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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举制度是传统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方式，科举废除后，乡村读书人不得不远离乡村，通过参军、经商等途径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科举废除使鄉村读书人失去了进身之阶，但科举废除却是近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强制推力，自此之后，社会阶层流动日渐具有现代社会的特征。
【关键词】科举废除，社会阶层流动，乡村读书人
清政府立朝之初仿明制开科取士，并利用科举制扩大了自身的统治基础。延至清末，科举制弊端日显且严重阻碍新式学堂的发展，1905年9月初，袁世凯等人会奏《请废科举折》呈请废除科举，清廷接受了这一建言，于是颁布上谕停罢科举。至此，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正式被废除。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中介和维系作用。科举制废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重大而深远的，对于乡村社会来说更是如此。
新式学堂与乡村读书人的城市化运动
科举制废除后，政府大力扶持新式学堂的发展，学堂数量确实不断增加，学生人数也渐渐增多，到辛亥革命前夕，学生总数已高达300万人。但是应该看到，科举体制下的教育投入是很少的，一个塾师、几本书，办学地点也很灵活。废科举当年，《中外日报》的一篇文章便指出：
中国之民素贫，而其识字之人所以尚不至绝无仅有者，则以读书之值之廉也。考试之法，人蓄《四书合讲》、《诗韵》并房行墨卷等数种，即可终身以之，由是而作状元宰相不难。计其本，十金而已。以至少之数而挟至奢之望，故读书者多也。
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农家都有能力供养起一个学生，并且投入低可能得到的回报却很大。地方塾馆多是自愿或半自愿的私人事业，往往是创办者多出资，而伴读或借读者所交束脩多带补充性质，贫富的负担通常是有差别的，对贫寒而真能读书者而言，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机会始终存在。新学制的教育成本则远远高于科举废除前，这对于家境贫寒的乡村读书人来说无疑是堵塞了他们的上升之途。因为资金和官办的关系，大量的新式学堂集中在县镇级以上，乡村中的塾师不得不离开去外面寻找教职，而殷实的农家也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外面求学，乡村面临着师资和学生的双重缺失。有学者估计清末民初中国共有乡村10万，村落100万。以此计算，时至民国11年（1922年），全国中小学校共178847所，平均每6村才有一所学校。至民国20年，全国中小学校共262889所，平均每4村才有一所学校。废科举后，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失学愈来愈普遍，举人李蔚然也指出，科举诚多弊端，但尚能“公平”对待贫富。而“今学堂学生，近城镇者入之，僻远不与；有势力者入之，寒微不与”。他观察到新学制对贫寒之家的实际排斥现象，科举的废止更加削弱了社会底层的上升流动。
废科举后不久，就有人看到新式学堂多集中在城镇，即使“偶有一二富乡，搜集种种捐款，建设一二学堂，所教者绅族也、富室也；林林万众，裹足不入”。长此以往乡间恐怕“除百一绅富家外，大多数学龄童子皆将不识一丁”。罗志田认为：“废科举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传统中国士人以耕读为标榜，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继而到城市为官。旧制或候缺或丁忧或告老，读书人多半要还乡。新制则‘学生’与城市的关联越来越密切，而与乡村日益疏远；大学（早期包括中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前者不止是人员的流通，它还意味着信息、资金等多渠道的流通，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后者实际意味着以前的循环流动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衰歇，并走向中止（这当然有个过程，且各地情形不一）”。
