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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视角,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坚实的基础。因此,今天研究中共党史,无论是起点、过程还是归宿,都应该着重从宏观上把握以下五个基本的定位问题。
一、回天之功——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振兴史中的地位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的总体界定。
要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就必须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与偏激。才能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的振兴中所起的作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从秦始皇到唐太宗,中华民族千余年的历史虽然屡有波折,但总体上是走了一条上升通道。到了四方来仪的唐朝,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以致于到了今天,西方华人聚居之处依然被称为唐人街。
从唐以后到末代皇帝,中华民族同样千余年的历史虽然时有亮点和反弹,但总体上是走了一条下降通道。到了鸦片战争,中国已经成为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不用说什么强大与尊严,连民族能否继续生存都成了严重的问题。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社会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先后走上历史舞台。他们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中华民族却继续滑落创出新低。这一历时千年的下降趋势,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开始真正有了转机。
从抗日战争的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努力,已经使得中华民族的颓势发生了根本的反转而不是反弹。虽然这几十年中依然出现反复和挫折,有时甚至还非常激烈,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只是迅速盘升中大大小小的震荡。中华民族正大踏步地走在一条新的上升通道中,这一事实已经举世公认。眼前可以看到的高点就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出色地实现了当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夙愿,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拥有一席之地,而且还正在不断创出新的奇迹。对中华民族的回天之功,中国共产党实在是当之无愧。
二、机遇终胜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机遇战胜挑战的历史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客观结论。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始终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同时又是机遇战胜挑战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只有五十多名党员,如何迅速有效地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担心更有人退党。然而短短五年多的时间,就在国共合作后横扫了当时不可一世的北洋军阀。
大革命失败后,如何用相对还比较弱小的革命力量反抗人多势众的国民党反动派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落荒更有人叛变。然而短短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就拥有了十多万红军和十余块根据地,土地革命开展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抗战开始后,如何用有限的三万部队在穷凶极恶的日军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拖住日军的进攻步伐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犹豫还有人怀疑,更有人断言中国共产党将难以生存。然而八年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拥有近二十块的抗日根据地,还拥有百万正规部队和二百万民兵,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
解放战争开始后,如何战胜数百万装备精良并获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担忧有人害怕。然而谁都没有料到,中国共产党竟然在短短三年后就把蒋介石赶上了海岛。
新中国建立之初,如何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扬言共产党长于军事拙于经济。然而不过几年时间,社会主义制度就得以确立,经济也迅速发展。如果当时能够按照八大的决议集中精力搞建设,今天的中国又会有怎样的繁荣和强大!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国际上幸灾乐祸者以为中国元气大伤、已经一蹶不振了。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三十年,全世界都不得不对中国的发展刮目相看。
铁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总能化挑战为机遇,历史上所有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能否前进、能否创新的怀疑,结果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三、失误是成功之母——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善于纠正失误的结果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得失的基本认识。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非常客观也非常辩证的评述。中国共产党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前进的道路却是艰难的。换句话说,就是光明总出现在曲折之后。几乎每一次的成功都是纠正失误的结果。
土地革命的兴起正是对陈独秀错误的纠正。就此而言,陈独秀的错误在断送了大革命成果的同时,却为土地革命开辟了道路。
遵义会议的召开正是对“左”倾冒险主义的纠正。就此而言,王明的错误在迫使红军长征的同时,却为中国共产党选择自己真正的领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
毛泽东思想领导地位在全党的确立正是对教条主义的否定。就此而言,“右”倾投降主义在干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却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高度统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正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就此而言,阶级斗争为纲在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使全党更坚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
