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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低谷后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不再是凭借投资而催升的好看的经济数字,而是诸如房价高企、就业率上升缓慢,以及结构调整等客观现实。
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已是经济界共识,谈论“后危机时代”也成为当下时尚话题。但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不是复苏,而是“反弹”,其理由是中国经济的回暖主要由于信贷和政府投资所至,实体经济并非出现实质性恢复,同时消费和内需仍然十分低迷;也有人认为,经济复苏的背后隐藏着更大危机。
那么,如何看待后危机时代的诸多经济难题和困境?带着这样的目的,笔者与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进行充分对话,对当前以及今后的经济难点和热点进行探析,以期寻找答案。
房价与百姓承受力脱节的关键所在
记者:过去的一年我国的房价给人一种脱缰的感觉。或许当时我们紧缩政策的力度再轻点,频率少点,或2008年有些紧缩措施不出台,可能情况会好些。还有一个问题,你把房地产的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这正是老百姓怨声载道的,国务院前一段也提出了治理房地产市场的四点政策。但是,房地产价格如此不理性的飙升,中国的经济增长健康吗?
马晓河:中国房地产价格确实过高,已经超出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什么房价那么高?其中有些因素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在我看来,城镇化是中国现阶段房价上涨的合理正常因素,而货币政策、利益集团力量的影响又使房价上涨过快过高,属不合理因素。
就拿城镇化来说,中国人多地少,人均土地数量在不断减少,同时还恰恰遇到城镇化加速进程阶段,城市土地供给越来越稀缺。13亿人口的城镇化是什么概念?现在城镇化率是45.7%,实际这中间有1.5亿农民是两栖人,他们在城里打工,在农村盖房。要抠掉这块,中国真正城镇化率还不足40%。如果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旦改革,城镇化进程加速,那1.5亿农民便会成为真正的市民,在土地紧缺情况下,若要人人有房子,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房价肯定会上扬。
记者: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房价从趋势来讲肯定上升,发达国家也经历了这样的阶段,只是他们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
马晓河:世界上凡是土地资源富裕的国家,房地产价格相对较低;而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房地产价格都比较高,日本、韩国、还有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都如此。人多地少,资源稀缺,推进城镇化决定了中国的房地产供求关系是紧张的,价格是昂贵的。
记者:你刚才还提到了货币政策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货币供给连续多年超经济发行,这与房地产价格有什么关系?
马晓河:我国货币的供给连续多年超经济发行,超过内需发展需要。多年来,我国的储蓄增长一直快于消费增长,结果是社会储蓄不断增加,储蓄率不断上升。但是,储蓄率上升进而带来的高储蓄率,在时间趋势是必然会导致高投资,高投资必然会形成高产能,而高产能在低消费率情况下,势必会造成高出口,高出口又会引起高额外汇储备,最终高外汇储备又需要发行大量人民币进行对冲。
但是,如果货币增长连续超过经济增长,超过货币化进程,必然会发生流动性过剩。在流动性过剩条件下,实体经济领域产品供过于求,富余的资金必然会流向股市、黄金、古玩、房市等领域,引起资产类价格快速上涨。近年来,资产类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货币的溢出效应。当货币供给超过了经济增长,并流到资产领域,它对资产价格就产生了分摊和稀释效应。近几年,房价迅速上升就是货币分摊和稀释的典型表现。
记者:那你所说的“利益集团影响”又如何解释?
马晓河:实际上,在房地产领域,目前有五大利益集团博弈决定着房价。
一是各级地方政府助推房价上涨。各级政府从卖地到房地产开发、销售等各个环节,都有收税、收费等收益,房价涨其收益增加,房价落其收益减少。
二是银行乐见房价上涨。各大银行先将钱贷给房地产开发商,后将钱贷买房人,房地产市场火爆,价格上升,有利于银行,负责将形成不良贷款甚至坏账。
三是房地产开发商最想让房价上涨。房价大涨收益大增,小涨小增。
四是已购买房子的人希望房价上涨。看着房价涨,投资收益增加,心里高兴,幸福指数提高。
五是唯独没买房子的人不希望房子涨价。从这五个群体看,决定房价走势的恰恰是前面四种力量。不想让房子涨价的人,恰恰是不能决定房子价格的人。由此可见,房价上涨也有利益集团在起作用。
记者:所以,房地产作为经济上升的一股力量,因素比较复杂,所产生的上升结果也是复杂而多面的。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形成以房产为支柱的一个产业链,围绕高房价的上游和下游产业链能循环开来,未来将以房子来区分财富。
马晓河:中国的房地产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有供给,有需求,供给和需求构成是一个市场供求链条。当供给满足不了需求时,价格就要上涨。当供给超过需求,价格就下跌。中国供给一直小于需求,况且还有人故意把需求放大,供给缩小,必然造成价格上涨。再加上货币超经济发行,你看在此情况下价格能下来吗?所以,我认为黄金地段的价格很难跌下去。要说有波动,只能说房地产的价格上涨幅度会变小变慢,而让它变成负增长,恐怕很难。
记者:那长远看呢?
