德(Hesiod)、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欧里庇德斯(Euripide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品达(Pindar)、阿保罗尼尔斯(Apollonius)等诗人；以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盖伦(Galen)、托勒密等物理学家还有数学家的著作。在此之前，西方人知道的古典作家仅限于维吉尔、奥维德、西塞罗、亚里士多德，西方的图书馆里几乎没有希腊文的书籍，13世纪末14世纪初，帕多瓦的一位学者仅拥有一份普鲁塔克的《摩里亚》(Moralia)的手抄本就在同代人中自豪不已。 据统计，贝萨隆的私人藏书共计746卷古代手稿，其中482卷是希腊语手稿，堪称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希腊文献收藏。它使得意大利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希腊学术中心，很多学者，既有拜占廷逃亡者也有意大利人，都从中受益匪浅。贝萨隆的藏书对希腊语言、文学、自然科学和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资料显示，贝 萨隆的藏书中有关柏拉图主义的书有80卷左右。去世前，贝萨隆将所有私人藏书捐赠给威尼斯，他在1468年写给威尼斯总督的信中写道：
几乎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到你们的城市，尤其是希腊人。他们坐船离开自己的家乡首先在威尼斯登陆，他们来到你们的城市，与你们生活在一起，那里仿佛是另一个拜占廷。鉴于此，我怎么能不把我的藏书捐赠给威尼斯呢?……在希腊被征服之后，我为我的国家选择了威尼斯作为手稿的存放地……
显然，贝萨隆一方面希望国力强盛的威尼斯能够保障这些古代手稿的安全，另一方面，他希望自己辛苦收集到的古代手稿能够为威尼斯的大批拜占廷逃亡者保存古典文化传统。事实上，贝萨隆的藏书的确为拜占廷逃往学者特雷庇隆的乔治和赛奥多·加扎的翻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助贝萨隆的藏书，他们将大量希腊名著翻译成拉丁文，意大利人因而得以了解希腊文化。15世纪末成立的以希腊语出版物著称的阿尔丁出版社，之所以选择建在威尼斯和贝萨隆捐赠的藏书有直接的关系，阿尔丁出版社发行的很多希腊书籍都采用的是贝萨隆收集的手稿。除了阿尔丁出版社以外，对于正在筹备古典文献第一版的意大利其他出版社来说，贝萨隆的藏书同样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现代意大利著名的圣马克图书馆也是以贝萨隆捐献的图书为基础兴建而成的，在图书馆的入门处至今仍竖立着贝萨隆的肖像，用以纪念他对于意大利图书收藏的重要贡献。
三、贝萨隆与意大利柏拉图哲学的复兴
中世纪西方对希腊文化传统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柏拉图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事实上，直到文艺复兴早期柏拉图哲学并未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15世纪前，拉丁西方只有4篇柏拉图的对话和1篇关于对话《蒂迈欧》(Timaeus)的评注，其中有2篇对话残缺不全。只是在拜占廷学者到西方讲学，主要是在意大利讲授希腊文化以后，希腊文献才开始被大量翻译和研究，西方人才得以熟悉希腊的科学著作和哲学著作，还有希腊诗歌、演说词、历史著作，柏拉图文集的拉丁译本也是随着这股希腊热潮出现在意大利。
15世纪时，在拜占廷学者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Manuel chry soloras)的指导下，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列奥纳多·布鲁尼、尤波特·迪塞幕布里奥(ubeao Decem，brio)和森西奥·德·拉丝提斯(Cencio de Rustici)翻译了柏拉图的10篇对话，其中包括《高尔吉亚》(Gorgias)、《克里多》(Crito)、《自辩辞》(Apology)、《费多》(Phaedo)、《理想国》(Republic)等；里努奇奥·阿里提诺(RinuccioAretino)翻译了《克里多》(Crito)《尤泰弗洛》(Euthyphro)；弗朗西斯科·费尔弗(Franeesco Filelfo)也翻译了《尤泰弗洛》和柏拉图的3封信；拜占廷学者特雷庇隆的乔治于15世纪中期翻译了柏拉图的《法律》(Law)和《巴门尼德》(Parmenides)；堡里滋亚诺(Poliziano)翻译了《卡米第斯》(charmides)。1463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马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开始翻译柏拉图的对话，至1469年左右完成，这是拉丁西方出现的第一个完备的柏拉图著作的拉丁译本。1484年柏拉图著作的第一个拉丁译本被出版，柏拉图的36篇对话全部呈现在西方人面前。
