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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无法用言语尽述的。
因此,在本期《英才》这组回忆父母的文章里,家庭温情充斥在企业家们讲述的故事中,再正常不过。
有句名言:一个人的一生,唯一不能选择的就是自己的生身父母。是的,父母不能选择,但是,人生的路可以自己选择。父母把子女带上了人生的跑道,怎么跑还要看自己。
跟很多人一样,文中四位企业家不单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他们受益至今的东西,并加以很好的运用,才有了他们的今天。
真正明白给予与获得的关系,才是他们人生最大的收获。从四位企业家的讲述中可以体会到,子女对父母的爱,除了亲情外,更多的是感恩。
不是只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才动人,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故事永远是那么温馨、缠绵。
父母传递给我的观念是要永远做一个普通人,一个人要把自己对生活的适应能力作为最大的财富。
一种活着的态度
口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毛大庆
我的父亲杜祥琬是中国“两弹一星”的核心人物之一,他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作为学术带头人,在他的主持和直接参与下,解决了大量中子学物理问题,提出并研究了多种测试项目,提高了中子计算数度,发展了基本完整而实用的系统核试验诊断理论,使我国在这一创新高科技领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中国“两弹一星”可以说是最早的两代海归和国内一批优秀人才共同努力的结果。邓稼先、钱学森、王淦昌、郭永怀等他们是第一批海归,解放前留美,解放后毅然回国。而我父亲则属于国家为了保障国防科技研究,最早派到苏联学习的那一批,相当于是第二代海归。
国家863计划中,在老一代科学家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等帮助下,他又成为中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863计划激光专家组的首席科学家。此外,父亲还担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我的母亲毛剑琴也曾经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她学的专业是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后来,母亲长期进行航天设备的推进系统和控制系统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培养的博士硕士很多都在神五、神六等的工作中发挥着骨干作用。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跟他们离得很远。首先,他们的专业我听不懂;其次,因为工作的性质,他们也很少让我知道他们具体做的是什么。小时候,我家里有规矩:他们的房间我几乎很少进,他们桌上的纸我从来都不敢碰,因为不知道哪张纸上可能就是机密的信息,我也从来不问。
那时候,他们经常去一些奇怪的地方,和一些叔叔、阿姨说起“沟里”,听起来像“黑话”一样,后来我才知道研究所都是在山沟里的,去“沟里”指的是去做研究。
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家里有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有一件类似于飞行员带的那种很大的风镜,还有打孔纸,上面都是数,是当时的电子计算机运行的数据。中关村出现的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服务对象就是搞尖端科学研究的这批人。
小时候爸妈经常不在家,我很难见到他们。甚至三岁以前,我只对父亲略有印象,对母亲几乎没有印象——在那以前,她几乎没和我在一起生活过,一直在绵阳山里的基地做研究。以至于我三岁多她回家时,我把她叫做“阿姨”。
相对而言,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稍长一些。
对国家、民族、社会、使命感、责任感这些宏大概念的理解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这与他的工作有关,更与他的家庭有关。
我的祖父杜孟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党员之一,是我党优秀的先驱人物。祖母是历史教育家和学者,与刘和珍同是辅仁大学的同学。“三一八”惨案的时候,祖母曾和刘和珍等一起参加学生抗议活动。