马晓河:现在我国人均GDP3450美元,韩国2万美元,日本是3万美元。今后,随着经济发展,我国人均GDP要达到1万美元,更远也会达到2万美元,届时我国的房价恐怕也会像土地资源稀缺的日本、韩国一样。21世纪初期,北京黄金地段每平米房价1万多,许多人觉得高,2006年同样地段上升到2万多,2009年进一步上升到3万、4万。每上升一次,都让人觉得难以承受。但还是在一片喊打声中不断上扬。这就是国情。
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
记者:尽管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上升通道,但喜忧参半,忧患隐存,而这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变得更为复杂,或许任何一个外部因素都有可能对中国内部的经济带来影响。你以前曾多次强调,我国产业结构已严重不能适应世界需求市场变化,能否从供给结构角度与我们分享一下?
马晓河:中国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单独采取内部的措施来治理经济恐怕不行。比如说调结构,不考虑国际因素,仅仅考虑国内因素,调整结构也很难调过来。从供给结构看,我国的产业结构分两个层次,一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产能跟国际对接,而这些产能是国际资本和中国资本相结合在国内配置形成的。2008年我国生产了5.8亿吨钢铁、14亿吨水泥、206亿件的服装、60亿双鞋、5.6亿部手机、1.37亿微型计算机,目前在中国生产的手机品牌,有西门子、摩托摩拉、苹果、日本NEC等,这些外国厂家生产生产的产量在中国占了很高的比重,从研发设计、令部件进口、产品生产到销售,都离不得不考虑国际因素。中国供给结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边,这种结构跟世界对接,形成了美欧发达国家消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生产,在此情况下,中国的产能是世界性的,光靠中国人来消费这些产能是消费不了。
二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中,往往处于低端位置。国际产业分工有个“微笑型曲线”,这是由台商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提出的。产业分工就像人笑一样,形成一个“U”字形微笑曲线。在这个曲线上,一头是研发、设计、技术标准制定等,另一头是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加工制造。一般而言,处在产业链两头环节的利润率很高,而在中间段的加工生产环节利润很低。因此,现代社会,技术是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和标志,谁掌握了技术谁就控制了全球产业利润的制高点。目前中国许多产业恰恰都处在利润最低的加工端。比如,罗技无线鼠标,在美国卖40美元一个,中国加工环节只获得3美元;巴比娃娃在美国卖9.9美元,中国加工环节只能获得0.99美元。所以要想调结构,就需要我们必须在世界产业分工中改变位置,这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
记者:按我们的理解,这不仅导致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凸现,而且还促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
马晓河:是这样。金融危机前,在世界供求格局和产业分工中,美欧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我国是大量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在,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以往供求格局,在去杠杆化作用下,美欧国家纷纷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由此不断压缩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
同时,为了改变长期贸易赤字,这些国家还加大了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力度。这种变化从两方面给我国带来了压力,一方面我国业已形成的以外需为目标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短期甚至长期内要稳定增加出口越来越困难,因为我国生产了太多世界发达国家目前要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另一方面,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政府鼓励发展的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也遇到来自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挑战。
记者:这一挑战越来越明显,正如你多次所指出的,危机中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印尼、洪都拉斯等国家利用更低的成本优势,开始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有替代中国之势。那如何释放国内现有产能并迅速走出困境?