可见，科举废止对于乡村社会阶层流动起到了削弱或中止的作用，侯艳兴认为“科举虽以一纸诏书废除，但是新式学堂却非一纸诏书所能在乡村建立，这导致了士绅流向城市就读和就业，也带走了乡村的文化和经济资源”。乡村社会中的求上进者不得不开辟更多的渠道来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这使得二十世纪初年的社会流动较之科举废除前呈现更多复杂的内容和形式。
从政、从商与参军风潮
1、从政之路渐窄
科举制的废除打破了传统中国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士居其首”的常态，士绅靠其功名与教养在社会上的威望渐渐淡去，新式学堂更多的功能是培养有技能的读书人而非为政府培养后备官员，靠考试进入政界的机会越来越小。北洋政府在1913年1月9日颁布施行了《文官任用法草案》和《文官任用法施行法草案》，随后又制订颁布了大量有关考试的法规法令和施行细则，但是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制订出一个完全以考试为文官任用标准的正式文官任用法。在对任用资格的规定中，强调的是任职经历和行政经验，文官考试并不占主要地位。1914年举行的知事试验中录取的仅618名，而1915年保荐县知事的就达2408名，考取的比例严重低于保荐的比例说明了政权封闭性的加强与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减弱。当然应该看到，北洋时期甚至民国初年，有功名的士绅还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辉煌。
2、由绅而商
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读书—升官—发财三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士人无法再抱有”侥幸得第之心”，这使得各省数百万童生、数十万生员和数万举贡面临生计的困扰。大批的举贡生员涌向新式学堂谋求教职，部分士人则进入一向被他们视为贱业的商场。可以说，科举废除对于传统士绅阶层的分化是一种强制推力，促使了绅、商合流趋势的加强。
大致在甲午战争前，很多商人是努力地通过捐纳之途换一个功名以便成为令人尊敬的士绅，而科举废止之后，由绅到商的社会流动明显加快。王先明对这种社会流动做过高度评价，他认为此流动“在绅士集团转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基本上淡化了传统身份的吸附作用，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流动现象。这一趋向是由身份社会向职业社会的变动，而这种由职业取代身份地位的变动，本质上就是人的解放过程，是挣脱等级束缚，获取‘个性’自由的历史过程，尽管在近代中国，这是极为有限的”。诚如其所言，这种社会流动是极为有限的，对于乡村社会来说，除有家资的地主、富农有能力进入绅商阶层外，大部分农民是没有机会和能力转向这一领域的。
3、参军风潮
近代中国战火不断，战事的多败激发了国人尚军崇武的精神，尤其是科举废除以后，科举正途不通了，新式学堂花费又多，参军或进军事学堂变成了农家子弟的首选。李宗仁在科举废除两年后进入广西陆军小学堂学习，他之所以改习军事，就是因为军校”待遇甚优”。在国外军事学堂学习的留学生数量也急剧增加。以留日学生为例，1901年，在日本21所陆、海军高等院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为39名，1902年为25名，1904年为93名，但是在科举废除之后的1907年则迅速上升为254名，相当于科举制度废除前3年全部毕业生人数的1.6倍。
对于农家子弟来说，参军可以挣军饷，进军事学堂待遇又很好，在战乱纷仍的年代里军人地位上升使得参军成为风潮，参军人数猛增，清末编练新军，到辛亥前不过练成20余镇，每镇将弁兵役1.2万人，合计不过24万余人。1916年，军队数量增加到50万人；1928年，配备武器的人数则已达到或超过了200万人。
余论
科举的废除对于乡村士绅来说，他们失去了进入权力中心的正常渠道，失去了取得功名的正常方式，他们不得不考虑自身及后代的出路，家庭殷实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新式学堂或国外，家庭不富裕的孩子则去参军，希望藉此出人头地。而这几种途径下，他们都要离开乡村，这便开始了乡村士绅阶层的城市化流动，这造成乡村失去了富有教养的士绅的间接治理，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实力的人物，他们大多人多势众而较少知识水平，由此乡村社会开始了”劣绅化”，罗志田就注意到了乡村社会的这种”劣绅化”现象，他认为“科举制废除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即乡村中士与绅的疏离，‘乡绅’的来源逐渐改变，不再主要由读书人组成，特别是下层乡绅中读书人的比例明显下降，乡绅与书本‘知识’的疏离可能意味着道义约束日减，其行为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转变，容易出现所谓‘土豪劣绅’” 。乡村社会被这些人把持，矛盾随之加剧，乡村社会的文化氛围已变成一种实力文化。社会矛盾的加剧也为共产党的农村革命路线提供了成功的可能。科举的废除加快了职业观念的转变，以前列为四民社会之末的商人也渐渐被人重视，以前被视为的”赳赳武夫”的军人也被知识分子看重，社会阶层流动在科举废除的作用下日渐具有现代社会的特征，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关键词】科举废除，社会阶层流动，乡村读书人