柏拉图著作的拉丁译本已经出现，但是意大利没有一所大学将其用于哲学或者神学研究。意大利人仍旧推崇亚里士多德，他们习惯于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学习雄辩和逻辑，从西塞罗的对话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柏拉图的著作大多被用于文学欣赏，在帕多瓦大学和波洛尼亚大学，柏拉图著作被当作艺术来研究；而在其他大学，柏拉图的手稿又被老师们当作新的拉丁版语法教材介绍给学生们，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利奥纳多·布鲁尼早期翻译的柏拉图的《自辩辞》和《高尔吉亚》，以及拜占廷学者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翻译的《理想国》都被当作这样的教材，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瓜里诺读书时曾学习过克利索罗拉斯的柏拉图译本；还有些大学将柏拉图的著作，如布鲁尼翻译的《书信》当作修辞学课堂上的教材。
真正使得柏拉图哲学在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方流传广泛的是拜占廷学者贝萨隆，而不是普莱松，尽管后者对于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的建立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他对于形成柏拉图主义观点的重大影响还是通过拜占廷学者贝萨隆得以实现的。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大哲学争论早期，坚定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拜占廷学者特雷庇隆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和柏拉图主义者普莱松针锋相对，于1455年发表了著名的《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哲学之比较》，文中大力批驳柏拉图哲学，声称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接近基督教神学思想。特雷庇隆的乔治的文章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在西方造成很大的影响。作为普莱松的学生同时又是柏拉图的支持者，贝萨隆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他撰写了《驳柏拉图的诋毁者》(In CalumniatoremPlatonis)等文，反驳乔治的观点，这篇驳斥的文章是由希腊文和拉丁文两种语言写成，其中拉丁文版在他生前已经出版，仅一版就复印了1000份，流传很广。
《驳柏拉图的诋毁者》是贝萨隆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对于意大利柏拉图哲学的复兴具有双重作用。作为一篇驳斥柏拉图的反对者的论文，它第一次有力地回击了自20世纪以来出现的柏拉图的拉丁西方批评者，它首次为反对经院神学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柏拉图比亚里士多德更接近基督教思想。“亚里士多德在一定的方式和程度上，在这样或者那样的解释下，曾成为经院哲学家的最高权威……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念成了基督教神学的组成部分。现在柏拉图又以他的权威压倒了亚里士多德，伟大的经院哲学体系的基础开始动摇了。”更重要的是，贝萨隆为15世纪的意大利人全面了解柏拉图拓宽了视野，首次向西方介绍了柏拉图思想的主要特点。而这项工作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从未成功地完成。在此之前，因为缺乏柏拉图著作的拉丁译本，西方人对柏拉图的观点几乎一无所知，后来虽然出现了柏拉图著作的拉丁译本，但是直到15世纪前半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柏拉图著作的理解程度并未提高，对柏拉图的态度也并未改变。因为人文主义者的阅读方式强调的是模仿理想的言行模式，不能吸收柏拉图对话中的大量有益的成分，再者，人文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受到中世纪西方哲学批评的影响，难以真正理解柏拉图的思想。贝萨隆的重要性在于利用拜占廷的新柏拉图观点使柏拉图保持其原有的名望。