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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平：青年诗人，曾荣获第20届（2011年度）柔刚诗歌奖、中国桃花潭国际诗歌艺术节新锐诗人奖、安徽文学奖、扬子江年度诗人奖等奖项。著有诗集《弗罗斯特的鲍镇》《赤裸起步》《西野二拍》、散文诗集《十日或七愁》、美食随笔集《吃的是欢喜》等著作。
朋克教母，美国摇滚桂冠诗人帕蒂·史密斯今年73岁了，这位传奇艺术家一直游走于音乐、绘画、摄影、写作交织的王国，她的音乐作品的土壤来源于诗歌，深受法国诗人兰波、魏尔兰，以及艾伦·金斯堡等垮掉派文人的影响，既有浓浓的迷幻色彩，又有声嘶力竭的现实批判意义。
同时更令人汗颜的是，即使年龄很大了，帕蒂却并不古板，暮气沉沉，恰恰相反，她不断地成长、进步，变得更加有趣了。步入晚年，她连续出版了回忆性传记文学《只是孩子》《时光列车》，前者写作初衷来自摄影巨星罗伯特·梅普尔索普死时的遗愿——“向世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帕蒂履行了21年的诺言才得以出版。后者则是她更私人更深沉的回忆。近年这两本书先后在国内出版，深受青年一族的热捧。
帕蒂最近一次出现在世界公众面前，是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现场，她演唱了鲍勃·迪伦名曲《暴雨将至》，即便鲍勃缺席，但作为曾经的老搭档，帕蒂仍以独角的方式书写了音乐史上难忘的一笔。有意思的是，演唱的过程中，她忘词了，后来媒体说她是因为太激动了，网友也表示了极大的理解，认为鲍勃这首歌体量太大，重复的词也很少，加上帕蒂的年龄很大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事实上，帕蒂本人的解释并非如此。她说，颁奖那天外面下着暴雨，后来又下起了雪，她想到了赫尔曼·黑塞、托马斯·曼、阿尔贝·加缪，感觉自己的心脏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就像在童话里一样，在权贵面前，在电视摄像机面前，在那些男男女女面前，一种强烈的情绪瞬间扼住了她，是心慌，但不是忘记了歌词，只是完全无法把它们唱出来。她中途停了下来，向大家道歉，但还是无法平静，唱得跌跌撞撞。
谈到帕蒂，一部关于朋克教母的电影《生命梦想》不得不提，这部纪录片并非什么大导演大制作，而是由一位平面摄影师史蒂文·塞布林历时12年拍成的，从镜头画面来看，谈不上专业，甚至是业余，内容拼接剪辑也不是很有逻辑性，但就是这样一部混杂着音乐、直白、朝圣、演出、政治集会、旧档案等各种素材的片子，对帕蒂的生活和精神进行了深层的雕刻与剖析。
《生命梦想》这部影片的核心就是朋克精神。即追求自我和叛逆的灵魂，真诚地做回自己，而帕蒂属于音乐和诗歌，她的一切荣耀归之于神。
做一名摇滚歌手并不是帕蒂的初衷，早年她陶醉于兰波、布莱克及波德莱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以及垮掉派嬉皮士文化盛行，深深地触动了帕蒂，同无数追梦的年轻人一样，帕蒂被鲍勃·迪伦的《像一块滚石》启蒙，用吉他表达内心，成为了她最强烈的愿望。
