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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终身老伴英华辞世已经五个多月了，但我对她的思念却有增无减。她的音容笑貌、她的高尚美德、她对家庭的无私奉献，特别是对党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时刻在我脑海中盘旋，难以忘却。
我与英华相识七十年，共同生活六十六年，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以及建国后的各个时期。我们南征北战不分离，风吹浪打不动摇，相依为命，患难与共。
相同的青少年时期
英华同我一样出身革命家庭，十二岁就参加革命工作，后被抗日政府保送抗属小学、抗日中学学习。我们所在的冀鲁豫第三抗日中学，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处在鲁西南游击区，在环境相对稳定时就学习，无非是听听报告，发点教材，自己学习。一打起仗来就以支援前线搞战勤工作为主。男孩主要从事为前线押运粮草，征收公粮，带担架队等。女孩主要从事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三中有个文工团，英华是这个文工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当时解放区经常演出的“血泪仇”“模范家庭”等话剧中，她都扮演重要角色。
英华1943年到三中，我1945年1月到三中，5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不满16岁。英华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7岁。我们都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我们的爱情
1945年夏，我和英華都被派去野战医院照顾刘、邓大军第一次龙海路出击作战中的伤员，在为伤员服务中，由于重伤员通常赤身露体，有些事女孩去作不方便就让男孩去替换，就这样我们互相认识并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三中，英华是高材生，考试经常名列前茅。记得有一次作文，老师给她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诗的散文，散文的诗，全校之冠”。我入党后就被任命为区队长，与英华接触比较多，逐渐产生了爱情。我们的爱情是真诚的纯洁的，但我们相恋路子并不平坦，我们受过委屈，并曾蒙受不白之冤。但一切这些，并未把我们拆散，而是使我们的爱情更加牢固了并结为终身伴侣。
我们的婚礼
1947年4月，我和英华一起报考了冀鲁豫会计学校，11月毕业，我被分配在属冀鲁豫军区领导的战勤总指挥部供给部当会计，英华被分配在冀鲁豫九专署办公室工作，后调财政科当会计。
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我完成了带担架营支援前线的任务之后，被提升为正营职干部，战勤总指挥部领导批准我同李英华结婚。我兴高采烈，11月13日就骑马到了英华母亲所在地今河南省范县的子路堤。当时的我身无分文，什么东西也没买，就带了一床盖了多年的、被里被面都是白粗布的被子。我来与英华结婚，英华一家人十分高兴。英华的母亲从政府发的救济物资中给了我们一床被面，让我们把被子换一下。14日中午，英华的母亲做了四个菜，一家人围着灶台吃了顿饭。英华的母亲即我的岳母拿出十元钱（边区票）让英华交给冀鲁豫九专署食堂买几斤肉改善下生活，我和英华同大家一起吃顿饭热闹一下，专员还讲了几句祝贺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婚礼。到老了我有时同老伴开玩笑，咱们俩要离婚不需要办任何手续，因为结婚也没手续，一没介绍人，二没证婚人，三没结婚证，要离婚提起包走就是。她哈哈一笑。
渡江南下
1948年秋，在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大部被歼灭之后，蒋介石妄图凭借长江这一天堑扼守江南，形成南北分治局面。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并很快部署大军渡江南下，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
遵照中央和华北局的决定，冀鲁豫区党委迅即进行部署，组织南下队伍。当时我在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供给部任总会计，刚刚结束淮海战役带担架营的任务回到工作岗位不久，听了号召南下的动员报告后立即报名并被批准南下，成为南下支队的一员。当时我刚满十九岁，已有四年党龄，是南下支队中最年轻的营职干部之一。
1949年3月，南下干部组成南下支队，我作为二野五兵团供给部的会计，被编入南下支队供给部任总会计，我的爱人听说我报名南下，怕我把她丢下，迅速从范县赶来菏泽要求与我一起南下。在我的请求下，组织上批准我爱人李英华也调入南下支队供给部当出纳，一起南下。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英华已经怀孕了，行军至合肥才发现英华怀孕了。但不敢声张，怕领导知道了会送回北方。
