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谢飞老师在向2018年2月的尼泊尔国际电影节推荐我做评委之前，先发来短信问：“你是否愿意去那里？因为会比较艰苦。”我毫不犹豫就回复了：“非常想去！”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尼泊尔，看网上说起来，那里的“幸福指数”很高。不管谢飞老师说有多“艰苦”，我根本不以为然，“国际电影节”，不管怎么说也是五星级、商务舱、电影院里看电影。这等好事，怎么也不能拒绝。
就在我热情洋溢地与主席联系上以后，尼泊尔人“幸福指数”彻底显现出来了：他们做事不紧不慢，不说Yes，不说No，总是用一个英文词“Enjoy”结束了回信，基本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于是就这么等着。直到最后的日子，回复来了，机票确定：经济舱，半夜11点出发，中间转机5小时。我这才刚刚明白，从上海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短暂的旅途没有直飞，全中国都没有。不敢发声，经济舱就经济舱，因为谢飞老师事先是给我打过招呼的，我不能惹是生非。于是手上夹着库斯图里卡的新书《我身在历史何处》，出发了。
晚上抵达加德满都机场，我从出口望去，寻找接机的人。突然停电，一片黑暗！停电？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经历的事情，完全被吓住了，这是机场啊！听不懂他们的语言，还看不见四周，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只听见短暂的一声“哇”，然后就是沉默，集体沉默，似乎大家都习惯这样的状态。我站立在那里紧紧抓住行李杆，这是我最后可以防护的武器，一步都不敢挪动。大概在三分钟以后，灯，重新亮了！又是一声“哇”，一切继续按部就班地延续下去。机场很小很小，黑黑的，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继续寻找着接机人。完全看不见举牌子的人，更多的是看见伊斯兰教女人裹着黑头巾匆匆走过。我转了一圈又一圈，还是找不到人，于是拿出主席的信，找了一个陌生人，问他，是否可以用你的手机打个电话？陌生人爽气地答应了，接通电话以后，主席说：“车子在外面等你呢！”“哪个外面？”“我也不清楚，你等着，我打电话去问！”“可是，你不能回电了，这是人家的电话……”话没有说完，对方已经挂断。我重新拖着行李，走入昏暗的出口，等待着，慌慌张张地等待着。只要灯不灭，我想再等10分钟，再找个人打电话。好在，年轻的尼泊尔人都能用英语交流。就在10分钟快接近的时候，有人朝我走来，他叫道：Peng！我想肯定就是他了，赶紧跟着走，果然被领到一辆贴着国际电影节Logo的车前，两个高鼻子金头发的女人已经站立在那里，她们来自格鲁吉亚，带着影片《保持微笑》来参赛的。
接着，就是如期被拉进了五星级宾馆，车子直接开进小院，满院子的凤凰树，路灯下，可以看见艳丽的红花在烁烁发光，时而听见清脆的鸟叫声，那里一片南亚风光。“幸福指数”在一点一点显现出来。
第二天，通知我们一大早六点出发，电影节将在尼泊尔的大城市博卡拉举行，行程7个小时。说好6点出发，拖拖拉拉到8点，人才刚刚到齐，不紧不慢地拉上车门，开车了。
一开出宾馆大院，坐在副驾座边上的我，透过完全没有遮挡的车窗一眼望去，几乎不敢相信，这是首都？没有人行道，没有横道线，满街弥漫着尘土，拥挤的人群就在那里穿来穿去，街道上助动车、摩托车、校车、公交车和轿车，互相挤过来让过去，尘土继续弥漫，一阵风刮来，什么都看不见了，像是世界的末日。街道上的车子，除了校车，都像从战场上下来的，风尘仆仆，满是泥漿。周围没有像样的建筑，只有泥瓦堆起的小楼，有些窗户都是门洞大开，没有窗框。最奇怪的是，街道上完全没有红绿灯，就在这一片混乱里，尼泊尔人似乎有自己的耐心，看不见争吵，没有车祸，也没有乱摁喇叭的。一直开到市中心的时候，终于看见警察岗亭，像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的岗亭，矗立在宽大的马路中央。依然没有人行道，依然没有横道线，混乱中却井然有序。大路口终于出现四个红绿灯，却像是博物馆的展品，黑着，不能使用，上面落满了厚厚的尘土，灯罩的铁皮扭曲着，压扁了。
