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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空间叙事理论角度看《封锁》与《围城》中对人物爱情模式的描写与阐释，不仅让我们读到了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对青年男女爱情悲剧的独特书写，还让我们感受到了情节叙述的背后，由现代性发展带来的某些缺失对爱情叙事文本的影响。
关键词： 空间叙事 《封锁》 《围城》 爱情模式
张爱玲的《封锁》与钱钟书的《围城》分别从普通市民和知识分子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或多段在特殊环境下因为种种原因而发生的爱情悲剧。近年来，由于空间叙事研究在叙事学领域的不断发展，《封锁》和《围城》在空间叙事方面被开掘出了新的阐释价值。同时，自五四时期喊出“自由恋爱”口号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现代性在行进途中发生的异化现象，使得青年男女的爱情模式一直存在向非常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从鲁迅的《伤逝》，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到“新感觉派”的诸多小说中无不有所体现，由此引发了论者对20世纪40年代现代性发展背景下爱情文本内涵的思考。本文将从空间叙事的角度探索这两部作品叙述爱情故事的特殊空间及特点，并结合现代性视域总结其对爱情叙事文本的影响。
一、不同空间中的信息流向
从整体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封锁》与《围城》的爱情文本受制于同样的空间因素：个人空间，包括恋爱本身的互动与进展及恋爱双方各自的语言、动作、心理；历史空间，包括社会环境、家庭背景、生活记忆的同时，又共同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一方面不像《梅雨之夕》那样聚焦恋爱双方，将主角外的人物全部清空，另一方面不像“革命加恋爱”一类小说强迫人物在精神层面追求政治与道德上的正确。但由于两部作品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手法，具体表现在对空间中信息流向的处理上，又造成了二者爱情文本的显著差异。
《封锁》的文本采取的是单向性的处理。从个人空间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巴士这样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中，宗桢和翠远可以随意观察周围的乘客，分析甚至评价，却不会受到来自他们的反向关注。同样，在两人感情的发展进程中，他们的用语用情几乎抛却了常人置于公共场合的矜持与自觉，但仍旧没有受到来自旁人任何情绪任何形式上的表态。这种单向性的处理使《封锁》爱情文本中的个人空间得以独立出来，人物可以更直接地宣泄情感，造成了它与其他文本之间的情感落差。这种情感落差既由文本直接体现，又影响到读者，从而完成了由一瞬的浪漫流向永恒的苍凉这一主题的升华。但是，从这一瞬的浪漫中我们没有看到宗桢和翠远的感情产生了与现实的割裂。不仅如此，而且单向性的内里又体现在人物的心理活动仅存在于文本而不会为他人所知，因此，在恋爱的目的上，宗桢率先打破了平衡：“培芝今天亲眼看见他这样下流，少不得一五一十要去报告给他太太听——气气他太太也好！誰叫她给他弄上这么一个表侄！气，活该气。”①到了封锁结束之际，翠远的目的也渐渐浮出：“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②
从两人极具宣泄欲望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家庭，也就是历史空间，是束缚着两人内心世界的要素。从恋爱对象的选择到发展再到最后的结局，无不是历史空间主导着个人空间推动而成的结果。
《围城》的文本像是对《封锁》的一个补充，更像是一块玻璃，信息在其中是双向流通的，正符合《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的深刻内蕴。