可见,在前进的道路上,失误和挫折是难免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使失误和挫折尽量犯得少一点和小一点,纠正得早一点和快一点。小灾难促进小进步,大灾难促进大进步。如果一味弱化失误强化成功,就会导致对中国共产党的苛求;而一味强化失误弱化成功,不仅颠倒了历史事实,更会误导思想认识,阻挡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步伐。
四、其始也简,将毕也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最辉煌的历史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走向的规律总结。
“其始也简,将毕也钜”是董必武在参观上海一大会址时留下的题词。他借用李大钊1916年9月5日发表在《晨钟报》上祝贺当日宪法会议开幕的文章内容。文章寄语宪法大会:“然而一事之兴,作始也简,将毕也钜,不慎诸始,以贻后日之隐忧,祸已迫于眉睫,始皇皇焉谋补救之方,而国脉民生之牺牲于其间者,殆已不可量计。此不能不以慎审周祥之功,责望于诸公者矣。”董必武取其中短短八个字赋予了新的涵义,言简意赅,意义深远。确实,刚起步时的中国共产党非常简单,十几个志同道合者在上海的一间小客堂里开了个会,拟了个粗略的提纲。然而回首往事,小客堂里诞生的事业却已经惊天动地。中共党史的内容构建应该顺应事业的发展壮大充分体现出“钜”的过程和“钜”的艰辛,更深刻地衬托和体现新时期党的事业更是前所未有的“钜”,自然也更前所未有的艰辛。
如何把如此辉煌的历史转化成社会成员尤其是全体党员的精神营养,从而给新时期的新发展增添强大的动力,是今天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完成的使命。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落实以人为本的宗旨,使党的历史人性化而不是神圣化。以免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半信半疑敬而远之。如果能够妥善地化解这一难题,何愁在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推广中不出“名嘴”、没有“粉丝”,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关注也必然会超越当今社会上形形色色热热闹闹的历史演义而独树一帜。
其次,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寻求以情动人的路径,使党的历史充满革命激情而不是革命概念。以免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似懂非懂望而生畏。要实现以情动人其实不难。从董必武饱含深沉与激情的题词来看,他当时肯定因思绪澎湃而动容,以致落笔后即现令人过目不忘的功力。如果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也能够因动容而下笔,何愁广大的读者无动于衷,又何愁中共党史没有“超级粉丝”。
再次,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确立既要引导受众更要服务受众的理念,通过服务受众来实现引导受众。历史是一门引人入胜的学问,更是一门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共党史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门记载中国近代历史上五十多名赤手空拳、名不见经传的人们怎样在短短二十八年的时间里就拿下了中国的历史,其内容之丰富、涉及之广泛、过程之曲折、斗争之惊险,可谓举世罕见。因此,中共党史的研究就必须确立为受众服务的理念,使受教育的过程同时成为精神享受的过程,才能达到入耳入脑的效果。唯有如此,中共党史的研究才有可能培养出大批忠实的读者和听众。
毫无疑问,中共党史的研究只有走进党心、军心、民心,才能真正保持旺盛的活力,使生命之树长青。
五、箭必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思维模式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基本概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进程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今天中共党史研究必须要用历史事实来回答的问题。
最早回答这一问题的是毛泽东。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当年的“箭”是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的”上,用来解决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问题,那么毛泽东则坚定地认为,在中国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箭”,就必须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的”上,用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毛泽东用“箭”与“的”来形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思维模式的形式和内容最生动最形象的注释,更是他对自己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一科学思维模式的明确宣告。
今天的科学已经证明,科学技术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硬件,而是蕴藏在硬件中的软件。同样,在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价值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硬件”——说了些什么,而是他为什么这么说,也就是他的“软件”——科学的思维模式。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决不是毛泽东严格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硬件”的结果,而是在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国情后,大胆设计和运行马克思主义的“软件”的结果。事实上,严格复制马克思主义“硬件”不走样,正是中国民主革命屡遭重创的主要原因。唯有真正领悟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软件”,才使得中国革命从井冈山走上了天安门。
科学的思维模式必定蕴育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是诞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共性,又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鲜明个性。因此,掌握和精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思维模式,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历代杰出领导人的共同追求和共同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思维模式并不深奥。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使受众能够深切体会和理解这一科学思维模式的精湛而简约,神奇而平凡,让受众因为掌握和运用这种科学的思维模式而使生活和工作受益无穷。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她在实践中创造和运用的科学思维模式自然也能为人民服务,成为社会共同的思想财富。
漠视自身历史的民族很难具有长远的目标,漠视党的历史的党员很难具有坚定的信仰,漠视人民军队历史的战士很难懂得党指挥枪的重要。今天加强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必将使这一宝贵的资源能够更好地体现并加强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为弘扬科学发展观、加强军队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指挥与管理教研室教授