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贝萨隆的《驳柏拉图的诋毁者》对于柏拉图哲学在西方(当然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恢复和传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柏拉图哲学在意大利的复兴有其内在原因。恩格斯曾尖锐地指出：“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新兴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封建斗争。人文主义者要想打破封建教会的神权统治，必然要从打击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哲学，即经院哲学人手，而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中世纪备受经院神学家的推崇，一直是基督教教会的主导思想。为了对付经院神学家打击教会神权，人文主义者把目光转向了柏拉图哲学，他们希望竖立一个与基督教相对立的古代哲学家的权威，以对抗教会推崇的亚里士多德哲学，除了柏拉图，他们难以找到更富有智慧、理性和思辨性的古代贤哲。于是，柏拉图哲学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意大利复兴，逐渐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主流思想。诚如19世纪前半叶俄国学者凯里义维斯基(J.V.Kireyevsky)所说：“当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西方的思想者们可以更方便、更容易地呼吸到从东方吹向西方的希腊思想的新鲜、纯净之风，经院哲学的整个结构立即倒塌了。”然而在古典文化西传过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众多拜占廷学者，尤其是贝萨隆的重要作用，倘若没有拜占廷学者贝萨隆在意大利的文化传播活动，意大利人不可能如此轻易地了解柏拉图哲学，更不必说柏拉图哲学在意大利的复兴。
综上所述，拜占廷学者贝萨隆通过提携和保护人才、收集古代手稿、翻译古典著作，丰富了意大利乃至整个拉丁西方的古典文化知识，开阔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视野，促进了意大利对希腊文化的研究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研究为柏拉图哲学在意大利的复兴铺平了道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深化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思想内涵。正是在像贝萨隆这样的众多拜占廷学者的共同作用下，拜占廷东方保留的古典文化传统才得以流传到拉丁西方并推动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关键词]拜占廷学者，贝萨隆，文艺复兴，影响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9—0051—05
15世纪中期，拜占廷帝国灭亡前后许多拜占廷学者逃往意大利，在威尼斯甚至出现了希腊侨居地。逃亡到意大利的拜占廷学者以其丰富的古典文化知识，推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对于这个不争的史实，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对于拜占廷学者如何影响意大利文艺复兴，国内学者却鲜有论及。本文以拜占廷著名学者、红衣主教贝萨隆为例，对这一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贝萨隆的生平介绍
贝萨隆(Bessarion)1403年出生于特雷庇隆(Trebizond，今土耳其东北部一省)，13岁时被送到君士坦丁堡接受宗教训练，在那里学习希腊文学、哲学，可能还有修辞学，稍后跟随主教约翰尼斯·考塔蒙努斯(Johannes Chortasmenos)学习神学。贝萨隆年轻时就已经展现出卓越的外交天赋。1426年，年仅23岁的贝萨隆作为拜占廷帕列奥列格王朝皇帝约翰八世(John VIII，1425—1448年在位)的外交官出访。1431—1433年，贝萨隆在米斯特拉(Mistra)学习数学和柏拉图哲学，指导他的就是著名的柏拉图主义者吉米斯托斯·普莱松(GemistosPletho)。贝萨隆从普莱松那里学会了利用古代和拜占廷中世纪注释传统来研读柏拉图原文。跟随普莱松学习几年之后，贝萨隆又回到君士坦丁堡并很快受到教会的赏识，开始在教会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实上，1431年他已经成为一名教士。
