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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流行一个词，“氛围美人”，用来形容一些五官不算惊人，却很美的女人，像舒淇、倪妮、韩国影后金敏喜。
那么汪曾祺，就是作家里的“氛围作家”。
初读汪曾祺，门槛很低。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最出名的一篇小说《受戒》，开头这一句就普普通通，平白语言。很多人评价汪曾祺“清新自然”，这听来是最便宜不过的文字品质，但清新自然到让人想一读再读的文章，也没有几篇。
有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去北京门头沟给当地文学爱好者讲课，当时人民公社还在。闲谈时，一个公社书记告诉他，他们公社有一次开会，散了会，发现胶布台上密密麻麻写的全是字。原来是《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一人写一句，是农民干部们自己背下来的。
“当和尚要烧戒疤的呕！你不怕？”
……
“你受了戒了？”“疼吗？”
……
“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
爱一篇小说，忍不住默写出来，一人一句接得下去，这是我所能想象的对一个作家最大的赞美。简简单单的东西，却刻进了人的心里，这里面肯定有一种美在作祟：简单的，共振的，深刻的。
但我们的文坛至今没有给这种美一个确切的位置，向来是模棱两可的概念化，撕下一张措辞凶猛的标签贴给汪曾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还是被低估了。
潇洒少爷
汪曾祺离开故乡高邮之前，父亲娶了第三任妻子。继母对他很尊重，叫他“大少爷”。
有些生分，但汪家的家世勉强担得起。
往上数两辈，爷爷有功名，还是名医，爸爸出生的时候，家里有2000多亩地、200多间房子、2家中药铺和1家布店。1920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汪曾祺出生，他是地主家三儿子的长子。
还好有家底撑着，不然，按说有点凄凉。
3岁丧母，上幼稚园的时候，汪曾祺还戴着妈妈的孝。他的妈妈患的是肺病，会传染，独自住在大宅一个侧屋里，不准佣人抱“小汪”去见她。
年幼的汪曾祺没见过妈妈长什么样。家里有一幅妈妈的画像，是请人对着遗体画出来的，大家都说很像。汪曾祺也相信“很像”，因为画中人像他成年后的姐姐。
小汪跟着爷爷奶奶、爸爸长大。
家法不严，他拥有很多自由，成天东逛逛、西看看。汪家有个大花园，没人认真侍弄，但小汪天天在里面玩，“日涉以成趣”，与草木虫鸟为伴。小汪知道园子的很多秘密，躺在哪根大树杈上嚼榨菜、牛肉干最舒坦，哪个时节该摘什么花给姐姐、婶婶和老太太。
上学了，他几乎每天都经过河边。
高邮是个奇怪的地方。“四面高，当中洼，像个水盂。县城西面的运河河床比城里街道高，站在河堤上能看到下面人家的屋顶。城里的孩子放风筝，风筝飘在堤上人的脚底下。”
汪曾祺72岁的时候，仍旧怀念父亲在儿时给他扎过的一只“蜈蚣”风筝。那是风筝里最难的一种，父亲用胡琴的“老弦”来扎，古来无俩，颇有地主家公子哥的玩心雅意。暮春草长，爸爸带着几个孩子在田野上奔跑，蜈蚣飞在天上像活的一样。
爸爸纵着他玩。小汪的语文全班第一，数学不怎么样，但仍旧看船、看鱼、打水漂、在各种临街的铺子里转。自由自在，闲来晃去。
他三天两头去寺庙。
天王寺就在上学的路上，小汪去那里看人“烧房子”。房子是纸扎的，烧给死去的亲人，但扎得很高大，活人也可以走进去。要么，他就看看佛像，在大殿里沁凉的青石板上躺一躺。
这一家爷孙仨，都与寺庙、和尚过从甚密。
爷爷总带最宠爱的孙子，也就是小汪，去一座小庵，找一位只有八根手指的方丈聊天。
爸爸则与方丈的徒弟，另一座大寺的方丈铁桥交好。两人称兄道弟。
爸爸第一次续弦，铁桥送了一幅画，画工精巧，上头由另一位朋友提了两句“小黄诗”。这幅画爸爸挂在了新房里。铁桥自己也有媳妇，长得很漂亮。小汪从小就觉得这两个大人“有点胡来”。
汪曾祺17岁，高中，开始了初恋。
他在家给女同学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某一个夏夜，他走进花园，碰到父亲也睡不着在园中徘徊。父亲叫他过去，给他发了一支烟，为他点上。父子两人对坐，默契地沉默着。父亲说：“多年父子成兄弟。”
再后來，就是汪曾祺19岁，取道越南去昆明，到西南联大国文系去读书。
