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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达恂，湖南长沙人，1906年10月出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先后担任长沙十八区区委书记，长沙县委书记，长沙市委组织部部长、书记，湘北特委书记，武汉解放委员会秘书长，大连市副市长、市长，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1959年4月28日因病突然昏厥，与世长辞，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
受命接管大连港
1949年春，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中共大连地区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同年3月，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毛达恂任大连市代理市长，后任市长。
1950年，苏联准备将大连港交还我国管理，中央决定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毛达恂承担。毛达恂在执行接管任务时，一方面按中央的指示审慎地和苏联代表友好相处，肯定抗战中苏联帮助我国解放大连的功绩，维护中苏友谊，另一方面深入到干部和码头工人中调查研究、体察民情。
1950年底，毛达恂进入大连港，办理接管的准备工作。大连港的苏方领导，对毛达恂前来接收表示欢迎。苏方对毛达恂非常了解，深知毛达恂在大连市政府和市关东交通公司任职时创造了良好的政绩，深受大连人民的敬佩，并与苏方有长期来往的友谊。因此，接收工作非常顺利。
1951年1月，苏方将军管的各单位逐步移交给中方，但苏军未撤走，原因是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为了辽东半岛的安全，经中苏双方议定，苏军暂时留大连，直到1955年。抗美援朝结束后，中方第三兵团从朝鲜半岛调来，接替苏军防务后，苏军才撤离回国。
在接管大连港的工作中，毛达恂非常重视学习苏方治港的经验。他加紧学习俄语，组织专人翻译苏方的有关资料、文件、报表等；开办各种业务、技术、管理训练班，请苏联专家讲课，制定包教包会合同；与苏方研究决定由中方干部担任正职，上岗锻炼，苏方同志担任副职，帮助处理业务，以便边学习、边移交、边接管。
毛达恂还邀请原港长诺维可夫（苏联三级舰队少将指挥员、苏联科学院院士）作报告，讲述海港的建设和今后的任务，码头管理应注意事项，大连港的优越条件和特点等问题，这加强了中方广大职工的业务知识，使职工们更加热爱本职工作，增强了建设新大连港的信心。毛达恂还经常强调全体职工一定要搞好中苏两国关系。他强调搞好中苏关系，是做好接收工作的关键，交接工作要本着“交多少、接多少”的原则，要顾全大局，切不可在小事上纠缠。
在接管过程中，毛达恂非常低调。他与苏方港长诺维可夫第一次见面时即亲切地说：“上级派我来是学习港务管理的知识和经验的，我要做您的小学生。”诺维可夫笑着说：“咱们一块儿工作，很快就会熟练……”从此，中苏双方的领导之间相互敬重，感情十分融洽。苏方同志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中方尽力设法帮助解决。由于双方友善相处，关系和谐，接收工作很快就顺利完成。
担任大连港第一任中国籍港长
1951年2月1日，毛达恂正式就任大连港第一任中国籍港长。
大连港由毛达恂担任港长后，面临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周转短缺、人才匮乏。
当时大连港由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管辖，为此，毛达恂特向交通部长章伯钧汇报请示，经批准将苏联管理5年期间积存的利润，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同时，交通部批准大连港3年内免交利润，实行“以港养港”，基本上解决了资金短缺的困难。
为了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毛达恂挽留了大部分苏联专家继续留港工作，并从市内设法抽调干部充实海港，又从上海、北京、长沙等地请来了很多专家、医师、工程技术人员，还招收了一大批具有大学、高中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到港工作。
为了提高全港干部的素质，毛达恂创办了大连港技术学校，使之成为全国港口最早最大的一所海港技校。第一批学员达300多人，毛达恂兼任校长。学校办出影响后，全国各港纷纷派遣干部来大连港技术学校学习。此举从根本上解决了大连港人才匮乏的问题。
毛达恂到任后最得人心的第一件事是取消了码头装卸工人出港门时要搜身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侮辱中国工人人格的制度，从日本统治时期到苏军管制的5年，一直沿袭下来。废除这个制度后，工人们无限感慨、兴奋地说：“解放了，新中国工人站起来了，我们工人真正做了国家的主人。”不仅如此，毛达恂还为工人们办了不少其他好事，如将装卸工作每人的作息时间，由原来平均每周54个小时的两班制，改为每周44个小时的三班倒；给装卸工人每人发7尺优质棉布垫肩，天冷时还可以作腰带用；夏天熬绿豆汤、冬天熬葱姜汤，给工人们工作时解渴御寒。大连港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由此空前高涨。
