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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日本和中国先后进行了确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探索。中日两国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都逐步兴起并发展了近代工业，具备了建立现代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两国由于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对比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探索结果一成一败。
关键词：立宪运动 工业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实现了经济上的工业化，并在政治上确立起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其中，受到近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部分----经济工业化的推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掀起了扩张的浪潮。
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这种冲击给两国带来了种种灾难，但与此同时，现代化所产生物质成就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也广为传播。面对这种冲击，在两国国内有识之士的引导以及政府的推动下，日本和中国都开始向西方学习，并随之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以适应新的形势。
在双方长期的变革过程中，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以及学习的内容不断深化.在日本，随着明治维新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日本的改革领域逐步由经济向政治领域延伸，最终在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起了现代天皇体制，并确立了现代政治制度。而在中国，19世纪中期的巨变，揭开了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的改良，甲午的失败暴露出制度的过时。戊戌变法尝试制度的变革，却因顽固派的镇压而功亏一篑。戊戌变法失败后3年，即1901年，满清政府进行改革，史称清末新政。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并于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开始尝试建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但最后仍然走向了灭亡。
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国立宪运动时期经济基础的比较，探讨二者成败的原因以及对今天的启示。
一、经济基础的相似之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实现政治上的现代化--即建立起与封建制度相比更具有民主性的 “宪政”体制，必须具有经济上的工业化基础。从两国的经济基础上看，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前的清王朝与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前的日本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
首先，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具有很高的相似性。19世纪中后期的清王朝，与处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的日本，都深陷在日益衰落的封建制度的泥沼之中：经济上以脆弱和保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商业与手工业受到长时间的严格的压制。长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封建制度的腐朽使得两国的科技文化也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统治集团面临严重的国内矛盾。这也使两国在面对西方的侵略时，社会性质发生了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这并为日后的政治变革奠定了经济基础。
从《大日本帝国宪法》与《钦定宪法大纲》出台前的经济数据来看，当时两国的经济工业化进程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换言之，两国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建立现代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
在中国，经济上的工业化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清政府，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内部的部分开明官僚主持了侧重于学习西方国家生产技术以及军事技术的洋务运动，希望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实现国家的“富国强兵”，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逐步建立起近代工业企业、军事企业。据统计，在1861--1895年的35年间，清政府共出资创建了19个军事工业企业、29个民用工业企业。
政府层面对于经济工业化的推动作用产生了深远的间接影响，引导了中国近代经济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二个主要推动力---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最初在洋务运动的促进之下，国内出现了一批主要由开明地主、买办等群体兴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洋务运动失败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了较大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为日后的政治变革奠定了经济基础。
在日本，明治政府上台后，一方面接管并改造了大量原有的由幕藩经营的工矿企业，另一方面还大力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设备，创办民用工业。政府同时大力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从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出现了早期的产业革命热潮“使日本初步实现了工业化”。
二、两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同之处
在工业化进程的初期，中国和日本采取了相似的策略。但是随着近代化进程（不仅包括经济工业化进程，还包括了政治层面的改革）的发展以及各自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不同，两国的经济情况也都产生了较大差异，并对日后产生广泛影响。
（一）中国和日本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基础的差异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实现经济上的工业化，必然需要农业领域的支撑。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侵入中国。洋务运动引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都对小农经济瓦解产生了一定作用，然而，中国的小农经济根植于封建专制制度之中，统治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措施虽然具有近代化性质，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这就导致新的经济因素无法在根本上破除封建制度的藩篱，农产品商品化进程缓慢。农业经济迟迟无法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进而导致了资本主义无法获得发展所需要的市场劳动力，生产力很难有充分的发展。
与此不同，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同样以小农经济为主。由于国内统治集团的腐朽和对农民的剥削，很多农民无地可耕，因而国内阶级斗争激烈。据统计，1801--1867年间，日本发生了农民暴动1169次。明治政府上台后，首先对进行了农业资本主义改造，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制。这些措施冲击了小农经济体系，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土地、劳动力条件。同时打开了广阔的农村市场，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市场条件。