站在岗亭前的警察，手里拿着用铁皮做的像扇子一样大小的圆牌子，车子少的时候，就在身前晃动晃动，似乎在扇着炉子前的炊烟；等到车子拥堵的时候，那牌子就高高地举过头顶，红色的一面写着Stop，背面是绿色的，写着Go。即使花枝招展的大货车、加长的长途车，都在这牌子下面服从指挥。
我问同车的电影节执行主席，为什么要跑那么远的地方办电影节？他说，“由于尼泊尔2/5的人口居住在加德满都，在博卡拉那样的城市，因为人口的关系，大家没有看电影的习惯，所以电影节就是要办到那里去，把那里年轻人带动起来，让新的一代发扬起电影文化。特别是国际电影节，要让年轻的一代看见外面的世界。”可是我已经被开在盘山公路上的车子转晕了，我说，我们为什么不坐火车啊？执行主席回答道：“尼泊尔很小，我们国家没有火车。”
听着他说话，想到谢飞老师跟我说的，“他们那里的电影人，做得非常努力！”确实，执行主席，本身就是导演，他说不拍戏的时候，抓紧时间办电影节。让我想到印度导演阿米尔·汗对美国《时代周刊》说的话：“我出生在这个国家，是我的无奈！如果，下一代还是这样，是我的无能！”而尼泊尔的电影人，几乎有着与阿米尔·汗共同的理想。
电影节终于开幕了，还是老习惯，说是9：30开幕式，直到10：45了，观众还没有出现。突然，执行主席说：来了，都来了。然后带领着走红地毯的队伍往街上走，我好奇地跟在他的身后，走过了三条小马路，突然在一个商店门口停下来了，那里有几个人在奏乐，有的举着高高的大铜管子，从那里吹出像唢呐一样的声音，有人敲着尼泊尔鼓，还有人拉着小乐琴，他们管这琴叫Sarangi。等我们大批人马到达时，执行主席又挥了挥手，乐队打头阵，吹吹打打地朝电影院走去，电影节的大队人马跟在后面。因为是开幕式，大家几乎都穿着正装，没有演员。就这样，电影人黑一色的西装革履，走在浩浩荡荡的乐队后面。我想跟格鲁吉亚的女导演说话，可是话还没有说出口，自己已经笑得口水都喷出来了：实在是太像中国农村出殡的队伍！
到了电影院，我仔细一看，更是笑得趴下了。“国际电影节”的电影院，完全像我插队时的公社礼堂。门，是用两扇大铁皮装上的，打开的时候，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地板是水泥的，因为没有放映机，投影仪放在礼堂的中间，从那里拉出来的电线裸露在水泥地上，怕被人踩坏，上面压着从马路上捡来的石头。冬天，礼堂没有取暖的设备，只看见天花板下还吊着不少电扇，那里同样落满灰尘。乐队走上没有幕布的舞台继续吹打时，一个胖子冲出来，跳到乐队前面，在那里手舞足蹈地跳起了尼泊尔的民族舞蹈。音乐越来越热闹，在那没有窗户的礼堂里充满了回声。看着胖子满脸红光，那个开心啊！已经冻得发慌的我，第一个跟着他在台下跳起来，很快，整个礼堂里的人都踩着乐队的节奏开始跳舞！真的，真的，我想，这大概就是“幸福指数”！ 直到啰啰唆唆的讲话结束，开始放映开幕式电影——一部尼泊尔短片时，那种荒诞搞笑的感觉戛然而止。我被惊到了！完全没有想到，尼泊尔的电影会拍得那么漂亮，作为“国际电影节”的放映，它完全够格！明明是和北京有一拼的雾霾天，光影却透得充满层次，他们是怎么打光的？那些场景、服装、道具都细腻地表达着他们的文化，特别是电影语言就那么准确。后来，当我看见尼泊尔的参赛短片《Jaal Gedi》时，所有评委完全没有分歧，一致认为这必须是最佳短片。影片14分钟长，讲述了一个偏远山区的一天，女孩照样被打发去干活放牛，男孩穿上校服上学，正在无聊地放牛时，突然看见两个美国人出现在大山里，于是女孩不再放牛，男孩也不去上学，都跑出来看美国人。这一男一女的美国人是来尼泊尔登山的，他们累了，放下背包，从里面拿出果汁喝。孩子们沉默着认真地看着，当美国男人扔下手上喝完的果汁纸盒子继续上路时，孩子们疯一般冲下山，在石头缝里抢着要拿到那个彩色纸盒子，终于那个叫Jaal Gedi的女孩抢到了吸管，她独自一人跑到山泉边上，用吸管吸水，又把水从管子里喷出来，她快乐极了。这时候，她不知道，她放养的村长的牛跑了，在吃别人家田里的东西，一个农民跳下梯田在那里追赶着大牛，可是牛越跑越快，消失了。Jaal Gedi吓坏了，晚上她不敢回家，村里人举着火把满山遍野地寻找孩子，叫喊着她的名字。牛，摔死了，父亲呆滞的面孔，孩子惊恐地蜷缩在死牛的边上，山坡上是村里的人，高举着火把照亮了他们。最后一个镜头，导演给了一个特写，Jaal Gedi 拿着一块小石头，在山泉边上，一点一点，把那根吸管砸碎了。影片结束。
