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车让行行为影响因素差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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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有效提高我国机动车让行率,文章采用现场观测、问卷调查的方法,对4个典型城市无信号控制路段人行横道处的机动车让行情况及驾驶员让行行为影响因素差异性进行描述性统计和方差分析,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针对性的改善对策,以期能为交管部门制定交通管理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让行行为;政策措施;路段人行横道;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U491. 2+5文献标识码:A DOI: 10.1 3282/j. cnki. wccst. 201 9. 12. 042
  文章编号:1673 - 4874(2019)12 - 0158 - 05
  0 引言
  长期以来,机动车不让行斑马线引发大量交通事故,造成城市交通秩序混乱。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2014-2017年以来,斑马线上行人车辆事故数达14 000多起,致近4 000人死亡,而其中90%的交通事故是机动车不按规定让行造成的,而且无信号灯控制路段人行横道是行人和机动车争夺通行权的热点区域。由此可见,行人过街安全问题不容乐观,改善行人过街环境已刻不容缓。
  人行横道关系着整个城市的交通秩序与文明,加强对人行横道交通行为的整治,是城市交通治理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虽然我国的交通法规对让行有明确规定,而且实践证明在面临罚款及扣分的严令之下,驾驶员更加注意让行行人。但在无信号灯的斑马线前,尤其是在没有违法抓拍设备的地方,驾驶员依然缺乏主动让行意识,遇行人不避让现象普遍,而且许多地区监控设备覆盖率低,难以全面监管不遵守让行规则的违法行为。因此,为提高驾驶员的主动让行意识和守法意识,有必要对国内典型城市路段人行横道处的机动车让行行为及影响因素差异性进行探究。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为减少在无信号控制人行横道处的人车冲突,国内外采用了各种政策和管理措施。在国内,杭州市政府在《杭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中加入礼让行人的规定;厦门交管部门开展斑马线前7种不礼让行为整治行动,违者罚款及扣分;重庆安装了机动车不让行违法抓拍设备;合肥、上海等地针对不礼让斑马线行为也严抓猛打,采取“零容忍”措施。在国外,英国实施“绿色十字”宣传计划,以各种方式告知公民如何穿越斑马线;为了避让行人,加拿大交通法规采取“路权”原则;日本的交通法规对礼让行人有特殊规定,当机动车和行人同时通过时,行人优先[1];华盛顿市法规规定,不让行的驾驶员将处以3分250美元的处罚。
  目前,许多专家、学者对影响机动车让行行为的因素已经做了大量研究。Wills[2]、lasmin[3]等人的调查研究显示驾驶员个人特征、行人等待数量、让行标志、人行横道形式等会影响驾驶员的让行行为;Fartash[4]等人的研究结果也表明RRFB有效提高了驾驶员在人行横道处的让行率;于泉[5]等人指出让行的关键是交通设施;艾冠韬[6]、时亚群[7]等人综合分析了行人特征、驾驶员、车辆特性以及过街设施对机动车让行产生的影响。
  结合目前国内外实施措施和政策,機动车驾驶人的让行行为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1)道路交通系统内部因素,如驾驶入个人特征、行人过街特征、过街交通设施等,对此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许多研究工作;(2)交通管理政策,如执法干预、政策法规、宣传教育等。目前,很少有学者从交通管理政策方面对各城市机动车让行行为以及实施效果差异性进行研究,并且缺少针对性改善对策。
  2 调查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现场观测、视频采集的方法,统计杭州、深圳、北京、包头四个城市路段人行横道处的机动车驾驶员让行率。同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杭州、北京两座城市的驾驶员让行认知、让行态度的差异性,并对个人特征与让行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
  2.1 现场观测
  本研究调研地点选在杭州、北京、包头、深圳四城市无信号控制路段人行横道处。为保证选取的样本多且质量好,选择在人流量多且道路两侧有典型使用功能的小区、医院等附近,并且在晴天进行。现场观测于2019年4月至5月的出行高峰时段,对8处路段人行横道进行至少20 min的调查,并统计机动车让行数以及按规定应该让行的车辆数。
  调查地点分布详见表1。
  2.2 问卷调查
  基于现场观测、视频采集的结果,选取杭州和北京驾驶员作为问卷调查对象,对比分析两地驾驶员让行行为的态度及认知差异,并探索驾驶员个人特征对让行行为的影响差异。
