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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文化史是19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史学形态。它的兴起拓宽了历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视野。本文从“新文化史的产生”“新文化史的三个转向”“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和“对新文化史的认识”四个方面，阐述新文化史学的基本范畴及其意义。新文化史的产生，有助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它推动了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新文化史，历史研究，研究取向
[中图分类号]KO-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6-0064-07
20世纪后期，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产生以及学科间渗透和交叉现象的出现，西方史学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历史学家深受社会学、人类学、语言符号学等学科的影响，使得历史研究打破了过去新史学研究目标和范式的束缚，朝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发展。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新的史学研究形态——西方新文化史的出现。西方新文化史的产生，不仅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在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它推动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的发展。
一、新文化史的产生
新文化史是19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中产生的新的史学形态，又称为“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一词正式出现于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论文集《新文化史学》中。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经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罗伯特·夏特尔(Roger Charter)则把新文化史概括为“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的转向”，其内含是指在绘画或音乐的文化史之外还有一种身体、时间或者图像的文化史，其发展方向是在文化里囊括了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许多新的研究主题。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认为，“新文化史”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史，“如同每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一样，它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即是当代文化冲突、多元文化并存的产物”，“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不是·种简单的新的时尚，而是对较早的研究范式所做出的明显的反映”。着力新文化史学的历史学家大多认为，个人(甚至普通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他们至少有某种自由的边缘，至少在日常生活和就长时段而言影响历史的趋势。某些个人的行为也可能会代表着一个时代或社会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大众的行为特征，因此，那些“微不足道”的微观世界和小人物的生活构成了新文化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新文化史学最新的一点是它将许多新主题包括在‘文化’系统之内，这些主题或内容包括政治、衣服、日常语言等等”。他们强调的是对文化的‘建构’或‘创造’，即一个又一个历史学家创造着新的词汇，如‘印刷文化’、‘视觉文化’、‘企业文化’等等，这样与特定的场合、技术或社会群体相联系的一系列文化规则或预期得到确认。“文化”的观念深入日常生活，重视某些微观历史事件的文化含义，是新文化史的突出特征。如法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所描述的巴厘岛的“斗鸡事件”以及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塞林斯所记载的1778年“库克船长的夏威夷之行”，所讨论的都是事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因为事件本身也能告诉人们许多文化现象：克利福德·格尔兹从一个很小的“斗鸡事件”谈及更大的事情——日本文化与巴厘岛人文化的差异，而英国船长则通过对夏威夷人会见方式的解释，强调了某些微观的历史事件对文化秩序所发生的重要意义。
新文化史学的产生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运动。其代表人物产生于不同的国度，有来自英国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Joyce)、彼得·伯克(PeterBurke)，有法国的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皮埃尔·肖努(PierreChaunu)、勒华·拉杜里(k Roy Ladurie)，还有意大利的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俄国的阿伦·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等等。“就地理和社会方面而言，今天文化史研究的呼声更加广泛和多样化。这种愈益强烈的呼声是与文化研究名义下跨学科课程的兴起息息相关的”。这些学科中社会学、人类学、语言符号学等产生的新观念和方法再次挑起了对历史研究和写作的科学性的探索，而与此同时历史研究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些研究都可以归于新文化史研究的名下。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学术观点，诸如年鉴学派的文化史、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对文化的阐释及其“厚描述”理论、福柯的话语观、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特别是他的文化资本和“惯习”的论述以及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和其他学者倡导的文学批评领域的“新历史主义”，都对当下的历史研究具有启发性作用，因此它们被视为西方新文化史的源头。新文化史摆脱了过去史学研究中的僵化、枯燥现象，那些成百上千的西方新文化史著作，展示的是一种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推陈出新、具有创新精神的史学面貌。
二、新文化史的三个转向
新文化史被称为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转折。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中出现了三种意义上的转向，即“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以及向“叙事史的回归”。