所有孩子、成人的表演都那么真实，外景透着大自然的美，阳光给孩子身上勾勒出一道道金边，运动镜头，幽默的细节，我们都被逗笑了。可是结尾的时候，在沉默中，大家开始轻轻地鼓掌！我找到导演，问他到底是怎么拍的？他说，花了4000美金，跑到他曾经教书的大山里，Jaal Gedi不漂亮，但曾经是他的学生，他知道这个孩子非常聪明，她一定会把这个人物表达好的。他们拍了四天，用两天的时间剪接、混录。全队6个人，导演和助理，摄影和助理（录音全包），一个执行制片。摄影机是问朋友借的C-300，只用了标准镜头和变焦镜头，带了几盏小灯和一个电影录音机就开拍了。4000美金，几乎就是用在食宿上，后期全部在自己的电脑上完成。我问他在哪里学的电影？他说，在摄制组做了7年的助理，他的摄影和录音都是在加德满都的电影学校里学到的技术。
回头看看电影节的观众，大多数都是中学生，他們穿着整齐的校服，认真看着电影。记得那天放映中国影片《天籁梦想》，讲述四个西藏小盲人的故事。导演因为在筹备新片，没有出现在博卡拉。如果他看见了观众对他电影的反应，我想第一个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的，一定是导演本人。影片中，每一个小细节出现时，底下观众都反应热烈。到最后，一个小盲人在手术，三个小盲人上台表演，已经完全白内障不见天日的女孩唱道：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他能重见光明，希望他看见蓝天……在最后一个音符结束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影片中的观众还没有鼓掌，我身边的观众已经是疯了一般地鼓掌，以至于他们把银幕里的掌声都淹没了。坐在我前面的美国胖子，激动得举手跷起大拇指。最后上字幕的时候，还是掌声雷动！我太感动了，被尼泊尔的这些年轻人。全片根本没有尼泊尔字幕，他们就是根据英文字幕看完影片，不只是这一部影片，电影节的所有外国影片都是这样。美国胖子是带着他的五个学生，开了7小时的车，也从加德满都赶来参加电影节了。
我猜想，这些可能都是尼泊尔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可以受比较好的教育。但是当地人告诉我，这就是尼泊尔普通中学的孩子，他们家庭也都是很普通的，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因为电脑的出现，英文教育普及也变得简单多了。我还是要问，那校服是学校统一做的吗？回答是：要家长付钱的，但校服只收成本费，都付得起，不贵的，但是困难家庭是可以拿补助和奖学金的。
等到我们离开加德满都的时候，《Jaal Gedi》的导演拿着奖，跟电影节的大车一起走了。他要赶飞机去参加2018年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他的《Jaal Gedi》被选入“短片竞赛单元”。
看着这些年轻的学生，我想到库斯图里卡导演说的：“回想一下在这个信息革命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我觉得这场革命比工业革命还要重要，因为他发觉了人脑中能以更大的规模来运作的某些部分——也就是奥威尔的世界。在那里，‘自我’的投射茫茫无边。”一个投影仪就可以举办“国际电影节”了，这不是业余的：五个评委，分别是印度孟买国际电影节主席，日本东京Filmex国际电影节主席，从尼泊尔和伊斯兰卡来的在柏林电影节上得奖的导演。只是让我觉得尴尬的是，我这个来自“大国”的评委，因为在中国打不开谷歌，我也不敢翻墙，只能背着电脑，到尼泊尔加班加点在网络上补看片子。因为所有的影片，事先都用链接发给了五个评委，他们都早早看完了，唯独我……