清政府立朝之初仿明制开科取士，并利用科举制扩大了自身的统治基础。延至清末，科举制弊端日显且严重阻碍新式学堂的发展，1905年9月初，袁世凯等人会奏《请废科举折》呈请废除科举，清廷接受了这一建言，于是颁布上谕停罢科举。至此，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正式被废除。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中介和维系作用。科举制废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说是重大而深远的，对于乡村社会来说更是如此。
新式学堂与乡村读书人的城市化运动
科举制废除后，政府大力扶持新式学堂的发展，学堂数量确实不断增加，学生人数也渐渐增多，到辛亥革命前夕，学生总数已高达300万人。但是应该看到，科举体制下的教育投入是很少的，一个塾师、几本书，办学地点也很灵活。废科举当年，《中外日报》的一篇文章便指出：
中国之民素贫，而其识字之人所以尚不至绝无仅有者，则以读书之值之廉也。考试之法，人蓄《四书合讲》、《诗韵》并房行墨卷等数种，即可终身以之，由是而作状元宰相不难。计其本，十金而已。以至少之数而挟至奢之望，故读书者多也。
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农家都有能力供养起一个学生，并且投入低可能得到的回报却很大。地方塾馆多是自愿或半自愿的私人事业，往往是创办者多出资，而伴读或借读者所交束脩多带补充性质，贫富的负担通常是有差别的，对贫寒而真能读书者而言，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机会始终存在。新学制的教育成本则远远高于科举废除前，这对于家境贫寒的乡村读书人来说无疑是堵塞了他们的上升之途。因为资金和官办的关系，大量的新式学堂集中在县镇级以上，乡村中的塾师不得不离开去外面寻找教职，而殷实的农家也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外面求学，乡村面临着师资和学生的双重缺失。有学者估计清末民初中国共有乡村10万，村落100万。以此计算，时至民国11年（1922年），全国中小学校共178847所，平均每6村才有一所学校。至民国20年，全国中小学校共262889所，平均每4村才有一所学校。废科举后，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失学愈来愈普遍，举人李蔚然也指出，科举诚多弊端，但尚能“公平”对待贫富。而“今学堂学生，近城镇者入之，僻远不与；有势力者入之，寒微不与”。他观察到新学制对贫寒之家的实际排斥现象，科举的废止更加削弱了社会底层的上升流动。
废科举后不久，就有人看到新式学堂多集中在城镇，即使“偶有一二富乡，搜集种种捐款，建设一二学堂，所教者绅族也、富室也；林林万众，裹足不入”。长此以往乡间恐怕“除百一绅富家外，大多数学龄童子皆将不识一丁”。罗志田认为：“废科举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传统中国士人以耕读为标榜，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继而到城市为官。旧制或候缺或丁忧或告老，读书人多半要还乡。新制则‘学生’与城市的关联越来越密切，而与乡村日益疏远；大学（早期包括中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前者不止是人员的流通，它还意味着信息、资金等多渠道的流通，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后者实际意味着以前的循环流动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衰歇，并走向中止（这当然有个过程，且各地情形不一）”。
可见，科举废止对于乡村社会阶层流动起到了削弱或中止的作用，侯艳兴认为“科举虽以一纸诏书废除，但是新式学堂却非一纸诏书所能在乡村建立，这导致了士绅流向城市就读和就业，也带走了乡村的文化和经济资源”。乡村社会中的求上进者不得不开辟更多的渠道来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这使得二十世纪初年的社会流动较之科举废除前呈现更多复杂的内容和形式。
