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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至2004年2月，我在马来西亚当大使。
马来西亚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常驻新加坡期间，我曾多次往访。槟城、云顶、马六甲、刁曼岛都去过，新山更是近在咫尺，有时周末还过去买菜。
没有正式递交国书就开始了大使生涯
1997年离开新加坡回北京后，我便出任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副司长，前后多次随领导人访问马来西亚。在北京也参与接待过马最高元首和马哈蒂尔总理来访。在多边场合，中马两国领导人经常举行双边会晤，我们便有机会随团工作。那几年，东南亚发生了金融危机，马来西亚又是重灾区，马哈蒂尔总理十分重视中国的作用。中马两国协调立场，着力推进多领域的互利合作，两国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
我是2001年6月在华盛顿接到任命通知的。此前，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乔治城大学做访问学者，重点研究美国的东南亚政策。接到通知后，我便匆匆收拾行囊，打道回府，做赴任准备。
就在我赴任前，美国发生了9.11事件，世界政治版图随之改变，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于9月19日从北京直飞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抵达时已是傍晚时分。我随即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强调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在任内全力以赴，为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做出贡献。
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坐落在吉隆坡市繁华的安邦路上，离著名的双峰塔仅几分钟车程。我们的邻居有好几家大使馆，包括泰国、英国和美国等。
中马两国于1974年正式建交，我是中国派驻马来西亚的第九任大使。使馆院子面积较大，有三万多平米，办公楼外观尚可，但楼宇设施已经陈旧，办公条件也比较落后。
由于马来西亚时任最高元首在新加坡养病，我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新到任大使只好耐心等待。不过，马来西亚外交部很快安排我向其礼宾司司长递交了国书副本，这就意味着我可以开始进行一些礼节性的拜会活动了。
此时离我国国庆招待会的日子越来越近。经与马来西亚外交部商量，我馆的招待会仍以代办名义发邀请，但活动进行到一半时，新大使可以到场与各方嘉宾见面。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马方办事的“灵活性”。这是一种典型的马来文化，凡事商量着办，让双方都能感受到舒适度。引申一点说，中马建交几十年来，两国关系总体在平稳中前进，没有遭遇过大起大落，这应该是与双方打交道的方式密切相关的。良好的沟通是最重要的相处之道，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这是我就任驻马大使后的第一点感受。
递交国书后开始了密集的拜会活动
过了几周，马方决定由来自丁加奴州的代理最高元首端古·米詹出面接受国书，地点在皇宫。马来西亚官方派礼宾车到使馆迎接，要求我和随行人员着燕尾服提前一小时到场，先进行彩排，包括前行、后退多少步和呈递国书的动作等。值得肯定的是，马方要求先书面交换我的颂辞和最高元首的答辞，这样就使现场的活动轻松了许多，气氛更加亲切友好。
那次同我一起递交国书的有瑞典、西班牙、美国新任驻马大使。此后几年，我们几位在参加使团活动时也经常被安排在一起，成了很好的朋友。
递交国书后，我便开始了密集的正式拜会活动。我首先拜会了马外交部长和其他多个部门的内阁部长或副部长。各方对我的到任表示欢迎，介绍了对华合作的具体设想，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期待。一圈拜会下来，我感到中马两国关系的基础很扎实，可推进的合作领域很广泛，两国正迎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除内阁部长外，我还见到了时任副总理巴达维。我在担任亚洲司副司长时接待的第一位到访外长便是巴达维先生。记得当时他们夫妇二人从韩国飞抵上海，我奉示专程到上海接机。此后在双边交往场合每次见面他都称我为老熟人。此次对我出任驻马大使，他表示欢迎，指示马外交部对我的工作给予充分支持。