四天的电影节活动，50部电影，来自30个国家。尼泊尔的教育，不管是电影，还是这些中学生，似乎都踩在信息化的道路上，他们将跨越工业革命，走向世界。通过这些，我看见了尼泊尔的希望和未来。
就在我热情洋溢地与主席联系上以后，尼泊尔人“幸福指数”彻底显现出来了：他们做事不紧不慢，不说Yes，不说No，总是用一个英文词“Enjoy”结束了回信，基本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于是就这么等着。直到最后的日子，回复来了，机票确定：经济舱，半夜11点出发，中间转机5小时。我这才刚刚明白，从上海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短暂的旅途没有直飞，全中国都没有。不敢发声，经济舱就经济舱，因为谢飞老师事先是给我打过招呼的，我不能惹是生非。于是手上夹着库斯图里卡的新书《我身在历史何处》，出发了。
晚上抵达加德满都机场，我从出口望去，寻找接机的人。突然停电，一片黑暗！停电？我已经三十多年没有经历的事情，完全被吓住了，这是机场啊！听不懂他们的语言，还看不见四周，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只听见短暂的一声“哇”，然后就是沉默，集体沉默，似乎大家都习惯这样的状态。我站立在那里紧紧抓住行李杆，这是我最后可以防护的武器，一步都不敢挪动。大概在三分钟以后，灯，重新亮了！又是一声“哇”，一切继续按部就班地延续下去。机场很小很小，黑黑的，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继续寻找着接机人。完全看不见举牌子的人，更多的是看见伊斯兰教女人裹着黑头巾匆匆走过。我转了一圈又一圈，还是找不到人，于是拿出主席的信，找了一个陌生人，问他，是否可以用你的手机打个电话？陌生人爽气地答应了，接通电话以后，主席说：“车子在外面等你呢！”“哪个外面？”“我也不清楚，你等着，我打电话去问！”“可是，你不能回电了，这是人家的电话……”话没有说完，对方已经挂断。我重新拖着行李，走入昏暗的出口，等待着，慌慌张张地等待着。只要灯不灭，我想再等10分钟，再找个人打电话。好在，年轻的尼泊尔人都能用英语交流。就在10分钟快接近的时候，有人朝我走来，他叫道：Peng！我想肯定就是他了，赶紧跟着走，果然被领到一辆贴着国际电影节Logo的车前，两个高鼻子金头发的女人已经站立在那里，她们来自格鲁吉亚，带着影片《保持微笑》来参赛的。
接着，就是如期被拉进了五星级宾馆，车子直接开进小院，满院子的凤凰树，路灯下，可以看见艳丽的红花在烁烁发光，时而听见清脆的鸟叫声，那里一片南亚风光。“幸福指数”在一点一点显现出来。
第二天，通知我们一大早六点出发，电影节将在尼泊尔的大城市博卡拉举行，行程7个小时。说好6点出发，拖拖拉拉到8点，人才刚刚到齐，不紧不慢地拉上车门，开车了。
一开出宾馆大院，坐在副驾座边上的我，透过完全没有遮挡的车窗一眼望去，几乎不敢相信，这是首都？没有人行道，没有横道线，满街弥漫着尘土，拥挤的人群就在那里穿来穿去，街道上助动车、摩托车、校车、公交车和轿车，互相挤过来让过去，尘土继续弥漫，一阵风刮来，什么都看不见了，像是世界的末日。街道上的车子，除了校车，都像从战场上下来的，风尘仆仆，满是泥漿。周围没有像样的建筑，只有泥瓦堆起的小楼，有些窗户都是门洞大开，没有窗框。最奇怪的是，街道上完全没有红绿灯，就在这一片混乱里，尼泊尔人似乎有自己的耐心，看不见争吵，没有车祸，也没有乱摁喇叭的。一直开到市中心的时候，终于看见警察岗亭，像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样的岗亭，矗立在宽大的马路中央。依然没有人行道，依然没有横道线，混乱中却井然有序。大路口终于出现四个红绿灯，却像是博物馆的展品，黑着，不能使用，上面落满了厚厚的尘土，灯罩的铁皮扭曲着，压扁了。
