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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市镇文化是江南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内涵在民国时期更为特殊。在地理环境和历史积淀等影响下，江南市镇文化继承了诗性传统并保持宽容的胸襟。这一时期的特殊体现在矛盾心理的彷徨，来自乡土情结与现代文明，礼教与自由以及文化认同等。
关键词：诗性传统；宽容胸襟；矛盾彷徨
秦汉以后，市镇演变历经不同阶段，至明清而呈繁盛态势。近代随着西学东渐，社会出现了大变局，市镇发展随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江南市镇在近代市镇发展中最为迅速和典型。除了其显著的经济特征外，在特殊转型期间的独特市镇文化也是值得关注的。纵观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史，浙江籍作家占据了半壁江山。本文结合浙江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积淀，从民国时期浙江籍作家的作品和生平经历中，窥探近代江南市镇文化的精神内涵。
一、诗性传统
从江南市镇走出来的浙江籍作家，他们生长于这片土地，无论他们身处何方，身上总会带有江南文化里最为传统的诗性和恬淡精神。在他们的作品里，也就会呈现出一个诗化的江南市镇形象。
魯迅和周作人兄弟从绍兴小镇走出来，他们的很多作品中多留有故乡的痕迹。鲁迅的小说中的“未庄”、“鲁镇”、“S城”，大都以故乡为背景，描写了民国时期江南典型的市镇风貌。周作人散文里的“乌篷船”、“故乡的野菜”也都展现出诗意江南的韵味。茅盾笔下刻着杭嘉湖水乡印记的小镇，是那样深刻着“浙江”的“胎记”，任何力量也无法将之抹去。海宁小镇的徐志摩的诗歌，像是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徜徉出来，带着浓厚的恬淡诗性的意蕴美。
二、宽容胸襟
江南市镇作为西方文化和荊楚及中原文化的联结者，它在与其他地方文化进行沟通与交流的过程中，显示出兼容并包的气度。江南市镇文化在近代也显示出其宽容开放的多元秉性。
很多新的文学体式就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在打开尘封的国门后，西方不同时期的文学发展成果一下子全部涌入进来。郁达夫对现代小说作了道德、心理上的开拓，融进卢梭“返归自然”思想，以坦诚真率作为自己的美学追求。徐志摩对英国诗歌情有独钟，很自然地将西方的诗歌体制引入自己的诗歌创作。鲁迅是散文诗的主要开创者，他大胆采撷西方艺术经验，结合对人生的感悟，外化成《野草》这部象征主义散文诗集。
民国时期正是传统农业的衰落时期，江南市镇又被卷入世界经济危机。这种剧烈的变动自然会成为浙江籍作家笔下的素材，表现了市镇文化中对西方商业文化的包容与反思。许钦文《疯妇》中的双喜媳妇不愿向婆婆学习传统的织布技术，而选择了比织布挣钱多的褙锡箔。在婆婆的挑剔中，双喜媳妇精神失常，跳河而死。商品经济已经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仍然禁锢着人们，两者之间的矛盾终于酿成了新的悲剧。徐杰的《赌徒吉顺》虽然是写典妻，但我们也可从中窥视到金钱势力入侵引起的人们心态的变化。
很多作品中对西方商业文化冲击秉持着的反思态度，但不能认为批判即是对商业文化的排斥。因为只有在市镇文化中融入了商业文化后，并出现了一系列浅层或是深层的反应后，才可能引起作家的关注与思考。
三、矛盾彷徨
从江南市镇走出来的作家们，经过西方文明洗礼后，受到乡土情结的牵绊，并发现了“人性”并向往自由，却被自己批判的礼教所束缚，这其中的苦闷与忧愁也被写在他们的作品中。受浙东学派、海派文化影响，面对西方的文化强势，他们会在开拓创新与文化认同两端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
很多浙江籍作家是在市镇受到初级教育，到外地与文学结缘，最后在北京、上海成为著名作家。这使他们的创作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又有大都市的现代色彩。即使在离开市镇进入大都市后，饱含乡愁的作家情系故土。他们的作品涉及市镇的饮食起居、婚嫁习俗、鬼神观念等日常习俗。《风波》里鲁镇一个村庄取名的特殊习惯：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用斤数作为孩子的小名。王鲁彦《菊英的出嫁》指出了乡间流行的冥婚传统的同时，还展现了浙江乡村婚嫁风俗画。尽管出身市镇，对故乡怀着深沉的情感，但身处现代文明洗礼和乡土情结的复杂心理状态下，他们“以崭新的视角表现了商业经济下复杂的生存形态。”但当他们用现代文明反观乡土时，他们更多的还是理性的反思。