可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资本主义化能够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土地、市场、劳动力等条件。在这一点上，由于日本比较及时的对农业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造，因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破除了障碍。反观中国，虽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中期就已产生，但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小农经济的强大阻滞力，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日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完善。 （二）中国和日本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的差异
在工业化发展初期，中日两国都通过政府主导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企业的方式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但两国的工业发展却有较大差异。
中国政府层面对于经济工业化的推动，开始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通过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洋务运动本身有其局限性：首先，洋务运动虽然是政府层面的活动，但是它仅仅局限于部分开明的官员之中，洋务派在清政府的统治集团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取得的成效极为有限。其次，洋务派本身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所以其创办的工业企业也根植于封建制度的土壤中，制度的落后与腐朽导致了这些企业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下。此外，封建制度下，政府创办的企业多缺乏足够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制约着技术的进步。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截至1900年，中国出现了约156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资本总额达5000万元。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为日后的政治变革奠定了阶级基础。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样具有缺陷。首先，虽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端于政府层面的洋务运动，但是其发展并未能得到政府层面的有效支持，虽然清政府的一些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例如1895年后，清政府为拓展财源，曾下诏放松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1903年，清政府还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但是这些政策目的大多在于增加财税收入，而非设身处地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因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封建社会内部强大的阻力。除此以外，民族资本主义本身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缺陷：在行业上，多集中在轻工业领域，规模较小，技术落后，缺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在地域上，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在内陆地区鲜有发展，国内市场狭小;而小农经济基础则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土地严重不足，因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1895年甲午战争后，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尚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建设面临着强大阻力，举步维艰。
而日本则恰恰相反，早在19世纪中期政府便制定了“殖产兴业”的政策，明治政府上台后，一方面接管并改造了大量原有的由幕藩经营的工矿企业，另一方面还大力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设备，创办民用工业企业。与清政府相比，日本政府促进经济工业化的措施首先得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支持，在整个明治维新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高度的政治团结和政治控制”。各项促进经济工业化的政策措施得以顺利的推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其次，日本的经济政策不仅促进了政府所设企业的发展，同时还兼顾私人企业的发展。政府通过发放贷款，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私人企业发展，甚至将一些政府控制的企业廉价出售给国内的企业家。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日本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这种做法有效的沟通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将政府的公信力、与私人企业间经营的灵活性相结合，一方面新型的工业企业可以籍政府之力破除一些发展过程中的阻碍，另一方面政府所建立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更加妥善的运行，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中日两国工业发展进程看，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努力，也不能仅仅依靠民间力量，只有二者结合，才能同时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优势，减少政府层面对于经济发展的阻碍，规范市场秩序，为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此外，工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注重数量的增长，同时还应注重平衡，日本的工业经过民间和政府的齐心协力，最终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对比，而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又制约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为日后失败埋下伏笔。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除了民间资本的发展，还需要政府层面的配套改革，只有建立起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才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
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制度本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阻力：农业上，小农经济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阻碍着农产品商品化，因而导致了国内市场迟迟无法形成。在工业上，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另一方面还受到官僚资本的压迫，因而举步维艰。
与之对比鲜明的是，日本政府除了实施一系列支持经济发展的措施，还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政府实行了地税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确立起自由农民和新式地主土地所有制，承认了土地私有。这些措施有助于农产品的商品化，解放农村生产力并开拓了农村市场，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土地、劳动力和市场条件;政治上，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政体书》，在中央决定效仿西方建立三权分立政体;在地方则实行了“奉还版籍”，推行县制，迅速铲除封建割据势力。上述配套改革在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的同时，还为日后的宪政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政府的直接推动之下，日本的立宪活动也大大加快，1885年日本建立内阁，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并于次年召开了国会。
参考文献：
[1]《明治维新史》： 伊成文/马家骏