父亲家“文革”期间遭受了巨大冲击。祖母被四人帮直接点名,死得非常悲惨。祖父当时是河南省副省长、政协主席,却被严重迫害,后来半身不遂,孤零零死在家里。胡耀邦领导下的拨乱反正工作中最早平反的一批便是我的祖父母。
遭受这么大的打击,原本可能在家庭中留下很深的“文革”烙印。早在“文革”中,家族中就出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人认为爷爷奶奶真的有问题,有人认为被打倒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而父亲则不同,最初他不跟我讲这些,等我稍能理解这些事的时候,他则逐渐引导我理解那个时代,告诉我爷爷奶奶是好人、是英雄。父亲从没有因为家庭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而反感这个国家,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待那样一场浩劫,反而更加努力为国工作。
另一个在火车上的故事,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人生。
高考结束后,父母出差去大连,我也同去。他们坐软卧,理论上可以帮我也买一张软卧票,但是父亲并没有这么做。他说白天可以在软卧玩儿,但是晚上睡觉必须回到硬座车厢去。那时候的火车,硬座车厢又臭又脏,和软卧车厢是两个世界。
结果,我白天没在,硬座也被人占了。父亲没有让我回软卧,只是和乘务长说给我找个地方挤一下,说完就走了。没办法,我只得拿两张报纸坐在两个车厢中间,其实就是厕所门口。那个地方很臭,睡不了觉,我只有看车厢里面的人打发时间,发现大家都是满脸不高兴。
第二天,我跟父亲说起我所看到的。他说:“你看得角度很好,中国很多人其实是不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很多人是贫穷的,生活很糟糕,很多人的生活和你大不同??”这件事情我到今天还记得非常清楚。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怎么理解这个庞大复杂和多元的社会,怎样去认识自己的生活,并且知道今天的生活和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曾经有一段时间出国热,班上几乎所有同学都在考托福,因为母亲在国外,我是比较有条件出国的,但是我当时内心很抗拒,老想为什么要出国?我的中国情结很重,当时满脑子想的是去农村走一走。那年寒假我去了河南的农村,坐在那种没有窗户的破公共汽车到嵩山去看少林寺。走在黄河沿岸,看一个一个残破的窑洞,当时的我真没有见过这么穷的地方,也很难理解那时的国家怎么会是这样的情景。
我到河南烈士陵园去看爷爷的墓地,发现杨靖宇、徐海东、吉鸿昌等烈士的墓地也在那里。他们都是离我们很远的革命英雄,只在小时候听过关于他们的故事,但是一下子,我觉得和他们很近,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国家建设了这么多年,烈士牺牲了这么多年,人民生活怎么还是这样?我们读书为什么呢?那一次,我的内心产生了很多的疑问。
于是我写了一封十几页的信给我父亲。父亲给我的回信也很长。他说很欣慰我能有这样的思考,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我所看到的那么多人不高兴,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让国家强盛的原因。
总体来看,在我的家庭,家长里短、嘘寒问暖的场景比一般家庭少很多,甚至打起电话都有些官腔,但重要的是,父母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心灵影响是难以言表的。
虽然从小周围是很多的著名的科学家,生活条件一直还算不错,但父母传递给我的观念是要永远做一个普通人,一个人要把自己对生活的适应能力作为最大的财富,要告诉自己你能够过最普通的、条件最差的生活,而且时刻不要忘记这是最大的本领。
他们还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总会碰到不同价值观、不同层次、不同知识修养的人,不要轻易去看不起谁。人的心态要平和,要把自己放低。
还有一点,他们并没有给我讲太多,但是他们的身份与工作得以让我有机会接触到,那便是英雄主义的教育,这一点给我莫大影响。
父亲给我讲过一个关于郭永怀的故事我印象至深。郭永怀是和钱学森一起留美、一起回国,也是第一代“两弹一星”功臣中重要的科学家。在一次从核试验基地坐军用飞机回来的时候,飞机失事,郭永怀牺牲了。在清理现场时人们发现,烈士的遗体都烧焦了,但是他和秘书两个人在失事的一霎那死死抱在一起。艰难地把他们分开后,人们发现他俩的肚子和胸部是保存完好的,两人中间完好地保存着装着重要数据和机密文件的公文包。
就是这些故事里才有的人物,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大院里。平日里,我看着他们去买菜打酱油。这些琐事让我看到了他们的朴实。所以,对于牺牲、奉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生价值这些词,在我看来是很具体的。