尽管有一些作家精神是自由的，但始终无法摆脱礼教的束缚，尤其是在个人婚姻方面。作家心中的对自由的向往和礼教束缚的矛盾，也会不自觉地表露在他们的作品中。郁达夫小说在“灵和肉”的冲突中发出要求尊重“人”的尊严的呼喊，“湖畔四诗人”在凄苦的情诗中吐露感情受压抑的苦闷，徐志摩的诗作表现出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等，便都是典型的例证。
在近代文化思潮大裂变、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之际，如何排解中华民族在现代时期遭遇的这种文化异化与疏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建和实现文化创新的关键。
浙江籍的施蛰存是海派文学的代表。海派文化与西方文明关系十分密切，但在本质上又未能真正吸收到西方文化灵魂，因而很容易退化为欲望狂欢和感性放纵的思想温床。戴望舒的《雨巷》充满着孤寂和阴郁失落与彷徨的情感。这中彷徨有对民族国家历史走向的迷茫，还有在外来物质文明裹挟文化冲击民族文化认同的忧虑与无措。
面对开拓创新与文化认同的矛盾，鲁迅提出了“拿来主义”，阐明了应该批判继承和借鉴文化遗产及外来文化的论点。但新文化运动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是在放弃文化坚守还是为寻求文化创新扫清障碍。他们少时在故乡市镇中完成了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很多人的传统文化基础就十分牢固。但在这样的而历史环境下，选择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得不说也是在矛盾心理下做出的一个较为偏激的决定。
从民国时期浙江籍作家的作品和生平经历中，可以大致得出近代江南市镇文化中诗性传统，宽容胸襟以及矛盾彷徨的精神内涵。
参考文献：
[1]刘士林，朱逸宁，张兴龙，严明著.江南城市群文化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9）.
[2]王嘉良.地域人文传统与浙江新文学作家群[J].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6）.
[3]马芸.乡土小说的“浙江潮”[J].中华文化论坛，2006.
关键词：诗性传统；宽容胸襟；矛盾彷徨
秦汉以后，市镇演变历经不同阶段，至明清而呈繁盛态势。近代随着西学东渐，社会出现了大变局，市镇发展随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江南市镇在近代市镇发展中最为迅速和典型。除了其显著的经济特征外，在特殊转型期间的独特市镇文化也是值得关注的。纵观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史，浙江籍作家占据了半壁江山。本文结合浙江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积淀，从民国时期浙江籍作家的作品和生平经历中，窥探近代江南市镇文化的精神内涵。
一、诗性传统
从江南市镇走出来的浙江籍作家，他们生长于这片土地，无论他们身处何方，身上总会带有江南文化里最为传统的诗性和恬淡精神。在他们的作品里，也就会呈现出一个诗化的江南市镇形象。
魯迅和周作人兄弟从绍兴小镇走出来，他们的很多作品中多留有故乡的痕迹。鲁迅的小说中的“未庄”、“鲁镇”、“S城”，大都以故乡为背景，描写了民国时期江南典型的市镇风貌。周作人散文里的“乌篷船”、“故乡的野菜”也都展现出诗意江南的韵味。茅盾笔下刻着杭嘉湖水乡印记的小镇，是那样深刻着“浙江”的“胎记”，任何力量也无法将之抹去。海宁小镇的徐志摩的诗歌，像是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徜徉出来，带着浓厚的恬淡诗性的意蕴美。
二、宽容胸襟
江南市镇作为西方文化和荊楚及中原文化的联结者，它在与其他地方文化进行沟通与交流的过程中，显示出兼容并包的气度。江南市镇文化在近代也显示出其宽容开放的多元秉性。
很多新的文学体式就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在打开尘封的国门后，西方不同时期的文学发展成果一下子全部涌入进来。郁达夫对现代小说作了道德、心理上的开拓，融进卢梭“返归自然”思想，以坦诚真率作为自己的美学追求。徐志摩对英国诗歌情有独钟，很自然地将西方的诗歌体制引入自己的诗歌创作。鲁迅是散文诗的主要开创者，他大胆采撷西方艺术经验，结合对人生的感悟，外化成《野草》这部象征主义散文诗集。
