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2日，台北市国父纪念馆，金马奖颁奖典礼。当桂纶镁款款念出“第51届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锤子镰刀都休息》”，耿军有5秒钟的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
　　入围提名的其他4部短片均为台湾制造，而且“水平都很高”。耿军从未觉得自己能获奖。但他迅速恢复了东北人特有的处乱不惊，走上台从桂纶镁手中体面又谦逊地接过这尊小金马。

把头发剪了，我给你路费

　　在2002年开始独立制作DV电影之前，耿军先后从事过速冻饺子推销员、宾馆客房服务生、台球厅老板、杂志社编辑、广告业务员等诸多职业。而对他的父亲来说，儿子没变成流氓，没进监狱，每年竟然还都有钱坐火车回家，已经心满意足。
　　“我们鹤岗市是一个煤城，我家那一片是‘塌陷区’，地底下都被挖空了。房子塌的塌了，该拆的拆，买房的买房，几乎已经变成无人区，彻底荒废掉了。”
　　2012年，36岁的耿军回家过年。此时的他已经拍了多部短片，在行业内和一些电影节上引起了一定关注。他以电影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这种荒废。
　　他家以养鸡为生，房子宽敞。“因为下蛋的鸡需要很大面积的房子。给我们拆迁赔偿的房子是顶层7层，老人家住，没有电梯。我说坚决不拆，1到6层哪儿去了？”他那愤怒的父亲成为留守塌陷区养鸡的钉子户。
　　在他家周围，还坚守了十余户居民。往更深的煤矿塌陷区深处走，运气好的话，偶尔能遇到一两户人家，几缕孤烟。混着黑色煤泥的肮脏的冰雪之路，荒草丛生，废弃的铁轨、起重架和矿渣堆若隐若现，颓然静止。耿军沿着泥泞交叉的小道边走边拍，许多回忆慢慢浮现。
　　“其实我这种人拍电影一点儿优势也没有。”耿军说。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对他的评价是：“摇滚青年，愣头青，直给。”
　　和曾经受过电影专业科班训练的导演大相径庭，耿军的电影从业之路显得更加草根，也更加本能，有着一种张牙舞爪的幽默感——这个幽默感，不属于赵本山的谱系。
　　1993年，他在鹤岗市的一个中专学俄语，“跟没学一样。两年制嘛，那会儿对俄贸易挺火的，觉得学了俄语可以做出口贸易什么的。结果我们学完出来，对俄贸易就冷了。”
　　班里有个同学，出身学究家庭，每天和耿军一伙人骑自行车回家。他对耿军说，你喜欢语文，那应该就喜欢看小说，你别看武侠，也别看琼瑶，就看些纯文学的东西，咱们去鹤岗市图书馆，办个图书证。
　　耿军就此接触到《白鹿原》、《活着》、《动物凶猛》等小说。比他小一岁的弟弟开始学画画。他们一起听摇滚乐，蓄长发，有模有样地当起了文艺青年。“就是尽量花钱把自己打扮得跟别人不一样。买不起好的洗发水，头发都成绺，别一发卡。走在大街上，那些老混子看到我们这批十七八的小屁崽子长起来了，大老远就说：喝！霍元甲和陈真来了！”
　　中专毕业后，他想着找一个每天能挣15块钱的工作就行。“我爸说，你要不回来跟我们养鸡、卖鸡蛋得了。”耿军硬是没想通，“我在这儿养鸡？”
　　他养长了头发，憋出了人生的第一个剧本——编排美术班老师的猥琐事迹。20岁，他溜去电话局拨通了沈阳一个朋友杜过（《锤子镰刀都休息》录音师）的电话，密谋去北京。“相信自己的才华肯定能震动首都的文艺界！”
　　“我爸不让我来北京。他说，你一没有文凭，二没有手艺，到了北京，你混好了没准能成个流氓，混不好了没准被流氓打。我说去沈阳工地干活，一天能赚20块钱。我爸说，这不错啊，你把头发剪了，我给你路费。”

不是干骗人的事儿吧？

　　每个年代都有一群胸怀狂热的年轻人不甘灰暗地活着，尽管只是转瞬之间的一个夹缝，但也已经足够他们疯长。
　　1996年，20岁的耿军闯入中戏，在学校里截住了夏雨、梁伯龙，让他们看自己的剧本。
　　“我说我有一个剧本，你们看看。他们居然理我了。夏雨那时刚拍完《西洋镜》，正好刚回学校，他说，写得挺生动的，但还得修改。”
　　接下来要谋生了。“我和老杜找了一份工作，速冻饺子的推销员，跑各种超市推销。钱没赚到，身上的钱全用来坐公交了。走投无路了。”一个朋友介绍他俩去西郊宾馆当客房服务员，收拾房间、刷马桶。两人欢天喜地——“工资高啊，一个月给一千多块钱！有宿舍，淋浴，冬暖夏凉，女服务员也漂亮，外国客人还给小费，有时候还偷吃客人水果。”
　　再也不想走。挨着五道口，能看小说，能听摇滚乐，“打口唱片，亚梦酒吧，开心乐园……”北京地下摇滚正在五道口不远处的村子里酝酿，发酵，准备奔腾咆哮而来。
　　1997年，宾馆裁员，不动声色地让他们培训了3个月的徒弟之后，狡猾的老板突然辞退了这群文艺青年。
　　“我和老杜带着几千块钱，在丰台成寿寺那边开了个台球厅。房租就已经3000元了，加上水电费，两个台球案子，一个案子每小时10块钱，根本挣不出这四千五。我们又弄了个录像厅，周围的民工都来看。”
　　“有一天，我在那堆录像带里发现了两盘《活着》。”他静静地看了一个下午。
　　不到一年彻底赔光了钱。耿军灰溜溜地去了一家广告公司上班，跑业务。“打电话给我爸说一个月赚4000块钱，我爸惊呆了，说，不是干骗人的事儿吧？那一阵我召集七八个失业的哥们儿一起，租了个小院，七八个牙缸摆满窗台，拖鞋扔得满地都是。要是有个贼不小心进来，还得吓一跳，那么多人，跟一个连似的。院子里还有棵枣树，把水吊上去在树下洗澡。秋天到了，一脚踹过去，院里就落满了枣。”

