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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的达兰萨拉，寒风萧瑟，凉意逼人。这个背靠喜马拉雅山脉，坐落在印度喜马偕尔邦的西北山区的小镇，因为“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的召开，而瞬间变得热闹起来。
在崎岖、狭窄的街道上，不时有西方国家牌照的车辆驶过，有些车上还架着卫星天线，一看便知是卫星转播车；身着喇嘛服装的人群中，多了许多不同肤色、挎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当地的宾馆、饭店、网吧也一时人满为患。显然，这个小镇非同寻常，这次大会也非同一般。
这就是达兰萨拉，达赖喇嘛的寓所以及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他们极力打造的“小拉萨”。
“流亡藏人”的伤心地
达兰萨拉分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海拔1250米，基本是当地印度人居住。海拔约1800米的上达兰萨拉，规模只相当一个乡镇，为藏人聚居区，人数只有8000多人，“流亡藏人”把这里叫作“小拉萨”，显然怀有浓浓的思乡情结。
一位名叫泽西的藏人说，他从四川藏区来到达兰萨拉已有10多年了，但他始终没有结婚成家，因为“我的心还是在家乡”。一位毕业于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的藏族青年，1999年来到达兰萨拉。这名青年说，“爸爸妈妈都在家里，我出国9年了都不能回去看看他们，只能偶尔打一打电话，真想回去看看他们。”
1959年，约有13000名西藏人和达赖喇嘛一起流亡到印度，其后一两年间，约6万多西藏人陆陆续续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地，成为“流亡藏人”。196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将达兰萨拉“租借”给达赖喇嘛，建立了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到目前为止，海外“流亡藏人”人数共有约13万，其中约10万居住在印度。
据了解，很多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生活并不如意。1959年随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的西藏人，因不适应当地气候等原因，很多人不久便得病身亡。而一些得以幸存下来的，则被印度政府征发到偏远的山区修路，营养不良和传染病夺走了很多修路藏人的生命。而他们在印度出生的子女，到几十年后的如今，身份依然还是难民。
相对而言，生活在达兰萨拉的藏人生活还有一定保证，得益于达兰萨拉是国际旅游区的声誉，这个小镇的居民每年都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在这里，网吧、酒吧、夜总会、餐馆和旅游纪念品商店等等，一应俱全。
而生活在印度其他难民区的藏人，生活水平则比较落后。泽西说，相对于印度人，藏人普遍要勤劳，难民身份更是让他们不敢懈怠。但这也给藏人带来了麻烦，一些当地印度人因此嫉恨藏人，族群冲突时有发生。
冲突一旦发生，印度警察多半会站在印度人一边，“流亡藏人”也只能默默流泪了。一个西方旅游者说，他亲眼看到印度警察介入了一起印度人和藏人的争执，而结果是那个藏人遭五花大绑游街。
泽西感叹说：“寄人篱下的日子真的不好过。”
“流亡政府”财政紧张
“定都”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政治体制与行政架构，依靠 “西藏内阁（噶厦）”“西藏人民议会”“最高法院”对全球海外流亡藏人实行控制与管理，达赖喇嘛则是最高领袖，担当政权的“元首”职能。目前，“西藏流亡政府”有接近3000名“公务员”，管理着全球约13万人的“流亡藏人”群体。
据有关人士透露，“流亡政府”的收入主要靠海外金主的资助。目前在纽约有个西藏基金会，是1991年由西藏难民和美国人设立的，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上千万美元资产的机构，其部分经费来自于美国国务院难民计划办公室。1984年成立的“促进民主基金会”和索罗斯的“公开社会”，近年来也开始大量援助“西藏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还规定，“流亡藏人”每人每年要向政府缴纳46卢比的所谓的“独立税”，而有薪人士则须缴纳基本薪资4%或薪水总额的2%，选其中较多者缴纳。“流亡政府”的“财政部”拥有慈善基金会、出版社，在印度和尼泊尔拥有旅店，在澳洲与美国经营土产手工分销处等等。“流亡政府”还建有网站，通过互联网从民间募捐。
另外，达赖喇嘛经常以“西藏精神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周游列国，通过大量的弘法会和讲经活动获取捐款和赞助。据报道，达赖在欧美的一些弘法会，其赞助票开出的价格为每张高达1000美元。
