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展现在秦怡面前的一切都非常新鲜。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汉口摄影场，1935年成立，原隶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名下，拍過一些新闻片和军事教育片，没什么名声，也没什么影响。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南昌行营政训处改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共产党人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汉口摄影场划归第三厅领导，从此声誉和地位大为改观，云集了应云卫、史东山、郑君里、舒绣文、黎莉莉、吴茵、王班和陈天国等一批知名电影工作者，接连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等抗日影片。
　　武汉沦陷前夕，汉口摄影场迁到重庆观音岩纯阳洞的半山腰，改名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秦怡历尽艰辛逃到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刚搬到重庆两个月，正在扩充人员，大兴土木。说是大兴土木，不过是搭建一些简易木板房。
　　中国电影制片厂对外设有“中万”合唱团和“中万”剧团（全称是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剧团、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万岁合唱团）两个不同名称的演出团体，两个演出团体是一家人。刚进厂，秦怡是“中制”的见习演员，见习工资每月30元。在物价飞涨的年代，30元工资低了一些，但厂里管吃管住，还另发一件棉大衣。棉大衣是黑色的，领子上镶着绒绒毛，非常别致，穿在身上很神气，像个演员的样子。见习期三个月，主要参加“中万”合唱团和“中万”剧团的演出，三个月后升为正式演员。从此不愁吃不愁住，秦怡心满意足了。
　　合唱团的演出任务并不重，全团十来个人，上台演出，歌声混在一起，唱得好唱得不好，分不出来。秦怡唱得挺认真，挺高兴，这不仅因为唱的都是《天伦歌》《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等慷慨激昂的抗战歌曲，而且合唱团的指挥是大名鼎鼎的盛家伦。
　　没有演出的时候，秦怡会到摄影棚、剪辑室和道具间看看逛逛，参观拍戏。使秦怡高兴的是，厂里经常有电影看。国产片不多，大部分是美国片。如埃洛尔·费林的《热血男儿》，克拉克·盖博的《叛舰喋血记》，珍妮·麦唐纳的《旧金山》等，看这些影片是真正的艺术享受。
　　然而，当最初的新鲜过去之后，秦怡有点不满足了。从上海离家出走，为的是参加抗战，如今为了生活，每天在合唱团里唱唱歌，有点不甘心。心里一有想法，不满的情绪自然会流露出来。
　　1939年春节中的一天，朋友老徐夫妇请一位客人吃饭，邀秦怡一起参加。那年秦怡17岁，长得胖乎乎的，愣头愣脑，活脱脱一个傻丫头模样。客人大约40岁不到，长得浓眉大眼，仪表非凡，秦怡看着面熟，又说不出他到底是谁，老徐也没有介绍。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客人谈吐爽朗潇洒，和老徐夫妇谈得十分亲热，为了不至冷落秦怡，他操着浓重的江淮口音问道。秦怡随口回答说：“在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唱歌，兼当跑龙套的演员。”“那好啊。”客人笑着说。秦怡对客人的赞赏不以为然：“好什么呀，整天在里面混，没什么意思。我想去前线，没去成;我想去深造，又没条件。”“你们在唱什么歌？”客人问道。秦怡脱口而出：“当然是抗战歌曲。”
　　客人朗朗大笑：“这怎么能说没意思？太有意思了！你们的歌声将会激起千万人的热血沸腾，有数不清的人在歌声的鼓舞下更加浴血奋战，可你还觉得没意思！”
　　秦怡看着客人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他是那样的真诚坦然，亲切的话语，和别人说得不一样，像和老朋友聊天，特别中听，让人有茅塞顿开之感。
　　“当然深造也是很好的理想，也不要放弃。”客人接着补充说。客人走后，秦怡问老徐那客人到底是谁，老徐告诉她，他就是深受文化界人士爱戴、当时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的周恩来。“你真的不认识？”说完，老徐反问了一句。
　　一听是周恩来，秦怡一脸尴尬，刚才在这位大人物面前胡说八道，她非常后悔。这是秦怡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的话像磁力一样牢牢地吸引着她，感到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力量，一种信念。生活有了新的意义，秦怡唱歌的声音更响亮了。
　　三个月期满，秦怡转为正式演员，并进了名角荟萃、阵容强大的“中万”剧团。这时，应云卫开始动员秦怡演话剧。在应云卫的眼里，秦怡迟早会成为一位大明星。
　　秦怡第一次上台演出的话剧《中国万岁》，是一部鼓舞群众参军的抗日戏，应云卫导演，舒绣文主演，秦怡演一个要求参军抗战的热血青年。角色的全部动作只有一个：背对着观众，举起拳头，站起来说一句台词，四个字：“我也要去！”表现出也要去参加抗战的决心。对稍有一点舞台经验的演员来说，演这么一个群众角色，无须有任何负担，也用不着排练，上台就能演。但是对秦怡来说，这是她第一次上台，演员的神秘感尚未消除，凭空增添了许多压力，一直处于紧张而可笑的准备状态中。
　　刚开始，秦怡不停地练习“我也要去”这句台词，琢磨重音应该放在哪个字上;然后练习举拳头的动作，琢磨什么时候举起拳头最合适。不管是吃饭、走路还是睡觉，只要一想到戏，秦怡就会举起拳头，说那四个字的台词，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舒绣文大姐及时给了她很大帮助。这位技压群芳、名满山城的大演员，生活中平易近人，没有名角儿的傲慢气，也从不拿架子摆派头。作为这个戏的主演，舒绣文像对待小妹妹一样爱护秦怡，和秦怡一起分析剧本，研究角色。舒绣文一口漂亮纯正的国语，字正腔圆，声情并茂，极富艺术魅力，秦怡非常佩服。舒绣文和秦怡一起练台词，秦怡深为感激。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一定会演好的。”和秦怡同住一宿舍的英茵大姐也是一位名演员，发现秦怡紧张过度，笑着鼓励说。
　　经过舒绣文和英茵两位大姐的热情指点，秦怡醒悟不少，她放弃了不切实际的努力，联想到自己为抗战而离家出走的经历，意识到“我也要去”这句台词应该自然而然地说出来，不必刻意去追求什么效果。主意一定，秦怡不再做无为的练习，轻轻松松地排练，没听到有不同意见。
　　正式演出的头一场，秦怡穿好服装，因为是背对观众，脸部不用化妆。剧场里灯光暗了，观众们凝神屏气地注视着舞台。一个日本军官撞进屋内，跟演女主角的舒绣文对话。秦怡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们。演日本军官的演员根据剧情规定，一巴掌打在舒绣文脸上，秦怡吓了一跳，差点忘了说“我也要去”这句四个字的台词。排练时从未有真打的情况，首场演出出现真打，秦怡缺少思想准备。幸好观众没有注意到她吓了一跳，那句台词她也说出来了，否则真会出洋相。
　　第一次上舞台，演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群众角色，秦怡发觉，演戏并非是想象中的那样轻松，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是演戏的基础，又绝非是简单的舞台再现。一个初上舞台的演员能有这样的体会，是很有收获的。生活与艺术真真假假的关系比较复杂，不经过多年的舞台实践，很难准确把握好。有些当了一辈子演员的人，也未必能说清楚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秦怡对自己第一次上舞台的表现还是很不满意。
　　和秦怡的自我评价不同，导演和同事对她的表现大加赞赏。大家发现，这个面容姣好、沉稳娴静的年轻人，一心扑在艺术上，演戏严肃认真，肯勤学苦练，是个可造之材。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秦怡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