1971年，帕蒂拿到了山姆·夏普德送的一把1931年版的吉普森吉它，并弄到了鲍勃的歌本，学了几首他的歌，那时候，她只会五个和弦，即便如此，也不能阻隔她用音乐去向世界诉说。在帕蒂看来，生活中总会潜存美感，生活也并不是非横即纵，这人间的音乐，世间的声音和噪音才最重要，才最有美感。总之，万物的声音里，堆叠着一层又一层人类的本质。凡是图像的世界令她着迷的，她都沉浸其中，从画字开始，转为写歌，截至组建乐队登上舞台。
1994年，帕蒂前夫，即摇滚乐队MC5的前吉他手弗雷德去世。之后不久，帕蒂的哥哥托德意外身亡。这是终身的痛。帕蒂在电影中无助地回忆，两个死去的男孩，他们只是孩子，瞧，“蓝色的小鞋子从天空走过，”他们说，“请握住我的手，然后放手。”
“1994年春天，我读到被医生告知死亡即将到来时，独自一人去纽约中央公园，散了最后一次步，弗雷德很喜欢那首歌，经常自弹自唱，女儿杰西在他脚边玩耍。”帕蒂说，那一年，弗雷德的健康状况恶化了，最后总以他唱一曲《她走回了家》结束。对于弗雷德的死，艾伦·金斯伯格打来电话表示哀悼，他说，“让逝去的灵魂逝去吧，生者应继续享受余生。”
面对影片镜头采访，帕蒂说，“弗雷德没能亲眼看到杰克逊与杰西的成长，但我知道，他的灵魂一直陪伴着他们，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他的音乐基因，与杰克逊一起演出，会让她想起与弗雷德一起演出的那种滋味。”
弗雷德去世后，1996年，帕蒂决定搬回纽约，开始新的人生。
剛来到纽约，她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人。但她已经适应了与不幸抗争，没有做梦的时间，没有烦恼，没有新生也没有毁灭，好在她在内心里找到了一片仙境。
起初，帕蒂在思存书店（Strand书店）工作，尽管她曾形容这里“不够友好”，但拥有能够尽情阅读书籍的自由。毕竟书店塑造了她，纽约塑造了她，让她信仰，让她挚爱，让她堕落。在这里，她给罗伯特·梅普尔索普当模特，感觉整日晃荡在60年代的时代废墟中，后来他们相爱了，欢乐也多，有时候连续数月学鲍勃拦出租车的动作……
然而，正当美国“这一代”的精神遗产面临危机的时候，喜力·克里斯托开张了CBGB俱乐部，成为诗人和音乐人的地盘，成为了朋克发源地。喜力是谁？帕蒂说，“就是那个牧羊人。”那时候，所有人，被共同的希望驱赶着前进，这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神伤。
1975年，帕蒂的首张专辑《马群》（Horses）受到刚兴起的朋克运动的影响，她将垮掉派诗歌表演和乐队摇滚结合在一起，几乎每一次演出，她都会朗诵自己喜欢的诗歌。在史蒂文·塞布林的镜头里，我们清晰地看到，帕蒂深情地朗诵艾伦·金斯伯格的诗：
我看到了青草，看到了丘陵，我看到了公路，/看到了路的泥泞，看到了停车场有车驶进，/看到了收票员，看到了金钱、支票还有信用卡，/看到了巴士，看到了外国人，看到了他们的孩子穿着红裙，/我看到了入口的标志，静修院的房屋，看到了蓝色与黄色的旗帜，/看到了信徒，他们的卡车和巴士，/我看到了红色与黄色的枕头，那些方枕头，旋转不停，/我看到了鸟居，过路人弯下的腰肢，他们是穿着正装的男女……/我看到了那个智利诗人，看到了彩虹…… 长达3分钟的朗诵，随着音乐跌宕起伏，气息也越来越急促，甚至哽咽，眼睛里闪着泪光，帕蒂不得不摘下眼镜……谈到金斯伯格，帕蒂说，“他是垮掉派诗人中最优雅又玩世不恭的家伙，他是引导我们穿越语言秘境的领路人。”
