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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毛主席与党中央的倡议下，“赤脚医生向阳花”的歌谣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唱响大江南北。很大程度上，赤脚医生群体的存在从事实上缓解了中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然而，伴随着国家经济体制的变迁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市场的力量日益深入百姓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赤脚医生群体犹如一种制度上的出局者，被动地卷入市场浪潮。市场意识形态扩张，传统社会里权威观念变迁，同类组织竞争加剧以及乡村凋敝等现状，给原本在乡土世界中处于一个相对体面位置的赤脚医生群体带來了极大挑战，引起了独属于他们的“位置痛苦”。
本文希望通过对赤脚医生的口述资料搜集，研究者与被访者的交流，特别是通过与历史亲历者具有深度和密度的互动，来认识社会转型是怎样影响赤脚医生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赤脚医生在面临国家退出与市场挑战的双重压力下所承受的位置痛苦。
【关键词】赤脚医生；社会转型；位置痛苦
1.引言
在20世纪的中国，4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70年代后期的市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农民的生活机会。新中国的成立以及随之而来30年的共产主义实验，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锻造了一代红色的国民，土地改革以后，传统中国农村的政治精英阶层（如地主、乡绅等）被贴上“坏分子”的标签，沦为社会底层，取代他们精英位置的是一个有“红色背景”（如党员、革命战争中的功臣以及其他政治上的忠诚者）的新精英群体。而赤脚医生1----作为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形成的一个群体，无论在政治背景、文化意义还是在物质补贴上，都属于农村社会中的体面阶层；然而，70年代后期开始的市场转型却打破了农村社会中传统的话语体系，这场改革使得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并迅速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开始了一个“去集体化”的社会进程，经济因素逐渐展露出影响力并不断被强调。农村社会中对于精英的界定由文化与政治权威向经济权威转移。赤脚医生群体被动地从国家医疗体制退出又面临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他们在经济的浪潮中举步维艰，所以，赤脚医生群体在乡土社会中精英的形象在社会转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延续。
由于笔者的父母亲曾经有过开办私人诊所的经历，所以在我血脉相连的生活世界中生存着这样一群赤脚医生，他们曾经是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一根针、一把草”救死扶伤的红色青年，曾经以乡村医生、文化人的身份体面地生活在乡土世界中。然而，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改变了这些人的命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依然执着地守望着自己小小的卫生室，回味着曾经拥有过的光辉岁月；一部分拥有较强市场意识的人联合起来开办一个相对较具规模的诊所，依靠团体的力量与市场、还有体制内的医疗机构苦苦博弈；而更具悲剧色彩的一群人，他们无法在乡村继续他们赤脚医生的角色。为了生存，他们和其他农村劳动力一样，成为城市中众多农民工的一份子。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人到底经历了什么，这种经历仅仅向我们展示了该群体自身的状况，还是一个时代在个体身上留下的印记。2赤脚医生从文革时代政治语言中红色与奉献的象征走向市场环境下的利益个体，甚至在市场过于激烈的竞争中走向萧条与衰落，这种经历绝非单单属于这个群体，而属于这个时代，属于一段历史。所以，笔者希望以一名倾听者的身份去记录这些人曾经的故事，以此来告诉这个时代，有这样一群人曾经真实地存在过。
2.研究发现
（一）作为国家治理策略的乡村诊所与赤脚医生
就中国广大农村村民而言，集体诊所与赤脚医生的存在为他们的日常健康提供了保障，就60年代的中国而言，赤脚医生的存在事实上具有两个面向，正如“东亚病夫”复杂的意涵一样：首先，它直指一种生物现象；同时，在可见的身体疾病之外，更是一种隐喻，一种关于国家及其民众的政治隐喻和象征。所以，建构赤脚医生群体的目的不单单指向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国家的政治策略。新中国的成立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权威关系，合作社、集体公社的建立颠覆了“皇权不下乡”的模式，传统农村中乡绅、地主的精英地位滑落。然而，正如奥格本的“文化堕距”所言，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乡土中国中的百姓已经习惯了“皇权不下乡”的文化模式，他们对于乡土精英群体源自文化与内心的认同并不是红色政权的进入就可以打破的。而国家在契合的时间倡导创建赤脚医生群体，不仅是对国家所需要的“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的大力宣扬与强调，更在农村社会中构建了全新的精英形象。
（二）社会转型如何引起赤脚医生的位置痛苦
a）市场意识形态扩张，传统权威观念没落
