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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曾有一位素不相识的人，先后4次给我写信。
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给我写信？落款的名字前又为什么先冠上“一个真诚求助者”、后冠上“一个不该忘记您的人”、再后冠上“一个知恩难报的人”这类感情色彩浓烈的字眼？时间已过去10多年了，至今我与这位“真诚求助者”也尚未谋面，但他的一次次来信宛如发生在昨天。他的每一次来信，都是对我心灵的一次震撼，都促使我考虑该如何做人，如何当记者。
这是发生在1993年至1995年间的一件充满真情而又令人振奋的事情。
一
1993年7月，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省通渭县某村一个名叫张振国的陌生人的来信。他在信中苦苦恳求我，希望我能帮助他解救被人贩子拐卖到江苏丰县梁寨乡的妹妹——张淑英，使她早日脱离失去人身自由的苦海深渊，重新回到甘肃与家人团聚。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有一妹妹叫张淑英，乳名英英，一年前被人拐卖到江苏丰县梁寨乡一户农家做儿媳。去年五一前，我叔父随甘肃白银市公安人员到丰县解救，不料，梁寨乡派出所从下午3点多钟一直拖到深夜12点钟才去解救，因走漏风声，人被转移，结果解救扑空。
去年8月初，我又到该地，多次和这家人交涉，但这家人称：打开窗子说亮话，英英是我们花了两千多元买来的，你是带不走的。这次虽未能解救出妹妹，但了解到了上次解救扑空的真实内幕。当我叔父跟随白银市公安人员来到梁寨派出所时，该派出所一面借故拖延时间，一面托人通风报信。于是，这家人将我妹妹五花大绑，先藏在一远房叔父家中，等到夜深人静时，再绑到一三轮车上，拉到20里外的花楼乡一亲戚家中藏身一周之久。
去年11月，我和叔父跟随通渭县公安人员第3次到丰县解救，在解救出家的过程中，遭到了其家族成员的围攻和殴打。他们撕毁了公安人员的衣服，抢走了所带的手铐，最终我妹妹被他们揪着头发撕扯而去。我妹哭叫着让我们救她，而我们被围困着不能前行。我妹又一次未获解救。
从那时到现在，我妹曾来过3封信。从信中得知，她现在的处境比以前更加艰难，对她的看管更加严酷，连一个囚犯都不如。她现在对生活已经绝望。
这件事给我们全家带来的不幸实在不能言尽，为此事我们已负债累累。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恳切地请求周先生怜惜一下我的妹妹，利用在当地做记者的职务之便，尽快解救落难的她，让不愿在那里生活的我妹早日得以重见天日，和家人团聚。如果能这样的话，我们全家人将终生不会忘记您的恩德。
我是在得到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王云峰的指点，获得地址和邮编后，给您写信的，您可怜可怜我们吧！
信末的署名为——一个真诚求助者：张振国。
这是张振国给我的第一次来信。
在收到张振国这封信的同时，我的同事——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王云峰也给我发来一信，“恳请老周相助”，帮助解救被拐卖妇女张淑英。
这突如其来的两封信，犹如投入水面的巨石，旋即打破了我正常的采访生活，在我心灵深处激起极大的波澜。面对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相助还是沉默？如果相助，采用什么办法最有效？如果解救不成功，会不会“缠事上身”……接二连三的问题不断袭来，在我脑海中激荡翻腾。我同情张淑英的落难，是张振国来信所表达的正义力量彻底“制服”了我的心灵。我下定决心：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坚定地站在正义一边，决不退缩，决不动摇。我将信带回家给爱人和孩子看，家人看过信后也都是义愤填膺，全家都支持我对受害妇女张淑英伸出关爱之手。
因丰县是徐州市下辖的一个县，归徐州市管。经再三考虑，我决定向时任徐州市委书记的李仰珍报告，请他过问解决。我写好一封信并附上张振国求助信复印件，以公函形式寄给李书记，请求他解决。然而，信发出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怎么办？我和家人万分焦急。我判断，信很可能在中途被工作人员“短路”了，李书记没有看到。此时，正值江苏省委在南京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我便决定“闯会”，求见参加会议的李仰珍书记，当面向他汇报，求他解救。