关于“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更准确地说，它是对两种史学风格的反动，即计量史学风格和在1960年代、1970年代影响西欧、美国学界的卡尔·马克思式风格。计量史学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美国的“克利奥学派”和法国的“系列史学”，它们都信仰“科学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文化是某种超结构。用计量方法研究的宏观经济史或宏观社会史在某些学者看来太枯燥，甚至是非人格化的。因此，对历史的社会学或社会历史学的批评呼唤历史回归。可以说，新文化史正是为解决与日常经验失去联系的社会史这个问题而创造的。马克思式的风格即指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社会视为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而经济基础在其底层，为一切活动的根源，其他如艺术、文化、思想意识、政治观念与组织等都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所决定。文化史家和文化理论家一样，一直是反对把文化作为“上层建筑”这一提法的，他们认为文化是抗拒社会压力的能力，甚至认为“文化”形塑了社会的真实。这就是说新文化史家不再把“文化”视为一种“被动”的因素，他们“追求一种更大程度的人类自由，认为文化影响甚至决定政治和经济的行为”。比较而言，新文化史与古典文化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新文化史对文化概念的界定更为宽泛，即认为文化可以“包括从前人那里得到的制造物、商品、技术制作方法、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马林 诺夫斯基的观点)，而“按照克利福德·格尔兹的解释，文化是‘社会行动的符号特征’，包括更加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不仅包括艺术，而且包括物质文化；不仅包括成文的(书面的)的形式，也包括口头的形式；不仅包括戏剧，也包括仪式；不仅包括哲学，也包括普通人的心态”。
第二，新文化史“探讨的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做是人类传统价值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其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在有关新文化史的论著中，大多以小人物的生活为主题，选取表现下层民众喜怒哀乐的生活素材，再现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场景。
第三，古典文化史，在通常情况下，是从总体上考察世界史，企图透过各个时代的文化特征、社会结构和时代风貌等，展示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而新文化史则是从小处人手，通过对小人物、小事件的剖析，揭示出较大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第四，新文化史家在对待不同文化的态度上具有平等意识。在他们的思想中，文明的社会与缺乏文明的社会之间对立的传统观念已经被抛弃。尽管他们并没有假定所有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是平等的，但是他们并不对某些文化的优越性做出价值的判断。
英国人类学家埃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这门学科从概念上讲，是一种经历了从对文化的存在物的研究到对学者们的研究的转变。“文化史研究是一种文化转型的研究，即将过去的语言转化为现在的、将当代人的概念转化为历史学家及其读者们的，其目标就是将过去的‘他性’变得显而易见和易于理解”。
关于“语言学的转向”：德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所谓的‘语言学转向’(dielinguistischeWende)……它是人文科学领域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范式转换。”在西方，“语言学的转向”属于一种“认识论的转折”，“基于对语言自身规则、语法、性能、结构、词义、转喻等语言模式的研究之上的认识论被广泛称为‘语言学的转向’，它代表了西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哲学认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语言学的转向”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中心内容。语言学转向之后的西方人文科学包括历史学，最显著的成就之一是突出了语言问题的根本地位和重要作用。即强调“通过分析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来解释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解释各种历史和社会现象”。
大多数历史编纂理论认为，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研究已经摆脱了与修辞和文学写作的关系。但是大多数新文化史学家从文本的意义上出发质疑历史学科的科学性质。哈贝马斯认为：“文本意义不仅呈现出空间的多元性，而且具有时间上的非同一性，文本绝没有一种单一明确的意义”，“任何解释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有限的，而文本蕴含的解释的可能性则是无限的、绝对的、永远无法全部实现的，任何阅读和解释都只能是文本无限多的意义可能性的有限实现。”美国加州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先生认为，历史研究和写作继续保持修辞性和文学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编撰中包含有不可避免的诗话——修辞成分，以叙述化形式对事实的任何表述都必定会虚构其内容。“历史叙述中的言语虚构十分丰富，其形式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与文学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语言学的转向”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核心内容，是承认语言和话语在社会的构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社会的结构和社会进程被看做是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因素，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文化的产物。新文化史学家将历史文本化，历史文本本身被看成一种符号，它是人为的，所指涉的内容也往往是多重的。而历史的写作则是文本和社会的中介，是通过作者的内化而形成的。怀特先生把“事实”也视为建构之物，认为“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的描述”。因此，“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的挑战是空前的。
无论如何，一些新文化史家不得不承认，他们从人类学和语言学中获益非浅，这种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史所进行的研究，进一步扩大了历史研究的眼界和领域。
关于“叙事史的回归”：新文化史是对新史学研究方法中的“计量方法”的批判。劳伦斯·斯通1979年在《过去和现在》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叙述史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思考》，指出1970年代初新史学所依据的假设已经基本被否定，而一种企图建立“科学历史”的白日梦也随之破灭。他断言，历史能成为科学的这个观点是个“神话”，即历史将成为严格的、科学的、令人陶醉的乐观主义业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近年来历史撰述由分析回到叙事。劳伦斯·斯通总结道：“新的历史学家转向记叙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种对昔日的变化做出井井有序的科学的解释的企图的终结。”这是由于历史研究的观念和认识发生了变化，新的观念即“群体的文化，甚至个人的意志，如同物质产量和人口增长等非人格力量一样，至少在潜在的意义上，也是推动和引起变化的重要动力”。因为历史研究中强调了人类的具体经验，叙事史的回归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雅克·勒高夫解释道：“各类文化出于什么原因和通过什么方式相互接触?这是一种必须加以叙述的历史。叙述就是解释。对所述各类历史问题，若不首先加以分析，就不能编出好的叙述史”，“一个叙述、一个历史的叙述，不是一个单纯文字的叙述……也是而且尤其是一个科学的叙述。”叙事史的回归表明史学研究中一些或多或少已消失的古老方式被重新采用。