时任国防部长纳吉布先生对华也比较了解，其父敦拉萨总理于1974年毅然决定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开启了东盟国家同中国建交的先河。纳吉布本人曾以国防部长、教育部长的身份多次访华，同我国教育部、国防部分别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对我的拜会及之后中国军方代表团的到访，他都给予了充分礼遇。每年开斋节他都邀请我出席他的家宴。
若干年后，巴达维和纳吉布分别当上了马来西亚第五、第六任总理，但在见到我时仍以“阁下”相称，并亲切地称我为马来西亚的老朋友。
当大使功夫在平时，出彩则在关键时刻
中马两国政党、议会交流很热络。马来西亚有个执政联盟即国民阵线，其中最大政党是以马来民族为主体的巫统，其次是以华人为主体的马华公会和民政党，此外还有以印度人为主体的国大党等。上述政党同中共都有正常交流。巫统每年一次的党代会都邀请中共派代表出席。作为大使，我并非代表团成员，但可与外交使团一起旁听大会的开、闭幕式。至于其他几个执政党，我们也利用拜年和出席相关活动等机会，尽量保持经常联系。
马来西亚议会分上、下两院，它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我们经常联络的对象。我在吉隆坡那几年，上院主席是华裔政治家丹斯里郑永森先生。他是马华元老，曾受敦拉萨委托带信给周恩来总理，表达马方欲建交的意愿。他也是我到任后第一位前来使馆出席晚宴的嘉宾。当时的下议院议长为扎希尔先生，他为人谦和，对华非常友善。有一次，我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到访，希望拜会马哈蒂尔总理。我直接向两位议长提出，会见时，两位议长均陪同出席，这是对我工作的很大支持。
我平常见到马哈蒂尔总理的机会也比较多。一是因为中国高级代表团来访较频繁，他都尽可能接见;二是使馆举办的很多节庆活动他都前来参加。更多的场合则是外国高级代表团到访的时候。马方的礼宾习惯，是凡有外国领导人到访，各国外交使节全体出席欢迎仪式，部分国家的大使还应邀出席欢迎晚宴，每次有十几位。而中国大使出席此类晚宴的频率相对较高。我猜可能是我国同各国的关系总体都不错，当然更是因为中马关系良好、中国国际地位重要所致。在国宴开始前，马方是要一一唱名的。每次见到马哈蒂尔总理夫妇笑容可掬地同来宾一一握手致意，我都从心底对这对老人充满敬意。 我在马来西亚当大使前后两年多时间，我认为办得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胡锦涛副主席（时任，一年之后出任中国国家主席）2002年4月访马，二是巴达维副总理（时任，一个多月后成为马来西亚第五任总理）2003年9月访华。两次访问都非常成功，为未来双边关系的稳定推进创造了条件。作为大使，我全程陪同了两位领导人互访，并就活动的策划等提出了一些合理建议，得到国内采纳。由此，我感到，当大使功夫在平时，出彩则在关键时刻。
由于中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和影响，也由于中马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大使在外交使团中广受关注。无论是西方国家、非洲国家、中东地区国家还是东盟成员，都同我们有广泛接触。有时是探讨一些问题，有的纯属社交活动，以期增进了解和加深友谊。我有时也组织一些如10 1（东盟加中国）、10 3（东盟加中日韩）范围的活动，深受大家欢迎。那些年在吉隆坡认识的多国使节，有的后来在其他场合还碰到过，有的至今仍保持一定的联系。
华人已深深地融入当地社会
华人作为马来西亚大家庭的一员，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为当地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至今日，华人在当地的融入度已相当深。马来西亚华人有自己的政党，包括执政党和反对党。马内阁部长和副部长中都有华人代表。马来西亚华文中小学教育已非常成体系，应该是东南亚国家中最为扎实的。华文报刊十分发达，几家全国性的中文报纸在当地影响很大。华人在经济领域也比较成功，份量远超其他族群。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马来西亚政府对华人与中国大使馆的交往早已视为正常。同在新加坡一样，我在这里结识了多位德高望重的老华侨。
