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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今年6月24日，英国人举行了“脱欧”（Brexit）公投，公投结果令人瞠目结舌：“脱欧”派以51.9%的得票率获得胜利，一手促成这次公投，信心满满可以让“脱欧”派从此“死了这条心”的时任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不得不认赌服输，提前引咎辞职。对于这一结果，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欧洲人，竟有许多人感到如释重负——总算折腾到头了。
正文：
在许多人看来，骄傲而另类的英国人，本就有一颗若即若离的“欧洲心”
从代议制到“光荣孤立”
曾几何时，英伦三岛是罗马人的边疆所在，至今仍保留残迹的哈德良长城就是最好的印证。直到公元11世纪，欧陆许多宫廷仍把英伦三岛视作不开化的“蛮荒之地”，北欧海盗、大陆诸侯，都可以时不时漂洋过海，去骚扰欺凌一下那些“岛民”。
就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总是被征服”（最初岛上的盎格鲁人先被罗马人、后被丹麦人、萨克森人征服，萨克森人又被诺曼底人征服）的英格兰人渐渐凝聚成一个独特的民族，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化，和无比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这个民族虽然也有如“狮心王”理查这等和同时代欧陆君主一样，热衷宫廷文化和十字军东征的国王，但大多数国王、贵族、骑士和臣民却走着一条另类的道路：相较农业和土地，他们更重视海洋和商业，在“百年战争”输给法国并从此丧失在大陆的所有地盘后，他们转而将夺取海路和商权放在首位;和欧陆流行的骑士-长矛方阵战术不同，整个中世纪的英国，长弓兵一直包打天下，与之相应的则是贵族身份的微妙——欧陆的贵族同时也是战场上绝对主力，是“英雄中的英雄”，同时，在以农业为主的“城堡经济”、“领主经济”模式下，他们是一切经济活动理所当然的中心;而英国的贵族虽然拥有和欧陆“同行”相似的头衔，却只是长弓手们的召集人，是重商主义的英伦经济的投资者和保护人，他们的地位崇高、但远非高不可攀和不可替代。
或许正是这种微妙的差异，让英国的“欧洲特殊性”在中世纪就一览无遗：当“太阳王”在法国和欧陆光芒四射，连莫里哀这样的大文豪都发自肺腑地赞颂“至高无上的王权”时，英格兰的城市代表却自1295年起便能和郡所推举出的、代表贵族的骑士们一起出席被后世称作“全球议会之母”的英格兰“模范议会”;当欧洲各国匍匐在罗马教廷的威势下，以教廷的善恶是非为善恶是非时，英国16世纪的国王亨利八世却敢于以教皇不批准其离婚为由另立教派，而浑不担心英格兰臣民会群起反对（如果这样的一幕发生在同时代的西班牙，后果可想而知）……正是这种漫长岁月所形成的标新立异和质疑权威的传统，才让英国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首创代议制，并从此引为自豪。
事实上代议制最初的创立可谓“各怀鬼胎”：国王和贵族席位借此压抑一下地方和平民势力，同时借此平台征收更多税款，而地方、平民则正好借此平台制约王权和贵族权力，并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但在漫长的运作过程中，三方（国王、世袭及终身贵族、平民）不约而同发现，代议制真是个好东西——可以让各方不必撕破脸，更不必因彻底摊牌而付出不可收拾的重大代价，就能在折冲樽俎间不动声色地实现妥协，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不是最糟的。
1979年6月3日，在威尔士的卡迪夫，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的公投现场，议会来评估支持该国继续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同时见证这历史性的一刻。