在国家与市场的联袂冲击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改变了传统乡土世界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现代化作为一种现实体验发生在广大农村，伴随着农民身份的不断转换以及农民流动性的增强，乡村文化主体的观念、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和信仰体系、乡村社会结构设置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外源性文化的强力进入，打破了乡土社会中对于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的肯定。
在集体化时代，赤脚医生作为国家治理策略而被构建的一个群体，具有合法化的内涵，并且不断获得国家宣传工具的宣扬与强调。就计划体制下深深扎根于土地的农民而言，国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中构建出一个全新的乡土精英完全符合农民自觉文化情结中对于乡村精英的期待。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二元壁垒被逐步突破，乡镇企业、外出务工等各种农村现代化的渠道改变了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和收入基础。社会转型带来了全新的市场意识和经济理性。农民企业家、外出务工者，他们作为社会转型的产物，成为乡土世界中新的一代精英。
b）同类组织竞争
中国的社会转型不像东欧国家的政权全面更迭，而是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市场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在联袂的状态下运作。所以，乡村诊所、医院、妇幼保健院等医疗机构，面对国家与市场，他们的身份却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他们的遭遇也决然不同。医院，妇幼保健站生存于体制的保护之中，国家这个强大的机器以合法化、制度化的方式为他们规避风险，而乡村诊所作为制度上的出局者，却被推向市场，成为独立风险承担者。 除了和体制内的医疗机构博弈与抗衡，赤脚医生诊所还要面对的是来自药价的竞争。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放松对药品行业的掌控，药厂数量增加，诊所进药渠道多元化，药价失去了统一的标准，同类组织通过药价进行恶性竞争。
正如图1所示，在转型之前，诊所进药直接与医药公司联系，而医药公司直接受国家控制，药价处于一个稳定与统一的范畴之内，而转型之后，药厂作为市场经济特征下的一种营利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诊所进药的途径再也不仅仅局限于医药公司了。药品，这种原本不属于普通商品范畴的物质，被一并卷入市场交易的漩涡。而药品一旦成为普通商品，那么市场原则即价格机制就会在药品行业发生作用。
可以想象，无论是来自体制内的压力，还是药价方面的竞争，对于赤脚医生而言，他们永远都是弱势的一方。从权威关系出发，他们是制度上的出局者，缺少国家的保护；就经济实力而言，他们属于市场大潮中的蝼蚁，只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苦苦挣扎。
c）乡村凋敝，就医人数减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由此带来的农民流动，用美国西南大学罗康教授的话说，是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4在这之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虚化了社会成员的主体身份，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吞没了市场与社会。农民意识到自己的生存资源来自于国家与集体，所以只好被动地服从。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合法化，农民的利益和权益首次得到了确认和表达。5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农民获得了一种较先前有很大改变的资源，即农民的劳动权。6
面对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市场，农民无法仅仅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资本--例如支付就医、就学等高昂花费。所以，他们只能选择进入城市去获取更多的资源。当然，就本研究而言，无论农民是出于被动还是主动地进入城市，这带来的一个事实就是乡村日渐凋敝，乡村人口减少，“赤脚医生”开办的诊所已经失去了市场和存在的意义。
d）现代化引起的民众理性化和现代交通的发展。
现代化被认为是一个除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主体趋于多元化，民众的主体意识不断增长，就是否到村诊所就医一事而言，村民有了更多的自己的想法。一般情况下，村民家中普遍都自备常用药，当病情达到家中的自备药已无法缓解情况下，在村民的理性和现代的交通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他们会选择去镇上或者县里的医院就诊。
3.結语
就宏大的社会转型而言，赤脚医生只是其中一个渺小的群体，但是作为类本质的个体，作为一个充盈而又意义的生命，他们理应被倾听、被关注。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国家出于农村医疗与国家政治的考量，在乡土世界中构建出赤脚医生这一群融合乡土文化期待与意识形态的新精英群体。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作为一种现实经验进入乡土世界，由于国家退出、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传统社会里权威概念的变迁，同类组织竞争加剧以及乡村凋敝等一系列现实，赤脚医生正在从昔日的“太阳花”走向衰败与没落，曾经作为国家治理技术而被构建的这个群体只是在制度的边缘徘徊了短暂的时间就被时代抛弃。