关于诗人兰波，电影里也有一段较长的告白，“你我的脸紧贴，黑洞里种了一个吻，一声滑稽的哭喊，并不残忍，甚至不算冒犯，只是博爱的古怪的形式，是吸食药物的巨大欢乐所催生的冲动，我寻找同类却一无所获，你拯救了我，用你做农活的双手穿越时间，把我年幼的心捧在手中，灰狗巴士车站旁的小摊摆上了你的诗，我跟随着，想要逃走，令我费解的词语，却被血色照亮的青春期破译，我在写作，桌上摆着你的照片，我发誓，要跟随你的脚步，就穿戴身上的风帽和大衣……我要把我的身体重新分配给你，肌肉是我们俩的，四肢完好无缺……”
兰波对帕蒂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帕蒂的心也曾一度随兰波的足迹去了非洲，去了兰波淘金的埃塞俄比亚。许多人认为，兰波自从去了非洲后就再也没有动笔写作，可是谁知道呢？帕蒂宁愿相信世上仍存留着兰波未被发现的诗作，那些诗作肯定深埋于非洲某个枯林（一定是在一棵没有树影的乳香树下）的皮箱里，皮箱上有被战车碾轧过的痕迹，但是，仍然没有人发现那些密件——伟大的兰波的遗失之作，在阿比西尼亚的尘土中使坦克上的布料闪闪发光，使穆斯林和基督教天使的羽毛闪闪发光。帕蒂还坚信咖啡贩子兰波在哈勒尔的香蕉园里散步，他不是用商人的语言思考，而是用科学的语言沉思……可是，这只是一场梦而已，当帕蒂将梦信以为真，并请求商人朋友萨姆赞助她的埃塞俄比亚之旅时，大伙都被吓坏了。但她的心已经追随兰波而去。非洲之行未遂，但帕蒂有了新的旅行计划，那就是到法国的沙勒维尔来一次朝圣之旅，因为那里诞生了兰波，也埋葬了兰波。
有人认为，受兰波影响下的超现实主义散文诗，也从未像帕蒂这般瑰丽过，毕竟，帕蒂将过去认为轻浮的神秘主义换成了时代的底色，换成了音乐的底蕴，她那自由的诗歌真诚而动人，成为了挽歌，成为了那个巨星陨落时代的悲鸣。诗歌，音乐，任何艺术形式，在帕蒂看来就是“未来之书”。在电影《生命梦想》里，帕蒂谈到了这一点，她说，当有人问她当摇滚巨星的感觉如何的时候，她觉得很好笑，并借用惠特曼的一句话予以回应：“从现在开始一百年内的年轻诗人，我在为你们写诗，当我看见河水时，便想起了你们，当我望向天空时，便想起了你们。还未诞生于世的诗人。我们的祖先通过这种方式，想着我们。我也会同样想到他们。这样让整个社会，一切事物向前运转。”
关于纽约，关于“仙境”，关于那个垮掉的时代，在《只是孩子》这本书中，帕蒂也有诸多描述。比如作为朋克文化兴起的指代物，药品，帕蒂认为有助于诗人、爵士音乐家从另一个世界里为自己提取声音小样，比如从地下丝绒到《我的冷血情人》（My Bloody Valentine），从披头士到饶舌团体，从车库朋克到烈焰红唇合唱团等，药物帮助他们制造了大量的迷幻摇滚……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将毒品作为迷幻剂运用于写作中，所以，我们在凯鲁亚克的小说中看到旧金山人整日酗酒，纵欲、吸毒的生活并不奇怪。美国著名小说家肯·克西，也曾参加了一个医院的毒品试验，并根据这一体验创作了小说《飞越疯人院》，使其名声大噪……