见到李书记后， 我询问他收到我的信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重新写一封信，并附上张振国求助信复印件，请您阅处。他当即答应。为防止他收不到信的情况再度发生，这次我写好信后来了个“公函私寄”，在信封上赫然标出“私人信件”4个大字，好让他直接拆阅。这第二封信寄出去后第3天，即当年7月30日，徐州市委办公室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李仰珍书记收到信的当天就批给市公安局了，要求“要千方百计，尽快解救出受害妇女”！8月1日，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胡广松给我打来电话，称即将去丰县解救。后又被告知，8月3日张淑英已由市“打拐办”和市妇联的同志护送回甘肃老家。对张淑英被解救得如此之神速而又干脆利落，我又惊又喜，甚至有点不敢相信。
于是，我立即将张淑英得到解救并被护送回甘肃的喜讯，传达给甘肃分社记者王云峰。同时，给张振国写了一封信，告知他详细的解救过程。
二
这年8月底，张振国给我寄来第二封信，告诉我张淑英已回到甘肃与家人团聚。他在信中这样写到：
在接到您来信的先一天下午，我妹已由徐州市公安局“打拐办”的同志护送回家，她们的突然到来，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至此，我妹获得了她几乎不敢奢望的新生。对此，我们全家人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
我听了我妹的哭诉，深感被拐卖妇女的命运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人生对她们来说，简直比一场恶意的戏弄还要残酷。
对于您的鼎力相助，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感谢，一种难以偿还人情债的苦楚也就油然而生。此时此刻，我们全家只能遥寄对您的深深谢意。
信末的署名为——个不该忘记您的人：张振国。
张振国这次来信引起了我思想上的极大不安。我为什么做了一点关爱他人的事，就受到如此的认同和敬重？9月8日，我又给他复了第2封回信：
我的心绪和您一样，为您全家人的重新团聚而激动和兴奋不已。人和人之间，总归要有相互关爱和互相帮助的。这也是我们记者应有的道义。我们记者仅帮您反映了一点情况，疏通了解决问题的渠道，这点相助何足挂齿！这几年，为了解救您妹妹，您们全家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和不遗余力的精神投入。现在全家人团圆了，是该好好恢复“精神创伤”、静下心来养一养身体的时候了，深切盼望您和家人多多保重身体，切不要再把我们的一点相助记挂在心上。
三
这年12月底，张振国第3次给我来信，向我和家人致以新年的祝福。信中，他这样表述：
您9月所发的那封信，我那时已经收到。您在来信中强调不必把新华社记者的这点微不足道的帮助放在心上，但我们受人涌泉之恩，却难以滴水相报。这，我怎能忘却呢？
在您上次来信之前，我已给新华社总社及江苏分社写了感谢信，将您们新华社记者对我的相助向您们的领导作了报告。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减轻我的人情之债，别无他图。
您给我帮了这样大的忙，无力相报，但心中总该有底。您能否将您的照片给我邮寄一张，好让我认识认识您这位有恩之人。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像着，将来在如潮的人海中，您和我擦肩而过，于是，我回过头急切地喊道：“周先生……”那一刻，我会把这笔人情债在一声叫喊中全部得到偿还。不知命运是否会这样安排？
信末的署名为——一个知恩难报的人：张振国。
“有恩之人”这个名分，我担当得起吗？给受害人张淑英这点关爱，难道非要接受感恩不可？张振国的这次来信，又一次引起我思想上的忐忑不安，我于1994年2月上旬，即农历春节前夕，给他写了第3封信，提前向他和他全家拜年，信中我重点阐述了收到他来信后的感受和心境，想竭力“消化掉”他思想上那种“感恩”的精神负担。我的回信有这样的叙述：
新华总社11月15日出版的《前进报》摘登您感谢信的内容我也已看到。摘登的感谢信中说，“这充分表现了新华社记者高尚的职业道德和惩恶扬善、捍卫真理、维护法律的正义立场。”您这些鼓励的话语已使我不堪重负，受之有愧。这次来信，又称“有恩之人”“知恩难报”，更令我承受不起。人们相互间的关爱是应该的，也是正常的。个人的一点相助，算不了什么。我知道，您对我的感谢是真诚的。可请您千万别这么说，也别这么想，我是担当不起的呀！ 为什么我利用职务之便，帮您做的这点事，您会觉得“涌泉之恩，难以滴水相报”，在收读了您这封来信后，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结论只有一个：人间自有真情在，纯真的“情”比什么都珍贵。是您这封来信给我以新的启迪和鼓舞，给了我做人和当记者的新的精神境界。