从爱情文本的数量上看，做具体描述的一共有四个，分别是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和孙柔嘉。在这四段爱情文本中，人物的语言、动作甚至心理都在别人敏锐的观察下变得无处隐藏，类似于鲁迅“看与被看”的模式，讽刺的成分明显。但不同的是，《围城》讽刺的并非模式本身，而是从各个视角看到的人与事。在方鸿渐的眼里，我们看到了阿谀奉承的顾尔谦，自私猥琐的李梅亭，但在其他人的眼里，我们又能看到方鸿渐的优柔寡断，因此每个人都只是众生中的一员，都带有人性的弱点。但看透人性并不见得能看透历史空间对自己、对爱情的影响，这种双向性的处理未能消除历史空间对个人空间的束缚力。我们看到，方鸿渐和孙柔嘉都是熟知对方家庭情况的，并不像《封锁》里那样各怀心思，彼此互不相知。但就结果来看，两人矛盾的主要来源还是“妯娌”和“姑母”，其实也就是家庭的代名词：“姑太太认为侄女儿配错了人，对鸿渐的能力和资格坦白地瞧不起。” ③“二奶奶道：‘对了！我不像三妹，我知道自己是个饭桶，要自开门户开不起来，还是混在大家庭里过糊涂日子罢。像你这样粗粗细细内内外外全行，又有靠得住的用人，大哥又会赚钱，我们要跟你比，差得太远了。’柔嘉怕他们回去搬嘴，不敢太针锋相对。” ④然而这些言行都未导致方、孙爱情的直接破裂，而从方母在方鸿渐失恋时所说的话中，我们则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到历史空间在束缚力上的衰弱：“那位苏小姐怎么样了？只要你真心喜欢她，爸爸和我总照着你的意思办，只要你称心。” ⑤这种衰弱并不意味着退出，主要原因是《围城》在人物的设立上相较于《封锁》更注重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谱写。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多少会对“自由恋爱”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认知和认同，在《围城》中就表现为家庭对子女在择偶对象上的无约束，但是仅此，家庭依然遵循传统，跟踪着子女们的生活，只不过把父母之命转变为一种建议渗透进他们的个人空间，方鸿渐和孙柔嘉在个人和家庭的立场上来回转换，从而矛盾不断。可见，家庭历史空间总能凭借“血”的联系后来居上，占据一定程度的主导地位，这就使得个人的选择即使再有勇气与自信，也依旧拖着家庭的影子，做不到完全独立与自由。
二、现代性建设的缺失与爱情悲剧的内涵
杨春时先生在《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中提到：“现代性作为一种推动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具有三个层面，即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⑥指出中国的现代性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三个层面的建设上都存在一定的缺失，首先是感性层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理性化倾向，理性传统对感性的压抑也延续到对感性现代性的排斥……但又讲求中庸之道，承认‘食色，性也’，给感性留下一定的空间。”⑦正因如此，国人的情感欲求在传统理性和现代理性的双重压制下，很难以爆发的形式出现，一直都桎梏于一种平缓温和的状态。像在封锁结束之后，翠远显然已经看清了刚才那段感情的虚无，然而她却只是静静地想：“他如果打电话给她，她一定管不住自己的声音，对他分外的热烈，因为他是一个死去了又活过来的人。”⑧同样在《围城》中，无论是对爱情还是对工作，方鸿渐都表现出了一种优柔寡断、怯弱无为，像在他与唐晓芙即将破裂的时候，他“身心仿佛通电似的发麻，只知道唐小姐在说自己，没心思来领会她话里的意义”⑨。然而最终还是没有继续辩白。正是这种感性的迂缓态度造成了人物在命运面前的顺其自然，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被动走上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必然心理反应。 在理性层面，启蒙文学时期所引进的“科学”与“民主”正是中国现代性理性层面的根基，然而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对于前者，启蒙者偏重的更多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科学结论而非科学精神，对于后者，追求民主的“意识形态”又在五四退潮后占据了主导。这样，“实用”就成了中国现代性在理性层面建设上的一个内核和方向，以现实为基准，从而造成了反思——超越层面上的空白。随着一系列平民化、大众化运动的推行，现代文学一直呈贴近现实，反映现实的趋势发展，这固然使得思想启蒙与政治宣传更顺利，但同时使文学失去了旁观现实的位置，从而使文学难以用一种超越现实的标准对现实进行反思与批判，这就使得现代文学虽然并存着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但缺少一种对终极价值的认可。这种缺失体现在《封锁》和《围城》的爱情文本中就是人物对爱情理想的妥协和抛却。在《封锁》里，爱情理想表现为翠远的“真人”概念，“真人”之于翠远其实就是一个能尊重她、理解她、真诚待她的人，这正是“恋爱”中吕宗桢的形象。当封锁结束，“真人”吕宗桢重新变回“好人”时，翠远并没有反抗也没有惊疑，只是把“真人”复又收回了内心，这说明在对爱情理想的渴望和现实中间，翠远还是选择了妥协。