帕蒂与罗伯特·梅普尔索普也曾来到赫赫有名的切尔西旅馆，但就是在这家被称为“古怪、混账的酒店”里，他俩获得了任何名校都不能给予的最顶级的文化教育。在《只是孩子》中，帕蒂这样描述：“这家酒店是一个充满活力、孤注一掷的天堂。弹吉它的流浪汉和穿维多利亚礼服裙的飞高了的美女、毒瘾诗人、剧作家、潦倒的电影导演和法国演员。”总之，来过这里的都是人物，哪怕在外面的世界里一文不名，比如在这座艺术圣殿般的百年旅馆里逗留过的，就有马克·吐温、纳博科夫、狄兰·托马斯、阿瑟·米勒、麦当娜、乔尼·米切尔、欧·亨利等等。帕蒂说，“他们穿过切尔西大堂的时候，每一个都像是我新的大学。”然而，进入这些大学私密世界，却并不需要亮出什么胸卡或其它随便什么卡，唯一的通行证就是唱片制作人博比·纽沃斯的一句话。
在《只是孩子》的叙述中，帕蒂与垮掉派诗人格雷戈里第一次相识，就被带去参加了“圣马克教堂诗歌计划”，然而，正当其他诗人朗诵诗歌的时候，格雷戈里摇摇晃晃，裤子挂在胯上冲了上去，大声喊道：“不行！不行！冷血！加点感情！”可见，他容不得别人在朗诵时有半点乏味，趣味、互动、出奇不意才是他追求的关键所在。没错，这就是格雷戈里，帕蒂说：“他总是惹麻烦，甚至可能搞出大乱子，然而，他能呈现给我们像刚出生的小鹿一样纯洁的作品。”
当然，人无完人，在我看来，对于帕蒂来说，她的文字远远没有其故事本身精彩，《只是孩子》用词太炫太用力，她的詩歌也是如此，像卡车司机的口气，也远远没有其偶像吉姆·莫里森那样出色。怪不得威廉·巴勒斯不怎么喜欢她的诗歌，纽约艺术家邓肯·汉娜也曾说：“帕蒂的伟大在于她起初是一个追星族，她的诗歌是向兰波调情求爱的音符。”
不管怎么说，帕蒂·史密斯自认为“骨子里是一个诗人”，并自视其终生的使命就是去交流，去唤醒大众，用活力不断感染大众，也接受他们反馈的能量，置身于这个共同的世界，或热情回应，以劳动者的身份回应，以母亲的身份回应，以艺术家的身份回应，以一个有发言权的人回应，也许，这就是艺术家的特权！
朋克教母，美国摇滚桂冠诗人帕蒂·史密斯今年73岁了，这位传奇艺术家一直游走于音乐、绘画、摄影、写作交织的王国，她的音乐作品的土壤来源于诗歌，深受法国诗人兰波、魏尔兰，以及艾伦·金斯堡等垮掉派文人的影响，既有浓浓的迷幻色彩，又有声嘶力竭的现实批判意义。
同时更令人汗颜的是，即使年龄很大了，帕蒂却并不古板，暮气沉沉，恰恰相反，她不断地成长、进步，变得更加有趣了。步入晚年，她连续出版了回忆性传记文学《只是孩子》《时光列车》，前者写作初衷来自摄影巨星罗伯特·梅普尔索普死时的遗愿——“向世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帕蒂履行了21年的诺言才得以出版。后者则是她更私人更深沉的回忆。近年这两本书先后在国内出版，深受青年一族的热捧。
帕蒂最近一次出现在世界公众面前，是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现场，她演唱了鲍勃·迪伦名曲《暴雨将至》，即便鲍勃缺席，但作为曾经的老搭档，帕蒂仍以独角的方式书写了音乐史上难忘的一笔。有意思的是，演唱的过程中，她忘词了，后来媒体说她是因为太激动了，网友也表示了极大的理解，认为鲍勃这首歌体量太大，重复的词也很少，加上帕蒂的年龄很大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事实上，帕蒂本人的解释并非如此。