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蝇乐队的出现，是在1993年10月。
　　他们的歌词充满了性、狗屁和心怀鬼胎，“堆积在我们的情与爱之间”，不断逼近道德边缘而不掉下去，以至于时至今日，记得苍蝇的人都会说——那支脏乱差的地下朋克乐队。
　　1993年在中国摇滚进程中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一年，唐朝乐队、崔健等处在全盛时期，延续着他们极强的生命力，中国内地第一所摇滚学校迷笛音乐学校开学，黑豹乐队以“穿刺行动”为题举行全国巡演。次年，窦唯、张楚、何勇和崔健陆续发布新专辑，年底，诞生了那场许多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演出——香港红磡《摇滚中国乐势力》演唱会。
　　像饥饿的人吞食食物一样，那些空荡荡的胃和脑袋甚至因为吞食过多而痉挛。
　　“那个时代是乱七八糟起哄的时代，恨不得举起一个旗帜来打压别人，他们都是这样的。”丰江舟并不那么喜欢那个时代，作为苍蝇的主唱，或者说很多时候苍蝇的唯一成员，与那个乐队最鼎盛的时期保持了距离，“把苍蝇举起来打别人，不是真正的文化建设，不是认真地秉着众生平等的原则来讨论，是把你当作一个神经病来讨论的。”
　　苍蝇扮演了“坏人”角色，然后以一种理直气壮的姿态告诉其他人：我们都一样。

国内第一支由艺术家组建的乐队

　　丰江舟说他从小就不是好学生。
　　上学的时候班里选体育委员，他不去竞选，但最后被所有人推举，“每天早上要领操啊。”他故意迟到，到学校发现班主任在领着大家做操，被臭骂一顿。高中最后一年，丰江舟也不去参加补考，导致没有毕业，然后16岁参加工作，在电影院画了三年海报。
　　他的发小、邻居家的男孩提出去考中国美术学院，那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男孩是家里独生子，又是老来得子，有许多零花钱，可以支持他去离家远的地方玩，每次一回来就和丰江舟说外面的事情。多年以后他去了美国又回来，过着孤僻艺术家的生活。
　　但在80年代，辞掉一份事业单位的工作是不容易的。
　　丰江舟记不得哪一次，也许有好多次，他们躺在其中一个的房间里通宵聊天，邻居家的男孩会说：“你这个工作有什么意义，未来你怎么可能做这样的工作。就算没考上，你学个五年，水平肯定高得不行，难道回来捡个饭吃都不行？大不了做农民。”
　　丰江舟心想也是，扛个锄头和每天画海报也没什么区别，都实现不了抱负。他跟母亲说要辞职那天母亲都哭了，最终他还是停薪留职，离开浙江舟山前往杭州，在准备考试的一年里，每两三天画一幅风景画，通过杂志搜寻素材，最終考取了美院的美术教育专业。
　　在那里他度过了现在看来无比愉快的四年，他经常讲到四人间的宿舍、拥有最新美术刊物的图书馆、西湖的游船和假期的西北之行。他做了二十多本笔记，一心想成为艺术家。“跟别的学校比，就是傲气，毕业以后就觉得比别人高人一等的，别人都是迂腐的。”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舟山文化馆任美术干事，每天都觉得与那里庸俗狭窄的生活格格不入，他在办公室的白墙上画满画，然后在那里睡觉。晚上单位厕所锁门，得跑到附近的公共厕所，日后被用作《涅槃》的歌词来自丰江舟那时候写的一首诗：
　　由于这乡下的茅房没有电灯
　　由于今天恰好不是月圆
　　由于今夜我不能入梦
　　由于今夜我想玩一把自己
　　在文化馆七八年，辅导渔民画和办展览的工作至少看起来给丰江舟打开了一条路——1989年，法中友好协会和巴黎高等装饰艺术学院要为他拍一部纪录片，让他去做一次展览，并邀请他做访问学者。第一件事是后两件的基础，舟山地处海防前线，当时如果有国外团队拍纪录片需要向南京军区申请。丰江舟跑了很多地方都没申请下来，这成为他离开舟山去往北京的一个重要因素。
　　“你会突然发现你所有身边的人，所有的这些都是扯淡，他们一说话你就可以否定，非常地狂妄。在美院的时候也是延续了这种狂妄，甚至养成了一种习惯，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我必须这样做，来给自己一个自信，那就是我必须要否定。”
　　他带着一批渔民画到北京开画廊，租在中国日报社一楼的一个闲置空间。同是美院毕业的宋永红和他住得近，还有王劲松、颜磊。他们常常一起喝酒、听音乐，一致认为当时的流行音乐和摇滚乐队单一又无趣，商业气息过重。
　　四个人开始做乐队，丰江舟那时候是29岁，出于60年代生人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摇滚乐的边缘位置，他们把乐队的名字取为“苍蝇”——四害之一。在中国摇滚大事记里可以落下这么一笔：这是国内第一支全由艺术家组建的乐队。
　　苍蝇是被定义为Grunge（垃圾摇滚）乐队的，他们的歌拥有复杂的编曲和冷静的鼓点，至于歌词，大家觉得肮脏。只有丰江舟自己和一位研究中国歌曲歌词的日本教授明白，他的歌词是诗，来自威廉斯、艾略特和一个茅坑。