林苍佑老先生出生在槟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重庆参加抗日爱国活动，曾担任过陈诚将军的英文秘书。抗战胜利后回到马来西亚，亲自创立了马来西亚华人政党民政党。他在槟城担任首席部长长达21年之久，其间成功带领当地民众实现经济转型，受到人们由衷的爱戴。我见到林老时他已80多岁，但精神抖擞，谈锋甚健，儒雅中透着一股豪气，领袖风采依旧。
任雨农先生是著名的华人教育家、书法家，祖籍湖南，年轻时只身到南洋闯荡。他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创作，其书法独树一帜，深受当地华人喜爱。他晚年十分眷恋祖籍国，常以诗词表达怀念之情。任老从九十二岁起，每年给我写一副春联，直到九十八岁。任老是我在世界各地结识的华人朋友中最为年长的一位。他于2009年底在槟城谢世，享年九十九岁。
做了一件有远见的事
在使馆内部建设方面，我在任内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将领事部搬出使馆。鉴于中马关系发展迅速，人员交流规模不断上升，使馆领事部房子太小，又面向大街，大量办证人员的摩托车差不多把使馆大门都堵上了。在征询国内同意后，我们很快在离使馆不远的地方租下一个大厅，并且雇佣了八位当地员工负责接案，彻底改变了办公条件，备受各界称赞。二是加高了围墙护栏，改造了办公大楼的电缆设备，雇佣了24小时值班保安，初步解决了十分紧迫的安全隐患问题。三是适度改造了使馆本部的对外活动场所。使馆的对外活动场所年久失修，为此，我找到马来西亚最有名的华人设计师帮忙设计，用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了改造。四是租用了一个大使官邸。我在大使任上时，中马建交已近三十年，我前面的八任大使都住在办公楼内，显然这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工作的需要。我到任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总算找到了一处合适的院落，且租金也在国内规定范围之内。我就下决心将它租了下来。经过一番装饰之后，正式对外启用。程永华大使接任后，又将该院子买了下来，成了宝贵的国有资产。回过头去看，租用上述官邸，大概是我任内所做的最有远见的一个决定。
时光匆匆，转眼间，我离开驻马来西亚大使岗位已有11年了。这11年间，中马关系继续发展良好，我同马来西亚的各界朋友也保持着一定联系，对这个国家和人民仍怀有美好的感情。展望未来，我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马友好交往与合作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马来西亚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常驻新加坡期间，我曾多次往访。槟城、云顶、马六甲、刁曼岛都去过，新山更是近在咫尺，有时周末还过去买菜。
没有正式递交国书就开始了大使生涯
1997年离开新加坡回北京后，我便出任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副司长，前后多次随领导人访问马来西亚。在北京也参与接待过马最高元首和马哈蒂尔总理来访。在多边场合，中马两国领导人经常举行双边会晤，我们便有机会随团工作。那几年，东南亚发生了金融危机，马来西亚又是重灾区，马哈蒂尔总理十分重视中国的作用。中马两国协调立场，着力推进多领域的互利合作，两国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
我是2001年6月在华盛顿接到任命通知的。此前，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乔治城大学做访问学者，重点研究美国的东南亚政策。接到通知后，我便匆匆收拾行囊，打道回府，做赴任准备。
就在我赴任前，美国发生了9.11事件，世界政治版图随之改变，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我于9月19日从北京直飞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抵达时已是傍晚时分。我随即接受了当地媒体的采访，强调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定在任内全力以赴，为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做出贡献。
中国驻马来西亚使馆坐落在吉隆坡市繁华的安邦路上，离著名的双峰塔仅几分钟车程。我们的邻居有好几家大使馆，包括泰国、英国和美国等。
中马两国于1974年正式建交，我是中国派驻马来西亚的第九任大使。使馆院子面积较大，有三万多平米，办公楼外观尚可，但楼宇设施已经陈旧，办公条件也比较落后。
