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依旧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涉及的热点问题。
　　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近期一些谈话中，习近平明确了中国在“十三五”期间需要取得“明显突破”的十大领域。其中包括保持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农业现代化加快步伐、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都与新型城镇化息息相关。

抓住新型城镇化是关键

　　根据此前《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而2014年的城镇化率为54.77%，也就是说，按照2020年的目标，未来每年城镇化率应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这对整个中国经济和社会意味着什么？
　　在今年9月份举行的“创新中国：城镇化与新型卫星城——2015新都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对这个数据有个生动的解读：“‘城市人’和‘农村人’的区别之一，是前者的收入和消费比重都是后者的3倍。中国的城镇化人口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上千万的农民将成为城市人，收入和消费都将增加3倍。”所以他特别认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说的一句话：“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
　　同样在新都论坛发表主题演讲的还有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刘勇，民建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光远，世界科技史巨著《硅谷百年史》作者皮埃罗。
　　这些或参与制定、或研究中国城镇化政策的专家、学者，表达了一致的意见：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所在——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
　　正因为此，当下的中国，城镇化的脚步轰隆作响。以从去年开始迈入特大城市发展行列的成都为例，它是由主城区和八个独立卫星城形成的一个有机系统，位于成都北部的新都是其中一个卫星城。
　　但目前一些现实又紧迫的问题横亘在中国多数城市的城镇化之路上：如何不断增强疏解中心城区城市功能、承接产业和人口转移的能力;如何提高非农就业岗位，改善民生福祉;如何设立城镇化发展的资源环境红线，延续城市文脉;如何解决好农民不仅身体进城，更要身份、身心进城的问题等。
　　新都论坛上，嘉宾们基于以上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探讨。“新都”不新，为古蜀国三都之一，距今约2800年，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新都”很新，正站在新型卫星城建设的新起点，幅员面积49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9万，处于中国西部最具活力的成都平原经济圈核心地带，是成（都）—德（阳）—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带的桥头堡。
　　在这样一个亦新亦旧的城市，嘉宾们讨论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功能集聚、生态美好、民生和谐的新型城镇化未来。新都的探索可谓具有样本示范的意义，而其中的某些观点将或改变或促进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三大关键问题

　　既然未来我国经济要高速发展，就必须运用好城镇化这个引擎。那么如何运用？在新都论坛上，嘉宾指出，一个地方的城镇化能否成功，主要取决于如何解决这三个关键问题：

关键问题一：如何让农民变市民

　　马光远在新都论坛上抛出一个问题：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本，但“人”指的是谁？无可厚非，农民是城镇化的主体。
　　但新型城镇化并不仅仅是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而是让每个来到城市的农民，能够有尊严，有更强的幸福感，在奋斗的起点获得公平博弈的可能，真正享受市民的待遇。“这点对于80、90后的农民工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处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对城市的认同甚至远远高于农民。想象下有多少90后农民工会种地、懂农业，农村可能他们再也回不去了。”马光远说。
　　确实，对于大规模进城的农民来说，究竟需要怎样的城市，是需要我们深思的。
　　如今还有一些地方的城镇化就是盖大楼修马路，这仅仅是土地的城镇化，而不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是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根本性转变。”姚景源指出。
　　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新都2014年综合城镇化率达到68.3%，吸纳区内农村劳动力转移近14万人。新都的经验是，着力构建主城区、小城市、特色镇和农村新型社区的四级现代城镇体系，培育一批经济强镇和特色镇。之后深入推进就业保障并轨，促进城乡待遇均等化，如今新都全区社保和医保的参保率都在99%以上，基本上做到了全覆盖，其次是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每个村和社区全通一元制公交，由政府进行公益补贴，这些政策都加速了新都农村人口的市民化。

关键问题二：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

　　“如今不少城市，修建很宽的马路，好看了，但不中用了，出门必须得开车，怎么能说城市是低碳的呢？这是房地产发展带来的一种结果，为了卖房子，为了改变城市的视觉形态，最后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城市’，但城市里有特点的东西，记得住乡愁的东西没了。”李铁在新都论坛上忧心忡忡地说。
　　他认为一些地方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道路建设、绿带建设、形象建设，但其实更应该把这些投入和周边农民进城这样的机会结合起来。比尔·盖茨最初是在车库里面设计微软的未来，说明在一个新型城市里创业、就业、产业的发展最初阶段都需要考虑低成本。而如今许多我们在城镇化里看到的“绿色”仅仅是视觉的绿色。

　　由此导致的是城市的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以及传统的乡村景象逐渐被遗忘，文脉没有延续，留不住刻骨乡愁。 　　这或许能解释新都论坛主持人、知名评论人石述思说：“60、70、80后是‘错把他乡当故乡’的三代人，90后可能是重建故乡的一代人。”而马光远在论坛上满怀深情地念了下罗大佑《鹿港小镇》的歌词：“台北不是我想象的黄金天堂，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鹿港的小镇，当年离家的年轻人，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并且感叹说：我们的城镇化一定不要让年轻人有这样的乡愁。
　　不管是生态还是文化，都是新都关注的重点。半城繁华半城绿是这座卫星城的最大标签;2800年历史积淀的文化内涵，赋予了新都“花香、书香、佛香”三香辉映的独特人文魅力。在新型卫星城推进的过程中，新都格外注重文脉的传承和发掘。原明代形成的老城区格局尽量不去做改动，只是部分有机更新;特色镇新繁镇遵循唐风古韵去打造，其他区域也利用它原先的特点进行改造。

关键问题三：需要制度层面大的突破和创新

　　城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创新。“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矫正过去错误的发展模式和导向，二是不能以主管领导的意识来做任意决策，而是应该去研究人要什么，政府怎样能降低发展的成本，怎样开展更好的公共服务，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李铁说。
　　创新绝不仅仅指的是技术层面。皮埃罗说，作为卫星城集群的硅谷，从1950年的一片荒芜，到现在的繁荣生长，技术的发展不是主要原因，“任何地方都能产生创新，颠覆性的创新来自于颠覆性的社会。”这与马光远的观点不谋而合—— 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创新经济体，需要在制度层面、法律层面、金融层面、教育层面做革命性的变革。
　　马光远认为，日本在这方面有很好的经验。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为了避免出现各种各样的歧视，日本的法律里有这样两条规定：
　　第一，任何一个日本国民想到哪里就可以到哪里，叫“用脚投票”;第二，任何一个人到另一个城市去，他都享受当地所有市民的福利待遇。这些都是让日本农民真正转成市民的制度创新。
　　新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勇于开放、敢为人先的创新之都。从全国农村改革的“实验地”、专业户的“发源地”到首开全省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先河，全国第一个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再到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在改革开放历程中，新都人的敢想善干，在全国全省改革史上留下了浓重的新都印记。
　　下一步，新都除了在行政审批、户籍制度等方面做一些探索以外，还考虑在要素保障方面做一些改革。比如融资，政府通过财政安排一部分资金，同时吸收社会资金进入，共同组成基金，这个基金可以放大十倍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解决现在资金不足的问题。还有土地改革，下一步将在农村的宅基地腾退以及集体土地利用和流转方面进行改革。
　　新都在城镇化和新型卫星城建设上的探索，将可能使新都成为西部“新智慧高地”，为中国其他城市的城镇化提供有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