从一名社会学学生的视角出发，展现不为人知或被人视而不见的“社会痛苦”是我们的重要任务，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不仅要研究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角色和作用，还要将目光下移，关注社会底层，即那些承担主要改革成本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7而赤脚医生就是广大劳动人民中承担改革成本的一份子，无疑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本研究立足真实的历史，通过与历史亲历者的具有深度和密度的互动，从而对赤脚医生的过去、现在做一个简单的描述，特别是针对社会转型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来研究国家与市场联袂冲击下赤脚医生地位滑落过程中所承受的位置痛苦，以打破事件主体自身无力言说和时代普遍失语症的悲剧。当然，赤脚医生群体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伴随着现代化的潮流与时代的进步发展，他们的消失已经成为一个无法改变的趋势，但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盛宴不应该由任何一个群体来买单。作为一个曾经为共和国的医疗与基层治理事业付出过的群体，一方面，我们希望该群体可以以结社的力量走向公民权，从而维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我们呼吁国家出台相应政策对赤脚医生群体实施保护。自2011年始，浙江省已出台文件，规定农村赤脚医生可享受养老补助，就赤脚医生的生命历程而言，这无疑会是一个良性的转变。
参考文献：
[1]毕向阳.《转型时代社会学的责任与使命—布迪厄<世界的苦难>及其启示》[J] 社会.2005（4）
[2]郭于华《倾听底层》[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胡宜《疾病、政治与国家建设》[D]华中师范大学，2007
[4]戢志森.《转型期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研究》 [D].华中师范大学，2007.
[5]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J]开放时代.2005（2）
[6]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J]开放时代.2008（2）
[7]宋时歌《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J].社会学研究.1998（3）
[8]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0
[9]温益群.《”赤脚医生”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2）
[10]杨念群.《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J]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
[11]杨善华、赵力涛《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中社区秩序的重建》[J]社会学研究.1996（5）
[12]郑杭生、潘鸿雁《社会转型期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社会学视野》[J]探索与争鸣.2006（1）
尾注：“赤脚医生”是文革中期开始后出现的名词，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其中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本文希望通过对赤脚医生的口述资料搜集，研究者与被访者的交流，特别是通过与历史亲历者具有深度和密度的互动，来认识社会转型是怎样影响赤脚医生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赤脚医生在面临国家退出与市场挑战的双重压力下所承受的位置痛苦。
【关键词】赤脚医生；社会转型；位置痛苦
1.引言
在20世纪的中国，40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70年代后期的市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农民的生活机会。新中国的成立以及随之而来30年的共产主义实验，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锻造了一代红色的国民，土地改革以后，传统中国农村的政治精英阶层（如地主、乡绅等）被贴上“坏分子”的标签，沦为社会底层，取代他们精英位置的是一个有“红色背景”（如党员、革命战争中的功臣以及其他政治上的忠诚者）的新精英群体。而赤脚医生1----作为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形成的一个群体，无论在政治背景、文化意义还是在物质补贴上，都属于农村社会中的体面阶层；然而，70年代后期开始的市场转型却打破了农村社会中传统的话语体系，这场改革使得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并迅速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开始了一个“去集体化”的社会进程，经济因素逐渐展露出影响力并不断被强调。农村社会中对于精英的界定由文化与政治权威向经济权威转移。赤脚医生群体被动地从国家医疗体制退出又面临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他们在经济的浪潮中举步维艰，所以，赤脚医生群体在乡土社会中精英的形象在社会转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延续。