她说，颁奖那天外面下着暴雨，后来又下起了雪，她想到了赫尔曼·黑塞、托马斯·曼、阿尔贝·加缪，感觉自己的心脏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就像在童话里一样，在权贵面前，在电视摄像机面前，在那些男男女女面前，一种强烈的情绪瞬间扼住了她，是心慌，但不是忘记了歌词，只是完全无法把它们唱出来。她中途停了下来，向大家道歉，但还是无法平静，唱得跌跌撞撞。
谈到帕蒂，一部关于朋克教母的电影《生命梦想》不得不提，这部纪录片并非什么大导演大制作，而是由一位平面摄影师史蒂文·塞布林历时12年拍成的，从镜头画面来看，谈不上专业，甚至是业余，内容拼接剪辑也不是很有逻辑性，但就是这样一部混杂着音乐、直白、朝圣、演出、政治集会、旧档案等各种素材的片子，对帕蒂的生活和精神进行了深层的雕刻与剖析。
《生命梦想》这部影片的核心就是朋克精神。即追求自我和叛逆的灵魂，真诚地做回自己，而帕蒂属于音乐和诗歌，她的一切荣耀归之于神。
做一名摇滚歌手并不是帕蒂的初衷，早年她陶醉于兰波、布莱克及波德莱尔，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反文化运动以及垮掉派嬉皮士文化盛行，深深地触动了帕蒂，同无数追梦的年轻人一样，帕蒂被鲍勃·迪伦的《像一块滚石》启蒙，用吉他表达内心，成为了她最强烈的愿望。
1971年，帕蒂拿到了山姆·夏普德送的一把1931年版的吉普森吉它，并弄到了鲍勃的歌本，学了几首他的歌，那时候，她只会五个和弦，即便如此，也不能阻隔她用音乐去向世界诉说。在帕蒂看来，生活中总会潜存美感，生活也并不是非横即纵，这人间的音乐，世间的声音和噪音才最重要，才最有美感。总之，万物的声音里，堆叠着一层又一层人类的本质。凡是图像的世界令她着迷的，她都沉浸其中，从画字开始，转为写歌，截至组建乐队登上舞台。
1994年，帕蒂前夫，即摇滚乐队MC5的前吉他手弗雷德去世。之后不久，帕蒂的哥哥托德意外身亡。这是终身的痛。帕蒂在电影中无助地回忆，两个死去的男孩，他们只是孩子，瞧，“蓝色的小鞋子从天空走过，”他们说，“请握住我的手，然后放手。”
“1994年春天，我读到被医生告知死亡即将到来时，独自一人去纽约中央公园，散了最后一次步，弗雷德很喜欢那首歌，经常自弹自唱，女儿杰西在他脚边玩耍。”帕蒂说，那一年，弗雷德的健康状况恶化了，最后总以他唱一曲《她走回了家》结束。对于弗雷德的死，艾伦·金斯伯格打来电话表示哀悼，他说，“让逝去的灵魂逝去吧，生者应继续享受余生。”
面对影片镜头采访，帕蒂说，“弗雷德没能亲眼看到杰克逊与杰西的成长，但我知道，他的灵魂一直陪伴着他们，他们的身体里流淌着他的音乐基因，与杰克逊一起演出，会让她想起与弗雷德一起演出的那种滋味。”
弗雷德去世后，1996年，帕蒂决定搬回纽约，开始新的人生。
剛来到纽约，她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人。但她已经适应了与不幸抗争，没有做梦的时间，没有烦恼，没有新生也没有毁灭，好在她在内心里找到了一片仙境。