然而，20世纪的叙事史，是一种新型的叙事史，西方新文化史家关于意识和思想领域的概念与传统叙事性史学家迥然不同。恢复后的叙事史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只按照时间的顺序将事实铺陈，而是将对事件的“分析”纳入“叙事”之中。新文化史家是通过对事件和人物的叙述来揭示其所蕴含的社会与文化价值的。如勒鲁瓦·拉杜里在《罗曼斯的狂欢节》_-书中，通过1580年狂欢节两个星期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表现主题。事件中广泛涉猎了“佛罗伦萨社会的司法制度、人际关系网、人们的等级观念、婚俗等诸多方面”。
此外，新文化史学改变了过去新史学运动产生后政治史让位于经济和社会史的情形，它使政治史的研究重新回归到历史学的研究范畴之中，这种回归不是回到传统的兰克史学，而是在运用新方法并吸收其他学科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撰写政治史。新的政治史不再只关注精英人物，而是通过具体的符号和象征物等探讨和解释政权构成并赖以存在的基础。这就是说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都发生了转移。
三、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
新文化史研究的取向表现在三个层面：心态研究取向、大众研究取向以及微观研究取向。
心态研究取向：心态研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特色。第一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M.布洛赫和L.勒费弗尔的研究领域就涉及心态方面的内容，二人从想象、群体心理学和文化角度，对社会生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但是当时这一领域还未与经济领域或社会经济领域严格区分开来。第二代年鉴大师则主要把精力用于人口学的研究上面，P.古贝尔的著名论文《博韦和1600～1730年的博韦人》，对心态史研究的恢复起了很大作用。而第三、四代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则更多从文化角度来研究社会细节问题，他们既注意到了社会的差异性，又注意到了地区的差异性，开创了“心态史”研究的新领域。20世纪末期，涌现出雅克·勒高夫、米歇尔·伏维尔、勒华·拉杜里、菲利普·阿里埃斯、米歇尔·德·塞多尔、乔治·迪比等人物，他们都对心态史的研究给予了更多关注。雅克·勒高夫指出，“心态是指个人或人群无意识的精神内涵和不由自主的心理行为。”“每个人身上几乎都贮存着一些既成的观念，人的很大一部分思维和行动的习惯便由这些既成的观念所构成”。“心态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把以前埋藏在群体记忆深处的情感世界表现出来”，分析一种心态就是分析一种集体性，一种心态不仅仅是指众多个人在想同样的东西这个现象，在他们每个人身上，这种思想都以不同的方式打着“其他人也想同样的东西”这样一种印记。心态史研究最为突出的例子是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伊格村庄》和乔治·迪比的《战士与农民》，前者使用了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档案材料，再现了当时一个村庄村民的内心世界。后者则重点研究了中世纪时期“税收”的意义以及当时人们的集体心态，迪比将税收比作马尔塞勒·摩斯和社会学家研究过的“原始”社会中的馈赠：人们是将税收作为馈赠“奉献”给统治者的，人们把这些统治者看做是全体人民和非尘世力量之间的调节者、求情人，是繁荣的保证，土地的肥沃，庄稼的丰收，瘟疫的结束，全凭他们的许诺。据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市场经济时代。
大众研究取向：新文化史虽然是对“叙事史的回归”，但它与新史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她继承了新史学反对精英史观的观点，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下层民众集体或个人之上。法国年鉴学派第三、四代历史学家开创了研究下层社会文化的先河。勒鲁瓦·拉杜里的成名作《朗格多克的农民》一书，虽然仍属于计量史学的研究典范，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充当历史主角的是下层民众，再现的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和价值观念。而《蒙塔尤》一书。则是对法国历史上一个只有200～250人的小山村中的普通百姓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的考察。正如汤普森、纳塔利·Z·戴维斯、勒鲁瓦·拉杜里及其他人所指出的，人们可以在仪式、歌曲和节日中发现破译大众文化的钥匙，因此，非理性的巫术、疯狂、社会反常、性欲与死亡等等的表现就成为新的民众文化史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德国的比勒菲尔德派起初强调对社会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即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的研究，后来也把注意力转向社会内部和下层民众，研究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与雇主的关系、他们的健康、婚姻和休闲活动等等。英国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也把研究的重点从上层社会转向民众文化，其作品《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众文化》，可与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齐名，他重点探讨了16、17世纪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二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大众文化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文化，同时对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发生影响，而精英文化则只是上层人士的文化。同样的论点也体现在彼得·伯克的另一作品《文化史的多样性》之中。
微观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所从事的是具体的个案考察，特别是关注人们日常、细小的生活细节。正因为如此，许多史学家称之为微观史学、“新微观史学”或“日常生活史”。“微观史”，最早出现于意大利，以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卡尔洛·波尼(Carlo Poni)、吉奥万尼·列维(GiovanniLevi)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新办的刊物《历史季刊》(Ouademi Storici)上发表论文，讨论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推动了“微观史”的研究。他们希望通过描述细微的事件和平常的人物来重构历史，让人们体会历史的脉搏，看到一般人的历史活动。继金兹伯格之后，德国和美国的微观史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这类研究的成果包括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列维的《继承权力：一个巫师的故事》、托马斯·拉奎厄的《制造性——从古代希腊到弗洛伊德的身体和性别史》、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基尔的回归》以及罗伯特·达顿《猫的大屠杀》等。其中金兹伯格的作品是在拥有大量具体的审判资料基础上，加上作者的推理和想象，通过重构一个普通磨坊主梅若齐奥的精神世界。来说明当时的人们对宇宙和世界的认识。而列维则通过对巫师齐萨(Chiesa)的社会生活的描述，来揭示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经济活动和政治结构。
