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
　　台湾政论家
　　以前在读明清笔记和官场小说时，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中国古代官场在叙述贪污这种行为时都是占用着道德语言。
　　例如送贿给大官权贵叫做“孝敬”、“报效”；送贿给差不多的平辈叫做“彼此关照”；古代的《两淮盐法志》里提到官吏向盐商要钱，即有“提携”、“规礼”、“别敬”等。清代的徐文弼曾编著一本 《吏治悬镜》，这是给县官看的人性百科全书，在提到各种人贪污时，就有“茶果”、“酬劳”、“折乾”、“致谢”等。另外， 《官场现形记》里也有“孝敬”、“文仪”、“喜敬”等。这些贪污语言都说得很好听，很合乎道德人情。当贪污送贿收贿这种事用了很合乎道德人情的语言，明明不对的事情就无所谓了。
　　中国古代官场之所以对贪污贿赂变得漫不经心，肯定和贪污语言占用了道德人情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件事的对或错，在叙述该件事的语言上就应准确清楚，但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官僚，为了合理化他们的贪污文化，却将贪污这种事说得好像很正当，于是古代官场对贪污这种行为，遂等于根本没有道德防线。用哲学一点的说法，就是古代用合乎道德人情的语言来说贪污这种行为，贪污就变成了“稀松平常”（banality），这乃是古代官场对贪污缺乏最大警觉的原因。
　　古代中国，话语权都掌握在文人士大夫手上，这些文人士大夫阶级基本上乃是特权阶级的一环，他们有个本领，就是很懂得语言的妙用。把贪污说得很好听，好像很合乎道德人情，就是语言的妙用。除了贪污这种行为被说得很好听之外，文人士大夫在两性关系上也同样把许多不应该做的事讲得很好听，在此可以用“风流”这个词为例，加以说明。
　　古代中国的性关系并不平等。皇帝可以有三宫六院、后宫佳丽三千这种场面；文人士大夫由于多半为地主缙绅，家中亦有妻妾婢多人，如果官运亨通，家里还养得起乐伎声伎。至于一般小老百姓，由于生活不易，能够养活一个妻子就已不错了。正因文人士大夫在两性关系上属于特权阶级，因而遂有了文人士大夫的“风流”文化。“风流”成了文人士大夫的性的理想国。
　　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都喜欢以“风流”自命，除了家里的妻妾外，外面最好还有几个红粉佳人、红粉知己。古代的稗官野史里，对文人士大夫官僚这种“风流”事迹最感兴趣，称其为韵事，但是以现代较为出格的说法，所谓的“风流”其实只不过是美化了的下流。它合理化了文人士大夫在性关系上的乱七八糟。中国士大夫对贪污无所警觉，对私生活缺少检点，这其实都和语言所形成的文化有关。
　　因此，中国士大夫和文人都有一个风流梦，除了家里的那一个外，最好还有一到多个红粉知己可以饮风弄月、红袖添香。这种事在社会上及道德上其实并不光荣，但一想这种事只不过是一种风流韵事，很容易就原谅了自己，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对。
　　现在的性别关系当然已经变了，但文人士大夫的那种“风流”梦由于深植在文化中，所以依然存在。由于文人士大夫多半是老师、教授、官僚阶级，他们在性关系上属于支配阶级，只要他们自命风流，的确很有条件使风流梦成真。大学生为了讨老师欢心，为了分数或好工作，很容易半推半就上了床；小部属也很容易就投怀送抱。这都是风流，但风流的背后都有着性别上的权力关系。有钱人找小三，多半讲明了那是一种交易，它是有点下流，但至少它下流得很坦白；文人士大夫的风流，由于以性别的权力关系为基础，它的下流程度其实更甚。编译局长衣俊卿学富五车，却“搞”上了一个女博士当小三，同时还有多个女博士投怀送抱。衣俊卿是很风流，但这种风流其实是最恶劣的下流。
　　中国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官僚就有一种风流梦，即是一种把性关系的下流美化了的说法。现在我们要知道，其实并没有风流这种事情，风流就是下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