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提出“协商民主”，这是中国现代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重大课题。这种“协商”，源于社会生活经验，又有自身特定的要求。在人类生活中，协商是一种常见的沟通行为，它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换意图、增进了解，争取达成某种共识。一般来说，它针对特定的事项，不是聊天。这种事项利益属于多方的，不是个人专属的。利益相关者一定是协商者，中立的调解者也会有助于协商。利益越重大，利益相关者越多，处置依据越不明了，协商越受到重视。协商者终止沟通，协商便告中断，其结果可能是利益相关者依法达成了一致意见，也可能是协商一方不愿意继续沟通，矛盾依然存在。协商者一般总希望简单而有效地实现自身愿望，结束协商，但这需要恰当的利益预期、沟通姿态与方式。协商不成的事情，或诉讼裁决，或搁置争议、维持现状，经自我反省或调整后再协商，这直接取决于已有的理性水平。
　　我以为，“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是：以协商的制度形式，充分实现人民民主。首先，它以实现民主为目的。协商并非都为了民主，协商活动并非都属于“协商民主”的范畴。为实现民主而进行的协商，其内容应来自民需，其主体应代表民众，其方式应体现平等，最终保证其效用能直接服务民生，这是“协商民主”的本质要求和实践准则。
　　其次，它须在政治制度中实现。协商活动并非都是规定的，它由当事人根据沟通需要而举行。但作为特定的公共活动，“协商民主”不宜临时或随意举行，对于协商什么、什么时候协商、谁来协商、怎么协商、怎么处理协商结果等基本问题，它要有事先的约定，这就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
　　作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方式，“协商民主”有很鲜明的政治属性。社会利益永远复杂多样，协商活动总是在发生的，“协商民主”要处理其中的重大利益问题，则必须通过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作用，促进法律法规的完善，使权力运行和决策更加符合民主的要求，同时带动全社会民主建设的进程。所以，在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实践中增强“协商”功能，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性任务。在这些制度中的机构和组织，都要对协商内容、协商时间、协商主体、协商方式和协商结果处理等基本问题作出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同时建立各自协商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健全民主政治系统。
　　最后，这种制度的设计须有民主精神的支撑。制度作为文化的高级形式，既受社会文化影响，又引导价值观和行为。“协商民主”制度的设计，必须充分体现民主法治的精神，使协商活动具有明确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比如，协商活动应有提议和召集制度，提议者应向召集者提交议案和邀请协商者名单，邀请者可以弃权；提议者可以是有关事项的决策者，也可以是利益相关者；参加协商活动的各方都属于协商者，应平等地位，坦诚相见，充分自由发表意见；同一议题的协商活动可以多次举行，协商者可以不同；协商要在决策之前，决策要在协商之后，决策者无须在协商时作出承诺或裁决；协商者不承担或分担决策责任，对依法做出的决策，可以保留意见，但应遵守；协商者应是社会一定群体的合法代表者，其协商意见应具有代表性；协商者可以有不同意见，但必须共同遵循法律，以体现公平公正为原则；经协商者同意，协商意见可以公开。
　　随着“协商民主”的实践，我们对民主精神的领悟不断加深，“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也会相应地不断完善。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