马晓河:这是今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面临的一大难题。要想获取主动就得搞科技进步,但科技进步不那么容易。想把汽车发动机造成跟日本、德国、跟美国的一样好,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欲想改变国际分工格局,调整产业结构需要长期过程。同时,也需要政策和体制的改善。这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从要素配置来看,主要靠资本、劳动力、土地资源的投入,不是靠技术进步。所以出现了环境污染等等问题。我们的问题是,科技进步不足、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制度环境不完善,由此导致“不搞创新等死,搞创新早死”。
如何解决居民收入占比下降
记者:与供给结构相比,需求结构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2009年11月投资增长高达33.1%,消费为15.8%,消费增长与投资相比还是偏弱。您曾提到在三大需求结构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在不断减弱,消费率已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
马晓河:这主要是由于高储蓄率造成,从1999年至2008年,我国储蓄增加额是消费增加额的四倍多。为什么?中国的收入政策不合理是主要原因。
在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不断向政府、企业倾斜,而居民所占收入比重在不断下降,如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5.22%上升到31.54%,企业所占比重由8.91%上升到10.75%,而居民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7.71%。而过去13年里,财政和机关团体储蓄存款增长了19.8倍,企业增长8.1倍,这期间,尽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但占全社会储蓄存款的比重却从55.05下降到46.74%。
记者:问题不仅表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方面,还表现在财政的支出部分。在消费率由降转升的拐点到来前,我们如何在制度和政策两方面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马晓河:首先,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增强居民的消费基础,从源头解决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的问题,调整政府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
一是可考虑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目前的2000元进一步提高到5000元,同时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可以对低收入人群定期发放特别消费卷。
二是调整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建立健全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报酬的工资决定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工会及社会的协调监督作用,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协商制度。
同时,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一方面应逐步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财政的比例,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要有步骤地退出竞争性行业,通过股权转让出让国有权益,获得的转让收益划归财政,财政将这两部分资金转入社会保障账户。
其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居民不敢消费的后顾之忧。围绕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基础教育等重点领域,一要完善制度。在城乡、地区之间,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二要提高保障标准,扩大覆盖面。各级政府应该在每年的财政支出中,加大医疗、养老、低保、基础教育等支出,提高这些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再次,加强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老百姓的消费成本。比如农村水电路气等设施建设,政府只是给予财政补助,其余部分农民还要自掏腰包,这种政策安排必然会降低农民的消费能力。如改变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安排,加大中央和地方的投入力度,降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比例,取消农民自掏腰包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
最后,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消费增长点,促进消费率回升到正常水平,如扩大家电、汽车下乡的品种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对城镇中低收入者购买住房提供一定的定额补贴;对农村居民的住房提供补贴或贴息贷款;加大消费信贷推广力度,扩大消费信贷品种范围,放宽其条件,为城乡居民消费提供金融支持。
另外,还要实施积极扩大就业的政策,为改善民生和拉动消费增加动力,等等。
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已是经济界共识,谈论“后危机时代”也成为当下时尚话题。但有人认为中国经济不是复苏,而是“反弹”,其理由是中国经济的回暖主要由于信贷和政府投资所至,实体经济并非出现实质性恢复,同时消费和内需仍然十分低迷;也有人认为,经济复苏的背后隐藏着更大危机。
那么,如何看待后危机时代的诸多经济难题和困境?带着这样的目的,笔者与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进行充分对话,对当前以及今后的经济难点和热点进行探析,以期寻找答案。
房价与百姓承受力脱节的关键所在
记者:过去的一年我国的房价给人一种脱缰的感觉。或许当时我们紧缩政策的力度再轻点,频率少点,或2008年有些紧缩措施不出台,可能情况会好些。还有一个问题,你把房地产的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这正是老百姓怨声载道的,国务院前一段也提出了治理房地产市场的四点政策。但是,房地产价格如此不理性的飙升,中国的经济增长健康吗?
马晓河:中国房地产价格确实过高,已经超出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什么房价那么高?其中有些因素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在我看来,城镇化是中国现阶段房价上涨的合理正常因素,而货币政策、利益集团力量的影响又使房价上涨过快过高,属不合理因素。
就拿城镇化来说,中国人多地少,人均土地数量在不断减少,同时还恰恰遇到城镇化加速进程阶段,城市土地供给越来越稀缺。13亿人口的城镇化是什么概念?现在城镇化率是45.7%,实际这中间有1.5亿农民是两栖人,他们在城里打工,在农村盖房。要抠掉这块,中国真正城镇化率还不足40%。如果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一旦改革,城镇化进程加速,那1.5亿农民便会成为真正的市民,在土地紧缺情况下,若要人人有房子,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房价肯定会上扬。
记者: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房价从趋势来讲肯定上升,发达国家也经历了这样的阶段,只是他们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
马晓河:世界上凡是土地资源富裕的国家,房地产价格相对较低;而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房地产价格都比较高,日本、韩国、还有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都如此。人多地少,资源稀缺,推进城镇化决定了中国的房地产供求关系是紧张的,价格是昂贵的。
记者:你刚才还提到了货币政策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货币供给连续多年超经济发行,这与房地产价格有什么关系?