由于笔者的父母亲曾经有过开办私人诊所的经历，所以在我血脉相连的生活世界中生存着这样一群赤脚医生，他们曾经是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一根针、一把草”救死扶伤的红色青年，曾经以乡村医生、文化人的身份体面地生活在乡土世界中。然而，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改变了这些人的命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依然执着地守望着自己小小的卫生室，回味着曾经拥有过的光辉岁月；一部分拥有较强市场意识的人联合起来开办一个相对较具规模的诊所，依靠团体的力量与市场、还有体制内的医疗机构苦苦博弈；而更具悲剧色彩的一群人，他们无法在乡村继续他们赤脚医生的角色。为了生存，他们和其他农村劳动力一样，成为城市中众多农民工的一份子。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人到底经历了什么，这种经历仅仅向我们展示了该群体自身的状况，还是一个时代在个体身上留下的印记。2赤脚医生从文革时代政治语言中红色与奉献的象征走向市场环境下的利益个体，甚至在市场过于激烈的竞争中走向萧条与衰落，这种经历绝非单单属于这个群体，而属于这个时代，属于一段历史。所以，笔者希望以一名倾听者的身份去记录这些人曾经的故事，以此来告诉这个时代，有这样一群人曾经真实地存在过。
2.研究发现
（一）作为国家治理策略的乡村诊所与赤脚医生
就中国广大农村村民而言，集体诊所与赤脚医生的存在为他们的日常健康提供了保障，就60年代的中国而言，赤脚医生的存在事实上具有两个面向，正如“东亚病夫”复杂的意涵一样：首先，它直指一种生物现象；同时，在可见的身体疾病之外，更是一种隐喻，一种关于国家及其民众的政治隐喻和象征。所以，建构赤脚医生群体的目的不单单指向农村缺医少药的现实，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国家的政治策略。新中国的成立打破了传统社会的权威关系，合作社、集体公社的建立颠覆了“皇权不下乡”的模式，传统农村中乡绅、地主的精英地位滑落。然而，正如奥格本的“文化堕距”所言，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乡土中国中的百姓已经习惯了“皇权不下乡”的文化模式，他们对于乡土精英群体源自文化与内心的认同并不是红色政权的进入就可以打破的。而国家在契合的时间倡导创建赤脚医生群体，不仅是对国家所需要的“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的大力宣扬与强调，更在农村社会中构建了全新的精英形象。
（二）社会转型如何引起赤脚医生的位置痛苦
a）市场意识形态扩张，传统权威观念没落
在国家与市场的联袂冲击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改变了传统乡土世界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现代化作为一种现实体验发生在广大农村，伴随着农民身份的不断转换以及农民流动性的增强，乡村文化主体的观念、乡村社会的文化价值和信仰体系、乡村社会结构设置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外源性文化的强力进入，打破了乡土社会中对于文化权威与政治权威的肯定。
在集体化时代，赤脚医生作为国家治理策略而被构建的一个群体，具有合法化的内涵，并且不断获得国家宣传工具的宣扬与强调。就计划体制下深深扎根于土地的农民而言，国家从他们的生活世界中构建出一个全新的乡土精英完全符合农民自觉文化情结中对于乡村精英的期待。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城乡二元壁垒被逐步突破，乡镇企业、外出务工等各种农村现代化的渠道改变了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和收入基础。社会转型带来了全新的市场意识和经济理性。农民企业家、外出务工者，他们作为社会转型的产物，成为乡土世界中新的一代精英。
b）同类组织竞争
中国的社会转型不像东欧国家的政权全面更迭，而是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市场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分离的，而是在联袂的状态下运作。所以，乡村诊所、医院、妇幼保健院等医疗机构，面对国家与市场，他们的身份却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他们的遭遇也决然不同。医院，妇幼保健站生存于体制的保护之中，国家这个强大的机器以合法化、制度化的方式为他们规避风险，而乡村诊所作为制度上的出局者，却被推向市场，成为独立风险承担者。 除了和体制内的医疗机构博弈与抗衡，赤脚医生诊所还要面对的是来自药价的竞争。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放松对药品行业的掌控，药厂数量增加，诊所进药渠道多元化，药价失去了统一的标准，同类组织通过药价进行恶性竞争。
正如图1所示，在转型之前，诊所进药直接与医药公司联系，而医药公司直接受国家控制，药价处于一个稳定与统一的范畴之内，而转型之后，药厂作为市场经济特征下的一种营利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诊所进药的途径再也不仅仅局限于医药公司了。药品，这种原本不属于普通商品范畴的物质，被一并卷入市场交易的漩涡。而药品一旦成为普通商品，那么市场原则即价格机制就会在药品行业发生作用。
可以想象，无论是来自体制内的压力，还是药价方面的竞争，对于赤脚医生而言，他们永远都是弱势的一方。从权威关系出发，他们是制度上的出局者，缺少国家的保护；就经济实力而言，他们属于市场大潮中的蝼蚁，只能在残酷的竞争中苦苦挣扎。
c）乡村凋敝，就医人数减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由此带来的农民流动，用美国西南大学罗康教授的话说，是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4在这之前，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虚化了社会成员的主体身份，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吞没了市场与社会。农民意识到自己的生存资源来自于国家与集体，所以只好被动地服从。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合法化，农民的利益和权益首次得到了确认和表达。5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农民获得了一种较先前有很大改变的资源，即农民的劳动权。6
