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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说过：“新四军是消灭不了的。”“皖南事变”后的当务之急，就是重建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重新任命的新四军军部和各师的领导班子，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他们将把铁的新四军真正建成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抗战结束后，有国民党军将领承认：“新四军的武器是第三位，战斗力却是第一位。”有美国记者著书赞叹：“新四军是一支日本最怕的军队。”
重建军部
“‘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老军部，现在新军部又建立了，
‘皖南事变’我们有几千个指战员牺牲，但今天我们还有9万人的强大力量。
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斗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党全军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反击国民党。1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准备对付最严重的事变。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收到中央电报后，于1月15日向中央建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这是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结合华中地区的斗争实际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
那段时间，刘少奇每天通宵达旦，随时为新四军军部和延安的联系收转电报、提出建议，以便更有效地援救新四军。1月12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来缓解皖南新四军军部困境的建议，“请朱（瑞）、陈（光）、罗（荣桓）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第二天，中央采纳了建议，决定“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进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胡服，即刘少奇）、陈（陈毅）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9000人之聚歼计划。”
14日，收到新四军军部陷入绝境的最后一封电报后，得知叶挺被扣押，毛泽东怒不可遏。15日，他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并强调：“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面对皖南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的严重情况，周恩来和刘少奇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指出，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国民党不敢全面反共，在经过我们的斗争以后，两党还继续维持抗日合作的关系。建议要向最坏的方向作准备，但要争取最好的结果。
刘少奇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围魏救赵”已失去了意义。权衡利弊后，他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国共合作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新四军，蒋（介石）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介石）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借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另外，目前华中根据地很大，但兵力不够，不能巩固。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的可能。我们部队尚需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宜进行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军有利。”根据上述情况，刘少奇提议，在全国主要地区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刘少奇在分析实行军事反攻的不利之处后，提出了在政治上实行全面反攻的具体建议：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发宣言，提出立即释放叶挺等条件;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变”，揭穿国民党分裂行为。“如此我军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介石）、何（应钦）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再向华中进攻，使新四军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这个从实际出发的建议，对中共中央作出处理“皖南事变”的正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劉少奇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采纳，党中央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对蒋介石继续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在全国展开猛烈的政治反击，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
周恩来亲自带领工作人员上街发送《新华日报》
1941年1月17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新华日报》准备发表披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凌晨2时，报社的同志报告，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不准刊登这篇报道，报纸无奈只好开着“天窗”。周恩来当时怀着极大的愤慨，挥笔写下了两幅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8日一早，《新华日报》将周恩来的题词补刊在报纸“天窗”上发行了，山城人民争相购买。国民党派出大批宪兵、特务、警察，见到《新华日报》就抢就撕，见到卖报的报童就打就抓，《新华日报》的发行遭遇严重困难。面对这种险恶情况，周恩来亲自带领工作人员上街发送报纸。
这一天，《新华日报》的发行量猛增5倍。“皖南事变”真相大白，使蒋介石虽然军事阴谋一时得逞，却在政治上失分很多。美国《远东新闻简报》评论说：“1月17日重庆颁布解散新四军的命令……据公布之解散理由，则为新四军不服从命令与攻击中央军队。但据最近各方面发表之消息，则此次事变内容绝不只是所谓军纪问题，而是告诉我们国共两党的摩擦，现已达到了危险点……新四军的部队，已有十分之九渡过长江，留在长江南岸的不及一万人，其中大半为非战斗员。这些部队，在他们正在北调的行程中，却被中央军突然围攻，大肆屠杀……”
菲律宾9个华侨团体联名致电蒋介石：“解散新四军，影响团结甚大。失地未复，祸起萧墙，自损国力，复令敌寇坐收渔利，实深悲痛。恳请钧座俯顺下情，恢复新四军，释放叶军长，以利团结抗战，不胜企盼之至。”