南下途中，组织上交给我和李英华的任务是押运两马车准备在敌占区用的银元。渡江后南方已进入雨季，行军路上，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逢沟过坎，马车过不去，我们就同押车战士一起，把银元一箱一箱扛过去，然后再装车前进。晚上宿营后，我和李英华轮流睡在马车上，以确保银元的安全。历尽千辛万苦，五月初我们终于胜利到达江西上饶，我和英华也圆满完成了任务。英华是怀着孩子以艰韧不拔的精神完成组织分配任务的。
贤妻良母
英华是一位真正的贤妻良母，她诚实厚道，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她勤俭节约，不乱花一分钱;她公私分明，不贪不占，两袖清风;她疼爱子女，但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护短。
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是她在1949年4月怀着孩子渡江南下赣东北继而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步行2000多公里途中到了毛主席的家乡湖南湘潭生下的。另外三个孩子都是五十年代在贵州省出生的。在怀第二个孩子时，她患了肺结核，吐血，当时对肺结核还没有特效药，只有吃中药，有人介绍了一个偏方，吃大蒜，她一日三餐都吃大蒜，晚上睡觉怕薰我，天天夜里戴口罩睡觉，半年后肺结核竟然好了，钙化了，直到晚年没有再犯。
五六十年代生活十分艰苦，实行工资制后我们两人的工资不到200元，英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勤俭持家，省吃简用，拉扯大了四个孩子，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四个孩子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工作生活。我和英华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子女谋取任何好处。
英华对我更是恩爱有加，有什么好吃的都先让我吃，连早上吃个鸡蛋也要检个大点的给我。做饭、洗衣服、打扫清洁等家务事她是主角，我当助手。 英华为人十分低调，在我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从不给我找任何麻烦，也从不出头露面。有时同老友一块吃顿饭，她都坐得远远的，从不与我坐在一起。
在被批斗的日子里
1964年，在贵州省开展的“大四清”运动中，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整天大会批小会斗。在我被批斗的日日夜夜里，我象瘟神一样，谁也不敢接近我，连我最好的朋友也不敢见我。这时，只有英华日夜陪着我，她鼓励我说：“你成不了反革命，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呀，把精神振作起来，拣你最好的衣服穿上，让他们看看”。这时我们也没心思做饭吃，也不想去食堂吃饭了，她天天陪我下小饭馆，要么吃碗面条，要么买两个包子吃。这时的英华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持者、同情者，是她陪我鼓励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英华“走”了
英华患有口腔干燥综合症，多年来服用激素，不时发生低烧住院。但一往住院一般是打几天吊针，吃点退烧药就好了。最后一次住院是2014年3月20月，这次有点不同，经北京医院组织会诊，确认她患心脏动脉馏，而且发展很快。由于年事己高，不能动手术，也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只能保持血压稳定、情绪稳定、生活规律等办法，延长生命。经与院方商量，我决定把她接回家来疗养。在家疗养的好处是，她每天可以见到亲人，情绪会好些：二是她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吃的会可口些。4月3月上午我把她从医院接回家住。开始一段时间还好，每天在别人帮助下还能穿上衣服，坐在轮椅上看看电视、吸点氧气，同家人一块吃饭。但最后一周就起不来了，也不能说话了，不能吃饭了，只能靠吸营养液维持生命了，大小便也只能在床上解决了。但她的头脑一直清楚，还能写一两句話，吩咐点什么。
5月2日晚，我躺在她身边睡觉时，她伸出手来让我握住她的手，这时她可能己预感到自己不行了，要与我告别了。零晨5时25分，她像沉睡一样不动了，我摸摸她的前额和手，凉了。摸摸身上还热。我立即叫女儿打电话叫救护车，半小时后到医院，已经无法挽救了，英华走了。
英华走了，我痛苦万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英华走的很安祥，没有遭受多少痛苦;再是在她病重期间，我和大女儿始终守候着她，她走在我身边，我亲自把她送上了“天堂”。
英华从1947年会计学校毕业分配工作开始，不论是在财政部门工作还是在银行工作，基本上都是从事财会工作。1981年1月我调国务院工作，她也随之于4月调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财会部工作。英华辞世后建设银行总行对她的一生作了如下评价：“……她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专业专注、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广大同事的尊重和爱戴。1986年3月，她主动申请离休，为落实中央关于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做出了表率。她的很多工作业绩和感人事迹，至今还为建设银行员工口口相传……”（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本文写作于2014年10月，本刊有删节）