贝萨隆是个东西方教会合并论者，作为尼西亚的大主教，他竭力劝说拜占廷皇帝约翰八世参加1438—1439年在费拉拉一佛罗伦萨举行的两大教会和解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年轻的贝萨隆是东正教700人代表团中6名发言人之一，并且是首轮会议的演讲者。会议期间他还撰写了《不管任何理由我不赞同与拉丁分离》(I do not judgeit right to separate from the Latins in spite of all plausiblereasons)。贝萨隆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教会联合的协商进程，而且征服了拉丁西方人。仅仅在他回到君士坦丁堡几个月后，他就被罗马教皇任命为红衣主教，这意味着他必须脱离东正教。处于15世纪中期的拜占廷，贝萨隆没有更好的选择，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已经将拜占廷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团团包围，拜占廷帝国的灭亡已成定局。如果他不想听命于即将到来的土耳其人，那么他就只能离开自己的国家脱离东正教，逃往拉丁西方。
1440年，底贝萨隆回到了佛罗伦萨，初至意大利，贝萨隆最大的愿望就是东西方教会可以和解，教皇能够派遣拉丁人组成的十字军去拯救拜占廷。即使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后，贝萨隆仍未放弃最后的希望，而是加倍地努力促使其实现。然而，他的请求总是得不到教皇的支持，尤其是1464年以后，由于和教皇保罗二世的关系疏远，他在教会事务中的地位下降，组建十字军依然无望。因此，从15世纪50年代到1472年去世期间，贝萨隆将主要精力投入古典文化的西传，他希望在拉丁西方保留拜占廷东方的古典文化遗产，以备将来拜占廷复国之用。
1443年后，贝萨隆离开佛罗伦萨到罗马定居，除了作为教皇使节出访法国、德国、那不勒斯以外，贝萨隆的余生都是在意大利度过的。他的家几乎成为一个学术研究中心，希腊著作在这里被译成拉丁文，柏拉图哲学和其他学问以亲密的对话形式讨论着，先后出现在这里的著名的拜占廷学者有赛奥多·加扎(Theodore Gaza)、约翰·阿基罗保罗斯(John Argyropoulos)、哲学家特雷庇隆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詹那斯·拉丝凯利斯(JanusLascafis)、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Demctrios Chal-condyles)、安德罗尼克斯·考利斯陶斯(Andronicos Cal-1istos)等；除了拜占廷学者以外，还有很多博学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如教皇的密友乔万尼·陶泰利(GiovanniTortelli)、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波杰奥·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贝萨隆的秘书尼古拉斯·帕罗蒂(Nicholas Perotti)、数学家杰科波·德·科莱幕那(Jacopoda Cremona)、哲学家兼人文主义者罗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以及弗拉维奥·彼恩多(Flavio Biondo)、巴托罗米奥·普拉提那(Bartolomeo Platina)等。虽然这个学术中心既不是一个正式的机构，也没有固定的活动时间，但是直到1472年贝萨隆去世前，它对意大利学术界的影响都是毋庸置疑的。大量希腊文学、自然科学著作，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希腊历史学家以及早期基督教教父的著作在这里有计划地、准确地被翻译成拉丁文。正是由于这个学术中心的存在，15世纪中期罗马才能成为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欧希腊研究的中心。
在意大利期间，贝萨隆很注意提携和保护人才，鼓励希腊文化的传播和普及。他于1450—1455年担任波洛尼亚总督时，年轻的意大利人尼克罗·帕罗蒂(Niccolo Per-otti)在他的授意下被聘任为波洛尼亚大学的教师，帕罗蒂后来成为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同样，已经五十多岁的拜占廷人安德罗尼克斯·考利斯陶斯(Andronicus CaUistos)也被安置在波伦那大学，许多珍贵的古代手稿都是由于他的抄写才得以留存后世。1463年，帕多瓦大学第一次出现希腊语教师的职位，贝萨隆立刻向帕多瓦大学推荐了从拜占廷逃往意大利的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Demetfius Chalcondyles)担任这一职位，在就职典礼上，考坎迪利斯向贝萨隆表达了真挚地感谢。随后，考坎迪利斯开始了他在意大利的长期教学生涯，在帕多瓦大学教了9年之后，他接替著名的拜占廷学者约翰·阿基罗保罗斯(John Argyropoulos)到佛罗伦萨大学任教16年，最后又在米兰教了20多年希腊语，他可能是所有逃亡到意大利的拜占廷学者中教学经历最长的。如果没有贝萨隆最初的引荐，我们难以想象考坎迪利斯会有如此惊人的成就，要知道当时逃亡到意大利的拜占廷学者很多，寻求一个合适的职位并不容易。