微观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重新发现那些被忽略的小人物、小事件和小问题，通过逼真的叙述展现这些人物的生活世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借以弥补社会史中笼统研究方法的不足。这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四、对新文化史学的认识
虽然“历史”一词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产生，但是围绕历史是什么，历史的功用是什么等问题的争论至今难以形成一致结论。抛开对这类具体问题的争议，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历史是一种解释或者诠释，这是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同的一种观点。
纵观20世纪西方史学经历的三种史学形态(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追求史学科学化的新史学以及20世纪末期以来的新文化史学)，其史学研究都蕴含着解释的成分。三种史学形态的根本区别实际是历史解释的原则、方法和实现途径上的差异。
传统史学以兰克为代表，兰克史学的研究原则是“如实叙述”，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还原历史，再现历史原貌，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对全部史料加以考证，表述史料时不要掺入研究者个人的道德、价值观等因素。实现这一原则的途径就是使研究者接受专门的严格训练，结果是使历史学家职业化，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将西方史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新史学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派别，但是在原则上，追求一种严格的、科学的历史学，因此计量的方法就成为当时史学研究的核心。新文化史的解释原则是自由的，不受任何范式的制约，是多视角、多样化的解释，如上所述，在研究取向上表现为心态取向、大众取向和微观史取向，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彼得·伯克把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围概括为五大方面：“一是物质文化的研究，如食物、服装等；二是身体、性别研究；三是记 忆、语言的社会历史；四是形象的历史；五是政治文化史，这里不是研究政治事件、制度，而是非正式的规则，如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组织政治的方式等。”
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具有灵活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它借助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符号学、语言学等多种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海登·怀特代表的后现代史学家将历史学文学化，提出史学等同于文学的观点。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新文化史学的历史解释是建立在充分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之上的，即新文化史学家更加重视对史料的合理运用。其解释以大量具体的史料为依据。拉杜里在研究蒙塔尤山村时所使用的是教区的审判记录，没有这些具体而翔实材料的支撑，就无法建构起蒙塔尤村民的日常生活的图景，也就无法说明法国当时农村的各种社会关系。列维在《继承权力：一个巫师的故事》中，也使用了教堂的记录、公证法案、税收记录以及其他行政管理的档案等来重现当时的社会场景，以此揭示更深层次的社会规范和社会问题。同样，金兹伯格对磨坊主梅诺奇奥精神世界的重构和解读也运用了当时宗教裁判的审讯记录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尽管在重构中，使用了想象和推理的方法，但是，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另一个原因是历史学本身的所要求的，即历史解释不仅包括对事实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对事件和人物所反射出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变化进行分析，虽然这些分析是通过语言的表述来实现的，带有“先在性”和“狭隘性”，但正是由于历史解释的这种特性，才使历史学具有无限的魅力和广泛的实用性。
第二，历史解释是否应受解释“范式”的制约。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把“范式”引入理论界，用来说明理论发展的某种规律性，即某些重大科学成就形成科学发展中的某种模式，因而形成一定观点和方法论的框架。这对西方新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亨佩尔认为，从逻辑上看，真正的历史解释是与应用自然科学的解释相同的，这里强调的是历史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统一性。然而新史学在历史研究中采用的计量方法，说明了“范式”的弊端，使新史学走人了死胡同。
作为一种“范式”的科学理论不需要，而且事实上也绝不可能解释它所面临的所有事实。因为人类受思想意志支配的社会实践活动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历史科学的研究“范式”，只能是一种大致的框架，它的适用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史学研究范式应是多样化的。首倡“范式危机”说的德里克认为，要将范式概念运用于史学，需要对其做出修正。“在史学领域有通用的或时髦的解释是可以的，但却不能认为有一种惟一或主导范式在引导着历史研究……引导史学研究之范式的多样并存，正构成了使从不同观点理解历史成为可能的那种‘民主的’开放性的根据”。
新文化史家则抛弃了单一的范式，在解释历史时，往往根据具体的事实材料，采用会学、人类学、语言符号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这有助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之间的交汇与沟通，推动了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发展。
第三，历史解释是一种“建构”，它使历史呈现出多样性和主观性的特点。
历史写作或历史解释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因为历史史料本身不会主动地呈现出意义。只能由历史学家本人根据自身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主动地去建构。“历史学家不仅记录事件，他也解释事件，所以他依赖于概念化；也因为历史学家记录某些事件而非另一些事件，他可能依赖于指导他的价值判断”。
历史意义的建构因为建构者个性和学识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个体的差异是由个人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学识、文化积淀、教育程度、学术修养、世界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就构成了布尔迪厄所提出的“社会资本”。克利福德，格尔兹曾经写道：“我同马克斯·韦伯一样相信，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的网中的动物。我以为文化就是那些网”，文化表现为“一种历史传下来的，体现为符号的意义模式，表现为一系列由符号形式表示的继承下来的概念。人们凭借这些符号形式传达、固定、并发展自己关于人生观的知识。”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张所谓的“文化之网”，历史研究的“正确目标”是运用个人的“社会资本”或“文化之网”，“挑出种种意义结构”，发现“实际生活中非正规定对必然联系”。这就是历史具有的主观性的表现。
