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上有帖子说，略萨又一次让政治介入了文学，而且跟帖还相当火爆，连美国的主流媒体也大肆渲染。这让我真的很无语，看来，还有很多人对我当初竞选总统一事耿耿于怀。但我并不想解释有关政治的种种，我只是突然想谈谈文学。
　　严格来说，我对政治只是向往，但对于足球，却是狂热。很多人极尽地搜集我与政治、文学的种种，甚至连我与马尔克斯的小过节都不放过，却忽略了足球和我那刻骨铭心的故事。
　　少年时候的我深爱塞万提斯，因为它，我爱上了写作。不过那时候，我笔下流出来的并不是故事。而是一行行的诗歌。原因很简单，邻家的哈尔娜有一次告诉我，她暗恋班上一个同学，是个会写诗的才子，这让我飞醋满天。哈尔娜当然不会明白，眼前的小伙子已经暗恋她很久，又怎么容得下别人横刀夺爱。当然，我并没有大发雷霆，只是回到家里，很是用心地写了一首十四行诗，题目是“送给哈尔娜”，还很浪漫地选择了邮寄。
　　我自认为那首诗绝不比任何一首诗逊色，因为就是那十四行字，我引用了三个典故、明暗两条线，而且每一句第一个字母组起来便是哈尔娜的全名。这是我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学来的，如果哈尔娜收到信后没有一丁点儿感动，我一定会鄙视她，或者鄙视我自己。
　　可惜，哈尔娜还没来得及看我的诗，便和她暗恋的才子好上了。这让我彻夜难眠，脑海里不断出现那十四行诗，我一定要为自己的爱情再努力一次。所以，在哈尔娜的家门口，我问起那封信，原以为她还没收到，如果收到了，我就恳求她再考虑一下，我绝对比那个会写诗的才子更好。但事实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她说看了，然后塞给我一张报纸，说男朋友的诗经常发表在这家报纸上，叫我学着点儿。
　　我看了那首诗，很次、很烂。直到现在，我都不买那家报纸。就因为那首诗。我觉得这家报纸太没水平，它不仅亵渎了诗，还侮辱了我的爱情。
　　哈尔娜潇洒地转身。我知道，她去和才子约会了，可我又能怎么办?讨厌踢球的我。那天狠狠地踢了一场球，那是一场对诗歌、对文学发泄的球赛，
　　幸运的是，正因为那场球赛、或者说那次发泄，我找到了文学的真谛。球在脚下。无论我怎么玩，怎么耍花招，哪怕是连过几个后卫，那都只是运球，场外的观众只是在观看。可是，当我憋着一股闷气用力地来了一脚远射，足球破门而入的时候，观众一片狂呼。经久不息。我突然明白，得分是最重要的。
　　那天晚上，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话：文学是个球。球踢得再好，也不如一次简单的进球，我的十四行诗并不是不好，在哈尔娜眼里，只是因为它没登报、没得分。
　　我发誓，自己的作品不仅要上报、要出版，还要让所有读者狂呼，只因文学也需要观众。才华更需要认可。1962年，我的作品《城市与狗》终于震惊西班牙。那一天，我面朝大海，想着十四行诗。想着哈尔娜，还有足球场的破门。
　　于文学，我把它当作一个球。或许这种概念会让同行笑掉大牙。但是，当他们看到我的《世界末日之战》《绿房子》获得海明威文学奖，当西班牙最高荣誉的塞万提斯奖花落我家。我想，我该有资格谈谈文学、谈谈它与球的关系了吧1
　　2010年，我终于破开了文学最高的门槛，在斯德哥尔摩，拙作《中国套盒》赢得诺贝尔文学奖荣誉。我要感谢很多人。但我首先要感谢的，它只是一个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