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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就连台湾的军人也不愿意干间谍特务这个行当：这决非耸人听闻，因为大多数台军军官一旦迈入“军情局”，就意味着给自己的前程画了个句号——即要做好“中校军衔扛到死”的准备了。
第一批成员都是不良少年
回到以前，台湾“军情局”的前身是蒋介石统治时期赫赫有名的“军统局”。1946年，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1954年台湾当局对情报部门进行调整时，又将其名称改为“国防部情报局”。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与“国防部特勤室”合并为现在的“军事情报局”，由台军“参谋总长”直接指挥。而实际上如今的台湾间谍情报部门已是日暮西山，不仅间谍员的素质已经严重下降，而且其每个人的下场都充满了悲剧。
“天天穿着50公斤重的铁砂衣练功，中午睡午觉，大热天还要盖七床棉被，这叫蒸骨，晚上睡觉用大石头当棉被，这是练气功。” 姚海张接受台媒专访回忆的训练情形，令人不敢置信。
因为参与新竹帮派惹事，姚海张入少年感化院3年，并且出院还得入狱服刑3年半；1967年，“军情局”决定成立“暗杀队”，派员至台湾各地感化院挑人，事前言明为军方工作但有可能牺牲，入选刑期可免。于是他加入了这个组织，成为了暗杀队的第一期队员，暗杀队代号“九一工作队”，意喻“九死一生”。 全称是“全能行动工作队”，目的是训练一批专门负责暗杀的情报员。
“我记得‘军情局’派的人叫陈莱中校，穿西装打领带，腰间还插把手枪，非常威风。”姚海张说，他曾记得开学与毕业典礼，均由当时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亲自主持。
当时这个组织吸引了1000多名“不良少年”报名，决选时，剩不到百人，集中在感化院操场集体打架，入选者是包括姚海张在内最后5名没有倒下来的人，“九一队”由“军情局”传奇人物、精通南拳北腿的李达球负责训练，地点在北投的特训中心。暗杀技能训练从外加气功、铁砂掌、少林拳、壁虎功，到刀枪棍、大关刀，全都得学，还天天穿50公斤的铁砂衣跑步。“九一暗杀队”胸前徽章是“四栖部队”，更是当年台军第一批穿迷彩服的军人。
姚海张曾经就练就一身壁虎功，并在蒋介石面前表演过，飞刀与飞蝗石也是姚海张拿手绝技。他说，学飞蝗石是预备出任务时万一被俘，在双手被绑的情况下，还能捡地上的碎石砖瓦进行自卫反击。
姚海张接受暗杀训练后，即以情报员身份执行任务，他曾前往滇缅炸过缅共区几座英式铁桥；而他唯一参加过的一次暗杀任务，代号为“白熊计划”。当时姚海张奉命前往泰国，上级并未说明要暗杀的人的身份；过了几天“军情局”宣布任务取消。
而他的队友苏英中在结束这个未进行的任务后，即奉命到大陆长期潜伏。但没多久身份曝光，在昆明劳改19年后获释，定居海南岛。直到两岸关系缓和苏英中才回台，并到军情局“报到”存记，现仍定居海南岛，每年清明节返台扫墓。
军情局的女情报员
“九一工作队”成员虽然个个骁勇，但难以管教，此后“军情局”便挑正统情干班毕业的情报员受训。这就有了 “九一二工作队”，“九一三工作队”与“四一工作队”。
“四一工作队”曾训练4位女性情报员，专责“行动制裁”。 余美慧是这4位情报员里年纪最大的一位。她记得，自己受训3年多，上午是上课，要学广东话与英文，还有情报专业科目，下午与晚上练功，教练是老“总统”的贴身侍卫李克炼。由于余美慧体型较重，练的是铁头功之类的硬功夫。
余美慧等4人是“军情局”在台湾唯一受过完整“行动制裁”训练的女情报员，当时她们随时面临着执行任务时牺牲的局面，情报局长叶翔之训导她们“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革命死，两者皆可抛”，并要他们了结婚姻的念头。