通过观察父母和父母身边的人我明白了,英雄主义不是说去冲锋打仗,而应该是敢于面对挑战、敢于在挑战面前脱颖而出的大无畏精神。英雄主义会让一个人的气质、气量、思维的空间全面产生变化,最重要的是一种活着的态度。
(采访|本刊记者陈培婵)
因此,在本期《英才》这组回忆父母的文章里,家庭温情充斥在企业家们讲述的故事中,再正常不过。
有句名言:一个人的一生,唯一不能选择的就是自己的生身父母。是的,父母不能选择,但是,人生的路可以自己选择。父母把子女带上了人生的跑道,怎么跑还要看自己。
跟很多人一样,文中四位企业家不单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他们受益至今的东西,并加以很好的运用,才有了他们的今天。
真正明白给予与获得的关系,才是他们人生最大的收获。从四位企业家的讲述中可以体会到,子女对父母的爱,除了亲情外,更多的是感恩。
不是只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才动人,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故事永远是那么温馨、缠绵。
父母传递给我的观念是要永远做一个普通人,一个人要把自己对生活的适应能力作为最大的财富。
一种活着的态度
口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毛大庆
我的父亲杜祥琬是中国“两弹一星”的核心人物之一,他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设计与核试验诊断理论研究工作,是核武器中子学与核试验诊断理论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作为学术带头人,在他的主持和直接参与下,解决了大量中子学物理问题,提出并研究了多种测试项目,提高了中子计算数度,发展了基本完整而实用的系统核试验诊断理论,使我国在这一创新高科技领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中国“两弹一星”可以说是最早的两代海归和国内一批优秀人才共同努力的结果。邓稼先、钱学森、王淦昌、郭永怀等他们是第一批海归,解放前留美,解放后毅然回国。而我父亲则属于国家为了保障国防科技研究,最早派到苏联学习的那一批,相当于是第二代海归。
国家863计划中,在老一代科学家钱学森、王淦昌、朱光亚等帮助下,他又成为中国新型强激光研究的开创者之一、863计划激光专家组的首席科学家。此外,父亲还担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我的母亲毛剑琴也曾经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她学的专业是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后来,母亲长期进行航天设备的推进系统和控制系统的研究及教学工作。培养的博士硕士很多都在神五、神六等的工作中发挥着骨干作用。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跟他们离得很远。首先,他们的专业我听不懂;其次,因为工作的性质,他们也很少让我知道他们具体做的是什么。小时候,我家里有规矩:他们的房间我几乎很少进,他们桌上的纸我从来都不敢碰,因为不知道哪张纸上可能就是机密的信息,我也从来不问。
那时候,他们经常去一些奇怪的地方,和一些叔叔、阿姨说起“沟里”,听起来像“黑话”一样,后来我才知道研究所都是在山沟里的,去“沟里”指的是去做研究。
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家里有很多奇怪的东西。比如有一件类似于飞行员带的那种很大的风镜,还有打孔纸,上面都是数,是当时的电子计算机运行的数据。中关村出现的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服务对象就是搞尖端科学研究的这批人。
小时候爸妈经常不在家,我很难见到他们。甚至三岁以前,我只对父亲略有印象,对母亲几乎没有印象——在那以前,她几乎没和我在一起生活过,一直在绵阳山里的基地做研究。以至于我三岁多她回家时,我把她叫做“阿姨”。
相对而言,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稍长一些。
对国家、民族、社会、使命感、责任感这些宏大概念的理解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这与他的工作有关,更与他的家庭有关。
我的祖父杜孟模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党员之一,是我党优秀的先驱人物。祖母是历史教育家和学者,与刘和珍同是辅仁大学的同学。“三一八”惨案的时候,祖母曾和刘和珍等一起参加学生抗议活动。
父亲家“文革”期间遭受了巨大冲击。祖母被四人帮直接点名,死得非常悲惨。祖父当时是河南省副省长、政协主席,却被严重迫害,后来半身不遂,孤零零死在家里。胡耀邦领导下的拨乱反正工作中最早平反的一批便是我的祖父母。