起初，帕蒂在思存书店（Strand书店）工作，尽管她曾形容这里“不够友好”，但拥有能够尽情阅读书籍的自由。毕竟书店塑造了她，纽约塑造了她，让她信仰，让她挚爱，让她堕落。在这里，她给罗伯特·梅普尔索普当模特，感觉整日晃荡在60年代的时代废墟中，后来他们相爱了，欢乐也多，有时候连续数月学鲍勃拦出租车的动作……
然而，正当美国“这一代”的精神遗产面临危机的时候，喜力·克里斯托开张了CBGB俱乐部，成为诗人和音乐人的地盘，成为了朋克发源地。喜力是谁？帕蒂说，“就是那个牧羊人。”那时候，所有人，被共同的希望驱赶着前进，这是一种骄傲，也是一种神伤。
1975年，帕蒂的首张专辑《马群》（Horses）受到刚兴起的朋克运动的影响，她将垮掉派诗歌表演和乐队摇滚结合在一起，几乎每一次演出，她都会朗诵自己喜欢的诗歌。在史蒂文·塞布林的镜头里，我们清晰地看到，帕蒂深情地朗诵艾伦·金斯伯格的诗：
我看到了青草，看到了丘陵，我看到了公路，/看到了路的泥泞，看到了停车场有车驶进，/看到了收票员，看到了金钱、支票还有信用卡，/看到了巴士，看到了外国人，看到了他们的孩子穿着红裙，/我看到了入口的标志，静修院的房屋，看到了蓝色与黄色的旗帜，/看到了信徒，他们的卡车和巴士，/我看到了红色与黄色的枕头，那些方枕头，旋转不停，/我看到了鸟居，过路人弯下的腰肢，他们是穿着正装的男女……/我看到了那个智利诗人，看到了彩虹…… 长达3分钟的朗诵，随着音乐跌宕起伏，气息也越来越急促，甚至哽咽，眼睛里闪着泪光，帕蒂不得不摘下眼镜……谈到金斯伯格，帕蒂说，“他是垮掉派诗人中最优雅又玩世不恭的家伙，他是引导我们穿越语言秘境的领路人。”
关于诗人兰波，电影里也有一段较长的告白，“你我的脸紧贴，黑洞里种了一个吻，一声滑稽的哭喊，并不残忍，甚至不算冒犯，只是博爱的古怪的形式，是吸食药物的巨大欢乐所催生的冲动，我寻找同类却一无所获，你拯救了我，用你做农活的双手穿越时间，把我年幼的心捧在手中，灰狗巴士车站旁的小摊摆上了你的诗，我跟随着，想要逃走，令我费解的词语，却被血色照亮的青春期破译，我在写作，桌上摆着你的照片，我发誓，要跟随你的脚步，就穿戴身上的风帽和大衣……我要把我的身体重新分配给你，肌肉是我们俩的，四肢完好无缺……”
兰波对帕蒂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帕蒂的心也曾一度随兰波的足迹去了非洲，去了兰波淘金的埃塞俄比亚。许多人认为，兰波自从去了非洲后就再也没有动笔写作，可是谁知道呢？帕蒂宁愿相信世上仍存留着兰波未被发现的诗作，那些诗作肯定深埋于非洲某个枯林（一定是在一棵没有树影的乳香树下）的皮箱里，皮箱上有被战车碾轧过的痕迹，但是，仍然没有人发现那些密件——伟大的兰波的遗失之作，在阿比西尼亚的尘土中使坦克上的布料闪闪发光，使穆斯林和基督教天使的羽毛闪闪发光。帕蒂还坚信咖啡贩子兰波在哈勒尔的香蕉园里散步，他不是用商人的语言思考，而是用科学的语言沉思……可是，这只是一场梦而已，当帕蒂将梦信以为真，并请求商人朋友萨姆赞助她的埃塞俄比亚之旅时，大伙都被吓坏了。但她的心已经追随兰波而去。非洲之行未遂，但帕蒂有了新的旅行计划，那就是到法国的沙勒维尔来一次朝圣之旅，因为那里诞生了兰波，也埋葬了兰波。