于美慧的两名队友结束3年多的训练后，随即送去台湾的舞厅“见习”，训练当一名舞女所需的知识，然后就派到香港，以舞女作掩护潜伏分子，执行情报局交付的任务。但不久仍遭受识破，于是“军情局”连夜安排渔船偷渡她们返台。这两名女情报员任满10年后退役。余美慧在1993年任满20年，中校退役。因为年轻时练功，虽然擦拭过药酒，但毕竟有内伤，她现每周洗肾，脊椎开过刀，领有残障手册。
“军情局”最后一次“行动制裁”任务是前往美国暗杀江南，然而，“军情局”没有自己派人，而是找竹联帮成员执行，此事最后也一发不可收拾，“军情局”长汪希苓与负责策划执行的陈虎门均判刑入狱。
自“江南案”后，“军情局”便不再进行海外暗杀任务。《中国时报》称，“军情局”事实上在台湾前后仅训练过24名杀手，而当年受训的暗杀“绝技”已有部分失传。
由于江南案，“军情局”大改组，并停止所谓的“行动制裁”任务。至于“军情局”早年，特别是军统时期的制裁行动，目前仍列为“永久机密”，云山雾罩，永不得解密。
如今，就连台湾的军人也不愿意干间谍特务这个行当：这决非耸人听闻，因为大多数台军军官一旦迈入“军情局”，就意味着给自己的前程画了个句号——即要做好“中校军衔扛到死”的准备了。因为在台军情报系统内，只有极少数运气极好的人才可以升到上校军衔；除此之外，由于台湾当局对外国的情报依赖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愿意培养自己的情报人员，所以台军间谍团队的士气也是日益低下，直接影响了前途。
同时，由于情报系统与一般军事干部之间存有较大的心理落差，再加上情报工作近乎偏执的“小心”、“谨慎”等工作态度，多数的台军部队不愿接纳来自情报系统的军官。
并非香槟美女
台湾间谍只要从事这项危险的行当，不仅前途渺茫，而且自身性命都难保。所以在培养特工的另一方面，“军情局”专收买小本经营或生意上有困难的台商做间谍，如此做法容易一拍即合。某些生意面临失败的台商，为使生意起死回生于是铤而走险当间谍。他们通常被培训7天到10天，就被安排工作。
姜建国就是一个被威逼利诱的典型。现年74岁的姜建国是上海人，父亲是旧上海的资本家。1981年，姜建国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携妻女来到香港，成为一名拥有百万家产的商人。1985年5月，他从大陆购买一批蚕丝运往台湾，不料，台湾当局将他的货物全部扣押。
突然的变故很可能让姜建国倾家荡产。他火速赶往台湾，找到当地的一个朋友。朋友向他引荐了在海关工作的沈先生，沈先生答应归还他的货物，但有个先决条件是必须参加国民党。姜建国当时想，只要拿回东西，管他参加什么党。但他万万没想到，沈先生并不是什么海关工作人员，而是台湾“军情局”军官。对方进一步提出让他为“军情局”服务，否则蚕丝将被全部充公。当时的情势不容姜建国深思，他只能答应。
姜建国说：“第二天我就在沈先生家里看到了蒋经国的画像。我对着他宣誓。如果我对党国不诚不义，愿受严厉惩处，包括家属。”
身不由己的姜建国只好开始接受“军情局”对他为期7天的特务培训，短期的突击培训后，姜建国正式开始了工作，台湾当局将蚕丝还给了他，并委任他为中校处长，每月发给他960美元的薪水。
不久，姜建国返回香港，并从上级那里领到了第一个任务。此后，姜建国在承建上海码头工程时，窃取了大量机要图纸。获得奖金4000美元。同年，他在大连用微型相机拍摄某军港时，被埋伏已久的大陆公安人员当场抓获，获刑15年。
姜建国入狱之后，在香港的妻子不肯原谅他，将房产卖掉，带着女儿远走他乡，从此杳无音信。出狱后，姜建国在香港无立锥之地，又投靠无门。2003年，他找到台湾“军情局”，台湾方面承认了他的身份，但给了3000美元就将他打发了，没有别的补偿。此后，姜建国在香港靠政府救济金和拾荒度日。他所期望的“英雄归来”式的场景，并没有上演……
而台湾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大陆的国家安全部门对“台湾特务”的行动几乎了如指掌，每次行动“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很多人以为的香槟、美女、冒险与刺激，在身处其中者看来，不过是一次接一次的特别任务。