贝萨隆本人也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他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他的拉丁语水平相当高，超出了以前所有的拜占廷学者，很多希腊著作被他翻译成拉丁文在意大利流 传。由他完成的译著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拉丁译本，他的比较重要的译作有狄摩西尼和色诺芬，以及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还有西奥弗雷特斯的短文。鉴于贝萨隆在古典语言方面的卓越成就，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瓦拉称他为“拉丁人中最擅长希腊语的人和希腊人中最擅长拉丁语的人”。
贝萨隆在意大利也有一些重要的文学创作。除了有关教会联合的大量神学著作以外，如《教义演说》(A Dog-matic Oration)等；作为柏拉图的捍卫者，贝萨隆还撰写了《驳柏拉图的诋毁者》(In Calumniatorem Platonis)，这可能是他最著名的作品；另外，还有一部纪念其出生地特雷庇隆的长篇《赞颂》(Encomium)，该文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具有较高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贝萨隆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1461年，贝萨隆邀请著名的德国数学家里吉奥曼塔努斯(Regiomontanus)到帕多瓦大学讲学。里吉奥曼塔努斯被称为现代天文学的奠基人，他后来在德国纽伦堡(Nuremberg，德国东南部城市，十五六世纪德国文化复兴的中心)建立了一个天文台和生产科学仪器的工场。里吉奥曼塔努斯在意大利停留了5年之久，他给意大利带去了关于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著作的专业评论。
1472年，贝萨隆死于拉文那(意大利东北部一城市)，他的尸体被运回罗马举行了一个宗教葬礼。如他的法国传记作家所说，贝萨隆是文艺复兴出现以来，将希腊天才与拉丁天才融合得最为突出的一个。“贝萨隆生活在两个时代之间，他是拉丁化的希腊人……一个保护学者的红衣主教，一个捍卫柏拉图主义的学者型神学家，一个热衷于古代文化却又对于现代文明的产生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他被基督教联合与圣战的想法与中世纪联系在一起；他掌握时代发展并热情地促进时代进步和文艺复兴。”与贝萨隆同时代的著名的古代手稿抄写者米歇尔·阿堡斯陶利斯(Michael Apostolis)，在贝萨隆的葬礼演说中写道：“(贝萨隆)是神与真正智慧的反映。”许多贝萨隆的著作至今仍未出版。直到现在，贝萨隆在西方仍有一定的影响力，19世纪末意大利出现了一种天主教期刊，其目的就是以贝萨隆之名促进东西方教会联合。
二、贝萨隆与意大利古典文献的收集
拜占廷对于西方文明的巨大贡献不仅仅在于它的文学和艺术成就，还在于它保存了中世纪西方几乎绝迹的古代文献。中世纪西方几乎没有大型的图书馆，只有收藏基督教书籍的、规模极小的修道院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保留有少部分的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通常每个修道院图书馆大约有两三百册图书。即便是较大的图书馆，如瑞士的圣加仑修道院图书馆也仅有300册图书；德国著名的赖赫瑙修道院图书馆的总藏书量也不过是413册；意大利的博比奥修道院图书馆经过三个世纪的经营，收藏的图书大约有650册，这在西欧已经是相当惊人的藏书量。而拜占廷帝国一直保有古典文化传统，重视图书收藏，在拜占廷既有公共图书馆，又有大量私人藏书。公共图书馆中不仅有神学著作，还有很多世俗文化著作；私人藏书在知识分子阶层很流行，学者们通常以拥有比较稀缺的私人收藏为自豪。直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之前，拜占廷帝国一直保存有大量古典文献，特别是古希腊文献。这些古典文献为拜占廷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保障，使拜占廷的古典文化传统得以维持。大约在13世纪前这些古典文献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向西方流传，至十四五世纪达到鼎盛，尤其是1453年拜占廷帝国陷落前后，很多拜占廷逃亡者随身携带拜占廷图书到达西方，还有部分图书经过商业途径进入西方，此后的百余年间，希腊手稿的买卖都是一项有利可图的贸易。