站在岗亭前的警察，手里拿着用铁皮做的像扇子一样大小的圆牌子，车子少的时候，就在身前晃动晃动，似乎在扇着炉子前的炊烟；等到车子拥堵的时候，那牌子就高高地举过头顶，红色的一面写着Stop，背面是绿色的，写着Go。即使花枝招展的大货车、加长的长途车，都在这牌子下面服从指挥。
我问同车的电影节执行主席，为什么要跑那么远的地方办电影节？他说，“由于尼泊尔2/5的人口居住在加德满都，在博卡拉那样的城市，因为人口的关系，大家没有看电影的习惯，所以电影节就是要办到那里去，把那里年轻人带动起来，让新的一代发扬起电影文化。特别是国际电影节，要让年轻的一代看见外面的世界。”可是我已经被开在盘山公路上的车子转晕了，我说，我们为什么不坐火车啊？执行主席回答道：“尼泊尔很小，我们国家没有火车。”
听着他说话，想到谢飞老师跟我说的，“他们那里的电影人，做得非常努力！”确实，执行主席，本身就是导演，他说不拍戏的时候，抓紧时间办电影节。让我想到印度导演阿米尔·汗对美国《时代周刊》说的话：“我出生在这个国家，是我的无奈！如果，下一代还是这样，是我的无能！”而尼泊尔的电影人，几乎有着与阿米尔·汗共同的理想。
电影节终于开幕了，还是老习惯，说是9：30开幕式，直到10：45了，观众还没有出现。突然，执行主席说：来了，都来了。然后带领着走红地毯的队伍往街上走，我好奇地跟在他的身后，走过了三条小马路，突然在一个商店门口停下来了，那里有几个人在奏乐，有的举着高高的大铜管子，从那里吹出像唢呐一样的声音，有人敲着尼泊尔鼓，还有人拉着小乐琴，他们管这琴叫Sarangi。等我们大批人马到达时，执行主席又挥了挥手，乐队打头阵，吹吹打打地朝电影院走去，电影节的大队人马跟在后面。因为是开幕式，大家几乎都穿着正装，没有演员。就这样，电影人黑一色的西装革履，走在浩浩荡荡的乐队后面。我想跟格鲁吉亚的女导演说话，可是话还没有说出口，自己已经笑得口水都喷出来了：实在是太像中国农村出殡的队伍！
到了电影院，我仔细一看，更是笑得趴下了。“国际电影节”的电影院，完全像我插队时的公社礼堂。门，是用两扇大铁皮装上的，打开的时候，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地板是水泥的，因为没有放映机，投影仪放在礼堂的中间，从那里拉出来的电线裸露在水泥地上，怕被人踩坏，上面压着从马路上捡来的石头。冬天，礼堂没有取暖的设备，只看见天花板下还吊着不少电扇，那里同样落满灰尘。乐队走上没有幕布的舞台继续吹打时，一个胖子冲出来，跳到乐队前面，在那里手舞足蹈地跳起了尼泊尔的民族舞蹈。音乐越来越热闹，在那没有窗户的礼堂里充满了回声。看着胖子满脸红光，那个开心啊！已经冻得发慌的我，第一个跟着他在台下跳起来，很快，整个礼堂里的人都踩着乐队的节奏开始跳舞！真的，真的，我想，这大概就是“幸福指数”！ 直到啰啰唆唆的讲话结束，开始放映开幕式电影——一部尼泊尔短片时，那种荒诞搞笑的感觉戛然而止。我被惊到了！完全没有想到，尼泊尔的电影会拍得那么漂亮，作为“国际电影节”的放映，它完全够格！明明是和北京有一拼的雾霾天，光影却透得充满层次，他们是怎么打光的？那些场景、服装、道具都细腻地表达着他们的文化，特别是电影语言就那么准确。后来，当我看见尼泊尔的参赛短片《Jaal Gedi》时，所有评委完全没有分歧，一致认为这必须是最佳短片。影片14分钟长，讲述了一个偏远山区的一天，女孩照样被打发去干活放牛，男孩穿上校服上学，正在无聊地放牛时，突然看见两个美国人出现在大山里，于是女孩不再放牛，男孩也不去上学，都跑出来看美国人。这一男一女的美国人是来尼泊尔登山的，他们累了，放下背包，从里面拿出果汁喝。孩子们沉默着认真地看着，当美国男人扔下手上喝完的果汁纸盒子继续上路时，孩子们疯一般冲下山，在石头缝里抢着要拿到那个彩色纸盒子，终于那个叫Jaal Gedi的女孩抢到了吸管，她独自一人跑到山泉边上，用吸管吸水，又把水从管子里喷出来，她快乐极了。这时候，她不知道，她放养的村长的牛跑了，在吃别人家田里的东西，一个农民跳下梯田在那里追赶着大牛，可是牛越跑越快，消失了。Jaal Gedi吓坏了，晚上她不敢回家，村里人举着火把满山遍野地寻找孩子，叫喊着她的名字。牛，摔死了，父亲呆滞的面孔，孩子惊恐地蜷缩在死牛的边上，山坡上是村里的人，高举着火把照亮了他们。最后一个镜头，导演给了一个特写，Jaal Gedi 拿着一块小石头，在山泉边上，一点一点，把那根吸管砸碎了。影片结束。