第一批成员都是不良少年
回到以前，台湾“军情局”的前身是蒋介石统治时期赫赫有名的“军统局”。1946年，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1954年台湾当局对情报部门进行调整时，又将其名称改为“国防部情报局”。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与“国防部特勤室”合并为现在的“军事情报局”，由台军“参谋总长”直接指挥。而实际上如今的台湾间谍情报部门已是日暮西山，不仅间谍员的素质已经严重下降，而且其每个人的下场都充满了悲剧。
“天天穿着50公斤重的铁砂衣练功，中午睡午觉，大热天还要盖七床棉被，这叫蒸骨，晚上睡觉用大石头当棉被，这是练气功。” 姚海张接受台媒专访回忆的训练情形，令人不敢置信。
因为参与新竹帮派惹事，姚海张入少年感化院3年，并且出院还得入狱服刑3年半；1967年，“军情局”决定成立“暗杀队”，派员至台湾各地感化院挑人，事前言明为军方工作但有可能牺牲，入选刑期可免。于是他加入了这个组织，成为了暗杀队的第一期队员，暗杀队代号“九一工作队”，意喻“九死一生”。 全称是“全能行动工作队”，目的是训练一批专门负责暗杀的情报员。
“我记得‘军情局’派的人叫陈莱中校，穿西装打领带，腰间还插把手枪，非常威风。”姚海张说，他曾记得开学与毕业典礼，均由当时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亲自主持。
当时这个组织吸引了1000多名“不良少年”报名，决选时，剩不到百人，集中在感化院操场集体打架，入选者是包括姚海张在内最后5名没有倒下来的人，“九一队”由“军情局”传奇人物、精通南拳北腿的李达球负责训练，地点在北投的特训中心。暗杀技能训练从外加气功、铁砂掌、少林拳、壁虎功，到刀枪棍、大关刀，全都得学，还天天穿50公斤的铁砂衣跑步。“九一暗杀队”胸前徽章是“四栖部队”，更是当年台军第一批穿迷彩服的军人。
姚海张曾经就练就一身壁虎功，并在蒋介石面前表演过，飞刀与飞蝗石也是姚海张拿手绝技。他说，学飞蝗石是预备出任务时万一被俘，在双手被绑的情况下，还能捡地上的碎石砖瓦进行自卫反击。
姚海张接受暗杀训练后，即以情报员身份执行任务，他曾前往滇缅炸过缅共区几座英式铁桥；而他唯一参加过的一次暗杀任务，代号为“白熊计划”。当时姚海张奉命前往泰国，上级并未说明要暗杀的人的身份；过了几天“军情局”宣布任务取消。
而他的队友苏英中在结束这个未进行的任务后，即奉命到大陆长期潜伏。但没多久身份曝光，在昆明劳改19年后获释，定居海南岛。直到两岸关系缓和苏英中才回台，并到军情局“报到”存记，现仍定居海南岛，每年清明节返台扫墓。
军情局的女情报员
“九一工作队”成员虽然个个骁勇，但难以管教，此后“军情局”便挑正统情干班毕业的情报员受训。这就有了 “九一二工作队”，“九一三工作队”与“四一工作队”。
“四一工作队”曾训练4位女性情报员，专责“行动制裁”。 余美慧是这4位情报员里年纪最大的一位。她记得，自己受训3年多，上午是上课，要学广东话与英文，还有情报专业科目，下午与晚上练功，教练是老“总统”的贴身侍卫李克炼。由于余美慧体型较重，练的是铁头功之类的硬功夫。
余美慧等4人是“军情局”在台湾唯一受过完整“行动制裁”训练的女情报员，当时她们随时面临着执行任务时牺牲的局面，情报局长叶翔之训导她们“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革命死，两者皆可抛”，并要他们了结婚姻的念头。
于美慧的两名队友结束3年多的训练后，随即送去台湾的舞厅“见习”，训练当一名舞女所需的知识，然后就派到香港，以舞女作掩护潜伏分子，执行情报局交付的任务。但不久仍遭受识破，于是“军情局”连夜安排渔船偷渡她们返台。这两名女情报员任满10年后退役。余美慧在1993年任满20年，中校退役。因为年轻时练功，虽然擦拭过药酒，但毕竟有内伤，她现每周洗肾，脊椎开过刀，领有残障手册。