他在昆明住了7年。再没人叫他“大少爷”，因为他兜里实在穷得叮当响。没有饭吃的时候，一把破被絮，裹着睡到下午，把中饭睡过去。为了找点饭吃，他到同学开的中学去代课，结果中学也发不出饷来，大家就一起挖野菜、吃脆壳虫子。
西南联大不要求学生听话，汪曾祺就放开了浪荡散漫，白日睡觉旷课，晚上在图书馆里通宵看杂书。
考试，应付一下。一门西洋通史课，皮名举老师要求交一份马其顿的国家地图，汪曾祺交上去的那一份，拿到的批语是——“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这门课，期中考的分数不咋样，为保证期末考试通过，汪曾祺找了两位历史系的同学一左一右做“护法”，考试时第一道题抄左边，第二道题抄右边，轮流抄一下，这样竟然拿了一个高分。
爱看书，写小说，会画画，汪曾祺在学校也唱戏。唱的青衣。
闻一多喜欢他，沈从文尤其爱他。汪曾祺的某一篇课堂习作，沈从文打了120分。满分是100分。 这不是激将法，而是一种事实。
《受戒》写的是一个旧社会小和尚的爱情故事。他没有痛打旧社会，反而尽情去写了美好的田园、健康的人性。
小说的落款是这样的，“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回推43年，也许是巧合吧，是1937年。汪曾祺的这个迷人旧梦，发生在这样一个绝对敏感的时间节点。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往往被视为一个分水岭，中国现当代文学从“第二个十年”（30年代）走向“第三个十年”（40年代文学）的特殊一年。此后文学主流转向，文学为政治服务，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途。
《受戒》这样的小说，发表出来合适吗？——只要随便安一个罪名，汪曾祺就可能被打翻在地，听候发落。
最终，小说还是签发出版了。“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北京文学》，10月号小说专刊上印着。
作家阿城回忆第一次读到《受戒》时的感受。“看完如玉。”
阿城说，《受戒》是一个怪物，是它打开了20世纪80年代的世俗之眼。而这位姓汪的兄弟，好像是坐了飞船出去几十年又回来的人物，不然他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一丝“工农兵气”？
因为《受戒》是如此一个怪物，所以人们爱它，却一时不知道怎么评价它。
汪曾祺不在乎。《受戒》原本就是一部投石问路的作品。他想知道，新时期复出文坛，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否接受他所喜爱的合适的创作路子。
汪曾祺已经老了，他只是舍不得自己手中一支笔。
恩师沈从文曾在病榻给他写信，一口气写了12页，鼓励他：“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汪曾祺此前受过多次退稿，他的期许很简单，被人接受。
没想到，直接给文学打开了一扇门。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很多青年作家看过《受戒》之后说，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暌隔四十年，中国文学里的世俗气，又从汪曾祺身上，延续漫开了。
《受戒》前后，汪曾祺重写40年代的一些旧作，比如《异禀》，也刊发了。随后还有名篇《大淖记事》《黄油烙饼》。题材不只有关于美的，比如《黄油烙饼》就有一些“尖端”，它写的是“大跃进”浮夸风饿死人的故事。
汪曾祺百分之九十的散文、小说，都是在60岁之后写就的。
好在汪曾祺够老，所以他已经够好。
他提笔写旧社会，写他熟悉的生活，化用民间诗歌里的比喻和想象，这一切都让他比青壮年时期更丰富、诗意、化境一些。
60岁之前，汪曾祺的“江湖口”就多，能自然地使用，偶成经典。
《沙家浜》智斗，阿庆嫂那一大段流水，“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是许多人能背下来的桥段。“别人一走，茶就凉”，周恩来还在开会的时候这么说过。
可等到汪曾祺老了，成了“老头儿”了，那些反而寻不着了。
有一天，他的孙女汪卉回家的时候气哼哼地说：“爷爷的文章一点儿都不好！”她当时读五年级，老师命大家从文学名著里摘抄一些华丽的辞藻，留着写作文用。她把爷爷的书翻来找去，一无所获。“爷爷写的什么呀，没词儿！”
“说得好，没词儿！”老汪哈哈大笑。
在汪家儿女的很多回忆文里都可以看到这一段。汪曾祺对“没词儿”这个评价很是满意。“老头儿”过了一阵还在嘟囔，“没词儿，没词儿。好！”
2020年是汪曾祺冥寿百年。
写到这里很庆幸，借助于孙女的天真之口，汪曾祺原来在生前就抵达了他文学的目的地。