1月中旬，宋庆龄与国民党著名人士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召开会议，决定向国民党当局发表宣言，并向民众公开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柳亚子当即拟就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宣言《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抗日实力》，由宋庆龄领衔，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一起署名发表。宣言写道：“进攻共产党只能削弱抗日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今日敌人既濒败境，惟欲我抗战实力之削弱，以至于崩溃，于是惟欲我发动剿共，以酿成无限制之内战……” 中共中央也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围歼新四军、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呼吁一切爱国爱军同胞，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惩办“皖南事变”祸首、释放叶挺、交还被俘的皖南新四军全部人员等12项要求。毛泽东还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正是中共中央这种有理有节的策略，赢得國内外舆论、群众，包括中间势力的同情和理解。在内外舆论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在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绝无剿共的军事”。至此，国共两党关系开始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在关键时刻，党中央力挽狂澜，确保了抗战事业的航船继续在统一战线旗帜下艰难前行。
“新四军是消灭不了的”
毛泽东曾说过：“新四军是消灭不了的。”“皖南事变”后的当务之急，就是重建新四军军部。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月23日，新四军将领向全国发布就职通电。25日下午，新四军在苏北重镇盐城隆重集会，宣告新军部正式成立。新军部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华中总指挥部的后方政治部改为军政治部。
当天，会场布置得庄重而简朴。陈毅发表就职演说时说：“‘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老军部，现在新军部又建立了，‘皖南事变’我们有几千个指战员牺牲，但今天我们还有9万人的强大力量。有了民众及抗战军队团结一致的力量，我们一定有把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重庆当局发出一个反革命命令，撤销新四军，我们置之不理。因为，我们拥护共产党恢复新四军的命令，我们拿革命的命令来反对反革命的命令，拿抗战的命令打倒破坏抗战的命令！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斗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接着，刘少奇讲述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并针对反蒋情绪明确指出：目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对抗战的中国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于反共顽固派与内战挑拨者。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方针，以挽救时局的危机，坚持抗战到底。这是刘少奇到华中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并宣布了真实姓名。人们这才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
重建新四军军部，极大地振奋了全军官兵。重建后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邓逸凡回忆说：“对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同志们感慨万千，一直谈论到深夜。它标志着新四军将会有一个伟大的发展，有一个胜利的将来！”
为了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制，1月26日，刘少奇同陈毅致电中央：“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4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1师，皖东为第2师，李先念部为第3师，苏南为第4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29日，毛泽东等复电指示：“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编5个师，整编重在统一思想。”
2月26日，中央军委又发布命令，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也列入新四军的建制，全军扩编为7个师并1个独立旅：第1师由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而成，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下辖1、2、3三个旅，活动于苏中地区;第2师由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而成，师长张云逸兼任，政委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下辖4、5、6三个旅，活动于淮南地区;第3师由八路军第5纵队整编，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下辖7、8、9三个旅，活动于苏北地区;第4师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整编，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下辖10、11、12三个旅;另辖肖县独立旅，活动于淮北地区;第5师由原豫鄂挺进纵队整编，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下辖13、14、15三个旅;第6师由江南所属部队整编，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下辖16、18两个旅，以及东路、西路保安司令部，活动于苏南地区;第7师由无为游击队、第三支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整编，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19旅和挺进团，活动于皖中、皖南地区;独立旅由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组成，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
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新四军急需一个新的、统一的标志。华中鲁艺美术系教师庄五洲、许幸之、莫朴接受了设计新四军新臂章的任务。
庄五洲是一名爱国华侨，从小酷爱画画，在学校专攻西洋绘画，对美术设计颇有造诣。庄五洲等人以原有臂章为蓝本，搜集有关的资料，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思考如何设计这个臂章。他们虽然参加新四军不久，但对新四军的臂章很有自己的见解。庄五洲认为，以前我们是新四军，现在还是新四军，虽然部队有了变化，但是抗战的任务没有变，再说原来的臂章样式也不错，所以新臂章最好不要与老臂章区别太大。设计者们很快画出了一个样稿，继续采用了老臂章外方内圆、蓝白两色的风格，只是把上面的“新四军”3个中文字，换成了英文字母。“新四军”的英文全称是“New 4 Army”，他们取了两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N”“A”，在中间加上了一个汉字“四”，成为“N四A”。
样稿出来后，许幸之拿给陈毅审阅，征求意见。陈毅看了以后，称赞说：“改得好。把中文换成英文，有神秘性嘛，可以起到隐蔽保护的作用。”不过，陈毅也提出一点修改意见，认为“四”是汉字，是中国人使用的数字，既然要用英文，就全用英文。
许幸之听后，告诉庄五洲等人，大家按照陈毅的意见做了修改。于是，新四军的新臂章诞生了。不久，该臂章很快便在新四军中发放佩带、广泛使用，成为新四军统一的新标志。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指出：“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过去新四军的军长是蒋介石任命的，现在蒋介石撤销的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重新任命的新四军的军部和各师的领导班子，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他们将把铁的新四军真正建成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抗战结束后，有国民党军将领承认：“新四军的武器是第三位，战斗力却是第一位。”有美国记者著书赞叹：“新四军是一支日本最怕的军队。”