“军情局”最后一次“行动制裁”任务是前往美国暗杀江南，然而，“军情局”没有自己派人，而是找竹联帮成员执行，此事最后也一发不可收拾，“军情局”长汪希苓与负责策划执行的陈虎门均判刑入狱。
自“江南案”后，“军情局”便不再进行海外暗杀任务。《中国时报》称，“军情局”事实上在台湾前后仅训练过24名杀手，而当年受训的暗杀“绝技”已有部分失传。
由于江南案，“军情局”大改组，并停止所谓的“行动制裁”任务。至于“军情局”早年，特别是军统时期的制裁行动，目前仍列为“永久机密”，云山雾罩，永不得解密。
如今，就连台湾的军人也不愿意干间谍特务这个行当：这决非耸人听闻，因为大多数台军军官一旦迈入“军情局”，就意味着给自己的前程画了个句号——即要做好“中校军衔扛到死”的准备了。因为在台军情报系统内，只有极少数运气极好的人才可以升到上校军衔；除此之外，由于台湾当局对外国的情报依赖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愿意培养自己的情报人员，所以台军间谍团队的士气也是日益低下，直接影响了前途。
同时，由于情报系统与一般军事干部之间存有较大的心理落差，再加上情报工作近乎偏执的“小心”、“谨慎”等工作态度，多数的台军部队不愿接纳来自情报系统的军官。
并非香槟美女
台湾间谍只要从事这项危险的行当，不仅前途渺茫，而且自身性命都难保。所以在培养特工的另一方面，“军情局”专收买小本经营或生意上有困难的台商做间谍，如此做法容易一拍即合。某些生意面临失败的台商，为使生意起死回生于是铤而走险当间谍。他们通常被培训7天到10天，就被安排工作。
姜建国就是一个被威逼利诱的典型。现年74岁的姜建国是上海人，父亲是旧上海的资本家。1981年，姜建国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携妻女来到香港，成为一名拥有百万家产的商人。1985年5月，他从大陆购买一批蚕丝运往台湾，不料，台湾当局将他的货物全部扣押。
突然的变故很可能让姜建国倾家荡产。他火速赶往台湾，找到当地的一个朋友。朋友向他引荐了在海关工作的沈先生，沈先生答应归还他的货物，但有个先决条件是必须参加国民党。姜建国当时想，只要拿回东西，管他参加什么党。但他万万没想到，沈先生并不是什么海关工作人员，而是台湾“军情局”军官。对方进一步提出让他为“军情局”服务，否则蚕丝将被全部充公。当时的情势不容姜建国深思，他只能答应。
姜建国说：“第二天我就在沈先生家里看到了蒋经国的画像。我对着他宣誓。如果我对党国不诚不义，愿受严厉惩处，包括家属。”
身不由己的姜建国只好开始接受“军情局”对他为期7天的特务培训，短期的突击培训后，姜建国正式开始了工作，台湾当局将蚕丝还给了他，并委任他为中校处长，每月发给他960美元的薪水。
不久，姜建国返回香港，并从上级那里领到了第一个任务。此后，姜建国在承建上海码头工程时，窃取了大量机要图纸。获得奖金4000美元。同年，他在大连用微型相机拍摄某军港时，被埋伏已久的大陆公安人员当场抓获，获刑15年。
姜建国入狱之后，在香港的妻子不肯原谅他，将房产卖掉，带着女儿远走他乡，从此杳无音信。出狱后，姜建国在香港无立锥之地，又投靠无门。2003年，他找到台湾“军情局”，台湾方面承认了他的身份，但给了3000美元就将他打发了，没有别的补偿。此后，姜建国在香港靠政府救济金和拾荒度日。他所期望的“英雄归来”式的场景，并没有上演……
而台湾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大陆的国家安全部门对“台湾特务”的行动几乎了如指掌，每次行动“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很多人以为的香槟、美女、冒险与刺激，在身处其中者看来，不过是一次接一次的特别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