民国时期正是传统农业的衰落时期，江南市镇又被卷入世界经济危机。这种剧烈的变动自然会成为浙江籍作家笔下的素材，表现了市镇文化中对西方商业文化的包容与反思。许钦文《疯妇》中的双喜媳妇不愿向婆婆学习传统的织布技术，而选择了比织布挣钱多的褙锡箔。在婆婆的挑剔中，双喜媳妇精神失常，跳河而死。商品经济已经在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仍然禁锢着人们，两者之间的矛盾终于酿成了新的悲剧。徐杰的《赌徒吉顺》虽然是写典妻，但我们也可从中窥视到金钱势力入侵引起的人们心态的变化。
很多作品中对西方商业文化冲击秉持着的反思态度，但不能认为批判即是对商业文化的排斥。因为只有在市镇文化中融入了商业文化后，并出现了一系列浅层或是深层的反应后，才可能引起作家的关注与思考。
三、矛盾彷徨
从江南市镇走出来的作家们，经过西方文明洗礼后，受到乡土情结的牵绊，并发现了“人性”并向往自由，却被自己批判的礼教所束缚，这其中的苦闷与忧愁也被写在他们的作品中。受浙东学派、海派文化影响，面对西方的文化强势，他们会在开拓创新与文化认同两端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
很多浙江籍作家是在市镇受到初级教育，到外地与文学结缘，最后在北京、上海成为著名作家。这使他们的创作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又有大都市的现代色彩。即使在离开市镇进入大都市后，饱含乡愁的作家情系故土。他们的作品涉及市镇的饮食起居、婚嫁习俗、鬼神观念等日常习俗。《风波》里鲁镇一个村庄取名的特殊习惯：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用斤数作为孩子的小名。王鲁彦《菊英的出嫁》指出了乡间流行的冥婚传统的同时，还展现了浙江乡村婚嫁风俗画。尽管出身市镇，对故乡怀着深沉的情感，但身处现代文明洗礼和乡土情结的复杂心理状态下，他们“以崭新的视角表现了商业经济下复杂的生存形态。”但当他们用现代文明反观乡土时，他们更多的还是理性的反思。
尽管有一些作家精神是自由的，但始终无法摆脱礼教的束缚，尤其是在个人婚姻方面。作家心中的对自由的向往和礼教束缚的矛盾，也会不自觉地表露在他们的作品中。郁达夫小说在“灵和肉”的冲突中发出要求尊重“人”的尊严的呼喊，“湖畔四诗人”在凄苦的情诗中吐露感情受压抑的苦闷，徐志摩的诗作表现出对于自由爱情的向往等，便都是典型的例证。
在近代文化思潮大裂变、中西文化激烈冲撞之际，如何排解中华民族在现代时期遭遇的这种文化异化与疏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建和实现文化创新的关键。
浙江籍的施蛰存是海派文学的代表。海派文化与西方文明关系十分密切，但在本质上又未能真正吸收到西方文化灵魂，因而很容易退化为欲望狂欢和感性放纵的思想温床。戴望舒的《雨巷》充满着孤寂和阴郁失落与彷徨的情感。这中彷徨有对民族国家历史走向的迷茫，还有在外来物质文明裹挟文化冲击民族文化认同的忧虑与无措。
面对开拓创新与文化认同的矛盾，鲁迅提出了“拿来主义”，阐明了应该批判继承和借鉴文化遗产及外来文化的论点。但新文化运动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全盘否定，是在放弃文化坚守还是为寻求文化创新扫清障碍。他们少时在故乡市镇中完成了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很多人的传统文化基础就十分牢固。但在这样的而历史环境下，选择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得不说也是在矛盾心理下做出的一个较为偏激的决定。
从民国时期浙江籍作家的作品和生平经历中，可以大致得出近代江南市镇文化中诗性传统，宽容胸襟以及矛盾彷徨的精神内涵。
参考文献：
[1]刘士林，朱逸宁，张兴龙，严明著.江南城市群文化研究[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9）.
[2]王嘉良.地域人文传统与浙江新文学作家群[J].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6）.
[3]马芸.乡土小说的“浙江潮”[J].中华文化论坛，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