所有孩子、成人的表演都那么真实，外景透着大自然的美，阳光给孩子身上勾勒出一道道金边，运动镜头，幽默的细节，我们都被逗笑了。可是结尾的时候，在沉默中，大家开始轻轻地鼓掌！我找到导演，问他到底是怎么拍的？他说，花了4000美金，跑到他曾经教书的大山里，Jaal Gedi不漂亮，但曾经是他的学生，他知道这个孩子非常聪明，她一定会把这个人物表达好的。他们拍了四天，用两天的时间剪接、混录。全队6个人，导演和助理，摄影和助理（录音全包），一个执行制片。摄影机是问朋友借的C-300，只用了标准镜头和变焦镜头，带了几盏小灯和一个电影录音机就开拍了。4000美金，几乎就是用在食宿上，后期全部在自己的电脑上完成。我问他在哪里学的电影？他说，在摄制组做了7年的助理，他的摄影和录音都是在加德满都的电影学校里学到的技术。
回头看看电影节的观众，大多数都是中学生，他們穿着整齐的校服，认真看着电影。记得那天放映中国影片《天籁梦想》，讲述四个西藏小盲人的故事。导演因为在筹备新片，没有出现在博卡拉。如果他看见了观众对他电影的反应，我想第一个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的，一定是导演本人。影片中，每一个小细节出现时，底下观众都反应热烈。到最后，一个小盲人在手术，三个小盲人上台表演，已经完全白内障不见天日的女孩唱道：我只有一个愿望，希望他能重见光明，希望他看见蓝天……在最后一个音符结束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影片中的观众还没有鼓掌，我身边的观众已经是疯了一般地鼓掌，以至于他们把银幕里的掌声都淹没了。坐在我前面的美国胖子，激动得举手跷起大拇指。最后上字幕的时候，还是掌声雷动！我太感动了，被尼泊尔的这些年轻人。全片根本没有尼泊尔字幕，他们就是根据英文字幕看完影片，不只是这一部影片，电影节的所有外国影片都是这样。美国胖子是带着他的五个学生，开了7小时的车，也从加德满都赶来参加电影节了。
我猜想，这些可能都是尼泊尔有钱人家的孩子，他们可以受比较好的教育。但是当地人告诉我，这就是尼泊尔普通中学的孩子，他们家庭也都是很普通的，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因为电脑的出现，英文教育普及也变得简单多了。我还是要问，那校服是学校统一做的吗？回答是：要家长付钱的，但校服只收成本费，都付得起，不贵的，但是困难家庭是可以拿补助和奖学金的。
等到我们离开加德满都的时候，《Jaal Gedi》的导演拿着奖，跟电影节的大车一起走了。他要赶飞机去参加2018年第6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他的《Jaal Gedi》被选入“短片竞赛单元”。
看着这些年轻的学生，我想到库斯图里卡导演说的：“回想一下在这个信息革命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我觉得这场革命比工业革命还要重要，因为他发觉了人脑中能以更大的规模来运作的某些部分——也就是奥威尔的世界。在那里，‘自我’的投射茫茫无边。”一个投影仪就可以举办“国际电影节”了，这不是业余的：五个评委，分别是印度孟买国际电影节主席，日本东京Filmex国际电影节主席，从尼泊尔和伊斯兰卡来的在柏林电影节上得奖的导演。只是让我觉得尴尬的是，我这个来自“大国”的评委，因为在中国打不开谷歌，我也不敢翻墙，只能背着电脑，到尼泊尔加班加点在网络上补看片子。因为所有的影片，事先都用链接发给了五个评委，他们都早早看完了，唯独我……
四天的电影节活动，50部电影，来自30个国家。尼泊尔的教育，不管是电影，还是这些中学生，似乎都踩在信息化的道路上，他们将跨越工业革命，走向世界。通过这些，我看见了尼泊尔的希望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