改善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
在职工的业余休息时间，毛达恂亲自带领职工大搞业余义务劳动，将明泽湖两畔荒废的南山职工公园（后改为儿童公园）修复，供职工们游乐。
当时，大连港有固定职工6000余人，连同家属有2万余人，为使大家就医方便，毛达恂亲自寻访中西名医，在中山区七星街创建了一所综合性医院，有床位100余张。为维护大连港的治安，毛达恂又请有关部门拨给枪支100多支建立港警队，这成为以后全国港口建立公安组织的雏形。
毛达恂对全港的职工业余文娱活动也极为关心，如修建码头球场，放映露天电影、创办职工图书馆等。
毛达恂非常关心工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他决定筹集资金，修建“码头工人之家”。原先码头工人居住的“红房子”是窝棚，是日寇统治码头工人时的集中营，都是用破木板、草席、破油毡纸搭成的。当时工人们称它为“贫民窟”“穷汉岭”，居住条件实在太差。
毛达恂看到码头工人的居住情况后，对管理职工住房的干部说：“码头工人也要成家立业，也要娶老婆生孩子，也应当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房子住，和其他人一样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他决定将原“红房子”窝棚由南向北分期分批拆掉，再由南向北另建新楼房，新楼的名称是“码头工人之家”。新楼房大部分是一家一户的家庭用房，一部分是工人单身宿舍。1951年春，开建第一批工程。
在新楼没有竣工前，毛达恂决定先把港务局大楼房的“六号楼”三、四层改建成工人集体宿舍，可以进驻300人左右，首先安置过去住“红房子”窝棚里的老工人。这里的每个房间都装有衣柜、床头桌，冬天有暖气，室内外卫生有人打扫，还有大食堂，工人们下班回到宿舍就像住进了大旅馆，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和学习。对此，工人们赞不绝口。
按照中国海员总工会的指示，毛达恂兼任北洋区海员工会主席。当时，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敌视新中国，发动对华禁运封锁，企图扼杀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我国决定冲破封锁，争取外轮帮助我们运输。
随后，争取外轮帮我们搞运输的方法获得初步成功。绝大部分是英籍轮船，也有少量的巴拿马籍轮船。船上的海员除少数为外籍外，绝大部分是港澳同胞，也有部分是印度水手。这些海员，一般都不喜欢来大陆，原因是港口娱乐设备较差，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没有好玩的地方”。
毛达恂身兼北洋海员工会主席，接到上级的通知要大连创建国际海员俱乐部，他选择人民路原日本三菱洋行的办公大楼旧址，作为国际海员俱乐部。经毛达恂的精心设计和亲自监督装修，这个俱乐部确实算得上国际水平，各种娱乐设施新颖齐全，吸引了许多外轮的船长和船员。从此，大连港的外轮如潮涌而来。
受命接管大连港
1949年春，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中共大连地区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同年3月，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毛达恂任大连市代理市长，后任市长。
1950年，苏联准备将大连港交还我国管理，中央决定将这一重要任务交给毛达恂承担。毛达恂在执行接管任务时，一方面按中央的指示审慎地和苏联代表友好相处，肯定抗战中苏联帮助我国解放大连的功绩，维护中苏友谊，另一方面深入到干部和码头工人中调查研究、体察民情。
1950年底，毛达恂进入大连港，办理接管的准备工作。大连港的苏方领导，对毛达恂前来接收表示欢迎。苏方对毛达恂非常了解，深知毛达恂在大连市政府和市关东交通公司任职时创造了良好的政绩，深受大连人民的敬佩，并与苏方有长期来往的友谊。因此，接收工作非常顺利。
1951年1月，苏方将军管的各单位逐步移交给中方，但苏军未撤走，原因是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为了辽东半岛的安全，经中苏双方议定，苏军暂时留大连，直到1955年。抗美援朝结束后，中方第三兵团从朝鲜半岛调来，接替苏军防务后，苏军才撤离回国。
在接管大连港的工作中，毛达恂非常重视学习苏方治港的经验。他加紧学习俄语，组织专人翻译苏方的有关资料、文件、报表等；开办各种业务、技术、管理训练班，请苏联专家讲课，制定包教包会合同；与苏方研究决定由中方干部担任正职，上岗锻炼，苏方同志担任副职，帮助处理业务，以便边学习、边移交、边接管。
毛达恂还邀请原港长诺维可夫（苏联三级舰队少将指挥员、苏联科学院院士）作报告，讲述海港的建设和今后的任务，码头管理应注意事项，大连港的优越条件和特点等问题，这加强了中方广大职工的业务知识，使职工们更加热爱本职工作，增强了建设新大连港的信心。毛达恂还经常强调全体职工一定要搞好中苏两国关系。他强调搞好中苏关系，是做好接收工作的关键，交接工作要本着“交多少、接多少”的原则，要顾全大局，切不可在小事上纠缠。