再看《围城》，在《围城》叙写的方鸿渐的几段爱情经历中，爱情理想更是有了具体的人物对应，那就是唐晓芙。方鸿渐对唐晓芙的感情可谓一见倾心，从外貌到性格气质，方鸿渐表现出了对唐晓芙一切的爱，正如钱钟书在文中总结的那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⑩。然而，方鸿渐与唐晓芙却因为种种原因并未结合，最终迎来的是与孙柔嘉失败的婚姻，这就让我们看到，除了独立的爱情单元外，《围城》的爱情文本还存在着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那就是方鸿渐对待爱情的态度。从对鲍小姐的欲望，到和苏文纨初识恋爱，再到认定唐晓芙为爱情理想，最后到与孙柔嘉无奈破裂，这一连串的经历无疑让方鸿渐对待爱情越来越熟稔。试想如果方鸿渐真的与唐晓芙结合，那结果是否也会像与孙柔嘉那样走向灭亡？可见，唐晓芙只是方鸿渐一个阶段性的爱情理想，是方鸿渐对爱情理解不成熟的表现。而到后来与孙柔嘉结合，方鸿渐甚至连一个阶段性的理想也不见了，从与赵辛楣甲板夜谈后，“唐晓芙”就离他越来越远了，直到最后他被各种各样的压力折磨得疲惫不堪，“唐晓芙”已然被他完全抛却了，只剩对人生无常的感叹。
三、结语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题材之一，爱情文本一直都能够给人以更深层次的感情抒发，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美感体验。作为书写40年代都市爱情的优秀作品，我们除了在《围城》与《封锁》中深切地感受到了作家对待都市異变和都市中人们那富于同情的人道主义目光外，更能看到现代性建设的缺失对爱情文本潜移默化的影响。
注释：
①②⑧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封锁[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206，210，212.
③④⑤⑨⑩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04，312，117，103，48.
⑥⑦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M].北京：三联书店，2009：1，6.
宿迁学院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校级项目）
项目名称：以空间叙事角度比较《围城》与《封锁》中的爱情模式
项目编号：2017xsj030
指导老师：张春红
关键词： 空间叙事 《封锁》 《围城》 爱情模式
张爱玲的《封锁》与钱钟书的《围城》分别从普通市民和知识分子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或多段在特殊环境下因为种种原因而发生的爱情悲剧。近年来，由于空间叙事研究在叙事学领域的不断发展，《封锁》和《围城》在空间叙事方面被开掘出了新的阐释价值。同时，自五四时期喊出“自由恋爱”口号以来，由于种种原因，现代性在行进途中发生的异化现象，使得青年男女的爱情模式一直存在向非常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从鲁迅的《伤逝》，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到“新感觉派”的诸多小说中无不有所体现，由此引发了论者对20世纪40年代现代性发展背景下爱情文本内涵的思考。本文将从空间叙事的角度探索这两部作品叙述爱情故事的特殊空间及特点，并结合现代性视域总结其对爱情叙事文本的影响。
一、不同空间中的信息流向
从整体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封锁》与《围城》的爱情文本受制于同样的空间因素：个人空间，包括恋爱本身的互动与进展及恋爱双方各自的语言、动作、心理；历史空间，包括社会环境、家庭背景、生活记忆的同时，又共同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一方面不像《梅雨之夕》那样聚焦恋爱双方，将主角外的人物全部清空，另一方面不像“革命加恋爱”一类小说强迫人物在精神层面追求政治与道德上的正确。但由于两部作品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手法，具体表现在对空间中信息流向的处理上，又造成了二者爱情文本的显著差异。