从政、从商与参军风潮
1、从政之路渐窄
科举制的废除打破了传统中国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士居其首”的常态，士绅靠其功名与教养在社会上的威望渐渐淡去，新式学堂更多的功能是培养有技能的读书人而非为政府培养后备官员，靠考试进入政界的机会越来越小。北洋政府在1913年1月9日颁布施行了《文官任用法草案》和《文官任用法施行法草案》，随后又制订颁布了大量有关考试的法规法令和施行细则，但是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制订出一个完全以考试为文官任用标准的正式文官任用法。在对任用资格的规定中，强调的是任职经历和行政经验，文官考试并不占主要地位。1914年举行的知事试验中录取的仅618名，而1915年保荐县知事的就达2408名，考取的比例严重低于保荐的比例说明了政权封闭性的加强与社会阶层流动性的减弱。当然应该看到，北洋时期甚至民国初年，有功名的士绅还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辉煌。
2、由绅而商
科举制度的废除，打破了读书—升官—发财三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士人无法再抱有”侥幸得第之心”，这使得各省数百万童生、数十万生员和数万举贡面临生计的困扰。大批的举贡生员涌向新式学堂谋求教职，部分士人则进入一向被他们视为贱业的商场。可以说，科举废除对于传统士绅阶层的分化是一种强制推力，促使了绅、商合流趋势的加强。
大致在甲午战争前，很多商人是努力地通过捐纳之途换一个功名以便成为令人尊敬的士绅，而科举废止之后，由绅到商的社会流动明显加快。王先明对这种社会流动做过高度评价，他认为此流动“在绅士集团转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基本上淡化了传统身份的吸附作用，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流动现象。这一趋向是由身份社会向职业社会的变动，而这种由职业取代身份地位的变动，本质上就是人的解放过程，是挣脱等级束缚，获取‘个性’自由的历史过程，尽管在近代中国，这是极为有限的”。诚如其所言，这种社会流动是极为有限的，对于乡村社会来说，除有家资的地主、富农有能力进入绅商阶层外，大部分农民是没有机会和能力转向这一领域的。
3、参军风潮
近代中国战火不断，战事的多败激发了国人尚军崇武的精神，尤其是科举废除以后，科举正途不通了，新式学堂花费又多，参军或进军事学堂变成了农家子弟的首选。李宗仁在科举废除两年后进入广西陆军小学堂学习，他之所以改习军事，就是因为军校”待遇甚优”。在国外军事学堂学习的留学生数量也急剧增加。以留日学生为例，1901年，在日本21所陆、海军高等院校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为39名，1902年为25名，1904年为93名，但是在科举废除之后的1907年则迅速上升为254名，相当于科举制度废除前3年全部毕业生人数的1.6倍。
对于农家子弟来说，参军可以挣军饷，进军事学堂待遇又很好，在战乱纷仍的年代里军人地位上升使得参军成为风潮，参军人数猛增，清末编练新军，到辛亥前不过练成20余镇，每镇将弁兵役1.2万人，合计不过24万余人。1916年，军队数量增加到50万人；1928年，配备武器的人数则已达到或超过了200万人。
余论
科举的废除对于乡村士绅来说，他们失去了进入权力中心的正常渠道，失去了取得功名的正常方式，他们不得不考虑自身及后代的出路，家庭殷实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新式学堂或国外，家庭不富裕的孩子则去参军，希望藉此出人头地。而这几种途径下，他们都要离开乡村，这便开始了乡村士绅阶层的城市化流动，这造成乡村失去了富有教养的士绅的间接治理，取而代之的是具有实力的人物，他们大多人多势众而较少知识水平，由此乡村社会开始了”劣绅化”，罗志田就注意到了乡村社会的这种”劣绅化”现象，他认为“科举制废除的一个重要社会后果即乡村中士与绅的疏离，‘乡绅’的来源逐渐改变，不再主要由读书人组成，特别是下层乡绅中读书人的比例明显下降，乡绅与书本‘知识’的疏离可能意味着道义约束日减，其行为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转变，容易出现所谓‘土豪劣绅’” 。乡村社会被这些人把持，矛盾随之加剧，乡村社会的文化氛围已变成一种实力文化。社会矛盾的加剧也为共产党的农村革命路线提供了成功的可能。科举的废除加快了职业观念的转变，以前列为四民社会之末的商人也渐渐被人重视，以前被视为的”赳赳武夫”的军人也被知识分子看重，社会阶层流动在科举废除的作用下日渐具有现代社会的特征，呈现多元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