在接管过程中，毛达恂非常低调。他与苏方港长诺维可夫第一次见面时即亲切地说：“上级派我来是学习港务管理的知识和经验的，我要做您的小学生。”诺维可夫笑着说：“咱们一块儿工作，很快就会熟练……”从此，中苏双方的领导之间相互敬重，感情十分融洽。苏方同志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中方尽力设法帮助解决。由于双方友善相处，关系和谐，接收工作很快就顺利完成。
担任大连港第一任中国籍港长
1951年2月1日，毛达恂正式就任大连港第一任中国籍港长。
大连港由毛达恂担任港长后，面临最大的困难是资金周转短缺、人才匮乏。
当时大连港由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管辖，为此，毛达恂特向交通部长章伯钧汇报请示，经批准将苏联管理5年期间积存的利润，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同时，交通部批准大连港3年内免交利润，实行“以港养港”，基本上解决了资金短缺的困难。
为了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毛达恂挽留了大部分苏联专家继续留港工作，并从市内设法抽调干部充实海港，又从上海、北京、长沙等地请来了很多专家、医师、工程技术人员，还招收了一大批具有大学、高中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到港工作。
为了提高全港干部的素质，毛达恂创办了大连港技术学校，使之成为全国港口最早最大的一所海港技校。第一批学员达300多人，毛达恂兼任校长。学校办出影响后，全国各港纷纷派遣干部来大连港技术学校学习。此举从根本上解决了大连港人才匮乏的问题。
毛达恂到任后最得人心的第一件事是取消了码头装卸工人出港门时要搜身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侮辱中国工人人格的制度，从日本统治时期到苏军管制的5年，一直沿袭下来。废除这个制度后，工人们无限感慨、兴奋地说：“解放了，新中国工人站起来了，我们工人真正做了国家的主人。”不仅如此，毛达恂还为工人们办了不少其他好事，如将装卸工作每人的作息时间，由原来平均每周54个小时的两班制，改为每周44个小时的三班倒；给装卸工人每人发7尺优质棉布垫肩，天冷时还可以作腰带用；夏天熬绿豆汤、冬天熬葱姜汤，给工人们工作时解渴御寒。大连港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由此空前高涨。
改善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
在职工的业余休息时间，毛达恂亲自带领职工大搞业余义务劳动，将明泽湖两畔荒废的南山职工公园（后改为儿童公园）修复，供职工们游乐。
当时，大连港有固定职工6000余人，连同家属有2万余人，为使大家就医方便，毛达恂亲自寻访中西名医，在中山区七星街创建了一所综合性医院，有床位100余张。为维护大连港的治安，毛达恂又请有关部门拨给枪支100多支建立港警队，这成为以后全国港口建立公安组织的雏形。
毛达恂对全港的职工业余文娱活动也极为关心，如修建码头球场，放映露天电影、创办职工图书馆等。
毛达恂非常关心工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他决定筹集资金，修建“码头工人之家”。原先码头工人居住的“红房子”是窝棚，是日寇统治码头工人时的集中营，都是用破木板、草席、破油毡纸搭成的。当时工人们称它为“贫民窟”“穷汉岭”，居住条件实在太差。
毛达恂看到码头工人的居住情况后，对管理职工住房的干部说：“码头工人也要成家立业，也要娶老婆生孩子，也应当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房子住，和其他人一样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他决定将原“红房子”窝棚由南向北分期分批拆掉，再由南向北另建新楼房，新楼的名称是“码头工人之家”。新楼房大部分是一家一户的家庭用房，一部分是工人单身宿舍。1951年春，开建第一批工程。
在新楼没有竣工前，毛达恂决定先把港务局大楼房的“六号楼”三、四层改建成工人集体宿舍，可以进驻300人左右，首先安置过去住“红房子”窝棚里的老工人。这里的每个房间都装有衣柜、床头桌，冬天有暖气，室内外卫生有人打扫，还有大食堂，工人们下班回到宿舍就像住进了大旅馆，可以得到很好的休息和学习。对此，工人们赞不绝口。
按照中国海员总工会的指示，毛达恂兼任北洋区海员工会主席。当时，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敌视新中国，发动对华禁运封锁，企图扼杀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我国决定冲破封锁，争取外轮帮助我们运输。
随后，争取外轮帮我们搞运输的方法获得初步成功。绝大部分是英籍轮船，也有少量的巴拿马籍轮船。船上的海员除少数为外籍外，绝大部分是港澳同胞，也有部分是印度水手。这些海员，一般都不喜欢来大陆，原因是港口娱乐设备较差，也就是俗话所说的“没有好玩的地方”。
毛达恂身兼北洋海员工会主席，接到上级的通知要大连创建国际海员俱乐部，他选择人民路原日本三菱洋行的办公大楼旧址，作为国际海员俱乐部。经毛达恂的精心设计和亲自监督装修，这个俱乐部确实算得上国际水平，各种娱乐设施新颖齐全，吸引了许多外轮的船长和船员。从此，大连港的外轮如潮涌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