放弃非分之想，才能把自己拍出来

　　2000年，DV时代来了。“那时候有了‘实验社’，定期看片子。这意味着，个人可以在电影工业之外用一台小机器进行创作了。最开始几个月都是放实验的片子，三五分钟十分钟的一个片子。实验的片子我根本看不懂，解读不了。最气人的是导演还坐在台上跷二郎腿，吹牛逼。” 　　2002年冬天，耿军生了场重病，肺结核，大口大口地咳血。“当时觉得我要完了，我要死于2002年的第一场雪了。”告假半年回家养病，每天要吃三十多片药。半年时间就呆着？他就抖抖索索又写了个剧本，《山楂》。
　　他在市里电视台交友点歌节目点了首歌，说要拍片子找摄影师朋友。没到5分钟来了个电话，婚礼公司的两个摄像师。谈好价钱，一周700元。“找了以前的朋友来演，拍了一周拍完了。2002年，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片，租了一个机房的电脑请人剪出来。那时啥也不懂，看他们加字幕，觉得我X太牛逼了，怎么就把字幕加上去了。”
　　回北京，招呼了一群写诗搞艺术的朋友过来看。到现在耿军都能对朋友们的评价倒背如流：“要内容没内容，要形式没形式，剧情突兀，不知所云，演员对手戏不成立。”耿军觉得，理想破灭了，“郁闷死了。”

　　不过，他一个星期就恢复过来，写了个剧本《小城之春梦》。借了个机器回家，“回去一张罗，拍不了，我把剧本写得太大了，在我的能力之外。但那会儿朋友多，一屋子人没日没夜地聊，逗乐。我马上又写了一个剧本，《散装日记》，4个半故事，挺好玩的。我用了一个星期花了800块钱管大家吃饭，就拍完了。赶上非典那几个月，把后期做完了。”
　　《散装日记》进入2004年首届国际DV影像展，最终获得优秀短片奖。其他奖项获奖的导演还有韩杰、万玛才旦。耿军感觉自己“啪”一下燃着了——自己还是能拍出作品来的嘛。
　　那几年他在广告公司上班，仍然不间断地跑去电影学院蹭课，主要是导演系的视听语言课和文学系的课，在本子上，歪歪扭扭地记笔记，跟个小学生似的。
　　拍完《散装日记》就认识了张献民。2004年，耿军在报纸上看到一则绑匪爱上人质的新闻，打算拍这样一个短片，找了张献民聊，张献民深表赞许。于是，耿军在远郊租了个小院，用半个月时间完成拍摄，总成本为四千到五千元。蹭朋友机房三四个月，剪了出来。公元2004年10月10日正午时分，《烧烤》新鲜出炉。这就是他的第一个长片，85分钟。
　　“内容灰暗色情”是《烧烤》的DVD发行没有得到音像批号的原因。然而，这部“愤怒，凶猛，鲜活，自在，孤鬼幽魂一般”的电影随后入围了鹿特丹电影节“新电影”单元和法国南特电影节“未来电影”单元。均为张献民推荐，然而并没有获奖。张献民同年在《南方周末》推荐年度十部华语电影，《烧烤》也赫然在列。
　　各种鼓舞涌动之下，耿军回家，花了7个月的时间，写出了新的剧本《青年》，关于身边的朋友，生死、伤痛和愤怒。“每年过年回家一次，就会发现突然少了很多人。”
　　花了4万多块钱买了机器，借了灯光，回到东北，张献民监制、组建工作团队，还是以前那帮铁哥们儿上阵出演，“二手玫瑰”乐队主唱梁龙做电影音乐。拍完了仍旧蹭朋友的机房。“朋友搬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不能熬夜，熬完夜，第二天得扶着墙走。走在街上都怕自己不留神晕倒了被车撞死。我要是死了，谁把这片子弄完啊？差不多蹭了一年，把《青年》剪出来了。”《青年》从拍摄到制作只花费了10万。2009年，入围了罗马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耿军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作品陆续入围大大小小的电影节而水涨船高。
　　2008年，他彻底辞去了广告公司的工作，脱产搞电影，偶尔拍些广告，或者给朋友的剧组干活赚生活费。“我对物质的要求不高，每个月够我吃、住、用，剩下的钱拍自己的电影。”“500块能拍片子，2000块也能拍片子，5000块也能拍片子。”
　　《锤子镰刀都休息》2013年拍完，曾经在小范围内引发关注。“本来已经觉得没有人会再关注这个片子。”隔了一年，金马奖从天而降，砸到了他的大光头上——采访，展映，络绎不绝。父亲看到了他在金马奖上金光闪闪的合影，不免惊讶：“哟嗬！这些正经的演员也跟你合影了啊？”
　　耿军仍然不认为自己可以就此发迹，“我其实早就把运气放弃掉了。只写我能控制的场景，只用我能控制的成本。放弃掉一些非分之想，才能把自己的东西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