我与英华相识七十年，共同生活六十六年，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以及建国后的各个时期。我们南征北战不分离，风吹浪打不动摇，相依为命，患难与共。
相同的青少年时期
英华同我一样出身革命家庭，十二岁就参加革命工作，后被抗日政府保送抗属小学、抗日中学学习。我们所在的冀鲁豫第三抗日中学，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处在鲁西南游击区，在环境相对稳定时就学习，无非是听听报告，发点教材，自己学习。一打起仗来就以支援前线搞战勤工作为主。男孩主要从事为前线押运粮草，征收公粮，带担架队等。女孩主要从事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三中有个文工团，英华是这个文工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当时解放区经常演出的“血泪仇”“模范家庭”等话剧中，她都扮演重要角色。
英华1943年到三中，我1945年1月到三中，5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不满16岁。英华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7岁。我们都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我们的爱情
1945年夏，我和英華都被派去野战医院照顾刘、邓大军第一次龙海路出击作战中的伤员，在为伤员服务中，由于重伤员通常赤身露体，有些事女孩去作不方便就让男孩去替换，就这样我们互相认识并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三中，英华是高材生，考试经常名列前茅。记得有一次作文，老师给她写下了这样的评语：“诗的散文，散文的诗，全校之冠”。我入党后就被任命为区队长，与英华接触比较多，逐渐产生了爱情。我们的爱情是真诚的纯洁的，但我们相恋路子并不平坦，我们受过委屈，并曾蒙受不白之冤。但一切这些，并未把我们拆散，而是使我们的爱情更加牢固了并结为终身伴侣。
我们的婚礼
1947年4月，我和英华一起报考了冀鲁豫会计学校，11月毕业，我被分配在属冀鲁豫军区领导的战勤总指挥部供给部当会计，英华被分配在冀鲁豫九专署办公室工作，后调财政科当会计。
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我完成了带担架营支援前线的任务之后，被提升为正营职干部，战勤总指挥部领导批准我同李英华结婚。我兴高采烈，11月13日就骑马到了英华母亲所在地今河南省范县的子路堤。当时的我身无分文，什么东西也没买，就带了一床盖了多年的、被里被面都是白粗布的被子。我来与英华结婚，英华一家人十分高兴。英华的母亲从政府发的救济物资中给了我们一床被面，让我们把被子换一下。14日中午，英华的母亲做了四个菜，一家人围着灶台吃了顿饭。英华的母亲即我的岳母拿出十元钱（边区票）让英华交给冀鲁豫九专署食堂买几斤肉改善下生活，我和英华同大家一起吃顿饭热闹一下，专员还讲了几句祝贺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婚礼。到老了我有时同老伴开玩笑，咱们俩要离婚不需要办任何手续，因为结婚也没手续，一没介绍人，二没证婚人，三没结婚证，要离婚提起包走就是。她哈哈一笑。
渡江南下
1948年秋，在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大部被歼灭之后，蒋介石妄图凭借长江这一天堑扼守江南，形成南北分治局面。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并很快部署大军渡江南下，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解放全中国。
遵照中央和华北局的决定，冀鲁豫区党委迅即进行部署，组织南下队伍。当时我在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供给部任总会计，刚刚结束淮海战役带担架营的任务回到工作岗位不久，听了号召南下的动员报告后立即报名并被批准南下，成为南下支队的一员。当时我刚满十九岁，已有四年党龄，是南下支队中最年轻的营职干部之一。
1949年3月，南下干部组成南下支队，我作为二野五兵团供给部的会计，被编入南下支队供给部任总会计，我的爱人听说我报名南下，怕我把她丢下，迅速从范县赶来菏泽要求与我一起南下。在我的请求下，组织上批准我爱人李英华也调入南下支队供给部当出纳，一起南下。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英华已经怀孕了，行军至合肥才发现英华怀孕了。但不敢声张，怕领导知道了会送回北方。
南下途中，组织上交给我和李英华的任务是押运两马车准备在敌占区用的银元。渡江后南方已进入雨季，行军路上，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逢沟过坎，马车过不去，我们就同押车战士一起，把银元一箱一箱扛过去，然后再装车前进。晚上宿营后，我和李英华轮流睡在马车上，以确保银元的安全。历尽千辛万苦，五月初我们终于胜利到达江西上饶，我和英华也圆满完成了任务。英华是怀着孩子以艰韧不拔的精神完成组织分配任务的。