“流亡政府”之所以能得到海外的大量资金支持，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其对自身的“民主化”包装，掩盖政教合一的本质，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
尽管如此，“流亡政府”的财政状况依然非常窘迫。破旧不堪的“政府”办公大楼，也许能印证其惨淡经营的境地。楼道里光线阴暗，办公电脑多是老式的CRT显示器台式机，连打印机也没有彩色打印功能，办公室里的桌椅更是破旧不堪。
儿童教育很西化
“全球藏人特别大会”是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举行。
一位教英文的老师说，儿童村是“流亡社区”儿童、少年免费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地方。他们不仅可以免费读书，校服和日常生活开支也是免费的。
这位老师说，这个儿童村建于1960年，儿童村的学校采用藏语和英语双语教育，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美其名曰“为学生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作准备”。汉语教学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而语言的隔阂与沟通的不畅，正是矛盾和误解产生的原因之一。
对于多数“流亡藏人”而言，在印度和欧美大学里深造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一个正在做英语作业的小学生就用稚嫩的英语说：“将来我要考上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可以看出，“西藏流亡政府”在培养下一代方面很下工夫，而且在教育过程中以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为理由，割断其与中国的文化联系。
另外，“西藏流亡政府”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藏人宣传，在达兰萨拉生活的藏人读书、看病都不需要自己花钱，由此把达兰萨拉描绘成“人间天堂”。以至于国内一些生活一时不如意、不明就里的藏人投奔而去。而多数满怀希望而去的藏人，收获最多的还是失望。
为了安抚失望的“流亡藏人”，“西藏流亡政府”加强了“讲经布道”。据悉，“西藏流亡政府”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藏传佛教的宣扬，而旁人则很难在政治意图与传统信仰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2008.11.20
在崎岖、狭窄的街道上，不时有西方国家牌照的车辆驶过，有些车上还架着卫星天线，一看便知是卫星转播车；身着喇嘛服装的人群中，多了许多不同肤色、挎着大包小包的人们；当地的宾馆、饭店、网吧也一时人满为患。显然，这个小镇非同寻常，这次大会也非同一般。
这就是达兰萨拉，达赖喇嘛的寓所以及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他们极力打造的“小拉萨”。
“流亡藏人”的伤心地
达兰萨拉分上下两部分，下达兰萨拉海拔1250米，基本是当地印度人居住。海拔约1800米的上达兰萨拉，规模只相当一个乡镇，为藏人聚居区，人数只有8000多人，“流亡藏人”把这里叫作“小拉萨”，显然怀有浓浓的思乡情结。
一位名叫泽西的藏人说，他从四川藏区来到达兰萨拉已有10多年了，但他始终没有结婚成家，因为“我的心还是在家乡”。一位毕业于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的藏族青年，1999年来到达兰萨拉。这名青年说，“爸爸妈妈都在家里，我出国9年了都不能回去看看他们，只能偶尔打一打电话，真想回去看看他们。”
1959年，约有13000名西藏人和达赖喇嘛一起流亡到印度，其后一两年间，约6万多西藏人陆陆续续翻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地，成为“流亡藏人”。196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将达兰萨拉“租借”给达赖喇嘛，建立了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到目前为止，海外“流亡藏人”人数共有约13万，其中约10万居住在印度。
据了解，很多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生活并不如意。1959年随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的西藏人，因不适应当地气候等原因，很多人不久便得病身亡。而一些得以幸存下来的，则被印度政府征发到偏远的山区修路，营养不良和传染病夺走了很多修路藏人的生命。而他们在印度出生的子女，到几十年后的如今，身份依然还是难民。