现代人送一束鲜花表达感情，在电台点歌，用电波传情也很时兴。表达真情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未必非金钱和物质不可。情可入时，但不能入“市”。“情”的含金量绝不是钞票的多少，而是真切和深厚的程度。时下有些人令情入“市”，以为物重情重，钱少情轻，人情也上了秤盘，掂斤论两，这就亵渎了人间真情。但愿人情常驻在人心里，而不是招摇在“市”里。情，也是可以转移的；爱，也是可以扩展的。当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情”和“爱”后，未必非要对这种“情”和“爱”给以直接回报，可以将自己的“情”和“爱”播撒给更多需要关爱的人，愿人间处处充满“情”和“爱”。让我们共同珍惜人间纯真的“人情”。
四
1995年春节前，张振国第4次给我来信。他在信中讲述了家庭及妹妹英英的一些近况。信中这样写道：
大概是去年这个时候，我收到了您的来信，使我感激不已。当时，我准备及时给您复信，但我的心情实在很难平静。应该承认，我妹是不幸中的万幸之一，她在备受劫难之时终于幸运地遇上了好人。我很想将往事全部忘掉，包括对您的恩德。这样，或许会从往事中解脱出来，可现实往往很难差强人意。
这里，我顺便报告一下我家和英英的近况。家有父母，有多妹一弟，多妹均已出嫁，弟弟在高一读书。英英被解救时身边已有了一个40多天的女孩子，她想带回来，人家却不给。为此，她常常思念那个孩子。在家里，我生怕别的孩子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这首歌，因为这会更激起她思念孩子的心思。由此，您也就会明白我至今仍痛恨梁寨派出所少数执法人员的原因。如果没有他们多次暗中作梗，何使她至今忧思难断！
春节快要到了。但愿我这封信能带去新年的问候和祝福，祝愿您们全家新春愉快，合家幸福！
信末的署名为——张振国
张振国的这封来信再次令我感动，又是一年过去了，他还是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给我们全家写来春节祝福信，还这样惦念着我和我的家人。同时，我更加同情英英的遭遇，也更加同情与理解张振国的种种复杂心境。他的这封新年贺信，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人间纯真的情与爱。
一晃，十几个年头过去了。至今，张振国这一次次来信，似乎还在激励和鞭策着我。而我也时不时地想起张振国，记挂起英英。愿借这篇短文，寄去对他们的美好祝福：愿张振国一家生活幸福安康，愿英英生活美满幸福！
(文中张振国、张淑英为化名)
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给我写信？落款的名字前又为什么先冠上“一个真诚求助者”、后冠上“一个不该忘记您的人”、再后冠上“一个知恩难报的人”这类感情色彩浓烈的字眼？时间已过去10多年了，至今我与这位“真诚求助者”也尚未谋面，但他的一次次来信宛如发生在昨天。他的每一次来信，都是对我心灵的一次震撼，都促使我考虑该如何做人，如何当记者。
这是发生在1993年至1995年间的一件充满真情而又令人振奋的事情。
一
1993年7月，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省通渭县某村一个名叫张振国的陌生人的来信。他在信中苦苦恳求我，希望我能帮助他解救被人贩子拐卖到江苏丰县梁寨乡的妹妹——张淑英，使她早日脱离失去人身自由的苦海深渊，重新回到甘肃与家人团聚。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有一妹妹叫张淑英，乳名英英，一年前被人拐卖到江苏丰县梁寨乡一户农家做儿媳。去年五一前，我叔父随甘肃白银市公安人员到丰县解救，不料，梁寨乡派出所从下午3点多钟一直拖到深夜12点钟才去解救，因走漏风声，人被转移，结果解救扑空。
去年8月初，我又到该地，多次和这家人交涉，但这家人称：打开窗子说亮话，英英是我们花了两千多元买来的，你是带不走的。这次虽未能解救出妹妹，但了解到了上次解救扑空的真实内幕。当我叔父跟随白银市公安人员来到梁寨派出所时，该派出所一面借故拖延时间，一面托人通风报信。于是，这家人将我妹妹五花大绑，先藏在一远房叔父家中，等到夜深人静时，再绑到一三轮车上，拉到20里外的花楼乡一亲戚家中藏身一周之久。
去年11月，我和叔父跟随通渭县公安人员第3次到丰县解救，在解救出家的过程中，遭到了其家族成员的围攻和殴打。他们撕毁了公安人员的衣服，抢走了所带的手铐，最终我妹妹被他们揪着头发撕扯而去。我妹哭叫着让我们救她，而我们被围困着不能前行。我妹又一次未获解救。
从那时到现在，我妹曾来过3封信。从信中得知，她现在的处境比以前更加艰难，对她的看管更加严酷，连一个囚犯都不如。她现在对生活已经绝望。