[2]《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之路_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中心》刘义程 井冈山学院学报第27卷第5期
[3]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33页
[4]《从状元到资本家的张謇》文史知识 章开沅 1984年9月
[5]《东华序录》光绪朝卷145
[6]《商务官报》1906年4----5期
[7]松平定信 《国本论》
关键词：立宪运动 工业化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实现了经济上的工业化，并在政治上确立起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其中，受到近代化进程中的基础性部分----经济工业化的推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掀起了扩张的浪潮。
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所带来的巨大冲击。这种冲击给两国带来了种种灾难，但与此同时，现代化所产生物质成就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价值观念也广为传播。面对这种冲击，在两国国内有识之士的引导以及政府的推动下，日本和中国都开始向西方学习，并随之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以适应新的形势。
在双方长期的变革过程中，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以及学习的内容不断深化.在日本，随着明治维新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日本的改革领域逐步由经济向政治领域延伸，最终在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建立起了现代天皇体制，并确立了现代政治制度。而在中国，19世纪中期的巨变，揭开了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序幕，洋务运动追求器物的改良，甲午的失败暴露出制度的过时。戊戌变法尝试制度的变革，却因顽固派的镇压而功亏一篑。戊戌变法失败后3年，即1901年，满清政府进行改革，史称清末新政。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并于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开始尝试建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制度，但最后仍然走向了灭亡。
本文试图通过对两国立宪运动时期经济基础的比较，探讨二者成败的原因以及对今天的启示。
一、经济基础的相似之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实现政治上的现代化--即建立起与封建制度相比更具有民主性的 “宪政”体制，必须具有经济上的工业化基础。从两国的经济基础上看，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前的清王朝与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前的日本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建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
首先，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具有很高的相似性。19世纪中后期的清王朝，与处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的日本，都深陷在日益衰落的封建制度的泥沼之中：经济上以脆弱和保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商业与手工业受到长时间的严格的压制。长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封建制度的腐朽使得两国的科技文化也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统治集团面临严重的国内矛盾。这也使两国在面对西方的侵略时，社会性质发生了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这并为日后的政治变革奠定了经济基础。
从《大日本帝国宪法》与《钦定宪法大纲》出台前的经济数据来看，当时两国的经济工业化进程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换言之，两国都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建立现代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
在中国，经济上的工业化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清政府，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内部的部分开明官僚主持了侧重于学习西方国家生产技术以及军事技术的洋务运动，希望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实现国家的“富国强兵”，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逐步建立起近代工业企业、军事企业。据统计，在1861--1895年的35年间，清政府共出资创建了19个军事工业企业、29个民用工业企业。
政府层面对于经济工业化的推动作用产生了深远的间接影响，引导了中国近代经济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二个主要推动力---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最初在洋务运动的促进之下，国内出现了一批主要由开明地主、买办等群体兴办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洋务运动失败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了较大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为日后的政治变革奠定了经济基础。
在日本，明治政府上台后，一方面接管并改造了大量原有的由幕藩经营的工矿企业，另一方面还大力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设备，创办民用工业。政府同时大力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从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出现了早期的产业革命热潮“使日本初步实现了工业化”。
二、两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同之处
在工业化进程的初期，中国和日本采取了相似的策略。但是随着近代化进程（不仅包括经济工业化进程，还包括了政治层面的改革）的发展以及各自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不同，两国的经济情况也都产生了较大差异，并对日后产生广泛影响。
（一）中国和日本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基础的差异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实现经济上的工业化，必然需要农业领域的支撑。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侵入中国。洋务运动引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都对小农经济瓦解产生了一定作用，然而，中国的小农经济根植于封建专制制度之中，统治者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变革措施虽然具有近代化性质，但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这就导致新的经济因素无法在根本上破除封建制度的藩篱，农产品商品化进程缓慢。农业经济迟迟无法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进而导致了资本主义无法获得发展所需要的市场劳动力，生产力很难有充分的发展。
与此不同，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同样以小农经济为主。由于国内统治集团的腐朽和对农民的剥削，很多农民无地可耕，因而国内阶级斗争激烈。据统计，1801--1867年间，日本发生了农民暴动1169次。明治政府上台后，首先对进行了农业资本主义改造，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的私有制。这些措施冲击了小农经济体系，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土地、劳动力条件。同时打开了广阔的农村市场，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市场条件。
