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流驶，工商界一代有一代之传奇，而一代过后，该种传奇势难重演。
　　工商业巨子霍英东先生逝世，他的传奇经历集聚了不断变迁的时代印记。今天的中国商界，信奉管理和资本运作，可以说是二十多年市场化的经霜历雨之后，与国际潮流接轨的一种进步现象。而始终不变的是，商人倚重“社会关系”的经营，自古至今，并无二致；只是“社会关系”的内容因时而异罢了。回望霍英东、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非等商界翘楚，他们在1984年的境遇，呈现出一种成就商界基业的时代演变轨迹。
　　 张瑞敏在今日商界，代表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管理成功的符号化人物，1984年，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刚刚担任青岛冰箱厂的厂长。他大约在这一年亲手举起大铁锤砸掉有缺陷的冰箱，日后海尔集团的成就从此时开始悄然积累，张瑞敏本人也开始他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管理的本土智慧集大成者的历程。
　　同一年，在北京，比张瑞敏大5岁的柳传志，其时刚刚在中科院的体制内创办了计算所公司（联想的前身），为IBM做代理。柳传志为这家新公司能否生存下来而惶惑和焦虑，距离他成为中国科技创新、市场化、国际化“教父”级人物，还约有20年。
　　与柳传志年纪相仿的任正非，这一年正在深圳做生意，处于退伍军人到商人的角色转变的磨砺。他所创立的既神秘又野性进取、成为国际化科技企业标杆的华为公司，还要在此后4年才降生。
　　其时，霍英东先生已经61岁。
　　霍公在此前一年，已经检出身患癌症。所幸，他尚有多达二十多年的时光来不断谱写人生的传奇。1984年是个重要的年份，他在这一年出资10亿港元成立了“霍英东基金会”，还首次出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也在这一年，邓小平首次南巡，其中，从广州乘船到珠海唐家湾（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故地），再转车去中山。霍英东在自己投资的内地首家涉外高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迎候邓公。旧照片上，两人皆短袖便服，谈笑风生。邓公那句意味深长的“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就是霍公陪邓公登山时说的。
　　这四人的历史场景，代表着两个时代商人的特质。任正非行伍出身，身处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地深圳，为科技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成本优势打拼，从国际大厂商口中夺食，而后出击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是土生土长的民营资本、有国际眼光的企业家精神的代表人物。柳传志演绎着深刻的政治智慧，在他的商业生涯中，他要在中科院的体制内分离出市场化的联想，联想的改制、国际化、并购的历程，无不蕴含了他对国家产业政策风向的精神理解和前瞻。柳传志造就了个人和联想的影响力的历程，他政治智慧内化其中，而并不需直接运筹政治。张瑞敏经营国有家电企业，从改制、市场化激励到股份上市，无不时刻需要把握市场机会和政治风向，他双脚分处于体制内和市场化的大门内外。霍英东，他在1984年，已经完成打造庞大的商业帝国，而后，他由商业资本的成功而进一步到政治影响力和名望的延展，由商而入政，及其以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商人的智慧和境遇，他都达臻巅峰。霍公早年的创业经历，多艰难困苦，他这一代的工商企业家，多在朝鲜战争时期与中国大陆休戚与共，不期然而获得政治上的人和，为以后的从政和经商都缔结了深厚渊源。
　　任、柳、张、霍四人，在其商业际遇中，跟政治的关系，似乎可以粗略看作是渐强渐深的演变轨迹。反过来看，任、柳、张现在的商业成功的时代，已较霍公的时代淡化了政治的运筹。而霍公的商业人生，由香港而延伸到大陆，正好意味着他们这一代，把中国大陆已经断裂数十年的商业精神、企业家精神，重新延续起来，冥冥中开创了任、柳、张的时代的先声。
　　当下的工商业，科技专利、商业创意加上风险投资，已然成为快速达致商业成功的不二法门。那些不断崛起的公司，其成长和扩张，已经很少有政治的影子在其中，而市场化已深深植根。商业当然要讲究政治智慧，但是商业可以不经政治的运筹而成功，当是时代的进步。
　　世间已无霍英东。霍公无愧于他的时代，他的成功为时代所记取，也将垂范后人。他的故去，正值一个新的商业时代登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