淋漓尽致地发挥人性

　　臭美的照片拍了一大堆，苍蝇还没有歌也没有曲，宋永红还在拿那把fender吉他练习，但总是不得要领，二十多年后他接到我的电话还叹气：“好像到现在也不得要领。”
　　有一个周末，丰江舟跑到宋永红的住处找他，说，我录了一支MTV。然后把带子放进录像机，打开电视，听完。
　　“好听。”宋永红说，“好听。”
　　那首MTV录制的是《是枪还是子弹》，镜头里那个长得高瘦、留着中分长发的方脸年轻人就是丰江舟，抽着烟站在话筒前唱：
　　性，绝不能由票贩子过手
　　性是知己就像爱是敌人
　　“实际上我认为是道德问题，审美是道德问题。直接表达的这种态度让人感觉到的是冲击力，我们放弃现实主义的二元论。这个东西是美的吗？他在赞美什么东西？还是在批判什么？它是什么意思？似乎总要有一个定论，好像一杯水一个物体要得到辨认。但当你看清楚以后，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是没有任何价值，没有意义。” 　　这种表达可以追溯到他在电影院画海报的时候。丰江舟看到过一部叫《火红的第五乐章》的日本电影，年轻的小提琴手桦泽升在面临东洋广播公司收回乐团演出场所、乐团陷入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说了丧气的话，他的女同学伸子劝他振作无果，于是甩了一记耳光。
　　“太过瘾了。感情是可以直接抒发出来的，然后可以直接收回去，直接斩断。会觉得没有那么淋漓尽致地挥发我们的人性，是一种可惜。”
　　但这样前卫和颇具实验性的创作很难找到乐队成员，他和其他人聊不到一块儿，或者说其他人看不上。后来音乐人左小祖咒给丰江舟介绍了一位来自日本的贝斯手佐藤，佐藤有一把好琴，超过一万元的，产自美国的music man stingray。他在自己的国家组过乐队，除了平时的编程工作，几乎每年都跑到中国来住四个月。
　　在丰江舟的印象里，佐藤没有事业心，“他的人生就是活在当下，高高兴兴的，快乐的，没有说要把这些事情做得如何。所以乐队的事情他从来不控制，他也不管，只在音乐上有点要求。”他请佐藤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听了几首小样，又讨论了一些看法，发现彼此契合。
　　至此，苍蝇才算有了相对固定的成员：主唱丰江舟、贝斯佐藤、吉他高桥浩二、鼓手关菲。苍蝇陆续发行了两张专辑，很快成了“中国第一支最脏最垃圾的超级苍蝇人”，也成了“新乐队尝试另类风格的入门样板”，其中第一张专辑被香港杂志评选为年度十佳唱片第一名，专辑的收入可以达到10万元左右。
　　对于这些盛誉，丰江舟并不那么感兴趣。录制完第一张专辑后，丰江舟半年没听一遍，“就不想听，就觉得听了会自己脸红觉得不好，风格有点乱，觉得遗憾。”
　　此时更大的一股激浪席卷了他，那就是电子音乐。