  正式调查前,先请交通专业人员对编制问卷进行指导、评价,然后对部分驾驶员进行预调查,修改、完善问卷,最终确定调查问卷内容,在实地以及网上发放。调查问卷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驾驶员的个人特征信息,如性别、年龄、所在城市、学历、驾龄等。
  (2)驾驶员让行认知、让行行为及让行态度,如驾驶员是否了解机动车让行的法律法规、是否赞同礼让行人以及对不让行行为进行处罚等。
  3 数据统计与分析
  3.1 现场调查数据统计
  本次调查共获取样本量1 778个,即在人行横道处按规定应该让行的机动车数量为1 778辆,实际让行车辆数为1116辆,具体如表2所示。
  3.2 现场调查数据分析
  (1)违法抓拍设备对机动车让行的影响分析
  从表2可看出,在同一路段上,违法抓拍设备对机动车让行行为产生的影响非常显著,如包头市钢铁大街劳动公园路段让行率为90. 6%,远远高于未设置违法抓拍设备的质检所路段(让行率为6.3%)。总体而言,在安装违法抓拍设备的人行横道处机动车让行率明显高于未安装的点位,让行率均在90%以上;而在未安装机动车违法抓拍设备的点位,机动车让行率差异较大,杭州、深圳的机动车让行率明显高于北京、包头。
  由此可见,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违法抓拍设备的安装,遏制了广大机动车驾驶人“不礼让斑马线”不被处罚的侥幸心理,对让行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极大地提高了机动车让行率。   (2)各城市机动车让行差异性原因分析
  当行人穿过人行横道时,由于违法抓拍系统的设置,机动车驾驶员一旦违法将受到罚款与扣分的处罚,因此驾驶员通常会选择让行。而在未设置抓拍设备的地方,机动车驾驶员能否做到主动让行,养成良好的文明礼让习惯,则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根据实地调查发现,在斑马线前无信号灯、无违法抓拍设备时,北京、包头机动车与行人争抢路权现象较为严重。与其他被调查城市相比,北京在上下班高峰期,行经人行横道处的车流量明显高于其他城市,一味地让行可能会导致交通拥堵,造成行车延误,而且交通管理部门疏于监管,路面上现场执法和违法监控不到位,因而大部分机动车选择与行人抢行,人车冲突严重。在包头虽然道路交通量与过街行人流量较低,但机动车不让行行人现象突出,从交通管理政策方面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完善的法规政策和管控措施、未普及礼让行人的文明宣传教育等。
  在杭州、深圳,机动车主动停车让行、行人快速穿过的现象随处可见,营造出一幅“车让人、人快走”的安全、和谐的通行画面。可见机动车文明礼让行人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并且行人与驾驶员素质都普遍较高。在机动车让行的同时,行人也能迅速通过马路或对机动车表示感谢。结合从交管部门收集的资料,就交通管理政策而言,深圳、杭州机动车让行率高主要归功于严格且健全的政策法规、监管措施以及长期的宣传教育和不懈治理。
  3.3 问卷调查数据统计
  本次调查共收到365份有效问卷,包括杭州问卷190份,北京问卷175份。受访驾驶员样本统计如表3所示,其中男女受访者与我国现有驾驶员所占比例接近,说明本问卷具有代表性。进一步对问卷进行信度、效度检验,结果显示KMO和Bartlett检验值均>0.8,达到显著水平(P<0.05),说明本问卷的样本数据可靠。
  3.4 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3.4.1 让行认知及态度差异性分析
  根据对驾驶员让行认知及态度的调查,对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对比杭州、北京的调查结果如图1~3所示。
  图1显示了杭州、北京两地被调查驾驶员对《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关于让行规定认知的了解程度。由图1可知,杭州、北京驾驶员对让行法规的了解程度无明显差异性,两城市均超过8成的驾驶员了解此法规。由此表明机动车驾驶员对人行横道前应该让行行人的规定基本上是了解的,有一小部分驾驶员对让行不了解,亟待法规的普及,并加强对驾驶员的宣传教育。
  图2对比了杭州、北京受访机动车驾驶员对是否支持机动车礼让行人这一措施的态度差异。由此可看出,在杭州受调查者中,90%以上的驾驶员对礼让行人表示赞同,不赞同及保持中立态度的仅为9%。而北京赞同礼让行的驾驶员所占比例仅为64%,不赞同及中立态度占比30%以上。这反映出北京驾驶员的主动让行意识不强,有待提高。
  由图3可看出,超过80%的杭州受调查驾驶员赞同处罚机动车不让行的违法行为;而在受调查的北京驾驶员中,只有约40%的驾驶员赞同处罚不讓行行为。这表明杭州驾驶员让行意识以及法规遵守意识较强,而北京大多数驾驶员不支持对不让行行为进行处罚,仅仅是从道德层面认识让行,而非法律层面。
  3.4.2 让行行为差异性分析
  为了分析影响这两个城市机动车驾驶员行为的个人因素,本研究采用方差分析法检验驾驶员个人特征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得出对机动车驾驶人让行行为存在显著影响的驾驶员特征变量。
  本调查参考艾冠韬、时亚群等学者编制的驾驶员行为问卷,采用李克特式量表,选取驾驶员性别、学历、驾龄等因素以及驾驶员所在地、是否安装违法抓拍设备等条件进行探究。驾驶员让行行为通过让行频率来表现,1~5代表从不、很少、偶尔、经常和总是的频率,让行频率的平均值及均值越大说明驾驶员让行的可能性越大[6]。如表4所示为两市差异性分析结果。