据悉，现存的希腊古代文献至少有75％来自拜占廷，它们对于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方的古代文学、历史和哲学的复兴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对于意大利的古典图书收集贡献最大的就是拜占廷学者贝萨隆。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后，入城的土耳其人因为缺乏文化，对古代手稿既没有兴趣也不知道它们的商业价值，包括古希腊戏剧家欧里庇德斯(Euripides)的戏剧作品在内的大量古代手稿，都被他们用来点火烤肉。还有些古代手稿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散失各地，有关神学和其他内容的书籍仅以一个金币的价格廉价出售。庆幸的是，这种随意毁坏古代书籍的行为没有持续发展，相当一部分的手稿仍保存在修道院的图书室中。为了挽救这些幸存的、珍贵的古代手稿，贝萨隆耗费巨资购买或者抄写古代手稿，他甚至委派拜占廷流亡学者米歇尔·阿堡斯陶利斯(Michael Apostolis)专门为其收集古代手稿。阿堡斯陶利斯是当时最著名的抄写员，现存于欧洲各大图书馆的大量古代手稿上都有他的签名。1460—1461年和1463—1464年问，阿堡斯陶利斯两次前往君士坦丁堡，为贝萨隆收集到极具价值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手稿。除了君士坦丁堡以外，阿堡斯陶利斯还到克里特岛、塞浦路斯、伯罗奔尼撒半岛以及其他东部地区，还有南意大利地区为贝萨隆搜集古代手稿。
阿堡斯陶利斯并不是贝萨隆雇佣的唯一的手稿收集人，通过多年的苦心经营，贝萨隆拥有了全欧洲最丰富的希腊藏书。在他的藏书中，不仅有东西方教会教父的作品和神学思想作品，还有世俗的文学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狄摩西尼(Demosthenes)、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李西亚斯(Lysias)等希腊演说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普鲁塔克(Plutarch)、底欧德拉斯·西库拉斯(Diodorus Siculus)、底欧·卡休斯(Dio Cassius)和斯特拉波(strabo)等历史学家；还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柏罗丁(Plotinus)、布洛克拉(Proclus)等哲学家；荷马、赫西奥德(Hesiod)、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欧里庇德斯(Euripide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品达(Pindar)、阿保罗尼尔斯(Apollonius)等诗人；以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盖伦(Galen)、托勒密等物理学家还有数学家的著作。在此之前，西方人知道的古典作家仅限于维吉尔、奥维德、西塞罗、亚里士多德，西方的图书馆里几乎没有希腊文的书籍，13世纪末14世纪初，帕多瓦的一位学者仅拥有一份普鲁塔克的《摩里亚》(Moralia)的手抄本就在同代人中自豪不已。 据统计，贝萨隆的私人藏书共计746卷古代手稿，其中482卷是希腊语手稿，堪称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希腊文献收藏。它使得意大利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希腊学术中心，很多学者，既有拜占廷逃亡者也有意大利人，都从中受益匪浅。贝萨隆的藏书对希腊语言、文学、自然科学和哲学，尤其是柏拉图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方便，资料显示，贝 萨隆的藏书中有关柏拉图主义的书有80卷左右。去世前，贝萨隆将所有私人藏书捐赠给威尼斯，他在1468年写给威尼斯总督的信中写道：
几乎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到你们的城市，尤其是希腊人。他们坐船离开自己的家乡首先在威尼斯登陆，他们来到你们的城市，与你们生活在一起，那里仿佛是另一个拜占廷。鉴于此，我怎么能不把我的藏书捐赠给威尼斯呢?……在希腊被征服之后，我为我的国家选择了威尼斯作为手稿的存放地……
显然，贝萨隆一方面希望国力强盛的威尼斯能够保障这些古代手稿的安全，另一方面，他希望自己辛苦收集到的古代手稿能够为威尼斯的大批拜占廷逃亡者保存古典文化传统。事实上，贝萨隆的藏书的确为拜占廷逃往学者特雷庇隆的乔治和赛奥多·加扎的翻译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助贝萨隆的藏书，他们将大量希腊名著翻译成拉丁文，意大利人因而得以了解希腊文化。15世纪末成立的以希腊语出版物著称的阿尔丁出版社，之所以选择建在威尼斯和贝萨隆捐赠的藏书有直接的关系，阿尔丁出版社发行的很多希腊书籍都采用的是贝萨隆收集的手稿。除了阿尔丁出版社以外，对于正在筹备古典文献第一版的意大利其他出版社来说，贝萨隆的藏书同样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现代意大利著名的圣马克图书馆也是以贝萨隆捐献的图书为基础兴建而成的，在图书馆的入门处至今仍竖立着贝萨隆的肖像，用以纪念他对于意大利图书收藏的重要贡献。