《封锁》的文本采取的是单向性的处理。从个人空间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巴士这样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中，宗桢和翠远可以随意观察周围的乘客，分析甚至评价，却不会受到来自他们的反向关注。同样，在两人感情的发展进程中，他们的用语用情几乎抛却了常人置于公共场合的矜持与自觉，但仍旧没有受到来自旁人任何情绪任何形式上的表态。这种单向性的处理使《封锁》爱情文本中的个人空间得以独立出来，人物可以更直接地宣泄情感，造成了它与其他文本之间的情感落差。这种情感落差既由文本直接体现，又影响到读者，从而完成了由一瞬的浪漫流向永恒的苍凉这一主题的升华。但是，从这一瞬的浪漫中我们没有看到宗桢和翠远的感情产生了与现实的割裂。不仅如此，而且单向性的内里又体现在人物的心理活动仅存在于文本而不会为他人所知，因此，在恋爱的目的上，宗桢率先打破了平衡：“培芝今天亲眼看见他这样下流，少不得一五一十要去报告给他太太听——气气他太太也好！誰叫她给他弄上这么一个表侄！气，活该气。”①到了封锁结束之际，翠远的目的也渐渐浮出：“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②
从两人极具宣泄欲望的目的我们可以看到，家庭，也就是历史空间，是束缚着两人内心世界的要素。从恋爱对象的选择到发展再到最后的结局，无不是历史空间主导着个人空间推动而成的结果。
《围城》的文本像是对《封锁》的一个补充，更像是一块玻璃，信息在其中是双向流通的，正符合《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的深刻内蕴。
从爱情文本的数量上看，做具体描述的一共有四个，分别是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和孙柔嘉。在这四段爱情文本中，人物的语言、动作甚至心理都在别人敏锐的观察下变得无处隐藏，类似于鲁迅“看与被看”的模式，讽刺的成分明显。但不同的是，《围城》讽刺的并非模式本身，而是从各个视角看到的人与事。在方鸿渐的眼里，我们看到了阿谀奉承的顾尔谦，自私猥琐的李梅亭，但在其他人的眼里，我们又能看到方鸿渐的优柔寡断，因此每个人都只是众生中的一员，都带有人性的弱点。但看透人性并不见得能看透历史空间对自己、对爱情的影响，这种双向性的处理未能消除历史空间对个人空间的束缚力。我们看到，方鸿渐和孙柔嘉都是熟知对方家庭情况的，并不像《封锁》里那样各怀心思，彼此互不相知。但就结果来看，两人矛盾的主要来源还是“妯娌”和“姑母”，其实也就是家庭的代名词：“姑太太认为侄女儿配错了人，对鸿渐的能力和资格坦白地瞧不起。” ③“二奶奶道：‘对了！我不像三妹，我知道自己是个饭桶，要自开门户开不起来，还是混在大家庭里过糊涂日子罢。像你这样粗粗细细内内外外全行，又有靠得住的用人，大哥又会赚钱，我们要跟你比，差得太远了。’柔嘉怕他们回去搬嘴，不敢太针锋相对。” ④然而这些言行都未导致方、孙爱情的直接破裂，而从方母在方鸿渐失恋时所说的话中，我们则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到历史空间在束缚力上的衰弱：“那位苏小姐怎么样了？只要你真心喜欢她，爸爸和我总照着你的意思办，只要你称心。” ⑤这种衰弱并不意味着退出，主要原因是《围城》在人物的设立上相较于《封锁》更注重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谱写。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多少会对“自由恋爱”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认知和认同，在《围城》中就表现为家庭对子女在择偶对象上的无约束，但是仅此，家庭依然遵循传统，跟踪着子女们的生活，只不过把父母之命转变为一种建议渗透进他们的个人空间，方鸿渐和孙柔嘉在个人和家庭的立场上来回转换，从而矛盾不断。可见，家庭历史空间总能凭借“血”的联系后来居上，占据一定程度的主导地位，这就使得个人的选择即使再有勇气与自信，也依旧拖着家庭的影子，做不到完全独立与自由。
二、现代性建设的缺失与爱情悲剧的内涵
杨春时先生在《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中提到：“现代性作为一种推动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具有三个层面，即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⑥指出中国的现代性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三个层面的建设上都存在一定的缺失，首先是感性层面：“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理性化倾向，理性传统对感性的压抑也延续到对感性现代性的排斥……但又讲求中庸之道，承认‘食色，性也’，给感性留下一定的空间。”