■ 责任编辑:周奕韵
一、回天之功——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振兴史中的地位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的总体界定。
要正确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就必须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与偏激。才能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对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的振兴中所起的作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从秦始皇到唐太宗,中华民族千余年的历史虽然屡有波折,但总体上是走了一条上升通道。到了四方来仪的唐朝,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以致于到了今天,西方华人聚居之处依然被称为唐人街。
从唐以后到末代皇帝,中华民族同样千余年的历史虽然时有亮点和反弹,但总体上是走了一条下降通道。到了鸦片战争,中国已经成为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不用说什么强大与尊严,连民族能否继续生存都成了严重的问题。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社会的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先后走上历史舞台。他们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中华民族却继续滑落创出新低。这一历时千年的下降趋势,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开始真正有了转机。
从抗日战争的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史事实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努力,已经使得中华民族的颓势发生了根本的反转而不是反弹。虽然这几十年中依然出现反复和挫折,有时甚至还非常激烈,但用历史的眼光看只是迅速盘升中大大小小的震荡。中华民族正大踏步地走在一条新的上升通道中,这一事实已经举世公认。眼前可以看到的高点就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中国共产党出色地实现了当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夙愿,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拥有一席之地,而且还正在不断创出新的奇迹。对中华民族的回天之功,中国共产党实在是当之无愧。
二、机遇终胜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机遇战胜挑战的历史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客观结论。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始终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同时又是机遇战胜挑战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只有五十多名党员,如何迅速有效地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担心更有人退党。然而短短五年多的时间,就在国共合作后横扫了当时不可一世的北洋军阀。
大革命失败后,如何用相对还比较弱小的革命力量反抗人多势众的国民党反动派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落荒更有人叛变。然而短短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就拥有了十多万红军和十余块根据地,土地革命开展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
抗战开始后,如何用有限的三万部队在穷凶极恶的日军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拖住日军的进攻步伐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犹豫还有人怀疑,更有人断言中国共产党将难以生存。然而八年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拥有近二十块的抗日根据地,还拥有百万正规部队和二百万民兵,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
解放战争开始后,如何战胜数百万装备精良并获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担忧有人害怕。然而谁都没有料到,中国共产党竟然在短短三年后就把蒋介石赶上了海岛。
新中国建立之初,如何安定社会、发展经济成为最大的挑战。当时有人扬言共产党长于军事拙于经济。然而不过几年时间,社会主义制度就得以确立,经济也迅速发展。如果当时能够按照八大的决议集中精力搞建设,今天的中国又会有怎样的繁荣和强大!
“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国际上幸灾乐祸者以为中国元气大伤、已经一蹶不振了。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三十年,全世界都不得不对中国的发展刮目相看。
铁的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总能化挑战为机遇,历史上所有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能否前进、能否创新的怀疑,结果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三、失误是成功之母——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善于纠正失误的结果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得失的基本认识。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非常客观也非常辩证的评述。中国共产党的成就是辉煌的,但前进的道路却是艰难的。换句话说,就是光明总出现在曲折之后。几乎每一次的成功都是纠正失误的结果。
土地革命的兴起正是对陈独秀错误的纠正。就此而言,陈独秀的错误在断送了大革命成果的同时,却为土地革命开辟了道路。
遵义会议的召开正是对“左”倾冒险主义的纠正。就此而言,王明的错误在迫使红军长征的同时,却为中国共产党选择自己真正的领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前提。
毛泽东思想领导地位在全党的确立正是对教条主义的否定。就此而言,“右”倾投降主义在干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却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高度统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正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就此而言,阶级斗争为纲在严重干扰了社会主义建设之后,使全党更坚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
可见,在前进的道路上,失误和挫折是难免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使失误和挫折尽量犯得少一点和小一点,纠正得早一点和快一点。小灾难促进小进步,大灾难促进大进步。如果一味弱化失误强化成功,就会导致对中国共产党的苛求;而一味强化失误弱化成功,不仅颠倒了历史事实,更会误导思想认识,阻挡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步伐。