“大航海时代”，英国是后来者，西班牙和葡萄牙1494年6月7日签订平分整个世界的《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时，英国被欧洲忽略不计;荷兰“海上马车夫”纵横四大洋寻找商机时，英国也只是欧洲人眼中到处私掠的“官办海盗”。但富于海洋和商业传统的英国人后来居上，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殖民地（原料 市场）-海洋（商路）-本土（工业）的“大循环”和“自循环”，欧陆各国仅仅造福于王室、却把整个国家拖垮的海外拓展，却为英国带来滚滚财富，带来工业化和近代化，带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不落帝国”。
在此过程中，英国逐渐形成了后来被称作“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的“国家风格”，这一风格被20世纪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概括为“和欧陆保持密切关系和安全距离”、“永远和欧陆第二强国结盟，对抗欧陆第一强国”、“永远不容忍及屈服于欧陆强权”、“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以及“亲手打倒的欧陆敌人一定要亲手重新扶起来”，这一国家风格在拿破仑时代被以“约翰牛风格”夸耀一时（和欧陆第一强权拿破仑始终对抗），在19世纪末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和索尔兹伯里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内阁时代被发挥到淋漓尽致（尽管索尔兹伯里侯爵很不认同这个词本身）。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虽然表面上公开放弃“光荣孤立”，但实际上却仍是遵循这一原则行事（一战时和欧陆第二大国法国结盟对抗第一大国德国，二战时则在整个西欧大陆沦陷的危急时刻仍然拒绝屈服于纳粹）。
欧共体-欧盟时代：复活的光荣孤立？
二战后英国国力迅速下降，1956年“苏伊士战争”失败标志着“日不落帝国”走向瓦解，英国转而和昔日“小伙伴”、如今的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结成了“黄金伙伴”，而和欧洲一体化展开了半个多世纪的纠缠不休。
上世纪50年代，沉睡多年的“欧洲一体化之梦”在法国和德国的推动下一步步迈向现实。1951年4月18日，欧陆6国（法、德、意、荷、比、卢）签署《巴黎条约》，翌年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1958年1月1日，根据前一年通过的《罗马条约》，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EEC）成立，但英国却和这一进程若即若离——曾漫不经心地提出加入，却被法国时人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以“英国进来也只是美国的眼线”为由长期阻在门外，直到1973年英国才勉勉强强地加入了欧共体。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欧洲一体化“提速”，1990年《申根条约》签署，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盟正式成立，1999年统一的欧元推出，2002年1月1日正式启用……一时间欧洲一体化令人瞩目，甚至被世界其它地方目为潮流和发展趋势。
但英国却赫然成为这一潮流中的另类（当时法国《新观察家报》曾有文章讽刺“英国人像固守靠左行驶交规那样顽固地在欧洲一体化大框架内另搞一套”）：其他欧盟成员国搞“申根”，英国却游离于申根区之外;其他欧盟成员国普遍接受欧元，英国却继续使用自己的英镑，在接纳难民问题上英国始终要求“配额豁免”……此外，在任何旨在让欧盟“更像一个联邦国家”、即赋予布鲁塞尔更多权利的改革尝试面前，英国几乎无一例外百般阻挠，“英国和美国间的关系远比和欧盟欧陆成员国亲密”，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2013年1月，卡梅伦为了选举需要抢先挑起脱欧话题，并发表了“如果欧盟不改革英国保留退出权力”的公开讲话。尽管英国各派政治矛盾重重，但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却有很强烈的共识——英国是欧洲的特殊成员，必须享有与众不同的对待，只不过“留欧派”希望借“脱欧”要挟欧盟给予英国更多特权，而“脱欧派”则真想脱欧而已。