三、贝萨隆与意大利柏拉图哲学的复兴
中世纪西方对希腊文化传统的缺失严重影响了柏拉图哲学的研究和发展，事实上，直到文艺复兴早期柏拉图哲学并未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15世纪前，拉丁西方只有4篇柏拉图的对话和1篇关于对话《蒂迈欧》(Timaeus)的评注，其中有2篇对话残缺不全。只是在拜占廷学者到西方讲学，主要是在意大利讲授希腊文化以后，希腊文献才开始被大量翻译和研究，西方人才得以熟悉希腊的科学著作和哲学著作，还有希腊诗歌、演说词、历史著作，柏拉图文集的拉丁译本也是随着这股希腊热潮出现在意大利。
15世纪时，在拜占廷学者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Manuel chry soloras)的指导下，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列奥纳多·布鲁尼、尤波特·迪塞幕布里奥(ubeao Decem，brio)和森西奥·德·拉丝提斯(Cencio de Rustici)翻译了柏拉图的10篇对话，其中包括《高尔吉亚》(Gorgias)、《克里多》(Crito)、《自辩辞》(Apology)、《费多》(Phaedo)、《理想国》(Republic)等；里努奇奥·阿里提诺(RinuccioAretino)翻译了《克里多》(Crito)《尤泰弗洛》(Euthyphro)；弗朗西斯科·费尔弗(Franeesco Filelfo)也翻译了《尤泰弗洛》和柏拉图的3封信；拜占廷学者特雷庇隆的乔治于15世纪中期翻译了柏拉图的《法律》(Law)和《巴门尼德》(Parmenides)；堡里滋亚诺(Poliziano)翻译了《卡米第斯》(charmides)。1463年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马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开始翻译柏拉图的对话，至1469年左右完成，这是拉丁西方出现的第一个完备的柏拉图著作的拉丁译本。1484年柏拉图著作的第一个拉丁译本被出版，柏拉图的36篇对话全部呈现在西方人面前。
柏拉图著作的拉丁译本已经出现，但是意大利没有一所大学将其用于哲学或者神学研究。意大利人仍旧推崇亚里士多德，他们习惯于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学习雄辩和逻辑，从西塞罗的对话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柏拉图的著作大多被用于文学欣赏，在帕多瓦大学和波洛尼亚大学，柏拉图著作被当作艺术来研究；而在其他大学，柏拉图的手稿又被老师们当作新的拉丁版语法教材介绍给学生们，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利奥纳多·布鲁尼早期翻译的柏拉图的《自辩辞》和《高尔吉亚》，以及拜占廷学者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翻译的《理想国》都被当作这样的教材，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瓜里诺读书时曾学习过克利索罗拉斯的柏拉图译本；还有些大学将柏拉图的著作，如布鲁尼翻译的《书信》当作修辞学课堂上的教材。
真正使得柏拉图哲学在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方流传广泛的是拜占廷学者贝萨隆，而不是普莱松，尽管后者对于佛罗伦萨柏拉图学院的建立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他对于形成柏拉图主义观点的重大影响还是通过拜占廷学者贝萨隆得以实现的。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大哲学争论早期，坚定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拜占廷学者特雷庇隆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和柏拉图主义者普莱松针锋相对，于1455年发表了著名的《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哲学之比较》，文中大力批驳柏拉图哲学，声称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接近基督教神学思想。特雷庇隆的乔治的文章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在西方造成很大的影响。作为普莱松的学生同时又是柏拉图的支持者，贝萨隆当然不能等闲视之，他撰写了《驳柏拉图的诋毁者》(In CalumniatoremPlatonis)等文，反驳乔治的观点，这篇驳斥的文章是由希腊文和拉丁文两种语言写成，其中拉丁文版在他生前已经出版，仅一版就复印了1000份，流传很广。