由于马来西亚时任最高元首在新加坡养病，我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新到任大使只好耐心等待。不过，马来西亚外交部很快安排我向其礼宾司司长递交了国书副本，这就意味着我可以开始进行一些礼节性的拜会活动了。
此时离我国国庆招待会的日子越来越近。经与马来西亚外交部商量，我馆的招待会仍以代办名义发邀请，但活动进行到一半时，新大使可以到场与各方嘉宾见面。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马方办事的“灵活性”。这是一种典型的马来文化，凡事商量着办，让双方都能感受到舒适度。引申一点说，中马建交几十年来，两国关系总体在平稳中前进，没有遭遇过大起大落，这应该是与双方打交道的方式密切相关的。良好的沟通是最重要的相处之道，人与人之间如此，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这是我就任驻马大使后的第一点感受。
递交国书后开始了密集的拜会活动
过了几周，马方决定由来自丁加奴州的代理最高元首端古·米詹出面接受国书，地点在皇宫。马来西亚官方派礼宾车到使馆迎接，要求我和随行人员着燕尾服提前一小时到场，先进行彩排，包括前行、后退多少步和呈递国书的动作等。值得肯定的是，马方要求先书面交换我的颂辞和最高元首的答辞，这样就使现场的活动轻松了许多，气氛更加亲切友好。
那次同我一起递交国书的有瑞典、西班牙、美国新任驻马大使。此后几年，我们几位在参加使团活动时也经常被安排在一起，成了很好的朋友。
递交国书后，我便开始了密集的正式拜会活动。我首先拜会了马外交部长和其他多个部门的内阁部长或副部长。各方对我的到任表示欢迎，介绍了对华合作的具体设想，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期待。一圈拜会下来，我感到中马两国关系的基础很扎实，可推进的合作领域很广泛，两国正迎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除内阁部长外，我还见到了时任副总理巴达维。我在担任亚洲司副司长时接待的第一位到访外长便是巴达维先生。记得当时他们夫妇二人从韩国飞抵上海，我奉示专程到上海接机。此后在双边交往场合每次见面他都称我为老熟人。此次对我出任驻马大使，他表示欢迎，指示马外交部对我的工作给予充分支持。
时任国防部长纳吉布先生对华也比较了解，其父敦拉萨总理于1974年毅然决定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开启了东盟国家同中国建交的先河。纳吉布本人曾以国防部长、教育部长的身份多次访华，同我国教育部、国防部分别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对我的拜会及之后中国军方代表团的到访，他都给予了充分礼遇。每年开斋节他都邀请我出席他的家宴。
若干年后，巴达维和纳吉布分别当上了马来西亚第五、第六任总理，但在见到我时仍以“阁下”相称，并亲切地称我为马来西亚的老朋友。
当大使功夫在平时，出彩则在关键时刻
中马两国政党、议会交流很热络。马来西亚有个执政联盟即国民阵线，其中最大政党是以马来民族为主体的巫统，其次是以华人为主体的马华公会和民政党，此外还有以印度人为主体的国大党等。上述政党同中共都有正常交流。巫统每年一次的党代会都邀请中共派代表出席。作为大使，我并非代表团成员，但可与外交使团一起旁听大会的开、闭幕式。至于其他几个执政党，我们也利用拜年和出席相关活动等机会，尽量保持经常联系。
马来西亚议会分上、下两院，它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也是我们经常联络的对象。我在吉隆坡那几年，上院主席是华裔政治家丹斯里郑永森先生。他是马华元老，曾受敦拉萨委托带信给周恩来总理，表达马方欲建交的意愿。他也是我到任后第一位前来使馆出席晚宴的嘉宾。当时的下议院议长为扎希尔先生，他为人谦和，对华非常友善。有一次，我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到访，希望拜会马哈蒂尔总理。我直接向两位议长提出，会见时，两位议长均陪同出席，这是对我工作的很大支持。
我平常见到马哈蒂尔总理的机会也比较多。一是因为中国高级代表团来访较频繁，他都尽可能接见;二是使馆举办的很多节庆活动他都前来参加。更多的场合则是外国高级代表团到访的时候。马方的礼宾习惯，是凡有外国领导人到访，各国外交使节全体出席欢迎仪式，部分国家的大使还应邀出席欢迎晚宴，每次有十几位。而中国大使出席此类晚宴的频率相对较高。我猜可能是我国同各国的关系总体都不错，当然更是因为中马关系良好、中国国际地位重要所致。在国宴开始前，马方是要一一唱名的。每次见到马哈蒂尔总理夫妇笑容可掬地同来宾一一握手致意，我都从心底对这对老人充满敬意。 我在马来西亚当大使前后两年多时间，我认为办得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胡锦涛副主席（时任，一年之后出任中国国家主席）2002年4月访马，二是巴达维副总理（时任，一个多月后成为马来西亚第五任总理）2003年9月访华。两次访问都非常成功，为未来双边关系的稳定推进创造了条件。作为大使，我全程陪同了两位领导人互访，并就活动的策划等提出了一些合理建议，得到国内采纳。由此，我感到，当大使功夫在平时，出彩则在关键时刻。