不能因为历史具有的主观性，以及由于建构历史语言文本的特征就否定历史的存在和历史具有科学的性质，布洛赫写道“既使历史学不具备任何促使行动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跻身于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科学之列。它不是一个支离破碎、难以阐释的学科，而是一门分类适度、日益成理的科学”。
综上所述，当代新文化史的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重要时期，对新文化史客观而综合性的评价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新文化史对史学的研究和发展的作用问题也需要商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开拓历史研究的多种新视角和方法，这也许正是当代新文化史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
[责任编辑：王雅贞]
[关键词]新文化史，历史研究，研究取向
[中图分类号]KO-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16-0064-07
20世纪后期，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产生以及学科间渗透和交叉现象的出现，西方史学本身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历史学家深受社会学、人类学、语言符号学等学科的影响，使得历史研究打破了过去新史学研究目标和范式的束缚，朝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发展。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新的史学研究形态——西方新文化史的出现。西方新文化史的产生，不仅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在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它推动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的发展。
一、新文化史的产生
新文化史是197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中产生的新的史学形态，又称为“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一词正式出现于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论文集《新文化史学》中。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经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罗伯特·夏特尔(Roger Charter)则把新文化史概括为“从社会角度的文化史学向文化角度的社会史学的转向”，其内含是指在绘画或音乐的文化史之外还有一种身体、时间或者图像的文化史，其发展方向是在文化里囊括了政治、饮食、服装、日常语言、身体等许多新的研究主题。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认为，“新文化史”是一种新型的文化史，“如同每一种历史研究方法一样，它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即是当代文化冲突、多元文化并存的产物”，“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不是·种简单的新的时尚，而是对较早的研究范式所做出的明显的反映”。着力新文化史学的历史学家大多认为，个人(甚至普通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而不是客体，他们至少有某种自由的边缘，至少在日常生活和就长时段而言影响历史的趋势。某些个人的行为也可能会代表着一个时代或社会的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大众的行为特征，因此，那些“微不足道”的微观世界和小人物的生活构成了新文化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新文化史学最新的一点是它将许多新主题包括在‘文化’系统之内，这些主题或内容包括政治、衣服、日常语言等等”。他们强调的是对文化的‘建构’或‘创造’，即一个又一个历史学家创造着新的词汇，如‘印刷文化’、‘视觉文化’、‘企业文化’等等，这样与特定的场合、技术或社会群体相联系的一系列文化规则或预期得到确认。“文化”的观念深入日常生活，重视某些微观历史事件的文化含义，是新文化史的突出特征。如法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所描述的巴厘岛的“斗鸡事件”以及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塞林斯所记载的1778年“库克船长的夏威夷之行”，所讨论的都是事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因为事件本身也能告诉人们许多文化现象：克利福德·格尔兹从一个很小的“斗鸡事件”谈及更大的事情——日本文化与巴厘岛人文化的差异，而英国船长则通过对夏威夷人会见方式的解释，强调了某些微观的历史事件对文化秩序所发生的重要意义。
新文化史学的产生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运动。其代表人物产生于不同的国度，有来自英国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乔治·杜比(Georges Duby)、帕特里克·乔伊斯(PatrickJoyce)、彼得·伯克(PeterBurke)，有法国的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皮埃尔·肖努(PierreChaunu)、勒华·拉杜里(k Roy Ladurie)，还有意大利的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俄国的阿伦·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等等。“就地理和社会方面而言，今天文化史研究的呼声更加广泛和多样化。这种愈益强烈的呼声是与文化研究名义下跨学科课程的兴起息息相关的”。这些学科中社会学、人类学、语言符号学等产生的新观念和方法再次挑起了对历史研究和写作的科学性的探索，而与此同时历史研究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些研究都可以归于新文化史研究的名下。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学术观点，诸如年鉴学派的文化史、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对文化的阐释及其“厚描述”理论、福柯的话语观、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特别是他的文化资本和“惯习”的论述以及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和其他学者倡导的文学批评领域的“新历史主义”，都对当下的历史研究具有启发性作用，因此它们被视为西方新文化史的源头。新文化史摆脱了过去史学研究中的僵化、枯燥现象，那些成百上千的西方新文化史著作，展示的是一种多姿多彩、内涵丰富、推陈出新、具有创新精神的史学面貌。
二、新文化史的三个转向
新文化史被称为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转折。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中出现了三种意义上的转向，即“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以及向“叙事史的回归”。