相对而言，生活在达兰萨拉的藏人生活还有一定保证，得益于达兰萨拉是国际旅游区的声誉，这个小镇的居民每年都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在这里，网吧、酒吧、夜总会、餐馆和旅游纪念品商店等等，一应俱全。
而生活在印度其他难民区的藏人，生活水平则比较落后。泽西说，相对于印度人，藏人普遍要勤劳，难民身份更是让他们不敢懈怠。但这也给藏人带来了麻烦，一些当地印度人因此嫉恨藏人，族群冲突时有发生。
冲突一旦发生，印度警察多半会站在印度人一边，“流亡藏人”也只能默默流泪了。一个西方旅游者说，他亲眼看到印度警察介入了一起印度人和藏人的争执，而结果是那个藏人遭五花大绑游街。
泽西感叹说：“寄人篱下的日子真的不好过。”
“流亡政府”财政紧张
“定都”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仿照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了政治体制与行政架构，依靠 “西藏内阁（噶厦）”“西藏人民议会”“最高法院”对全球海外流亡藏人实行控制与管理，达赖喇嘛则是最高领袖，担当政权的“元首”职能。目前，“西藏流亡政府”有接近3000名“公务员”，管理着全球约13万人的“流亡藏人”群体。
据有关人士透露，“流亡政府”的收入主要靠海外金主的资助。目前在纽约有个西藏基金会，是1991年由西藏难民和美国人设立的，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上千万美元资产的机构，其部分经费来自于美国国务院难民计划办公室。1984年成立的“促进民主基金会”和索罗斯的“公开社会”，近年来也开始大量援助“西藏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还规定，“流亡藏人”每人每年要向政府缴纳46卢比的所谓的“独立税”，而有薪人士则须缴纳基本薪资4%或薪水总额的2%，选其中较多者缴纳。“流亡政府”的“财政部”拥有慈善基金会、出版社，在印度和尼泊尔拥有旅店，在澳洲与美国经营土产手工分销处等等。“流亡政府”还建有网站，通过互联网从民间募捐。
另外，达赖喇嘛经常以“西藏精神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份周游列国，通过大量的弘法会和讲经活动获取捐款和赞助。据报道，达赖在欧美的一些弘法会，其赞助票开出的价格为每张高达1000美元。
“流亡政府”之所以能得到海外的大量资金支持，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其对自身的“民主化”包装，掩盖政教合一的本质，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
尽管如此，“流亡政府”的财政状况依然非常窘迫。破旧不堪的“政府”办公大楼，也许能印证其惨淡经营的境地。楼道里光线阴暗，办公电脑多是老式的CRT显示器台式机，连打印机也没有彩色打印功能，办公室里的桌椅更是破旧不堪。
儿童教育很西化
“全球藏人特别大会”是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举行。
一位教英文的老师说，儿童村是“流亡社区”儿童、少年免费接受初等和中等教育的地方。他们不仅可以免费读书，校服和日常生活开支也是免费的。
这位老师说，这个儿童村建于1960年，儿童村的学校采用藏语和英语双语教育，6年级以下是完全藏语教学，6年级以上开始藏英文双语教学，美其名曰“为学生未来报考印度和欧美高等学校作准备”。汉语教学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而语言的隔阂与沟通的不畅，正是矛盾和误解产生的原因之一。
对于多数“流亡藏人”而言，在印度和欧美大学里深造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一个正在做英语作业的小学生就用稚嫩的英语说：“将来我要考上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可以看出，“西藏流亡政府”在培养下一代方面很下工夫，而且在教育过程中以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为理由，割断其与中国的文化联系。
另外，“西藏流亡政府”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内藏人宣传，在达兰萨拉生活的藏人读书、看病都不需要自己花钱，由此把达兰萨拉描绘成“人间天堂”。以至于国内一些生活一时不如意、不明就里的藏人投奔而去。而多数满怀希望而去的藏人，收获最多的还是失望。
为了安抚失望的“流亡藏人”，“西藏流亡政府”加强了“讲经布道”。据悉，“西藏流亡政府”始终没有停止过对藏传佛教的宣扬，而旁人则很难在政治意图与传统信仰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2008.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