电子技术无中生有，造出万物里没有的声音

　　在台湾发行的《恋爱的苍蝇》专辑封面上，一段小字末尾写道：当黑色幽默成为常规状态时，当人们习惯在无聊中发现莫名其妙的自我时，当随便开个玩笑就能突然伟大的时代来临时，接下来能做的——就是让它像苍蝇般继续，继续发生那些令人永远无法谅解的快意。
　　这是丰江舟由乐队转为个人电子音乐创作的尝试，这里面包含了他的野心和不满。尽管最开始，丰江舟只是想录一首单曲，然后是一张专辑，然后发条一旦拧上就一直转动，“干不了别的事。”
　　电子乐涌动最厉害的时候，从迪厅演到几万人的现场，底下人总是满的，不在乎灯光也不在乎音响，持续兴奋两个小时。“电子技术是无中生有，造出世界万物里没有的声音。电子音乐家的走向是乱七八糟的，他有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没有旋律，旋律是弱化的。”
　　“乱七八糟”这个词是丰江舟的儿子说的，他给儿子听了90年代的作品，问他什么感觉，儿子说，就是乱七八糟的。
　　但那时候，丰江舟对电子乐着迷，希望有很好的噪音作品出来，气势庞大，暗藏杀机。他每次演出的第一首曲子必然是极噪的曲子，声音以某种浪的形式从空间这头碾到另一头，再碾回来。
　　“但后来我突然发现接受不了纯噪音。”那大概是2002年的时候，他开始做笔记，思考音乐和声音的关系。
　　在丰江舟所有的作品中，有一张不那么起眼但不可忽略的专辑，叫作《黄祸》。他和导演乌尔善成立了音乐厂牌盲聋哑学校，去蒙古找到几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录制长调。《黄祸》包含两张CD，一张是原始的蒙古长调，他们的声音已经不足够悠长和动听;另一张邀请了几位电子音乐人加入噪音做混录，是当代最前沿的电子乐和古老基因的结合。
　　音乐的核心是旋律，而优秀作品和伟大作品的区别在于旋律感，“就像蒙古长调，抽取出来后是一个种族的基因。旋律感的深度和感觉时间长短，能够让你感觉一辈子的时间，这个作品肯定牛逼的。”梳理了所有音乐类型并为自己心中伟大作品下好定义后，丰江舟差不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不是一个伟大艺术家，也不是一个伟大音乐家，我做不到这样，我发不出代表汉人的一个共同的声音，我做不到。”
　　对于他来说，苍蝇以及电子乐出现的最好结果是有新的乐队在他们肩膀上发展新的广度和深度。“革命性有时候不重要，创造性也不重要。很多东西，改良即发明。摇滚乐不是革命性的，也不是终极的艺术产品。”

音乐不是附加品

　　丰江舟的苍蝇和电子音乐时代趋于尾声，乐队最后一场演出是2004年12月，在马来西亚的音乐节。
　　站在当下的時间点反刍，丰江舟觉得自己做音乐是不负责任的，更多的是满足自我。他到北京开画廊之后，晚上躺着觉得空虚，觉得离原来做艺术家的梦想越来越远了，于是把自己揪回来，画画，或者做音乐。
　　在这之后他尝试了和香港先锋剧团进念二十面体、孟京辉等导演的话剧合作，他创作音乐，也设计舞台多媒体呈现。他把乐队搬到《艳遇》舞台上，为《琥珀》的女主角小优拍摄了一段叙述自我的短片投影于墙上，用随机飘动的方块代替雪景。
　　“音乐是质感，多媒体也是质感。也就是说它是一件衣服的面料和纹饰，他的表演方式也是面料，身体是台词和故事。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没有主次之分，所以音乐不是附加上去的，也是主体。”
　　2008年，丰江舟回美院做过一次演出。晚上他租来一辆清洁车，雇了四名工人，转塘校区的宿舍楼被巨大的样板戏投影覆盖，他站在清洁车上，一边演奏电子音乐一边上升，激光灯跟随着他，四名工人从顶楼降下，做着刷墙的动作。20分钟的演出让在场的人感到意外和惊奇，这是另一个苗头，丰江舟又慢慢过渡到了多媒体剧的创作。 　　之后的几年诞生了《浮城游生》《假象》系列、《后宫》和《微连接》等一系列多媒体剧。曾经的女朋友跟他说：丰江舟你不能再变了，你老变，摇滚乐做了一半停了，电子乐做了一半又停了，果实都没摘着，都在穷困中。
　　他不再变了，一直做多媒体剧，商业项目一多，个人的创作时间就被压缩，基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留给自己。他特别不好意思地跟我说现在的工作是为了赚钱，有时候使他乏味，于是淘一些老相机和镜头玩，想着再过五年就退休。

电虫苏醒

　　丰江舟已经15年没演出了，直到乐迷神棍在饭局上找到他，决定为苍蝇乐队的第一张专辑翻制黑胶唱片，并在后来说服他接受明天音乐节的邀请。
　　为了一个月前的演出他又搬出了那台罗兰808采样器，练习了好几个月。但是站在音乐节的演出现场他还是有点慌张，忘记带手机上来，没法把控时间，“要命了。”
　　这场演出被他设定为一场回溯——从现在演到过去，像是“寻找乱七八糟的90年代”。干净整齐的电子音乐开场，打开罗兰808后，音乐变得复杂、不安分，夹杂着噪音。
　　声响越来越大，音乐节入场须知的第七条里写得确实贴心：因存在个体差异，演出的音量有时可能会令您感到不适，如果您觉得有需要，我們强烈建议您自备听力保护装置。