由于中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和影响，也由于中马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大使在外交使团中广受关注。无论是西方国家、非洲国家、中东地区国家还是东盟成员，都同我们有广泛接触。有时是探讨一些问题，有的纯属社交活动，以期增进了解和加深友谊。我有时也组织一些如10 1（东盟加中国）、10 3（东盟加中日韩）范围的活动，深受大家欢迎。那些年在吉隆坡认识的多国使节，有的后来在其他场合还碰到过，有的至今仍保持一定的联系。
华人已深深地融入当地社会
华人作为马来西亚大家庭的一员，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为当地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至今日，华人在当地的融入度已相当深。马来西亚华人有自己的政党，包括执政党和反对党。马内阁部长和副部长中都有华人代表。马来西亚华文中小学教育已非常成体系，应该是东南亚国家中最为扎实的。华文报刊十分发达，几家全国性的中文报纸在当地影响很大。华人在经济领域也比较成功，份量远超其他族群。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马来西亚政府对华人与中国大使馆的交往早已视为正常。同在新加坡一样，我在这里结识了多位德高望重的老华侨。
林苍佑老先生出生在槟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重庆参加抗日爱国活动，曾担任过陈诚将军的英文秘书。抗战胜利后回到马来西亚，亲自创立了马来西亚华人政党民政党。他在槟城担任首席部长长达21年之久，其间成功带领当地民众实现经济转型，受到人们由衷的爱戴。我见到林老时他已80多岁，但精神抖擞，谈锋甚健，儒雅中透着一股豪气，领袖风采依旧。
任雨农先生是著名的华人教育家、书法家，祖籍湖南，年轻时只身到南洋闯荡。他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创作，其书法独树一帜，深受当地华人喜爱。他晚年十分眷恋祖籍国，常以诗词表达怀念之情。任老从九十二岁起，每年给我写一副春联，直到九十八岁。任老是我在世界各地结识的华人朋友中最为年长的一位。他于2009年底在槟城谢世，享年九十九岁。
做了一件有远见的事
在使馆内部建设方面，我在任内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将领事部搬出使馆。鉴于中马关系发展迅速，人员交流规模不断上升，使馆领事部房子太小，又面向大街，大量办证人员的摩托车差不多把使馆大门都堵上了。在征询国内同意后，我们很快在离使馆不远的地方租下一个大厅，并且雇佣了八位当地员工负责接案，彻底改变了办公条件，备受各界称赞。二是加高了围墙护栏，改造了办公大楼的电缆设备，雇佣了24小时值班保安，初步解决了十分紧迫的安全隐患问题。三是适度改造了使馆本部的对外活动场所。使馆的对外活动场所年久失修，为此，我找到马来西亚最有名的华人设计师帮忙设计，用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了改造。四是租用了一个大使官邸。我在大使任上时，中马建交已近三十年，我前面的八任大使都住在办公楼内，显然这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工作的需要。我到任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总算找到了一处合适的院落，且租金也在国内规定范围之内。我就下决心将它租了下来。经过一番装饰之后，正式对外启用。程永华大使接任后，又将该院子买了下来，成了宝贵的国有资产。回过头去看，租用上述官邸，大概是我任内所做的最有远见的一个决定。
时光匆匆，转眼间，我离开驻马来西亚大使岗位已有11年了。这11年间，中马关系继续发展良好，我同马来西亚的各界朋友也保持着一定联系，对这个国家和人民仍怀有美好的感情。展望未来，我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马友好交往与合作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