  比较表4杭州、北京两地的均值和P值,得出两城市驾驶员特征在有无违法抓拍设备条件下对让行行为影响的差异性:
  (1)在受访者中,杭州驾驶员让行均值普遍比北京高,表明杭州驾驶员更倾向于主动让行。而且在安装违法抓拍设备情形下,两地驾驶员让行均值明显高于未安装违法设备的均值,显示了更高的让行倾向。
  (2)在安装违法抓拍设备的情况下,两地驾驶员个人特征与让行行为无显著相关性。而未安装抓拍设备时,则驾驶员的部分个人特征与让行行为显著相关。
  (3)在受访者中,女性驾驶员表现出比男性更高的让行频率,更愿意做出让行行为,且在没有抓拍设备情况下,表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这与石京[8]、艾冠韬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
  (4)在未安装抓拍设备情形下,不同年龄的机动车驾驶员在让行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P<0.05)。在整体上,杭州年龄越大的驾驶员越倾向于让行;而北京则是年龄越小的驾驶员越倾向于让行。
  (5)在未安装抓拍设备情形下,北京市不同学历驾驶人的行为存在显著差异(P=0.00)。随着驾驶入学历的提高,其让行倾向呈上升趋势。
  (6)在未安装抓拍设备情形下,驾驶员驾龄对北京市驾驶员让行行为存在影响:驾龄<1年的新手驾驶员表现出比其他驾龄组更高的让行行为,而驾龄>9年的驾驶员表现出最低的让行行为。
  4 结语
  4.1 现场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包头没有安装违法抓拍设备的人行横道处,机动车让行率均<15%,表明两地驾驶员尚未养成主动让行的行为习惯,不礼让行人的违法现象亟待改善。而杭州、深圳两地机动车平均让行率高达80%以上,说明其对机动车不让行斑马线的整治效果是显著的。结合交管部门收集的资料,通过对杭州、深圳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整治措施及实施效果进行调查,发现政策法规、电子违法抓拍设备、宣传教育引导等因素的“组合拳”能有效遏制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违法行为,这些措施对于其他类似城市整治机动车不让行斑马线的行为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针对北京这类人多车多的城市,一味地强制让行,易引发交通拥堵,造成行车延误,影响通行效率。为解决这一问题,可借鉴英国的做法,如安装手控按钮式交通灯,其优点是能够清楚地传达信息,机动车和行人均按红绿灯行驶,避免产生冲突。同时,使用行人控制的红绿灯,当没有行人横穿斑马线时,机动车便能一直行驶而不影响通行效率。
  4.2 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安装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违法抓拍设备的路段人行横道处,驾驶员个人特征对驾驶员让行行为影响无显著性差异。而在未安装违法抓拍设备的点位,驾驶员的部分个人特征对让行行为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杭州的女性、年长驾驶员更倾向于让行;而北京则是女性、年长、驾龄低、学历高的驾驶员更倾向于让行。本次调查结果也能为北京及其他城市从驾驶员角度提高机动车让行率提供一些借鉴,如可以对让行倾向低的驾驶员采取针对性的安全教育与管制等措施。
  4.3 改善对策
  综上所述,违法抓拍设备、政策法规、宣传教育以及驾驶员个人特征等对驾驶员让行行为的影响因城市、因地点而异,该结果不仅说明了影响因素与让行率的关系,而且对交通管理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给出了一些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例如,在违法抓拍设备的安装方面,既要考虑其对机动车让行产生的积极影响,又要考虑到设置过多会导致某些路段交通拥堵、通行效率下降。在机动车不让行的法规政策方面,应落实扣分与处罚的相关规定,严格执法,让驾驶员深刻意识到不让行行人的后果。在驾驶员的宣传教育方面,对于驾驶人让行态度与认知的差异,可针对不同特征的驾驶员,从宣传或驾考方面,采取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和措施。另外,机动车让行措施实施后的效果评估也是不可或缺的,这对措施实施效果的准确评价有很大的帮助,包括措施实施一段时间后的追踪调查[9]。相信通过合理的设施设置、完善的宣传教育以及健全的政策措施与严格的执法监督,机动车驾驶员的让行行为将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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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何严严(1993-),研究方向:交通管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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