你好，汪曾祺先生！
那么汪曾祺，就是作家里的“氛围作家”。
初读汪曾祺，门槛很低。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他最出名的一篇小说《受戒》，开头这一句就普普通通，平白语言。很多人评价汪曾祺“清新自然”，这听来是最便宜不过的文字品质，但清新自然到让人想一读再读的文章，也没有几篇。
有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去北京门头沟给当地文学爱好者讲课，当时人民公社还在。闲谈时，一个公社书记告诉他，他们公社有一次开会，散了会，发现胶布台上密密麻麻写的全是字。原来是《受戒》里小和尚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一人写一句，是农民干部们自己背下来的。
“当和尚要烧戒疤的呕！你不怕？”
……
“你受了戒了？”“疼吗？”
……
“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
爱一篇小说，忍不住默写出来，一人一句接得下去，这是我所能想象的对一个作家最大的赞美。简简单单的东西，却刻进了人的心里，这里面肯定有一种美在作祟：简单的，共振的，深刻的。
但我们的文坛至今没有给这种美一个确切的位置，向来是模棱两可的概念化，撕下一张措辞凶猛的标签贴给汪曾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还是被低估了。
潇洒少爷
汪曾祺离开故乡高邮之前，父亲娶了第三任妻子。继母对他很尊重，叫他“大少爷”。
有些生分，但汪家的家世勉强担得起。
往上数两辈，爷爷有功名，还是名医，爸爸出生的时候，家里有2000多亩地、200多间房子、2家中药铺和1家布店。1920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汪曾祺出生，他是地主家三儿子的长子。
还好有家底撑着，不然，按说有点凄凉。
3岁丧母，上幼稚园的时候，汪曾祺还戴着妈妈的孝。他的妈妈患的是肺病，会传染，独自住在大宅一个侧屋里，不准佣人抱“小汪”去见她。
年幼的汪曾祺没见过妈妈长什么样。家里有一幅妈妈的画像，是请人对着遗体画出来的，大家都说很像。汪曾祺也相信“很像”，因为画中人像他成年后的姐姐。
小汪跟着爷爷奶奶、爸爸长大。
家法不严，他拥有很多自由，成天东逛逛、西看看。汪家有个大花园，没人认真侍弄，但小汪天天在里面玩，“日涉以成趣”，与草木虫鸟为伴。小汪知道园子的很多秘密，躺在哪根大树杈上嚼榨菜、牛肉干最舒坦，哪个时节该摘什么花给姐姐、婶婶和老太太。
上学了，他几乎每天都经过河边。
高邮是个奇怪的地方。“四面高，当中洼，像个水盂。县城西面的运河河床比城里街道高，站在河堤上能看到下面人家的屋顶。城里的孩子放风筝，风筝飘在堤上人的脚底下。”
汪曾祺72岁的时候，仍旧怀念父亲在儿时给他扎过的一只“蜈蚣”风筝。那是风筝里最难的一种，父亲用胡琴的“老弦”来扎，古来无俩，颇有地主家公子哥的玩心雅意。暮春草长，爸爸带着几个孩子在田野上奔跑，蜈蚣飞在天上像活的一样。
爸爸纵着他玩。小汪的语文全班第一，数学不怎么样，但仍旧看船、看鱼、打水漂、在各种临街的铺子里转。自由自在，闲来晃去。
他三天两头去寺庙。
天王寺就在上学的路上，小汪去那里看人“烧房子”。房子是纸扎的，烧给死去的亲人，但扎得很高大，活人也可以走进去。要么，他就看看佛像，在大殿里沁凉的青石板上躺一躺。
这一家爷孙仨，都与寺庙、和尚过从甚密。
爷爷总带最宠爱的孙子，也就是小汪，去一座小庵，找一位只有八根手指的方丈聊天。
爸爸则与方丈的徒弟，另一座大寺的方丈铁桥交好。两人称兄道弟。
爸爸第一次续弦，铁桥送了一幅画，画工精巧，上头由另一位朋友提了两句“小黄诗”。这幅画爸爸挂在了新房里。铁桥自己也有媳妇，长得很漂亮。小汪从小就觉得这两个大人“有点胡来”。
汪曾祺17岁，高中，开始了初恋。
他在家给女同学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某一个夏夜，他走进花园，碰到父亲也睡不着在园中徘徊。父亲叫他过去，给他发了一支烟，为他点上。父子两人对坐，默契地沉默着。父亲说：“多年父子成兄弟。”
再后來，就是汪曾祺19岁，取道越南去昆明，到西南联大国文系去读书。
他在昆明住了7年。再没人叫他“大少爷”，因为他兜里实在穷得叮当响。没有饭吃的时候，一把破被絮，裹着睡到下午，把中饭睡过去。为了找点饭吃，他到同学开的中学去代课，结果中学也发不出饷来，大家就一起挖野菜、吃脆壳虫子。
西南联大不要求学生听话，汪曾祺就放开了浪荡散漫，白日睡觉旷课，晚上在图书馆里通宵看杂书。