这件事给我们全家带来的不幸实在不能言尽，为此事我们已负债累累。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恳切地请求周先生怜惜一下我的妹妹，利用在当地做记者的职务之便，尽快解救落难的她，让不愿在那里生活的我妹早日得以重见天日，和家人团聚。如果能这样的话，我们全家人将终生不会忘记您的恩德。
我是在得到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王云峰的指点，获得地址和邮编后，给您写信的，您可怜可怜我们吧！
信末的署名为——一个真诚求助者：张振国。
这是张振国给我的第一次来信。
在收到张振国这封信的同时，我的同事——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王云峰也给我发来一信，“恳请老周相助”，帮助解救被拐卖妇女张淑英。
这突如其来的两封信，犹如投入水面的巨石，旋即打破了我正常的采访生活，在我心灵深处激起极大的波澜。面对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是相助还是沉默？如果相助，采用什么办法最有效？如果解救不成功，会不会“缠事上身”……接二连三的问题不断袭来，在我脑海中激荡翻腾。我同情张淑英的落难，是张振国来信所表达的正义力量彻底“制服”了我的心灵。我下定决心：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坚定地站在正义一边，决不退缩，决不动摇。我将信带回家给爱人和孩子看，家人看过信后也都是义愤填膺，全家都支持我对受害妇女张淑英伸出关爱之手。
因丰县是徐州市下辖的一个县，归徐州市管。经再三考虑，我决定向时任徐州市委书记的李仰珍报告，请他过问解决。我写好一封信并附上张振国求助信复印件，以公函形式寄给李书记，请求他解决。然而，信发出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怎么办？我和家人万分焦急。我判断，信很可能在中途被工作人员“短路”了，李书记没有看到。此时，正值江苏省委在南京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我便决定“闯会”，求见参加会议的李仰珍书记，当面向他汇报，求他解救。
见到李书记后， 我询问他收到我的信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重新写一封信，并附上张振国求助信复印件，请您阅处。他当即答应。为防止他收不到信的情况再度发生，这次我写好信后来了个“公函私寄”，在信封上赫然标出“私人信件”4个大字，好让他直接拆阅。这第二封信寄出去后第3天，即当年7月30日，徐州市委办公室就给我打来电话，说李仰珍书记收到信的当天就批给市公安局了，要求“要千方百计，尽快解救出受害妇女”！8月1日，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胡广松给我打来电话，称即将去丰县解救。后又被告知，8月3日张淑英已由市“打拐办”和市妇联的同志护送回甘肃老家。对张淑英被解救得如此之神速而又干脆利落，我又惊又喜，甚至有点不敢相信。
于是，我立即将张淑英得到解救并被护送回甘肃的喜讯，传达给甘肃分社记者王云峰。同时，给张振国写了一封信，告知他详细的解救过程。
二
这年8月底，张振国给我寄来第二封信，告诉我张淑英已回到甘肃与家人团聚。他在信中这样写到：
在接到您来信的先一天下午，我妹已由徐州市公安局“打拐办”的同志护送回家，她们的突然到来，是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至此，我妹获得了她几乎不敢奢望的新生。对此，我们全家人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
我听了我妹的哭诉，深感被拐卖妇女的命运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人生对她们来说，简直比一场恶意的戏弄还要残酷。
对于您的鼎力相助，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来感谢，一种难以偿还人情债的苦楚也就油然而生。此时此刻，我们全家只能遥寄对您的深深谢意。
信末的署名为——个不该忘记您的人：张振国。
张振国这次来信引起了我思想上的极大不安。我为什么做了一点关爱他人的事，就受到如此的认同和敬重？9月8日，我又给他复了第2封回信：
我的心绪和您一样，为您全家人的重新团聚而激动和兴奋不已。人和人之间，总归要有相互关爱和互相帮助的。这也是我们记者应有的道义。我们记者仅帮您反映了一点情况，疏通了解决问题的渠道，这点相助何足挂齿！这几年，为了解救您妹妹，您们全家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和不遗余力的精神投入。现在全家人团圆了，是该好好恢复“精神创伤”、静下心来养一养身体的时候了，深切盼望您和家人多多保重身体，切不要再把我们的一点相助记挂在心上。
三