贤妻良母
英华是一位真正的贤妻良母，她诚实厚道，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她勤俭节约，不乱花一分钱;她公私分明，不贪不占，两袖清风;她疼爱子女，但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护短。
我们的第一个女儿是她在1949年4月怀着孩子渡江南下赣东北继而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步行2000多公里途中到了毛主席的家乡湖南湘潭生下的。另外三个孩子都是五十年代在贵州省出生的。在怀第二个孩子时，她患了肺结核，吐血，当时对肺结核还没有特效药，只有吃中药，有人介绍了一个偏方，吃大蒜，她一日三餐都吃大蒜，晚上睡觉怕薰我，天天夜里戴口罩睡觉，半年后肺结核竟然好了，钙化了，直到晚年没有再犯。
五六十年代生活十分艰苦，实行工资制后我们两人的工资不到200元，英华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勤俭持家，省吃简用，拉扯大了四个孩子，其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四个孩子都是靠自己的勤奋工作生活。我和英华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子女谋取任何好处。
英华对我更是恩爱有加，有什么好吃的都先让我吃，连早上吃个鸡蛋也要检个大点的给我。做饭、洗衣服、打扫清洁等家务事她是主角，我当助手。 英华为人十分低调，在我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从不给我找任何麻烦，也从不出头露面。有时同老友一块吃顿饭，她都坐得远远的，从不与我坐在一起。
在被批斗的日子里
1964年，在贵州省开展的“大四清”运动中，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整天大会批小会斗。在我被批斗的日日夜夜里，我象瘟神一样，谁也不敢接近我，连我最好的朋友也不敢见我。这时，只有英华日夜陪着我，她鼓励我说：“你成不了反革命，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呀，把精神振作起来，拣你最好的衣服穿上，让他们看看”。这时我们也没心思做饭吃，也不想去食堂吃饭了，她天天陪我下小饭馆，要么吃碗面条，要么买两个包子吃。这时的英华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持者、同情者，是她陪我鼓励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英华“走”了
英华患有口腔干燥综合症，多年来服用激素，不时发生低烧住院。但一往住院一般是打几天吊针，吃点退烧药就好了。最后一次住院是2014年3月20月，这次有点不同，经北京医院组织会诊，确认她患心脏动脉馏，而且发展很快。由于年事己高，不能动手术，也没有特效药可以治疗，只能保持血压稳定、情绪稳定、生活规律等办法，延长生命。经与院方商量，我决定把她接回家来疗养。在家疗养的好处是，她每天可以见到亲人，情绪会好些：二是她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吃的会可口些。4月3月上午我把她从医院接回家住。开始一段时间还好，每天在别人帮助下还能穿上衣服，坐在轮椅上看看电视、吸点氧气，同家人一块吃饭。但最后一周就起不来了，也不能说话了，不能吃饭了，只能靠吸营养液维持生命了，大小便也只能在床上解决了。但她的头脑一直清楚，还能写一两句話，吩咐点什么。
5月2日晚，我躺在她身边睡觉时，她伸出手来让我握住她的手，这时她可能己预感到自己不行了，要与我告别了。零晨5时25分，她像沉睡一样不动了，我摸摸她的前额和手，凉了。摸摸身上还热。我立即叫女儿打电话叫救护车，半小时后到医院，已经无法挽救了，英华走了。
英华走了，我痛苦万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英华走的很安祥，没有遭受多少痛苦;再是在她病重期间，我和大女儿始终守候着她，她走在我身边，我亲自把她送上了“天堂”。
英华从1947年会计学校毕业分配工作开始，不论是在财政部门工作还是在银行工作，基本上都是从事财会工作。1981年1月我调国务院工作，她也随之于4月调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财会部工作。英华辞世后建设银行总行对她的一生作了如下评价：“……她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专业专注、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广大同事的尊重和爱戴。1986年3月，她主动申请离休，为落实中央关于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做出了表率。她的很多工作业绩和感人事迹，至今还为建设银行员工口口相传……”（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本文写作于2014年10月，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