马晓河:我国货币的供给连续多年超经济发行,超过内需发展需要。多年来,我国的储蓄增长一直快于消费增长,结果是社会储蓄不断增加,储蓄率不断上升。但是,储蓄率上升进而带来的高储蓄率,在时间趋势是必然会导致高投资,高投资必然会形成高产能,而高产能在低消费率情况下,势必会造成高出口,高出口又会引起高额外汇储备,最终高外汇储备又需要发行大量人民币进行对冲。
但是,如果货币增长连续超过经济增长,超过货币化进程,必然会发生流动性过剩。在流动性过剩条件下,实体经济领域产品供过于求,富余的资金必然会流向股市、黄金、古玩、房市等领域,引起资产类价格快速上涨。近年来,资产类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货币的溢出效应。当货币供给超过了经济增长,并流到资产领域,它对资产价格就产生了分摊和稀释效应。近几年,房价迅速上升就是货币分摊和稀释的典型表现。
记者:那你所说的“利益集团影响”又如何解释?
马晓河:实际上,在房地产领域,目前有五大利益集团博弈决定着房价。
一是各级地方政府助推房价上涨。各级政府从卖地到房地产开发、销售等各个环节,都有收税、收费等收益,房价涨其收益增加,房价落其收益减少。
二是银行乐见房价上涨。各大银行先将钱贷给房地产开发商,后将钱贷买房人,房地产市场火爆,价格上升,有利于银行,负责将形成不良贷款甚至坏账。
三是房地产开发商最想让房价上涨。房价大涨收益大增,小涨小增。
四是已购买房子的人希望房价上涨。看着房价涨,投资收益增加,心里高兴,幸福指数提高。
五是唯独没买房子的人不希望房子涨价。从这五个群体看,决定房价走势的恰恰是前面四种力量。不想让房子涨价的人,恰恰是不能决定房子价格的人。由此可见,房价上涨也有利益集团在起作用。
记者:所以,房地产作为经济上升的一股力量,因素比较复杂,所产生的上升结果也是复杂而多面的。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形成以房产为支柱的一个产业链,围绕高房价的上游和下游产业链能循环开来,未来将以房子来区分财富。
马晓河:中国的房地产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有供给,有需求,供给和需求构成是一个市场供求链条。当供给满足不了需求时,价格就要上涨。当供给超过需求,价格就下跌。中国供给一直小于需求,况且还有人故意把需求放大,供给缩小,必然造成价格上涨。再加上货币超经济发行,你看在此情况下价格能下来吗?所以,我认为黄金地段的价格很难跌下去。要说有波动,只能说房地产的价格上涨幅度会变小变慢,而让它变成负增长,恐怕很难。
记者:那长远看呢?
马晓河:现在我国人均GDP3450美元,韩国2万美元,日本是3万美元。今后,随着经济发展,我国人均GDP要达到1万美元,更远也会达到2万美元,届时我国的房价恐怕也会像土地资源稀缺的日本、韩国一样。21世纪初期,北京黄金地段每平米房价1万多,许多人觉得高,2006年同样地段上升到2万多,2009年进一步上升到3万、4万。每上升一次,都让人觉得难以承受。但还是在一片喊打声中不断上扬。这就是国情。
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
记者:尽管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上升通道,但喜忧参半,忧患隐存,而这种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变得更为复杂,或许任何一个外部因素都有可能对中国内部的经济带来影响。你以前曾多次强调,我国产业结构已严重不能适应世界需求市场变化,能否从供给结构角度与我们分享一下?