如今脱欧公投早已尘埃落定、落子无悔，海峡两岸许多人评论称，这是“光荣孤立”的复活。然而这恐怕也同样是“最不坏的答案”——如前所述，即便最坚决的“留欧派”，所想的也仍然是做“欧盟更特殊的‘VIP成员’”（可参见英国在国际足联FIFA中独享4个会员和4个理事会“超级投票权”的地位，就知道英国人的“胃口”究竟能大到怎样），或许，“脱欧”对若即若离的英国和欧盟而言，都是一个有些凄凉、却可让彼此如释重负的答案。
新与旧
如今的英国常常给人以“旧”（钟爱并刻意维护传统）的刻板印象：古老的王宫、首相府和议会传统;女王卫队的熊皮帽和伦敦街头的弹簧马车;议会里女王的座椅（女王是和上、下议会并立的“议会三要素”之一）和各种古老的约定俗成（上议院的椅子比议员数少近1/3、发言议员提及其他议员时必须称“代表某选区的某某议员阁下”的冗长繁琐套语，爵位和世袭议席的保留，等等等等），英联邦仍然存在、甚至成员国数量还在增加，女王的冗长头衔中仍保留着15个“外国”的国家元首的称号……英国街头仍然行驶着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黑色出租车，海德公园里仍有旁若无人自顾自演讲者，英国人仍然习惯饮下午茶——甚至，全英国湖面上的天鹅，也仍然归于女王名下。
英国人似乎长期以来就给人以“守旧”的感觉：虽然拥有世界上最早的议会，但王权的淡化却是在漫长过程中不知不觉逐渐形成的;虽然较早开始约束、限制王室和贵族权力，但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和首相却直到18世纪初才成形，王室和贵族体系则保持至今;虽然被普遍称作“最早实现立宪民主的国家”，但这个国家至今都没有制订过一份成文宪法……这种“能不变就不变”甚至渗透到生活的许多细微层面——曾有人讥讽英国人的“下午茶程式一成不变”，而在体育领域，历史悠久的温布尔顿网球赛是唯一至今仍刻板要求参赛选手里里外外一身白（曾有外国女选手因为内衣“不够白”而被劝诫）的ATP/WTA重大赛事，而同样古老的足总杯则一直延续着“加时赛仍踢平则择日重赛”的最古老规则。
但“旧”只是英国民族性的一个侧面，事实上“新”始终包含在“旧”的外衣之下。
作为一个曾多次被外族“后来居上”的国家，英国一直有着强烈的创新冲动——以“旧”之名。
英国的酒文化来自古罗马、丹麦和法国，饮茶文化来自伊斯兰世界和中国，英国的圣公会教是最早的基督教新教教派，大学教育体系从欧陆“拿来”……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并完成工业化革命的国家，地球上众多“新潮”的事物，如蒸汽机、火车、轮船、铁甲战舰……都是在英国首创或成熟的。英国人发明了第一辆坦克、第一艘航母、第一台喷气发动机，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独立空军，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客机。
如今的英国同样是“新旧交织”的社会：号称“全球最古老媒体一条街”的伦敦舰队街，如今已成为“创意产业一条街”，古老的英国却同时是全球公认的创意产业大国。
英国人选择“脱欧”和“光荣孤立”并非仅仅因为守旧——他们同样向往“新”，但不一定愿意和欧陆一起玩（尤其在没有“开挂权”的前提下）。
和欧洲剪不断的缘分
“脱欧”并不意味着英国人真的对欧陆“没心没肺”，事实上英欧间的“若即若离”本就包含“即”的一面。
前面提到“富勒总结”，其中就有“和欧陆第二大国结盟”及“把打倒的对手扶起来”等微妙的提法，事实上长期以来英国人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比如“老冤家”法国，尽管历史上双方让对方“吃药”的次数不胜枚举，至今两国民间、媒体谈起对方也总带着嘲讽甚至幸灾乐祸的口吻，但不论一战、二战，英国都有多次“雪中送炭”的豪爽之举（尽管豪爽中也夹杂着英国人特有的算计）。
尽管孤悬海外，但英国王室仍然是欧洲“王族大通婚”的“积极分子”，历史上的英国王室曾先后带有丹麦、法国、荷兰等国血统，现在在位的温莎王朝原本是来自德国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后裔，改为如今的名称是1917年一战爆发后的事。女王本人固然带有德国血脉，她百年之后不论王子或王孙即位，也势必带有更多的欧陆血统——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是丹麦王子，本人则出生在希腊。