《驳柏拉图的诋毁者》是贝萨隆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对于意大利柏拉图哲学的复兴具有双重作用。作为一篇驳斥柏拉图的反对者的论文，它第一次有力地回击了自20世纪以来出现的柏拉图的拉丁西方批评者，它首次为反对经院神学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了柏拉图比亚里士多德更接近基督教思想。“亚里士多德在一定的方式和程度上，在这样或者那样的解释下，曾成为经院哲学家的最高权威……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念成了基督教神学的组成部分。现在柏拉图又以他的权威压倒了亚里士多德，伟大的经院哲学体系的基础开始动摇了。”更重要的是，贝萨隆为15世纪的意大利人全面了解柏拉图拓宽了视野，首次向西方介绍了柏拉图思想的主要特点。而这项工作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从未成功地完成。在此之前，因为缺乏柏拉图著作的拉丁译本，西方人对柏拉图的观点几乎一无所知，后来虽然出现了柏拉图著作的拉丁译本，但是直到15世纪前半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柏拉图著作的理解程度并未提高，对柏拉图的态度也并未改变。因为人文主义者的阅读方式强调的是模仿理想的言行模式，不能吸收柏拉图对话中的大量有益的成分，再者，人文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受到中世纪西方哲学批评的影响，难以真正理解柏拉图的思想。贝萨隆的重要性在于利用拜占廷的新柏拉图观点使柏拉图保持其原有的名望。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贝萨隆的《驳柏拉图的诋毁者》对于柏拉图哲学在西方(当然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恢复和传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柏拉图哲学在意大利的复兴有其内在原因。恩格斯曾尖锐地指出：“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新兴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反封建斗争。人文主义者要想打破封建教会的神权统治，必然要从打击封建统治阶级的御用哲学，即经院哲学人手，而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中世纪备受经院神学家的推崇，一直是基督教教会的主导思想。为了对付经院神学家打击教会神权，人文主义者把目光转向了柏拉图哲学，他们希望竖立一个与基督教相对立的古代哲学家的权威，以对抗教会推崇的亚里士多德哲学，除了柏拉图，他们难以找到更富有智慧、理性和思辨性的古代贤哲。于是，柏拉图哲学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意大利复兴，逐渐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主流思想。诚如19世纪前半叶俄国学者凯里义维斯基(J.V.Kireyevsky)所说：“当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西方的思想者们可以更方便、更容易地呼吸到从东方吹向西方的希腊思想的新鲜、纯净之风，经院哲学的整个结构立即倒塌了。”然而在古典文化西传过程中很少有人注意到，众多拜占廷学者，尤其是贝萨隆的重要作用，倘若没有拜占廷学者贝萨隆在意大利的文化传播活动，意大利人不可能如此轻易地了解柏拉图哲学，更不必说柏拉图哲学在意大利的复兴。
综上所述，拜占廷学者贝萨隆通过提携和保护人才、收集古代手稿、翻译古典著作，丰富了意大利乃至整个拉丁西方的古典文化知识，开阔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视野，促进了意大利对希腊文化的研究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他通过自己的研究为柏拉图哲学在意大利的复兴铺平了道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深化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思想内涵。正是在像贝萨隆这样的众多拜占廷学者的共同作用下，拜占廷东方保留的古典文化传统才得以流传到拉丁西方并推动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