　　让丰江舟感到意外的是，越往回溯场子越热，一场15年前非常普通甚至鲜有人理睬的演出，在15年后收到了如此热烈的反馈。
　　“我原来认为这个是落后的，要演新作品，觉得那是土摇、土电，是中国特色的，错误理解了世界潮流做出来的那种奇怪的东西。后来发现现在好像是一个错乱的时代，没有什么落后不落后一说，大家没有认为听音乐一定要听新的，他们脑子里没有新和落后的概念，那我为什么要有呢，我也没有就完了。”
　　这使他有了一些信心，计划着在北京办一场更“猛一点”的、类似于“hardcore（硬核）之夜”。
　　一个小时零五分钟过去，音乐戛然而止，“对苍蝇的情怀在追溯和怀念中开始神化。时间长了，臆想居多，那就把这个臆想集中停留在明天音乐节。”下到后台我问丰江舟觉得今天演出如何，他咂摸了一下说，还行吧。
　　“人生就是这样的，折腾、失败、成功什么的胡乱搞一通，到最后发现你要不得不延续某种东西的时候，然后你突然把它终止掉，那是幸福，那是绝对的幸福。”
　　人物周刊：你强调音乐给孟京辉的戏剧增加的是质感，这个质感能具体描述吗？
　　丰江舟：孟京辉的质感叫“不确定”，就是保留更大程度的不确定，或者叫中性。把具象东西抽象，尽量抽象。舞台是纯洁的，是神圣的，是干干净净的，所以生活中繁琐的事情不可以放在舞台上，舞台上必须说舞台上的话，舞台上的人物不等同于现实中的人物。
　　人物周刊：听起来跟你做音乐的理念很接近。
　　丰江舟：是一样的，视觉的构成和听觉的构成都是要自己独立存在，它跟现实毫无关系。艺术家也是一样，画画也好，他画这个东西就要非常相信这个画面的构成，要独立存在于所有的上下轴，然后越来越极致，画才有感染力。这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就是个疯子，说白了就是要疯子的这种内动力，你没有那个东西要假装有。
　　人物周刊：你提到过艺术不来源于生活，这很少见，为什么这么说？
　　丰江舟：艺术是形上之形之形而上，是抽象的。我的摇滚乐就是形而上之形而上的，生活跟我没关系，生活之痛苦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借用了生活的一些元素。如果一个人认为艺术跟现实生活有关，他不会好到哪去，扯淡。当然我这么说有点过分。可是我表达我的生活给你看，你看它干嘛，等于你把你的日记给别人看，什么也不说明问题，你成为艺术吗？不成为艺术。好像我满足了自我表达了，事情就成了，不是这样的，根本不可能这样。
　　人物周刊：你觉得正常的文化发展应该是怎样的呢？
　　丰江舟：我们关注每一个人，哪怕他有缺陷，我们也关注他，而当他在某一方面超越了大部分人的时候，他的价值就存在了。所以我们各种音乐发声，它的作用不是娱乐，是启发我们的人生。原来音乐可以这么欣赏，或者我的人生可以这样，某个点点开了另外的一些东西，是启蒙的作用。
　　正常的文化发展应该有广度和深度，不停地细胞繁殖，扩展，永远不会形成一个大的终结体，它永远在分裂中，这就是人的生命的意义，也就是人类发展文化的意义。不是要终结，这是个过程，他不要结果。
　　人物周刊：你做多媒体剧最开始考虑的那个问题，当以影像为主要的叙事语言时，文本、表演方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个问题得到答案了吗？
　　丰江舟：其实没有什么答案，只是解决了一个工作方式的问题。我不是想要得到这答案，得到这个答案反而会变得僵硬，我只是要颠覆我已有的常识，自身对传统戏剧结构的思考，对创作思维方式的思考。
　　人物周刊：你有经历过进入需要延续某种东西的状态时，把它断掉的事情吗？
　　丰江舟：很多，一开始确实会比较难。其实就是说，不停地改变和不停地学习，我觉得没有专业这一说，没有固定的职业。我希望专业是广义上的专业，是指一个人的素养，比如责任心、真实、考虑别人等各种品质的一个集合体。这样你才能触及真理，触及核心。我认为这是人的根本。
　　人物周刊：不断改变自己是件危险的事情吗？
　　丰江舟：看怎么定义危险了。年轻时候计算小得失或者短暂结果的话，你的命运就既定了。
　　当然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会倾向于安稳。有时候看起来安稳的三五年没有问题，但实际上你失去的更多，三五年以后是小康，实现了小康以后怎么办？有目标吗？这个目标真的实现了吗？实现以后梦醒了，啥也没有，路没得走了。所以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是没有梦醒的时候，不能让自己的梦醒过来，梦醒了就没路可走了。
　　人物周刊：你的人生态度其实是在当下，然后去做。
　　丰江舟：你只能这样，年轻时可以浪费自己的青春。年轻时如果像阿巴贡像葛朗台一样吝啬自己的生命，吝啬自己的时光，那才是真的浪费。很多人在年轻时萎缩，老的时候不愿意退休，不甘心，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还没开始呢就要结束了。价值实现感这句话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有，然后再到中老年以后——像我这种年纪的时候——没有了也是必然的。对我这种人来说，热烈盼望着，一事无成，赶紧退休，然后什么也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