“欧盟时代”虽然和欧陆若即若离，但英国人、尤其英国年轻人仍然很快习惯于“大欧洲生活圈”，他们热衷于在欧陆进行“无障碍”的旅行，享受在整个欧陆的“准国民待遇”，英国经济、尤其英国至关重要的金融业，同样对英国与欧洲间的“特殊关系”具有日益严重的依赖性。
统计结果显示，城里人、年轻人在公投中反对“脱欧”的比例更大，这表明他们是“英欧情缘”的最大受益者，或许再过30年、50年，一切都会和今天有所不同——反正在英国，任何事后看上去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都是慢慢地、悄悄地、不知不觉发生的。
正文：
在许多人看来，骄傲而另类的英国人，本就有一颗若即若离的“欧洲心”
从代议制到“光荣孤立”
曾几何时，英伦三岛是罗马人的边疆所在，至今仍保留残迹的哈德良长城就是最好的印证。直到公元11世纪，欧陆许多宫廷仍把英伦三岛视作不开化的“蛮荒之地”，北欧海盗、大陆诸侯，都可以时不时漂洋过海，去骚扰欺凌一下那些“岛民”。
就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总是被征服”（最初岛上的盎格鲁人先被罗马人、后被丹麦人、萨克森人征服，萨克森人又被诺曼底人征服）的英格兰人渐渐凝聚成一个独特的民族，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化，和无比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这个民族虽然也有如“狮心王”理查这等和同时代欧陆君主一样，热衷宫廷文化和十字军东征的国王，但大多数国王、贵族、骑士和臣民却走着一条另类的道路：相较农业和土地，他们更重视海洋和商业，在“百年战争”输给法国并从此丧失在大陆的所有地盘后，他们转而将夺取海路和商权放在首位;和欧陆流行的骑士-长矛方阵战术不同，整个中世纪的英国，长弓兵一直包打天下，与之相应的则是贵族身份的微妙——欧陆的贵族同时也是战场上绝对主力，是“英雄中的英雄”，同时，在以农业为主的“城堡经济”、“领主经济”模式下，他们是一切经济活动理所当然的中心;而英国的贵族虽然拥有和欧陆“同行”相似的头衔，却只是长弓手们的召集人，是重商主义的英伦经济的投资者和保护人，他们的地位崇高、但远非高不可攀和不可替代。
或许正是这种微妙的差异，让英国的“欧洲特殊性”在中世纪就一览无遗：当“太阳王”在法国和欧陆光芒四射，连莫里哀这样的大文豪都发自肺腑地赞颂“至高无上的王权”时，英格兰的城市代表却自1295年起便能和郡所推举出的、代表贵族的骑士们一起出席被后世称作“全球议会之母”的英格兰“模范议会”;当欧洲各国匍匐在罗马教廷的威势下，以教廷的善恶是非为善恶是非时，英国16世纪的国王亨利八世却敢于以教皇不批准其离婚为由另立教派，而浑不担心英格兰臣民会群起反对（如果这样的一幕发生在同时代的西班牙，后果可想而知）……正是这种漫长岁月所形成的标新立异和质疑权威的传统，才让英国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首创代议制，并从此引为自豪。
事实上代议制最初的创立可谓“各怀鬼胎”：国王和贵族席位借此压抑一下地方和平民势力，同时借此平台征收更多税款，而地方、平民则正好借此平台制约王权和贵族权力，并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但在漫长的运作过程中，三方（国王、世袭及终身贵族、平民）不约而同发现，代议制真是个好东西——可以让各方不必撕破脸，更不必因彻底摊牌而付出不可收拾的重大代价，就能在折冲樽俎间不动声色地实现妥协，结果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不是最糟的。
“大航海时代”，英国是后来者，西班牙和葡萄牙1494年6月7日签订平分整个世界的《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时，英国被欧洲忽略不计;荷兰“海上马车夫”纵横四大洋寻找商机时，英国也只是欧洲人眼中到处私掠的“官办海盗”。但富于海洋和商业传统的英国人后来居上，成功地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殖民地（原料 市场）-海洋（商路）-本土（工业）的“大循环”和“自循环”，欧陆各国仅仅造福于王室、却把整个国家拖垮的海外拓展，却为英国带来滚滚财富，带来工业化和近代化，带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日不落帝国”。
