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防总办公室统计，截至7月23日，今年全国28个省(市、区)遭受洪涝灾害，受灾人口1.2亿，因灾死亡742人，直接经济损失1525亿元。
　　与之相比，2009年，截至8月底因洪涝灾害死亡的人数为427人，直接经济损失711亿元。2008年截至8月初，这两个数字分别为346人和562亿元，而1998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4150人和2851亿元。可以看出，今年洪涝灾害损失尚不及1998年，但在最近几年仍属较为严重。
　　洪涝是天灾，人无法控制，洪涝损失却应当是可控的。近几年来洪涝损失没有降低，反而大幅增加，恐怕是各级政府没有尽到控制这种公共风险的责任导致。
　　比如，今年较为严重的洪涝灾害的首发地在江西抚州，结果发生了唱凯堤决口。该市一直强调堤坝建设缺乏资金，然而，灾后该市却可以压缩16个城市新街道、饮食街区、文化长廊等“锦上添花”式城建项目，“节约”出数亿元资金。
　　今年洪涝灾害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城镇内涝频繁发生。针对这种现象，城市规划专家一语破的：决策者重视招商引资等可出GDP的项目，而忽视城市水利这一“埋在地下的政绩”。
　　事实相当清楚，今年洪涝灾害损失严重实有人为目素，其背后是中国财政支出整体结构的失衡。中国各级政府财政收入近年来都在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持续升高。然而政府有钱了，维持城乡居民正常生活的基础设施与公共品供应却依然相对匮乏。惟一的原因就是：财政支出结构不当，导致用于会共服务的支出不足。
　　政府财政支出一般包括经济建设支出、国防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及其他支出等项目。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尽管发生一定变化，财政支出结构却大体未变，始终以经济建设或经济增长为中心，经济建设支出比重畸高。
　　计划经济时代的情形众所周知。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经济建设支出曾大幅度下降，但在大多数地方，这依然是最大的财政支出项目。地方官员为了晋升而围绕GDP展开的政府问竞争，加大了财政支出的这种畸形结构。
　　为吸引投资，地方政府大量使用优惠政策，减少了可用于公共服务的收入。同样为增加本地竞争力，地方政府把财政资源投入到生产导向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比如高等级公路、庞大的港口等，为此必然压缩关系民众正常生活的公共服务支出。
　　也就是说，地方政府间竞争导致“基本建设”畸形化。每级政府都以基本建设为名上马大量工程，但这类工程，大多是生产性项目，或者是政绩工程。对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城乡基础设施如城镇排水系统、乡村饮用水、电、道路、江河堤坝建设等项目，政府总是囊中羞涩。
　　由于政府忙于进行生产导向型“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居民赖以生活的基础设施始终不够完善，诸多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不能得到满足。
　　比如，最近舆论对“幼儿园荒”的关注才使人们意识到今天，很多幼儿甚至没有幼儿园可上，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
　　可以看出，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严重缺乏公共性，基本建设费用的安排同样缺乏公共性。财政资源主要被用于那些有助于实现短期增长的项目，政府本应承担、可对民众产生长远收益的基础设施，却始终处于供应不足状态，尤其是在乡村。由此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民众可获得的公共福利未能同步上升。
　　财政必须服务于公众之需、化解公共风险。
　　今年的洪灾再次提醒人们，当社会风险丛生、公众对基础设施和会共服务产生强烈需求之际，财政支出结构必须迅速调整，由增长型财政转向民生型财政，面向公众之切身需求，重新构想基本建设规划。
　　这包括建立适度的社会保障体系，但首先政府应当用财政资源兴建城乡基础设施完善会共服务。这两者能够大幅度提高民众可支配收入，进而提高生活质量，长远而言也有利于持续发展，财政向这个方向投资是最有效率的。
　　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财政结构对比研究表明，经济增长过程不可能自动促成基本建设规划与财政支出结构的转型。此一转型只能透过完善公共治理等政治过程完成。高层应从根本上改变官员考核指标体系，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改变官员升迁机制，令官员从围绕着增长的竞争，转向围绕着公共服务的竞争。
　　同时，民众应积极参与财政预算决策过程。公共服务的受益人是民众，民众自身、并通过他们的代表主导财政预算决策过程，就是推动财政支出结构转型的根本动力。这既需要政府的自觉，更需要会民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