遭受这么大的打击,原本可能在家庭中留下很深的“文革”烙印。早在“文革”中,家族中就出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人认为爷爷奶奶真的有问题,有人认为被打倒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而父亲则不同,最初他不跟我讲这些,等我稍能理解这些事的时候,他则逐渐引导我理解那个时代,告诉我爷爷奶奶是好人、是英雄。父亲从没有因为家庭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而反感这个国家,而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待那样一场浩劫,反而更加努力为国工作。
另一个在火车上的故事,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人生。
高考结束后,父母出差去大连,我也同去。他们坐软卧,理论上可以帮我也买一张软卧票,但是父亲并没有这么做。他说白天可以在软卧玩儿,但是晚上睡觉必须回到硬座车厢去。那时候的火车,硬座车厢又臭又脏,和软卧车厢是两个世界。
结果,我白天没在,硬座也被人占了。父亲没有让我回软卧,只是和乘务长说给我找个地方挤一下,说完就走了。没办法,我只得拿两张报纸坐在两个车厢中间,其实就是厕所门口。那个地方很臭,睡不了觉,我只有看车厢里面的人打发时间,发现大家都是满脸不高兴。
第二天,我跟父亲说起我所看到的。他说:“你看得角度很好,中国很多人其实是不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很多人是贫穷的,生活很糟糕,很多人的生活和你大不同??”这件事情我到今天还记得非常清楚。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怎么理解这个庞大复杂和多元的社会,怎样去认识自己的生活,并且知道今天的生活和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曾经有一段时间出国热,班上几乎所有同学都在考托福,因为母亲在国外,我是比较有条件出国的,但是我当时内心很抗拒,老想为什么要出国?我的中国情结很重,当时满脑子想的是去农村走一走。那年寒假我去了河南的农村,坐在那种没有窗户的破公共汽车到嵩山去看少林寺。走在黄河沿岸,看一个一个残破的窑洞,当时的我真没有见过这么穷的地方,也很难理解那时的国家怎么会是这样的情景。
我到河南烈士陵园去看爷爷的墓地,发现杨靖宇、徐海东、吉鸿昌等烈士的墓地也在那里。他们都是离我们很远的革命英雄,只在小时候听过关于他们的故事,但是一下子,我觉得和他们很近,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国家建设了这么多年,烈士牺牲了这么多年,人民生活怎么还是这样?我们读书为什么呢?那一次,我的内心产生了很多的疑问。
于是我写了一封十几页的信给我父亲。父亲给我的回信也很长。他说很欣慰我能有这样的思考,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我所看到的那么多人不高兴,正是为什么我们要努力让国家强盛的原因。
总体来看,在我的家庭,家长里短、嘘寒问暖的场景比一般家庭少很多,甚至打起电话都有些官腔,但重要的是,父母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心灵影响是难以言表的。
虽然从小周围是很多的著名的科学家,生活条件一直还算不错,但父母传递给我的观念是要永远做一个普通人,一个人要把自己对生活的适应能力作为最大的财富,要告诉自己你能够过最普通的、条件最差的生活,而且时刻不要忘记这是最大的本领。
他们还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总会碰到不同价值观、不同层次、不同知识修养的人,不要轻易去看不起谁。人的心态要平和,要把自己放低。
还有一点,他们并没有给我讲太多,但是他们的身份与工作得以让我有机会接触到,那便是英雄主义的教育,这一点给我莫大影响。
父亲给我讲过一个关于郭永怀的故事我印象至深。郭永怀是和钱学森一起留美、一起回国,也是第一代“两弹一星”功臣中重要的科学家。在一次从核试验基地坐军用飞机回来的时候,飞机失事,郭永怀牺牲了。在清理现场时人们发现,烈士的遗体都烧焦了,但是他和秘书两个人在失事的一霎那死死抱在一起。艰难地把他们分开后,人们发现他俩的肚子和胸部是保存完好的,两人中间完好地保存着装着重要数据和机密文件的公文包。
就是这些故事里才有的人物,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大院里。平日里,我看着他们去买菜打酱油。这些琐事让我看到了他们的朴实。所以,对于牺牲、奉献、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生价值这些词,在我看来是很具体的。
通过观察父母和父母身边的人我明白了,英雄主义不是说去冲锋打仗,而应该是敢于面对挑战、敢于在挑战面前脱颖而出的大无畏精神。英雄主义会让一个人的气质、气量、思维的空间全面产生变化,最重要的是一种活着的态度。
(采访|本刊记者陈培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