四、其始也简,将毕也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最辉煌的历史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走向的规律总结。
“其始也简,将毕也钜”是董必武在参观上海一大会址时留下的题词。他借用李大钊1916年9月5日发表在《晨钟报》上祝贺当日宪法会议开幕的文章内容。文章寄语宪法大会:“然而一事之兴,作始也简,将毕也钜,不慎诸始,以贻后日之隐忧,祸已迫于眉睫,始皇皇焉谋补救之方,而国脉民生之牺牲于其间者,殆已不可量计。此不能不以慎审周祥之功,责望于诸公者矣。”董必武取其中短短八个字赋予了新的涵义,言简意赅,意义深远。确实,刚起步时的中国共产党非常简单,十几个志同道合者在上海的一间小客堂里开了个会,拟了个粗略的提纲。然而回首往事,小客堂里诞生的事业却已经惊天动地。中共党史的内容构建应该顺应事业的发展壮大充分体现出“钜”的过程和“钜”的艰辛,更深刻地衬托和体现新时期党的事业更是前所未有的“钜”,自然也更前所未有的艰辛。
如何把如此辉煌的历史转化成社会成员尤其是全体党员的精神营养,从而给新时期的新发展增添强大的动力,是今天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完成的使命。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落实以人为本的宗旨,使党的历史人性化而不是神圣化。以免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半信半疑敬而远之。如果能够妥善地化解这一难题,何愁在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推广中不出“名嘴”、没有“粉丝”,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关注也必然会超越当今社会上形形色色热热闹闹的历史演义而独树一帜。
其次,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寻求以情动人的路径,使党的历史充满革命激情而不是革命概念。以免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似懂非懂望而生畏。要实现以情动人其实不难。从董必武饱含深沉与激情的题词来看,他当时肯定因思绪澎湃而动容,以致落笔后即现令人过目不忘的功力。如果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也能够因动容而下笔,何愁广大的读者无动于衷,又何愁中共党史没有“超级粉丝”。
再次,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确立既要引导受众更要服务受众的理念,通过服务受众来实现引导受众。历史是一门引人入胜的学问,更是一门使人聪明的学问,中共党史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门记载中国近代历史上五十多名赤手空拳、名不见经传的人们怎样在短短二十八年的时间里就拿下了中国的历史,其内容之丰富、涉及之广泛、过程之曲折、斗争之惊险,可谓举世罕见。因此,中共党史的研究就必须确立为受众服务的理念,使受教育的过程同时成为精神享受的过程,才能达到入耳入脑的效果。唯有如此,中共党史的研究才有可能培养出大批忠实的读者和听众。
毫无疑问,中共党史的研究只有走进党心、军心、民心,才能真正保持旺盛的活力,使生命之树长青。
五、箭必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思维模式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基本概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进程中最基本、最主要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今天中共党史研究必须要用历史事实来回答的问题。
最早回答这一问题的是毛泽东。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当年的“箭”是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的”上,用来解决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问题,那么毛泽东则坚定地认为,在中国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箭”,就必须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的”上,用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毛泽东用“箭”与“的”来形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思维模式的形式和内容最生动最形象的注释,更是他对自己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一科学思维模式的明确宣告。
今天的科学已经证明,科学技术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硬件,而是蕴藏在硬件中的软件。同样,在社会科学中,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价值其实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硬件”——说了些什么,而是他为什么这么说,也就是他的“软件”——科学的思维模式。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决不是毛泽东严格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硬件”的结果,而是在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国情后,大胆设计和运行马克思主义的“软件”的结果。事实上,严格复制马克思主义“硬件”不走样,正是中国民主革命屡遭重创的主要原因。唯有真正领悟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软件”,才使得中国革命从井冈山走上了天安门。
科学的思维模式必定蕴育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是诞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既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共性,又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鲜明个性。因此,掌握和精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思维模式,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历代杰出领导人的共同追求和共同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思维模式并不深奥。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使受众能够深切体会和理解这一科学思维模式的精湛而简约,神奇而平凡,让受众因为掌握和运用这种科学的思维模式而使生活和工作受益无穷。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她在实践中创造和运用的科学思维模式自然也能为人民服务,成为社会共同的思想财富。
漠视自身历史的民族很难具有长远的目标,漠视党的历史的党员很难具有坚定的信仰,漠视人民军队历史的战士很难懂得党指挥枪的重要。今天加强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必将使这一宝贵的资源能够更好地体现并加强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为弘扬科学发展观、加强军队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军事指挥与管理教研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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