关于“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更准确地说，它是对两种史学风格的反动，即计量史学风格和在1960年代、1970年代影响西欧、美国学界的卡尔·马克思式风格。计量史学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美国的“克利奥学派”和法国的“系列史学”，它们都信仰“科学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文化是某种超结构。用计量方法研究的宏观经济史或宏观社会史在某些学者看来太枯燥，甚至是非人格化的。因此，对历史的社会学或社会历史学的批评呼唤历史回归。可以说，新文化史正是为解决与日常经验失去联系的社会史这个问题而创造的。马克思式的风格即指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社会视为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而经济基础在其底层，为一切活动的根源，其他如艺术、文化、思想意识、政治观念与组织等都属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所决定。文化史家和文化理论家一样，一直是反对把文化作为“上层建筑”这一提法的，他们认为文化是抗拒社会压力的能力，甚至认为“文化”形塑了社会的真实。这就是说新文化史家不再把“文化”视为一种“被动”的因素，他们“追求一种更大程度的人类自由，认为文化影响甚至决定政治和经济的行为”。比较而言，新文化史与古典文化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新文化史对文化概念的界定更为宽泛，即认为文化可以“包括从前人那里得到的制造物、商品、技术制作方法、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马林 诺夫斯基的观点)，而“按照克利福德·格尔兹的解释，文化是‘社会行动的符号特征’，包括更加广阔的人类活动领域——不仅包括艺术，而且包括物质文化；不仅包括成文的(书面的)的形式，也包括口头的形式；不仅包括戏剧，也包括仪式；不仅包括哲学，也包括普通人的心态”。
第二，新文化史“探讨的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做是人类传统价值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其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在有关新文化史的论著中，大多以小人物的生活为主题，选取表现下层民众喜怒哀乐的生活素材，再现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场景。
第三，古典文化史，在通常情况下，是从总体上考察世界史，企图透过各个时代的文化特征、社会结构和时代风貌等，展示更为宏观的历史视野。而新文化史则是从小处人手，通过对小人物、小事件的剖析，揭示出较大的社会和文化现象。
第四，新文化史家在对待不同文化的态度上具有平等意识。在他们的思想中，文明的社会与缺乏文明的社会之间对立的传统观念已经被抛弃。尽管他们并没有假定所有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是平等的，但是他们并不对某些文化的优越性做出价值的判断。
英国人类学家埃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认为，这门学科从概念上讲，是一种经历了从对文化的存在物的研究到对学者们的研究的转变。“文化史研究是一种文化转型的研究，即将过去的语言转化为现在的、将当代人的概念转化为历史学家及其读者们的，其目标就是将过去的‘他性’变得显而易见和易于理解”。
关于“语言学的转向”：德国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所谓的‘语言学转向’(dielinguistischeWende)……它是人文科学领域迄今为止发生的最深刻、最激进的范式转换。”在西方，“语言学的转向”属于一种“认识论的转折”，“基于对语言自身规则、语法、性能、结构、词义、转喻等语言模式的研究之上的认识论被广泛称为‘语言学的转向’，它代表了西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哲学认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语言学的转向”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中心内容。语言学转向之后的西方人文科学包括历史学，最显著的成就之一是突出了语言问题的根本地位和重要作用。即强调“通过分析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来解释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解释各种历史和社会现象”。
大多数历史编纂理论认为，随着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研究已经摆脱了与修辞和文学写作的关系。但是大多数新文化史学家从文本的意义上出发质疑历史学科的科学性质。哈贝马斯认为：“文本意义不仅呈现出空间的多元性，而且具有时间上的非同一性，文本绝没有一种单一明确的意义”，“任何解释都是相对的、暂时的、有限的，而文本蕴含的解释的可能性则是无限的、绝对的、永远无法全部实现的，任何阅读和解释都只能是文本无限多的意义可能性的有限实现。”美国加州大学著名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先生认为，历史研究和写作继续保持修辞性和文学性。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编撰中包含有不可避免的诗话——修辞成分，以叙述化形式对事实的任何表述都必定会虚构其内容。“历史叙述中的言语虚构十分丰富，其形式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与文学有更多的共同之处”。
“语言学的转向”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核心内容，是承认语言和话语在社会的构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社会的结构和社会进程被看做是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因素，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被视为文化的产物。新文化史学家将历史文本化，历史文本本身被看成一种符号，它是人为的，所指涉的内容也往往是多重的。而历史的写作则是文本和社会的中介，是通过作者的内化而形成的。怀特先生把“事实”也视为建构之物，认为“历史编纂作为一种话语，它特别旨在建构一系列事件的真实叙事，而不是就情势做一番静态的描述”。因此，“语言学的转向”对历史学的挑战是空前的。
无论如何，一些新文化史家不得不承认，他们从人类学和语言学中获益非浅，这种从不同角度对文化史所进行的研究，进一步扩大了历史研究的眼界和领域。
关于“叙事史的回归”：新文化史是对新史学研究方法中的“计量方法”的批判。劳伦斯·斯通1979年在《过去和现在》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文章《叙述史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思考》，指出1970年代初新史学所依据的假设已经基本被否定，而一种企图建立“科学历史”的白日梦也随之破灭。他断言，历史能成为科学的这个观点是个“神话”，即历史将成为严格的、科学的、令人陶醉的乐观主义业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近年来历史撰述由分析回到叙事。劳伦斯·斯通总结道：“新的历史学家转向记叙体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种对昔日的变化做出井井有序的科学的解释的企图的终结。”这是由于历史研究的观念和认识发生了变化，新的观念即“群体的文化，甚至个人的意志，如同物质产量和人口增长等非人格力量一样，至少在潜在的意义上，也是推动和引起变化的重要动力”。因为历史研究中强调了人类的具体经验，叙事史的回归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雅克·勒高夫解释道：“各类文化出于什么原因和通过什么方式相互接触?这是一种必须加以叙述的历史。叙述就是解释。对所述各类历史问题，若不首先加以分析，就不能编出好的叙述史”，“一个叙述、一个历史的叙述，不是一个单纯文字的叙述……也是而且尤其是一个科学的叙述。”叙事史的回归表明史学研究中一些或多或少已消失的古老方式被重新采用。
然而，20世纪的叙事史，是一种新型的叙事史，西方新文化史家关于意识和思想领域的概念与传统叙事性史学家迥然不同。恢复后的叙事史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只按照时间的顺序将事实铺陈，而是将对事件的“分析”纳入“叙事”之中。新文化史家是通过对事件和人物的叙述来揭示其所蕴含的社会与文化价值的。如勒鲁瓦·拉杜里在《罗曼斯的狂欢节》_-书中，通过1580年狂欢节两个星期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表现主题。事件中广泛涉猎了“佛罗伦萨社会的司法制度、人际关系网、人们的等级观念、婚俗等诸多方面”。