（参考资料：《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从损失到扩编》《解放军报》2011年2月14日、《皖南事变：新四军浴火重生》《解放军报》2011年6月23日、《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始末》《炎黄春秋》2017年第2期、《陈毅对新四军新臂章设计“提意见”》《人民政协报》2015年7月30日等;作者：宇文拓、朱达、王凌硕、乔阳、孙彤等）
重建军部
“‘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老军部，现在新军部又建立了，
‘皖南事变’我们有几千个指战员牺牲，但今天我们还有9万人的强大力量。
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斗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全党全军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反击国民党。14日，中共中央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要求各地准备对付最严重的事变。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收到中央电报后，于1月15日向中央建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这是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结合华中地区的斗争实际提出来的，有很强的针对性。
那段时间，刘少奇每天通宵达旦，随时为新四军军部和延安的联系收转电报、提出建议，以便更有效地援救新四军。1月12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来缓解皖南新四军军部困境的建议，“请朱（瑞）、陈（光）、罗（荣桓）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第二天，中央采纳了建议，决定“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进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胡服，即刘少奇）、陈（陈毅）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9000人之聚歼计划。”
14日，收到新四军军部陷入绝境的最后一封电报后，得知叶挺被扣押，毛泽东怒不可遏。15日，他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等：“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并强调：“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面对皖南新四军几乎全军覆没的严重情况，周恩来和刘少奇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指出，时局发展有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国民党不敢全面反共，在经过我们的斗争以后，两党还继续维持抗日合作的关系。建议要向最坏的方向作准备，但要争取最好的结果。
刘少奇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围魏救赵”已失去了意义。权衡利弊后，他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国共合作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新四军，蒋（介石）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介石）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借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另外，目前华中根据地很大，但兵力不够，不能巩固。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的可能。我们部队尚需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宜进行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军有利。”根据上述情况，刘少奇提议，在全国主要地区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
刘少奇在分析实行军事反攻的不利之处后，提出了在政治上实行全面反攻的具体建议：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发宣言，提出立即释放叶挺等条件;在全国、全世界实行大的政治反攻，宣传、抗议“皖南事变”，揭穿国民党分裂行为。“如此我军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介石）、何（应钦）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再向华中进攻，使新四军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这个从实际出发的建议，对中共中央作出处理“皖南事变”的正确决策起了重大作用。
劉少奇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采纳，党中央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对蒋介石继续采取“一打一拉”的政策，在全国展开猛烈的政治反击，深刻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强烈要求严惩肇事祸首。
周恩来亲自带领工作人员上街发送《新华日报》
1941年1月17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新华日报》准备发表披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凌晨2时，报社的同志报告，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不准刊登这篇报道，报纸无奈只好开着“天窗”。周恩来当时怀着极大的愤慨，挥笔写下了两幅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8日一早，《新华日报》将周恩来的题词补刊在报纸“天窗”上发行了，山城人民争相购买。国民党派出大批宪兵、特务、警察，见到《新华日报》就抢就撕，见到卖报的报童就打就抓，《新华日报》的发行遭遇严重困难。面对这种险恶情况，周恩来亲自带领工作人员上街发送报纸。
这一天，《新华日报》的发行量猛增5倍。“皖南事变”真相大白，使蒋介石虽然军事阴谋一时得逞，却在政治上失分很多。美国《远东新闻简报》评论说：“1月17日重庆颁布解散新四军的命令……据公布之解散理由，则为新四军不服从命令与攻击中央军队。但据最近各方面发表之消息，则此次事变内容绝不只是所谓军纪问题，而是告诉我们国共两党的摩擦，现已达到了危险点……新四军的部队，已有十分之九渡过长江，留在长江南岸的不及一万人，其中大半为非战斗员。这些部队，在他们正在北调的行程中，却被中央军突然围攻，大肆屠杀……”
菲律宾9个华侨团体联名致电蒋介石：“解散新四军，影响团结甚大。失地未复，祸起萧墙，自损国力，复令敌寇坐收渔利，实深悲痛。恳请钧座俯顺下情，恢复新四军，释放叶军长，以利团结抗战，不胜企盼之至。”