在此过程中，英国逐渐形成了后来被称作“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的“国家风格”，这一风格被20世纪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概括为“和欧陆保持密切关系和安全距离”、“永远和欧陆第二强国结盟，对抗欧陆第一强国”、“永远不容忍及屈服于欧陆强权”、“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以及“亲手打倒的欧陆敌人一定要亲手重新扶起来”，这一国家风格在拿破仑时代被以“约翰牛风格”夸耀一时（和欧陆第一强权拿破仑始终对抗），在19世纪末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和索尔兹伯里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内阁时代被发挥到淋漓尽致（尽管索尔兹伯里侯爵很不认同这个词本身）。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虽然表面上公开放弃“光荣孤立”，但实际上却仍是遵循这一原则行事（一战时和欧陆第二大国法国结盟对抗第一大国德国，二战时则在整个西欧大陆沦陷的危急时刻仍然拒绝屈服于纳粹）。
欧共体-欧盟时代：复活的光荣孤立？
二战后英国国力迅速下降，1956年“苏伊士战争”失败标志着“日不落帝国”走向瓦解，英国转而和昔日“小伙伴”、如今的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结成了“黄金伙伴”，而和欧洲一体化展开了半个多世纪的纠缠不休。
上世纪50年代，沉睡多年的“欧洲一体化之梦”在法国和德国的推动下一步步迈向现实。1951年4月18日，欧陆6国（法、德、意、荷、比、卢）签署《巴黎条约》，翌年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1958年1月1日，根据前一年通过的《罗马条约》，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EEC）成立，但英国却和这一进程若即若离——曾漫不经心地提出加入，却被法国时人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以“英国进来也只是美国的眼线”为由长期阻在门外，直到1973年英国才勉勉强强地加入了欧共体。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欧洲一体化“提速”，1990年《申根条约》签署，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盟正式成立，1999年统一的欧元推出，2002年1月1日正式启用……一时间欧洲一体化令人瞩目，甚至被世界其它地方目为潮流和发展趋势。
但英国却赫然成为这一潮流中的另类（当时法国《新观察家报》曾有文章讽刺“英国人像固守靠左行驶交规那样顽固地在欧洲一体化大框架内另搞一套”）：其他欧盟成员国搞“申根”，英国却游离于申根区之外;其他欧盟成员国普遍接受欧元，英国却继续使用自己的英镑，在接纳难民问题上英国始终要求“配额豁免”……此外，在任何旨在让欧盟“更像一个联邦国家”、即赋予布鲁塞尔更多权利的改革尝试面前，英国几乎无一例外百般阻挠，“英国和美国间的关系远比和欧盟欧陆成员国亲密”，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2013年1月，卡梅伦为了选举需要抢先挑起脱欧话题，并发表了“如果欧盟不改革英国保留退出权力”的公开讲话。尽管英国各派政治矛盾重重，但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却有很强烈的共识——英国是欧洲的特殊成员，必须享有与众不同的对待，只不过“留欧派”希望借“脱欧”要挟欧盟给予英国更多特权，而“脱欧派”则真想脱欧而已。
如今脱欧公投早已尘埃落定、落子无悔，海峡两岸许多人评论称，这是“光荣孤立”的复活。然而这恐怕也同样是“最不坏的答案”——如前所述，即便最坚决的“留欧派”，所想的也仍然是做“欧盟更特殊的‘VIP成员’”（可参见英国在国际足联FIFA中独享4个会员和4个理事会“超级投票权”的地位，就知道英国人的“胃口”究竟能大到怎样），或许，“脱欧”对若即若离的英国和欧盟而言，都是一个有些凄凉、却可让彼此如释重负的答案。
新与旧