此外，新文化史学改变了过去新史学运动产生后政治史让位于经济和社会史的情形，它使政治史的研究重新回归到历史学的研究范畴之中，这种回归不是回到传统的兰克史学，而是在运用新方法并吸收其他学科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撰写政治史。新的政治史不再只关注精英人物，而是通过具体的符号和象征物等探讨和解释政权构成并赖以存在的基础。这就是说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都发生了转移。
三、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
新文化史研究的取向表现在三个层面：心态研究取向、大众研究取向以及微观研究取向。
心态研究取向：心态研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特色。第一代年鉴学派代表人物M.布洛赫和L.勒费弗尔的研究领域就涉及心态方面的内容，二人从想象、群体心理学和文化角度，对社会生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但是当时这一领域还未与经济领域或社会经济领域严格区分开来。第二代年鉴大师则主要把精力用于人口学的研究上面，P.古贝尔的著名论文《博韦和1600～1730年的博韦人》，对心态史研究的恢复起了很大作用。而第三、四代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则更多从文化角度来研究社会细节问题，他们既注意到了社会的差异性，又注意到了地区的差异性，开创了“心态史”研究的新领域。20世纪末期，涌现出雅克·勒高夫、米歇尔·伏维尔、勒华·拉杜里、菲利普·阿里埃斯、米歇尔·德·塞多尔、乔治·迪比等人物，他们都对心态史的研究给予了更多关注。雅克·勒高夫指出，“心态是指个人或人群无意识的精神内涵和不由自主的心理行为。”“每个人身上几乎都贮存着一些既成的观念，人的很大一部分思维和行动的习惯便由这些既成的观念所构成”。“心态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把以前埋藏在群体记忆深处的情感世界表现出来”，分析一种心态就是分析一种集体性，一种心态不仅仅是指众多个人在想同样的东西这个现象，在他们每个人身上，这种思想都以不同的方式打着“其他人也想同样的东西”这样一种印记。心态史研究最为突出的例子是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伊格村庄》和乔治·迪比的《战士与农民》，前者使用了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档案材料，再现了当时一个村庄村民的内心世界。后者则重点研究了中世纪时期“税收”的意义以及当时人们的集体心态，迪比将税收比作马尔塞勒·摩斯和社会学家研究过的“原始”社会中的馈赠：人们是将税收作为馈赠“奉献”给统治者的，人们把这些统治者看做是全体人民和非尘世力量之间的调节者、求情人，是繁荣的保证，土地的肥沃，庄稼的丰收，瘟疫的结束，全凭他们的许诺。据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市场经济时代。
大众研究取向：新文化史虽然是对“叙事史的回归”，但它与新史学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她继承了新史学反对精英史观的观点，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下层民众集体或个人之上。法国年鉴学派第三、四代历史学家开创了研究下层社会文化的先河。勒鲁瓦·拉杜里的成名作《朗格多克的农民》一书，虽然仍属于计量史学的研究典范，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充当历史主角的是下层民众，再现的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和价值观念。而《蒙塔尤》一书。则是对法国历史上一个只有200～250人的小山村中的普通百姓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的考察。正如汤普森、纳塔利·Z·戴维斯、勒鲁瓦·拉杜里及其他人所指出的，人们可以在仪式、歌曲和节日中发现破译大众文化的钥匙，因此，非理性的巫术、疯狂、社会反常、性欲与死亡等等的表现就成为新的民众文化史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德国的比勒菲尔德派起初强调对社会文化的综合性考察，即对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的研究，后来也把注意力转向社会内部和下层民众，研究工人阶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与雇主的关系、他们的健康、婚姻和休闲活动等等。英国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伯克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也把研究的重点从上层社会转向民众文化，其作品《近代早期欧洲的民众文化》，可与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齐名，他重点探讨了16、17世纪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关系，指出二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大众文化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文化，同时对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发生影响，而精英文化则只是上层人士的文化。同样的论点也体现在彼得·伯克的另一作品《文化史的多样性》之中。
微观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所从事的是具体的个案考察，特别是关注人们日常、细小的生活细节。正因为如此，许多史学家称之为微观史学、“新微观史学”或“日常生活史”。“微观史”，最早出现于意大利，以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卡尔洛·波尼(Carlo Poni)、吉奥万尼·列维(GiovanniLevi)等人为代表，他们在新办的刊物《历史季刊》(Ouademi Storici)上发表论文，讨论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而推动了“微观史”的研究。他们希望通过描述细微的事件和平常的人物来重构历史，让人们体会历史的脉搏，看到一般人的历史活动。继金兹伯格之后，德国和美国的微观史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这类研究的成果包括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列维的《继承权力：一个巫师的故事》、托马斯·拉奎厄的《制造性——从古代希腊到弗洛伊德的身体和性别史》、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基尔的回归》以及罗伯特·达顿《猫的大屠杀》等。其中金兹伯格的作品是在拥有大量具体的审判资料基础上，加上作者的推理和想象，通过重构一个普通磨坊主梅若齐奥的精神世界。来说明当时的人们对宇宙和世界的认识。而列维则通过对巫师齐萨(Chiesa)的社会生活的描述，来揭示乡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经济活动和政治结构。
微观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重新发现那些被忽略的小人物、小事件和小问题，通过逼真的叙述展现这些人物的生活世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借以弥补社会史中笼统研究方法的不足。这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四、对新文化史学的认识
虽然“历史”一词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产生，但是围绕历史是什么，历史的功用是什么等问题的争论至今难以形成一致结论。抛开对这类具体问题的争议，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历史是一种解释或者诠释，这是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同的一种观点。