考试，应付一下。一门西洋通史课，皮名举老师要求交一份马其顿的国家地图，汪曾祺交上去的那一份，拿到的批语是——“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这门课，期中考的分数不咋样，为保证期末考试通过，汪曾祺找了两位历史系的同学一左一右做“护法”，考试时第一道题抄左边，第二道题抄右边，轮流抄一下，这样竟然拿了一个高分。
爱看书，写小说，会画画，汪曾祺在学校也唱戏。唱的青衣。
闻一多喜欢他，沈从文尤其爱他。汪曾祺的某一篇课堂习作，沈从文打了120分。满分是100分。 这不是激将法，而是一种事实。
《受戒》写的是一个旧社会小和尚的爱情故事。他没有痛打旧社会，反而尽情去写了美好的田园、健康的人性。
小说的落款是这样的，“一九八〇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回推43年，也许是巧合吧，是1937年。汪曾祺的这个迷人旧梦，发生在这样一个绝对敏感的时间节点。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往往被视为一个分水岭，中国现当代文学从“第二个十年”（30年代）走向“第三个十年”（40年代文学）的特殊一年。此后文学主流转向，文学为政治服务，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途。
《受戒》这样的小说，发表出来合适吗？——只要随便安一个罪名，汪曾祺就可能被打翻在地，听候发落。
最终，小说还是签发出版了。“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北京文学》，10月号小说专刊上印着。
作家阿城回忆第一次读到《受戒》时的感受。“看完如玉。”
阿城说，《受戒》是一个怪物，是它打开了20世纪80年代的世俗之眼。而这位姓汪的兄弟，好像是坐了飞船出去几十年又回来的人物，不然他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一丝“工农兵气”？
因为《受戒》是如此一个怪物，所以人们爱它，却一时不知道怎么评价它。
汪曾祺不在乎。《受戒》原本就是一部投石问路的作品。他想知道，新时期复出文坛，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否接受他所喜爱的合适的创作路子。
汪曾祺已经老了，他只是舍不得自己手中一支笔。
恩师沈从文曾在病榻给他写信，一口气写了12页，鼓励他：“你应当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你懂得如何用笔写人写事，你不僅是有这种才能，而且有这种理解。在许多问题上，理解有时其实还比才能重要。”
汪曾祺此前受过多次退稿，他的期许很简单，被人接受。
没想到，直接给文学打开了一扇门。
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很多青年作家看过《受戒》之后说，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写的。
暌隔四十年，中国文学里的世俗气，又从汪曾祺身上，延续漫开了。
《受戒》前后，汪曾祺重写40年代的一些旧作，比如《异禀》，也刊发了。随后还有名篇《大淖记事》《黄油烙饼》。题材不只有关于美的，比如《黄油烙饼》就有一些“尖端”，它写的是“大跃进”浮夸风饿死人的故事。
汪曾祺百分之九十的散文、小说，都是在60岁之后写就的。
好在汪曾祺够老，所以他已经够好。
他提笔写旧社会，写他熟悉的生活，化用民间诗歌里的比喻和想象，这一切都让他比青壮年时期更丰富、诗意、化境一些。
60岁之前，汪曾祺的“江湖口”就多，能自然地使用，偶成经典。
《沙家浜》智斗，阿庆嫂那一大段流水，“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是许多人能背下来的桥段。“别人一走，茶就凉”，周恩来还在开会的时候这么说过。
可等到汪曾祺老了，成了“老头儿”了，那些反而寻不着了。
有一天，他的孙女汪卉回家的时候气哼哼地说：“爷爷的文章一点儿都不好！”她当时读五年级，老师命大家从文学名著里摘抄一些华丽的辞藻，留着写作文用。她把爷爷的书翻来找去，一无所获。“爷爷写的什么呀，没词儿！”
“说得好，没词儿！”老汪哈哈大笑。
在汪家儿女的很多回忆文里都可以看到这一段。汪曾祺对“没词儿”这个评价很是满意。“老头儿”过了一阵还在嘟囔，“没词儿，没词儿。好！”
2020年是汪曾祺冥寿百年。
写到这里很庆幸，借助于孙女的天真之口，汪曾祺原来在生前就抵达了他文学的目的地。
你好，汪曾祺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