面对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市场，农民无法仅仅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资本--例如支付就医、就学等高昂花费。所以，他们只能选择进入城市去获取更多的资源。当然，就本研究而言，无论农民是出于被动还是主动地进入城市，这带来的一个事实就是乡村日渐凋敝，乡村人口减少，“赤脚医生”开办的诊所已经失去了市场和存在的意义。
d）现代化引起的民众理性化和现代交通的发展。
现代化被认为是一个除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主体趋于多元化，民众的主体意识不断增长，就是否到村诊所就医一事而言，村民有了更多的自己的想法。一般情况下，村民家中普遍都自备常用药，当病情达到家中的自备药已无法缓解情况下，在村民的理性和现代的交通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他们会选择去镇上或者县里的医院就诊。
3.結语
就宏大的社会转型而言，赤脚医生只是其中一个渺小的群体，但是作为类本质的个体，作为一个充盈而又意义的生命，他们理应被倾听、被关注。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国家出于农村医疗与国家政治的考量，在乡土世界中构建出赤脚医生这一群融合乡土文化期待与意识形态的新精英群体。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作为一种现实经验进入乡土世界，由于国家退出、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传统社会里权威概念的变迁，同类组织竞争加剧以及乡村凋敝等一系列现实，赤脚医生正在从昔日的“太阳花”走向衰败与没落，曾经作为国家治理技术而被构建的这个群体只是在制度的边缘徘徊了短暂的时间就被时代抛弃。
从一名社会学学生的视角出发，展现不为人知或被人视而不见的“社会痛苦”是我们的重要任务，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不仅要研究知识分子、企业家、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角色和作用，还要将目光下移，关注社会底层，即那些承担主要改革成本的普通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7而赤脚医生就是广大劳动人民中承担改革成本的一份子，无疑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本研究立足真实的历史，通过与历史亲历者的具有深度和密度的互动，从而对赤脚医生的过去、现在做一个简单的描述，特别是针对社会转型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来研究国家与市场联袂冲击下赤脚医生地位滑落过程中所承受的位置痛苦，以打破事件主体自身无力言说和时代普遍失语症的悲剧。当然，赤脚医生群体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伴随着现代化的潮流与时代的进步发展，他们的消失已经成为一个无法改变的趋势，但是，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盛宴不应该由任何一个群体来买单。作为一个曾经为共和国的医疗与基层治理事业付出过的群体，一方面，我们希望该群体可以以结社的力量走向公民权，从而维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我们呼吁国家出台相应政策对赤脚医生群体实施保护。自2011年始，浙江省已出台文件，规定农村赤脚医生可享受养老补助，就赤脚医生的生命历程而言，这无疑会是一个良性的转变。
参考文献：
[1]毕向阳.《转型时代社会学的责任与使命—布迪厄<世界的苦难>及其启示》[J] 社会.2005（4）
[2]郭于华《倾听底层》[M] 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胡宜《疾病、政治与国家建设》[D]华中师范大学，2007
[4]戢志森.《转型期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研究》 [D].华中师范大学，2007.
[5]潘毅《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J]开放时代.2005（2）
[6]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J]开放时代.2008（2）
[7]宋时歌《权力转换的延迟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精英再生与循环的一种解释》[J].社会学研究.1998（3）
[8]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0
[9]温益群.《”赤脚医生”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2）
[10]杨念群.《如何从‘医疗史’的视角理解现代政治》[J]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
[11]杨善华、赵力涛《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中社区秩序的重建》[J]社会学研究.1996（5）
[12]郑杭生、潘鸿雁《社会转型期农民外出务工现象的社会学视野》[J]探索与争鸣.2006（1）
尾注：“赤脚医生”是文革中期开始后出现的名词，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其中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