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曾先后任职麦肯锡及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并获香港大学终身教职
　　对贸易自由化的争论由来已久。在2008-2009年度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种争论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且多了许多情绪化的成分。从席卷希腊的罢工抗议潮，到肇始于纽约波及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及美国大选之际双方候选人为讨好选民而对中国所作的虚张声势的指责中，我们都能读出有关贸易自由化的负面情绪，甚至感觉出一些“伪善”。在经济社会遭遇到结构性挑战时，情绪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压倒理性。我们所看到的对贸易自由化的指责似乎也属此类。
　　对贸易自由化的利弊分析，是经济学里最古老的命题之一。延续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和李嘉图的“禀赋优势”理论传统，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模型和实证证据指出贸易对经济的正向贡献：进、出口的高速增长有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增长、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应该说，在这一轮金融危机爆发前，学界、思想界、政策界甚至社会公众在贸易自由化这个议题上的认识还是比较统一的。“二战”后，一系列采纳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的经济体在经济上的纷纷腾飞，为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中国在30年前坚定采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后，经济也获得长足进步。中国的经济奇迹本身，就是对贸易自由化最具现实意义的强大支持。
　　对贸易自由化的质疑往往来自曾经受益于贸易自由化者。“大量来自出口国的廉价商品和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导致发达国家企业投资意愿不足，生产部门外移，产业结构出现空心化……因为贸易顺差产生的资本盈余，大量涌入发达国家，导致这些国家出现流动性过剩。这种国际不均衡推动了发达国家一系列资产泡沫的出现，最终出现金融危机。”曾几何时，这种陈腔滥调充斥各种不同语境，并因其符合所谓“常识”而得到来自不同阶层、目的不一、动机各异的人们的认同。甚至影响到政策制定，为目的动机不一定干净的政客提供了口实。
　　在人们高呼“回归到常识层面”时，我们看到的往往却是貌似常识的“常识”的泛滥。然而，这些所谓的“常识”经得起逻辑的推敲和实证的检验吗？国际贸易理论最近十年最大的发展就在于寻找国际贸易的微观基础。这里面最大的变化在于一反传统贸易理论侧重国家和行业的研究，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将企业作为研究主体放入研究架构中。这种研究范式的变化，特别是其与公司金融等学科的结合，产生了丰硕的成果，为我们理解贸易自由化提供了诸多新视角。这些探索也从而构成所谓的‘新新贸易理论’。
　　在将研究视野转向企业之后，新新贸易理论提供了大量的有关国际贸易的理论结论和实证证据。就后者而言，研究发现进、出口其实有利于改善经营环境，提升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优化资源的配置；这里面的研究也发现出口企业较纯粹的内向型企业具有更高的效益，更快的发展速度……这些微观层面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新证据。
　　我最近刚刚和同事合作完成一项研究，与此有关，值得一说。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直接探讨因贸易自由化在全球的推进所产生的进、出口关税税率的下降怎样影响企业的决策投资。运用37个国家从1996年到2008年的数据，我们集中研究逾1.2万家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我们发现，在关税下降之后并没有出现投资意愿不足的情况。与“常识”恰恰相反，我们发现贸易自由化降低关税之后，企业展现出的是更强的投资意愿。尤其反映在企业对风险较高的投资领域的投资。具体而言，我们发现企业研发（R&D）和资本开支在关税下降之后反而大幅提升。例如，我们发现出口关税一个百分点的下降对应着20%的研发和4%的资本开支的增加。透过这些实证证据，我们的结论很明显——把企业投资不足及因投资不足而产生的失业上升归结于贸易自由化绝对有失公允，而且经不起实证证据的检验。
　　更值一提的是，我们发现那些技术水平较高、财务状况较好且身处竞争性市场的企业在贸易自由化大背景下展现出更为强烈的投资意愿。如果说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更多的成长机会的话，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能让企业乃至于整个经济更多地受益于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机会。这对于那些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唧唧歪歪、怨怨艾艾者，难道不是一种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