马晓河:中国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单独采取内部的措施来治理经济恐怕不行。比如说调结构,不考虑国际因素,仅仅考虑国内因素,调整结构也很难调过来。从供给结构看,我国的产业结构分两个层次,一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产能跟国际对接,而这些产能是国际资本和中国资本相结合在国内配置形成的。2008年我国生产了5.8亿吨钢铁、14亿吨水泥、206亿件的服装、60亿双鞋、5.6亿部手机、1.37亿微型计算机,目前在中国生产的手机品牌,有西门子、摩托摩拉、苹果、日本NEC等,这些外国厂家生产生产的产量在中国占了很高的比重,从研发设计、令部件进口、产品生产到销售,都离不得不考虑国际因素。中国供给结构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里边,这种结构跟世界对接,形成了美欧发达国家消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生产,在此情况下,中国的产能是世界性的,光靠中国人来消费这些产能是消费不了。
二是中国的产业结构在国际分工中,往往处于低端位置。国际产业分工有个“微笑型曲线”,这是由台商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提出的。产业分工就像人笑一样,形成一个“U”字形微笑曲线。在这个曲线上,一头是研发、设计、技术标准制定等,另一头是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加工制造。一般而言,处在产业链两头环节的利润率很高,而在中间段的加工生产环节利润很低。因此,现代社会,技术是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核心和标志,谁掌握了技术谁就控制了全球产业利润的制高点。目前中国许多产业恰恰都处在利润最低的加工端。比如,罗技无线鼠标,在美国卖40美元一个,中国加工环节只获得3美元;巴比娃娃在美国卖9.9美元,中国加工环节只能获得0.99美元。所以要想调结构,就需要我们必须在世界产业分工中改变位置,这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
记者:按我们的理解,这不仅导致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凸现,而且还促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压力短期内难以缓解。
马晓河:是这样。金融危机前,在世界供求格局和产业分工中,美欧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我国是大量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在,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以往供求格局,在去杠杆化作用下,美欧国家纷纷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由此不断压缩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
同时,为了改变长期贸易赤字,这些国家还加大了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力度。这种变化从两方面给我国带来了压力,一方面我国业已形成的以外需为目标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短期甚至长期内要稳定增加出口越来越困难,因为我国生产了太多世界发达国家目前要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另一方面,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政府鼓励发展的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也遇到来自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挑战。
记者:这一挑战越来越明显,正如你多次所指出的,危机中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印尼、洪都拉斯等国家利用更低的成本优势,开始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有替代中国之势。那如何释放国内现有产能并迅速走出困境?
马晓河:这是今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面临的一大难题。要想获取主动就得搞科技进步,但科技进步不那么容易。想把汽车发动机造成跟日本、德国、跟美国的一样好,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欲想改变国际分工格局,调整产业结构需要长期过程。同时,也需要政策和体制的改善。这从另一角度也说明中国的产业结构从要素配置来看,主要靠资本、劳动力、土地资源的投入,不是靠技术进步。所以出现了环境污染等等问题。我们的问题是,科技进步不足、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制度环境不完善,由此导致“不搞创新等死,搞创新早死”。
如何解决居民收入占比下降
记者:与供给结构相比,需求结构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2009年11月投资增长高达33.1%,消费为15.8%,消费增长与投资相比还是偏弱。您曾提到在三大需求结构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在不断减弱,消费率已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
马晓河:这主要是由于高储蓄率造成,从1999年至2008年,我国储蓄增加额是消费增加额的四倍多。为什么?中国的收入政策不合理是主要原因。
在国家、企业、居民之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不断向政府、企业倾斜,而居民所占收入比重在不断下降,如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5.22%上升到31.54%,企业所占比重由8.91%上升到10.75%,而居民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7.71%。而过去13年里,财政和机关团体储蓄存款增长了19.8倍,企业增长8.1倍,这期间,尽管居民储蓄存款大幅度增加,但占全社会储蓄存款的比重却从55.05下降到46.74%。
记者:问题不仅表现在政府的财政收入方面,还表现在财政的支出部分。在消费率由降转升的拐点到来前,我们如何在制度和政策两方面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马晓河:首先,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增强居民的消费基础,从源头解决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的问题,调整政府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
一是可考虑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目前的2000元进一步提高到5000元,同时加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可以对低收入人群定期发放特别消费卷。
二是调整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建立健全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报酬的工资决定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工会及社会的协调监督作用,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协商制度。
同时,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一方面应逐步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财政的比例,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要有步骤地退出竞争性行业,通过股权转让出让国有权益,获得的转让收益划归财政,财政将这两部分资金转入社会保障账户。
其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居民不敢消费的后顾之忧。围绕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基础教育等重点领域,一要完善制度。在城乡、地区之间,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二要提高保障标准,扩大覆盖面。各级政府应该在每年的财政支出中,加大医疗、养老、低保、基础教育等支出,提高这些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再次,加强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老百姓的消费成本。比如农村水电路气等设施建设,政府只是给予财政补助,其余部分农民还要自掏腰包,这种政策安排必然会降低农民的消费能力。如改变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安排,加大中央和地方的投入力度,降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配套比例,取消农民自掏腰包搞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
最后,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消费增长点,促进消费率回升到正常水平,如扩大家电、汽车下乡的品种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对城镇中低收入者购买住房提供一定的定额补贴;对农村居民的住房提供补贴或贴息贷款;加大消费信贷推广力度,扩大消费信贷品种范围,放宽其条件,为城乡居民消费提供金融支持。
另外,还要实施积极扩大就业的政策,为改善民生和拉动消费增加动力,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