有人认为，受兰波影响下的超现实主义散文诗，也从未像帕蒂这般瑰丽过，毕竟，帕蒂将过去认为轻浮的神秘主义换成了时代的底色，换成了音乐的底蕴，她那自由的诗歌真诚而动人，成为了挽歌，成为了那个巨星陨落时代的悲鸣。诗歌，音乐，任何艺术形式，在帕蒂看来就是“未来之书”。在电影《生命梦想》里，帕蒂谈到了这一点，她说，当有人问她当摇滚巨星的感觉如何的时候，她觉得很好笑，并借用惠特曼的一句话予以回应：“从现在开始一百年内的年轻诗人，我在为你们写诗，当我看见河水时，便想起了你们，当我望向天空时，便想起了你们。还未诞生于世的诗人。我们的祖先通过这种方式，想着我们。我也会同样想到他们。这样让整个社会，一切事物向前运转。”
关于纽约，关于“仙境”，关于那个垮掉的时代，在《只是孩子》这本书中，帕蒂也有诸多描述。比如作为朋克文化兴起的指代物，药品，帕蒂认为有助于诗人、爵士音乐家从另一个世界里为自己提取声音小样，比如从地下丝绒到《我的冷血情人》（My Bloody Valentine），从披头士到饶舌团体，从车库朋克到烈焰红唇合唱团等，药物帮助他们制造了大量的迷幻摇滚……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将毒品作为迷幻剂运用于写作中，所以，我们在凯鲁亚克的小说中看到旧金山人整日酗酒，纵欲、吸毒的生活并不奇怪。美国著名小说家肯·克西，也曾参加了一个医院的毒品试验，并根据这一体验创作了小说《飞越疯人院》，使其名声大噪……
帕蒂与罗伯特·梅普尔索普也曾来到赫赫有名的切尔西旅馆，但就是在这家被称为“古怪、混账的酒店”里，他俩获得了任何名校都不能给予的最顶级的文化教育。在《只是孩子》中，帕蒂这样描述：“这家酒店是一个充满活力、孤注一掷的天堂。弹吉它的流浪汉和穿维多利亚礼服裙的飞高了的美女、毒瘾诗人、剧作家、潦倒的电影导演和法国演员。”总之，来过这里的都是人物，哪怕在外面的世界里一文不名，比如在这座艺术圣殿般的百年旅馆里逗留过的，就有马克·吐温、纳博科夫、狄兰·托马斯、阿瑟·米勒、麦当娜、乔尼·米切尔、欧·亨利等等。帕蒂说，“他们穿过切尔西大堂的时候，每一个都像是我新的大学。”然而，进入这些大学私密世界，却并不需要亮出什么胸卡或其它随便什么卡，唯一的通行证就是唱片制作人博比·纽沃斯的一句话。
在《只是孩子》的叙述中，帕蒂与垮掉派诗人格雷戈里第一次相识，就被带去参加了“圣马克教堂诗歌计划”，然而，正当其他诗人朗诵诗歌的时候，格雷戈里摇摇晃晃，裤子挂在胯上冲了上去，大声喊道：“不行！不行！冷血！加点感情！”可见，他容不得别人在朗诵时有半点乏味，趣味、互动、出奇不意才是他追求的关键所在。没错，这就是格雷戈里，帕蒂说：“他总是惹麻烦，甚至可能搞出大乱子，然而，他能呈现给我们像刚出生的小鹿一样纯洁的作品。”
当然，人无完人，在我看来，对于帕蒂来说，她的文字远远没有其故事本身精彩，《只是孩子》用词太炫太用力，她的詩歌也是如此，像卡车司机的口气，也远远没有其偶像吉姆·莫里森那样出色。怪不得威廉·巴勒斯不怎么喜欢她的诗歌，纽约艺术家邓肯·汉娜也曾说：“帕蒂的伟大在于她起初是一个追星族，她的诗歌是向兰波调情求爱的音符。”
不管怎么说，帕蒂·史密斯自认为“骨子里是一个诗人”，并自视其终生的使命就是去交流，去唤醒大众，用活力不断感染大众，也接受他们反馈的能量，置身于这个共同的世界，或热情回应，以劳动者的身份回应，以母亲的身份回应，以艺术家的身份回应，以一个有发言权的人回应，也许，这就是艺术家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