纵观20世纪西方史学经历的三种史学形态(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追求史学科学化的新史学以及20世纪末期以来的新文化史学)，其史学研究都蕴含着解释的成分。三种史学形态的根本区别实际是历史解释的原则、方法和实现途径上的差异。
传统史学以兰克为代表，兰克史学的研究原则是“如实叙述”，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还原历史，再现历史原貌，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对全部史料加以考证，表述史料时不要掺入研究者个人的道德、价值观等因素。实现这一原则的途径就是使研究者接受专门的严格训练，结果是使历史学家职业化，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将西方史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新史学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派别，但是在原则上，追求一种严格的、科学的历史学，因此计量的方法就成为当时史学研究的核心。新文化史的解释原则是自由的，不受任何范式的制约，是多视角、多样化的解释，如上所述，在研究取向上表现为心态取向、大众取向和微观史取向，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彼得·伯克把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围概括为五大方面：“一是物质文化的研究，如食物、服装等；二是身体、性别研究；三是记 忆、语言的社会历史；四是形象的历史；五是政治文化史，这里不是研究政治事件、制度，而是非正式的规则，如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组织政治的方式等。”
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具有灵活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它借助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符号学、语言学等多种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海登·怀特代表的后现代史学家将历史学文学化，提出史学等同于文学的观点。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其中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新文化史学的历史解释是建立在充分占有大量资料基础之上的，即新文化史学家更加重视对史料的合理运用。其解释以大量具体的史料为依据。拉杜里在研究蒙塔尤山村时所使用的是教区的审判记录，没有这些具体而翔实材料的支撑，就无法建构起蒙塔尤村民的日常生活的图景，也就无法说明法国当时农村的各种社会关系。列维在《继承权力：一个巫师的故事》中，也使用了教堂的记录、公证法案、税收记录以及其他行政管理的档案等来重现当时的社会场景，以此揭示更深层次的社会规范和社会问题。同样，金兹伯格对磨坊主梅诺奇奥精神世界的重构和解读也运用了当时宗教裁判的审讯记录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尽管在重构中，使用了想象和推理的方法，但是，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另一个原因是历史学本身的所要求的，即历史解释不仅包括对事实的描述，更重要的是对事件和人物所反射出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变化进行分析，虽然这些分析是通过语言的表述来实现的，带有“先在性”和“狭隘性”，但正是由于历史解释的这种特性，才使历史学具有无限的魅力和广泛的实用性。
第二，历史解释是否应受解释“范式”的制约。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把“范式”引入理论界，用来说明理论发展的某种规律性，即某些重大科学成就形成科学发展中的某种模式，因而形成一定观点和方法论的框架。这对西方新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亨佩尔认为，从逻辑上看，真正的历史解释是与应用自然科学的解释相同的，这里强调的是历史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统一性。然而新史学在历史研究中采用的计量方法，说明了“范式”的弊端，使新史学走人了死胡同。
作为一种“范式”的科学理论不需要，而且事实上也绝不可能解释它所面临的所有事实。因为人类受思想意志支配的社会实践活动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历史科学的研究“范式”，只能是一种大致的框架，它的适用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史学研究范式应是多样化的。首倡“范式危机”说的德里克认为，要将范式概念运用于史学，需要对其做出修正。“在史学领域有通用的或时髦的解释是可以的，但却不能认为有一种惟一或主导范式在引导着历史研究……引导史学研究之范式的多样并存，正构成了使从不同观点理解历史成为可能的那种‘民主的’开放性的根据”。
新文化史家则抛弃了单一的范式，在解释历史时，往往根据具体的事实材料，采用会学、人类学、语言符号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这有助于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之间的交汇与沟通，推动了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发展。
第三，历史解释是一种“建构”，它使历史呈现出多样性和主观性的特点。
历史写作或历史解释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因为历史史料本身不会主动地呈现出意义。只能由历史学家本人根据自身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主动地去建构。“历史学家不仅记录事件，他也解释事件，所以他依赖于概念化；也因为历史学家记录某些事件而非另一些事件，他可能依赖于指导他的价值判断”。
历史意义的建构因为建构者个性和学识的差异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个体的差异是由个人社会背景、文化环境、学识、文化积淀、教育程度、学术修养、世界观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就构成了布尔迪厄所提出的“社会资本”。克利福德，格尔兹曾经写道：“我同马克斯·韦伯一样相信，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的网中的动物。我以为文化就是那些网”，文化表现为“一种历史传下来的，体现为符号的意义模式，表现为一系列由符号形式表示的继承下来的概念。人们凭借这些符号形式传达、固定、并发展自己关于人生观的知识。”每个人背后都有一张所谓的“文化之网”，历史研究的“正确目标”是运用个人的“社会资本”或“文化之网”，“挑出种种意义结构”，发现“实际生活中非正规定对必然联系”。这就是历史具有的主观性的表现。
不能因为历史具有的主观性，以及由于建构历史语言文本的特征就否定历史的存在和历史具有科学的性质，布洛赫写道“既使历史学不具备任何促使行动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跻身于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科学之列。它不是一个支离破碎、难以阐释的学科，而是一门分类适度、日益成理的科学”。
综上所述，当代新文化史的研究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重要时期，对新文化史客观而综合性的评价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新文化史对史学的研究和发展的作用问题也需要商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进一步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开拓历史研究的多种新视角和方法，这也许正是当代新文化史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