这年12月底，张振国第3次给我来信，向我和家人致以新年的祝福。信中，他这样表述：
您9月所发的那封信，我那时已经收到。您在来信中强调不必把新华社记者的这点微不足道的帮助放在心上，但我们受人涌泉之恩，却难以滴水相报。这，我怎能忘却呢？
在您上次来信之前，我已给新华社总社及江苏分社写了感谢信，将您们新华社记者对我的相助向您们的领导作了报告。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减轻我的人情之债，别无他图。
您给我帮了这样大的忙，无力相报，但心中总该有底。您能否将您的照片给我邮寄一张，好让我认识认识您这位有恩之人。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想像着，将来在如潮的人海中，您和我擦肩而过，于是，我回过头急切地喊道：“周先生……”那一刻，我会把这笔人情债在一声叫喊中全部得到偿还。不知命运是否会这样安排？
信末的署名为——一个知恩难报的人：张振国。
“有恩之人”这个名分，我担当得起吗？给受害人张淑英这点关爱，难道非要接受感恩不可？张振国的这次来信，又一次引起我思想上的忐忑不安，我于1994年2月上旬，即农历春节前夕，给他写了第3封信，提前向他和他全家拜年，信中我重点阐述了收到他来信后的感受和心境，想竭力“消化掉”他思想上那种“感恩”的精神负担。我的回信有这样的叙述：
新华总社11月15日出版的《前进报》摘登您感谢信的内容我也已看到。摘登的感谢信中说，“这充分表现了新华社记者高尚的职业道德和惩恶扬善、捍卫真理、维护法律的正义立场。”您这些鼓励的话语已使我不堪重负，受之有愧。这次来信，又称“有恩之人”“知恩难报”，更令我承受不起。人们相互间的关爱是应该的，也是正常的。个人的一点相助，算不了什么。我知道，您对我的感谢是真诚的。可请您千万别这么说，也别这么想，我是担当不起的呀！ 为什么我利用职务之便，帮您做的这点事，您会觉得“涌泉之恩，难以滴水相报”，在收读了您这封来信后，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结论只有一个：人间自有真情在，纯真的“情”比什么都珍贵。是您这封来信给我以新的启迪和鼓舞，给了我做人和当记者的新的精神境界。
现代人送一束鲜花表达感情，在电台点歌，用电波传情也很时兴。表达真情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未必非金钱和物质不可。情可入时，但不能入“市”。“情”的含金量绝不是钞票的多少，而是真切和深厚的程度。时下有些人令情入“市”，以为物重情重，钱少情轻，人情也上了秤盘，掂斤论两，这就亵渎了人间真情。但愿人情常驻在人心里，而不是招摇在“市”里。情，也是可以转移的；爱，也是可以扩展的。当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情”和“爱”后，未必非要对这种“情”和“爱”给以直接回报，可以将自己的“情”和“爱”播撒给更多需要关爱的人，愿人间处处充满“情”和“爱”。让我们共同珍惜人间纯真的“人情”。
四
1995年春节前，张振国第4次给我来信。他在信中讲述了家庭及妹妹英英的一些近况。信中这样写道：
大概是去年这个时候，我收到了您的来信，使我感激不已。当时，我准备及时给您复信，但我的心情实在很难平静。应该承认，我妹是不幸中的万幸之一，她在备受劫难之时终于幸运地遇上了好人。我很想将往事全部忘掉，包括对您的恩德。这样，或许会从往事中解脱出来，可现实往往很难差强人意。
这里，我顺便报告一下我家和英英的近况。家有父母，有多妹一弟，多妹均已出嫁，弟弟在高一读书。英英被解救时身边已有了一个40多天的女孩子，她想带回来，人家却不给。为此，她常常思念那个孩子。在家里，我生怕别的孩子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这首歌，因为这会更激起她思念孩子的心思。由此，您也就会明白我至今仍痛恨梁寨派出所少数执法人员的原因。如果没有他们多次暗中作梗，何使她至今忧思难断！
春节快要到了。但愿我这封信能带去新年的问候和祝福，祝愿您们全家新春愉快，合家幸福！
信末的署名为——张振国
张振国的这封来信再次令我感动，又是一年过去了，他还是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给我们全家写来春节祝福信，还这样惦念着我和我的家人。同时，我更加同情英英的遭遇，也更加同情与理解张振国的种种复杂心境。他的这封新年贺信，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人间纯真的情与爱。
一晃，十几个年头过去了。至今，张振国这一次次来信，似乎还在激励和鞭策着我。而我也时不时地想起张振国，记挂起英英。愿借这篇短文，寄去对他们的美好祝福：愿张振国一家生活幸福安康，愿英英生活美满幸福！
(文中张振国、张淑英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