1月中旬，宋庆龄与国民党著名人士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召开会议，决定向国民党当局发表宣言，并向民众公开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阴谋。柳亚子当即拟就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宣言《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抗日实力》，由宋庆龄领衔，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一起署名发表。宣言写道：“进攻共产党只能削弱抗日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今日敌人既濒败境，惟欲我抗战实力之削弱，以至于崩溃，于是惟欲我发动剿共，以酿成无限制之内战……” 中共中央也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围歼新四军、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呼吁一切爱国爱军同胞，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阴谋，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惩办“皖南事变”祸首、释放叶挺、交还被俘的皖南新四军全部人员等12项要求。毛泽东还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正是中共中央这种有理有节的策略，赢得國内外舆论、群众，包括中间势力的同情和理解。在内外舆论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在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绝无剿共的军事”。至此，国共两党关系开始趋向一定程度的缓和。在关键时刻，党中央力挽狂澜，确保了抗战事业的航船继续在统一战线旗帜下艰难前行。
“新四军是消灭不了的”
毛泽东曾说过：“新四军是消灭不了的。”“皖南事变”后的当务之急，就是重建新四军军部。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月23日，新四军将领向全国发布就职通电。25日下午，新四军在苏北重镇盐城隆重集会，宣告新军部正式成立。新军部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华中总指挥部的后方政治部改为军政治部。
当天，会场布置得庄重而简朴。陈毅发表就职演说时说：“‘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老军部，现在新军部又建立了，‘皖南事变’我们有几千个指战员牺牲，但今天我们还有9万人的强大力量。有了民众及抗战军队团结一致的力量，我们一定有把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重庆当局发出一个反革命命令，撤销新四军，我们置之不理。因为，我们拥护共产党恢复新四军的命令，我们拿革命的命令来反对反革命的命令，拿抗战的命令打倒破坏抗战的命令！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坚持斗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接着，刘少奇讲述了“皖南事变”的经过，并针对反蒋情绪明确指出：目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对抗战的中国人民是完全有利的，而不利于反共顽固派与内战挑拨者。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坚持统一战线的方针，坚持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方针，以挽救时局的危机，坚持抗战到底。这是刘少奇到华中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并宣布了真实姓名。人们这才知道，“胡服”就是刘少奇。
重建新四军军部，极大地振奋了全军官兵。重建后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邓逸凡回忆说：“对于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盛会，同志们感慨万千，一直谈论到深夜。它标志着新四军将会有一个伟大的发展，有一个胜利的将来！”
为了整顿和统一新四军编制体制，1月26日，刘少奇同陈毅致电中央：“拟将新四军部队整编为4个师，以苏北部队为第1师，皖东为第2师，李先念部为第3师，苏南为第4师，在师以下设旅、团，均以三三制编制。”29日，毛泽东等复电指示：“应将彭雪枫部编为新四军，共编5个师，整编重在统一思想。”
2月26日，中央军委又发布命令，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也列入新四军的建制，全军扩编为7个师并1个独立旅：第1师由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而成，师长粟裕，政委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下辖1、2、3三个旅，活动于苏中地区;第2师由原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整编而成，师长张云逸兼任，政委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下辖4、5、6三个旅，活动于淮南地区;第3师由八路军第5纵队整编，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下辖7、8、9三个旅，活动于苏北地区;第4师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整编，师长兼政委彭雪枫，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下辖10、11、12三个旅;另辖肖县独立旅，活动于淮北地区;第5师由原豫鄂挺进纵队整编，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下辖13、14、15三个旅;第6师由江南所属部队整编，师长兼政委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下辖16、18两个旅，以及东路、西路保安司令部，活动于苏南地区;第7师由无为游击队、第三支队挺进团和“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部队整编，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下辖19旅和挺进团，活动于皖中、皖南地区;独立旅由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5旅组成，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
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新四军急需一个新的、统一的标志。华中鲁艺美术系教师庄五洲、许幸之、莫朴接受了设计新四军新臂章的任务。
庄五洲是一名爱国华侨，从小酷爱画画，在学校专攻西洋绘画，对美术设计颇有造诣。庄五洲等人以原有臂章为蓝本，搜集有关的资料，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思考如何设计这个臂章。他们虽然参加新四军不久，但对新四军的臂章很有自己的见解。庄五洲认为，以前我们是新四军，现在还是新四军，虽然部队有了变化，但是抗战的任务没有变，再说原来的臂章样式也不错，所以新臂章最好不要与老臂章区别太大。设计者们很快画出了一个样稿，继续采用了老臂章外方内圆、蓝白两色的风格，只是把上面的“新四军”3个中文字，换成了英文字母。“新四军”的英文全称是“New 4 Army”，他们取了两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N”“A”，在中间加上了一个汉字“四”，成为“N四A”。
样稿出来后，许幸之拿给陈毅审阅，征求意见。陈毅看了以后，称赞说：“改得好。把中文换成英文，有神秘性嘛，可以起到隐蔽保护的作用。”不过，陈毅也提出一点修改意见，认为“四”是汉字，是中国人使用的数字，既然要用英文，就全用英文。
许幸之听后，告诉庄五洲等人，大家按照陈毅的意见做了修改。于是，新四军的新臂章诞生了。不久，该臂章很快便在新四军中发放佩带、广泛使用，成为新四军统一的新标志。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指出：“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过去新四军的军长是蒋介石任命的，现在蒋介石撤销的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重新任命的新四军的军部和各师的领导班子，完全脱离了蒋介石的控制，他们将把铁的新四军真正建成中国共产党的军队！
抗战结束后，有国民党军将领承认：“新四军的武器是第三位，战斗力却是第一位。”有美国记者著书赞叹：“新四军是一支日本最怕的军队。”
（参考资料：《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从损失到扩编》《解放军报》2011年2月14日、《皖南事变：新四军浴火重生》《解放军报》2011年6月23日、《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始末》《炎黄春秋》2017年第2期、《陈毅对新四军新臂章设计“提意见”》《人民政协报》2015年7月30日等;作者：宇文拓、朱达、王凌硕、乔阳、孙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