⑦正因如此，国人的情感欲求在传统理性和现代理性的双重压制下，很难以爆发的形式出现，一直都桎梏于一种平缓温和的状态。像在封锁结束之后，翠远显然已经看清了刚才那段感情的虚无，然而她却只是静静地想：“他如果打电话给她，她一定管不住自己的声音，对他分外的热烈，因为他是一个死去了又活过来的人。”⑧同样在《围城》中，无论是对爱情还是对工作，方鸿渐都表现出了一种优柔寡断、怯弱无为，像在他与唐晓芙即将破裂的时候，他“身心仿佛通电似的发麻，只知道唐小姐在说自己，没心思来领会她话里的意义”⑨。然而最终还是没有继续辩白。正是这种感性的迂缓态度造成了人物在命运面前的顺其自然，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被动走上现代性发展道路的必然心理反应。 在理性层面，启蒙文学时期所引进的“科学”与“民主”正是中国现代性理性层面的根基，然而由于救亡图存的需要，对于前者，启蒙者偏重的更多是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科学结论而非科学精神，对于后者，追求民主的“意识形态”又在五四退潮后占据了主导。这样，“实用”就成了中国现代性在理性层面建设上的一个内核和方向，以现实为基准，从而造成了反思——超越层面上的空白。随着一系列平民化、大众化运动的推行，现代文学一直呈贴近现实，反映现实的趋势发展，这固然使得思想启蒙与政治宣传更顺利，但同时使文学失去了旁观现实的位置，从而使文学难以用一种超越现实的标准对现实进行反思与批判，这就使得现代文学虽然并存着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但缺少一种对终极价值的认可。这种缺失体现在《封锁》和《围城》的爱情文本中就是人物对爱情理想的妥协和抛却。在《封锁》里，爱情理想表现为翠远的“真人”概念，“真人”之于翠远其实就是一个能尊重她、理解她、真诚待她的人，这正是“恋爱”中吕宗桢的形象。当封锁结束，“真人”吕宗桢重新变回“好人”时，翠远并没有反抗也没有惊疑，只是把“真人”复又收回了内心，这说明在对爱情理想的渴望和现实中间，翠远还是选择了妥协。
再看《围城》，在《围城》叙写的方鸿渐的几段爱情经历中，爱情理想更是有了具体的人物对应，那就是唐晓芙。方鸿渐对唐晓芙的感情可谓一见倾心，从外貌到性格气质，方鸿渐表现出了对唐晓芙一切的爱，正如钱钟书在文中总结的那样“总而言之，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⑩。然而，方鸿渐与唐晓芙却因为种种原因并未结合，最终迎来的是与孙柔嘉失败的婚姻，这就让我们看到，除了独立的爱情单元外，《围城》的爱情文本还存在着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那就是方鸿渐对待爱情的态度。从对鲍小姐的欲望，到和苏文纨初识恋爱，再到认定唐晓芙为爱情理想，最后到与孙柔嘉无奈破裂，这一连串的经历无疑让方鸿渐对待爱情越来越熟稔。试想如果方鸿渐真的与唐晓芙结合，那结果是否也会像与孙柔嘉那样走向灭亡？可见，唐晓芙只是方鸿渐一个阶段性的爱情理想，是方鸿渐对爱情理解不成熟的表现。而到后来与孙柔嘉结合，方鸿渐甚至连一个阶段性的理想也不见了，从与赵辛楣甲板夜谈后，“唐晓芙”就离他越来越远了，直到最后他被各种各样的压力折磨得疲惫不堪，“唐晓芙”已然被他完全抛却了，只剩对人生无常的感叹。
三、结语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题材之一，爱情文本一直都能够给人以更深层次的感情抒发，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美感体验。作为书写40年代都市爱情的优秀作品，我们除了在《围城》与《封锁》中深切地感受到了作家对待都市異变和都市中人们那富于同情的人道主义目光外，更能看到现代性建设的缺失对爱情文本潜移默化的影响。
注释：
①②⑧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封锁[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206，210，212.
③④⑤⑨⑩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04，312，117，103，48.
⑥⑦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M].北京：三联书店，2009：1，6.
宿迁学院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项目（校级项目）
项目名称：以空间叙事角度比较《围城》与《封锁》中的爱情模式
项目编号：2017xsj030
指导老师：张春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