如今的英国常常给人以“旧”（钟爱并刻意维护传统）的刻板印象：古老的王宫、首相府和议会传统;女王卫队的熊皮帽和伦敦街头的弹簧马车;议会里女王的座椅（女王是和上、下议会并立的“议会三要素”之一）和各种古老的约定俗成（上议院的椅子比议员数少近1/3、发言议员提及其他议员时必须称“代表某选区的某某议员阁下”的冗长繁琐套语，爵位和世袭议席的保留，等等等等），英联邦仍然存在、甚至成员国数量还在增加，女王的冗长头衔中仍保留着15个“外国”的国家元首的称号……英国街头仍然行驶着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黑色出租车，海德公园里仍有旁若无人自顾自演讲者，英国人仍然习惯饮下午茶——甚至，全英国湖面上的天鹅，也仍然归于女王名下。
英国人似乎长期以来就给人以“守旧”的感觉：虽然拥有世界上最早的议会，但王权的淡化却是在漫长过程中不知不觉逐渐形成的;虽然较早开始约束、限制王室和贵族权力，但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和首相却直到18世纪初才成形，王室和贵族体系则保持至今;虽然被普遍称作“最早实现立宪民主的国家”，但这个国家至今都没有制订过一份成文宪法……这种“能不变就不变”甚至渗透到生活的许多细微层面——曾有人讥讽英国人的“下午茶程式一成不变”，而在体育领域，历史悠久的温布尔顿网球赛是唯一至今仍刻板要求参赛选手里里外外一身白（曾有外国女选手因为内衣“不够白”而被劝诫）的ATP/WTA重大赛事，而同样古老的足总杯则一直延续着“加时赛仍踢平则择日重赛”的最古老规则。
但“旧”只是英国民族性的一个侧面，事实上“新”始终包含在“旧”的外衣之下。
作为一个曾多次被外族“后来居上”的国家，英国一直有着强烈的创新冲动——以“旧”之名。
英国的酒文化来自古罗马、丹麦和法国，饮茶文化来自伊斯兰世界和中国，英国的圣公会教是最早的基督教新教教派，大学教育体系从欧陆“拿来”……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并完成工业化革命的国家，地球上众多“新潮”的事物，如蒸汽机、火车、轮船、铁甲战舰……都是在英国首创或成熟的。英国人发明了第一辆坦克、第一艘航母、第一台喷气发动机，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独立空军，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客机。
如今的英国同样是“新旧交织”的社会：号称“全球最古老媒体一条街”的伦敦舰队街，如今已成为“创意产业一条街”，古老的英国却同时是全球公认的创意产业大国。
英国人选择“脱欧”和“光荣孤立”并非仅仅因为守旧——他们同样向往“新”，但不一定愿意和欧陆一起玩（尤其在没有“开挂权”的前提下）。
和欧洲剪不断的缘分
“脱欧”并不意味着英国人真的对欧陆“没心没肺”，事实上英欧间的“若即若离”本就包含“即”的一面。
前面提到“富勒总结”，其中就有“和欧陆第二大国结盟”及“把打倒的对手扶起来”等微妙的提法，事实上长期以来英国人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比如“老冤家”法国，尽管历史上双方让对方“吃药”的次数不胜枚举，至今两国民间、媒体谈起对方也总带着嘲讽甚至幸灾乐祸的口吻，但不论一战、二战，英国都有多次“雪中送炭”的豪爽之举（尽管豪爽中也夹杂着英国人特有的算计）。
尽管孤悬海外，但英国王室仍然是欧洲“王族大通婚”的“积极分子”，历史上的英国王室曾先后带有丹麦、法国、荷兰等国血统，现在在位的温莎王朝原本是来自德国的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后裔，改为如今的名称是1917年一战爆发后的事。女王本人固然带有德国血脉，她百年之后不论王子或王孙即位，也势必带有更多的欧陆血统——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是丹麦王子，本人则出生在希腊。
“欧盟时代”虽然和欧陆若即若离，但英国人、尤其英国年轻人仍然很快习惯于“大欧洲生活圈”，他们热衷于在欧陆进行“无障碍”的旅行，享受在整个欧陆的“准国民待遇”，英国经济、尤其英国至关重要的金融业，同样对英国与欧洲间的“特殊关系”具有日益严重的依赖性。
统计结果显示，城里人、年轻人在公投中反对“脱欧”的比例更大，这表明他们是“英欧情缘”的最大受益者，或许再过30年、50年，一切都会和今天有所不同——反正在英国，任何事后看上去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都是慢慢地、悄悄地、不知不觉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