可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发达的农业经济基础。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资本主义化能够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土地、市场、劳动力等条件。在这一点上，由于日本比较及时的对农业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造，因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破除了障碍。反观中国，虽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中期就已产生，但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小农经济的强大阻滞力，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日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完善。 （二）中国和日本工业化进程中工业的差异
在工业化发展初期，中日两国都通过政府主导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工业企业的方式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但两国的工业发展却有较大差异。
中国政府层面对于经济工业化的推动，开始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通过引进西方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洋务运动本身有其局限性：首先，洋务运动虽然是政府层面的活动，但是它仅仅局限于部分开明的官员之中，洋务派在清政府的统治集团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取得的成效极为有限。其次，洋务派本身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所以其创办的工业企业也根植于封建制度的土壤中，制度的落后与腐朽导致了这些企业管理混乱、生产效率低下。此外，封建制度下，政府创办的企业多缺乏足够的生产积极性与创造性，制约着技术的进步。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截至1900年，中国出现了约156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资本总额达5000万元。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为日后的政治变革奠定了阶级基础。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同样具有缺陷。首先，虽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端于政府层面的洋务运动，但是其发展并未能得到政府层面的有效支持，虽然清政府的一些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例如1895年后，清政府为拓展财源，曾下诏放松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1903年，清政府还颁布了奖励公司章程。但是这些政策目的大多在于增加财税收入，而非设身处地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因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始终面临着封建社会内部强大的阻力。除此以外，民族资本主义本身也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缺陷：在行业上，多集中在轻工业领域，规模较小，技术落后，缺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条件;在地域上，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在内陆地区鲜有发展，国内市场狭小;而小农经济基础则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土地严重不足，因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慢。1895年甲午战争后，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尚不充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建设面临着强大阻力，举步维艰。
而日本则恰恰相反，早在19世纪中期政府便制定了“殖产兴业”的政策，明治政府上台后，一方面接管并改造了大量原有的由幕藩经营的工矿企业，另一方面还大力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设备，创办民用工业企业。与清政府相比，日本政府促进经济工业化的措施首先得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支持，在整个明治维新过程中，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高度的政治团结和政治控制”。各项促进经济工业化的政策措施得以顺利的推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其次，日本的经济政策不仅促进了政府所设企业的发展，同时还兼顾私人企业的发展。政府通过发放贷款，减免税收等方式鼓励私人企业发展，甚至将一些政府控制的企业廉价出售给国内的企业家。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努力下，日本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工业体系。这种做法有效的沟通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将政府的公信力、与私人企业间经营的灵活性相结合，一方面新型的工业企业可以籍政府之力破除一些发展过程中的阻碍，另一方面政府所建立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更加妥善的运行，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中日两国工业发展进程看，经济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努力，也不能仅仅依靠民间力量，只有二者结合，才能同时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优势，减少政府层面对于经济发展的阻碍，规范市场秩序，为私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此外，工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注重数量的增长，同时还应注重平衡，日本的工业经过民间和政府的齐心协力，最终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对比，而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又制约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为日后失败埋下伏笔。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除了民间资本的发展，还需要政府层面的配套改革，只有建立起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才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
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制度本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阻力：农业上，小农经济下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阻碍着农产品商品化，因而导致了国内市场迟迟无法形成。在工业上，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背负着沉重的赋税，另一方面还受到官僚资本的压迫，因而举步维艰。
与之对比鲜明的是，日本政府除了实施一系列支持经济发展的措施，还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政府实行了地税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确立起自由农民和新式地主土地所有制，承认了土地私有。这些措施有助于农产品的商品化，解放农村生产力并开拓了农村市场，从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土地、劳动力和市场条件;政治上，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政体书》，在中央决定效仿西方建立三权分立政体;在地方则实行了“奉还版籍”，推行县制，迅速铲除封建割据势力。上述配套改革在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的同时，还为日后的宪政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政府的直接推动之下，日本的立宪活动也大大加快，1885年日本建立内阁，1889年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并于次年召开了国会。
参考文献：
[1]《明治维新史》： 伊成文/马家骏
[2]《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之路_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中心》刘义程 井冈山学院学报第27卷第5期
[3]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33页
[4]《从状元到资本家的张謇》文史知识 章开沅 1984年9月
[5]《东华序录》光绪朝卷145
[6]《商务官报》1906年4----5期
[7]松平定信 《国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