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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武王克商功成，“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受封诸侯为周室守天下，周王为天下共主。西周亡于戎狄之手，诸侯坐大，出现了“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诸侯之间互相攻伐，以求“霸主”之位。这期间涌现出的士夫之族，为其所服务的政权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改变了周初的统治模式，出现了公族与士夫之族共治天下的局面。
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073-01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专享文、武之功”；《诗经？北山》中“漙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室所掌控的天下，被称为“王土”。周王享有天下，无人能与之分权。至幽王时，“王昏不若，用愆厥位” 。周室被犬戎所灭，幽王死于骊山。平王在诸侯的帮助下，迁都洛邑；从此王权衰落，诸侯争霸。
《论语？季氏》中，“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周室王权衰落，自天子、诸侯、以及大夫士等阶级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地位之变迁，盖逐层倒塌，到最后士兴，以贵族下层与庶人上层合成新兴之士夫。” “士兴”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诸侯在新兴的的士夫之族支持下，以“尊王攘夷”为借口，互相攻伐。
《左传？庄公十年》中“曹刿论战”，是极具个性的名篇。它以两百多字记述了齐鲁长勺之战。文章不难理解，战争前夕，曹刿以“乡人”的身份觐见鲁庄公，为其出谋划策。庄公则虚怀纳谏，最终鲁以弱国之态杀退齐人强国之势。曹刿一战成名。在此对文章不多作赘述，欲在穿过文字本身找到事件背后的一些问题。在“齐人伐我”的情况下，国事当由“肉食者谋之”，曹刿为何却能以“乡人”的身份入见鲁庄公，并且间接指挥了长勺之战。 这说明了曹刿并非普通的“乡人”，而是正处于上升期的士卿大夫一族，也只有这些人才能“参政议政”。
公族与异姓贵族共治国政并非偶然。公族的“粗鄙”以及“士夫”之族的崛起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面对齐师即将来伐的国情，以庄公为代表的公族势力和以曹刿为代表“士夫”之族的表现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就是“将战”，挽国家利益于阵前；而不同点就是“何以战”：庄公希望通过“衣食所安必分以人”的恩惠和“牺牲玉帛弗敢加”的信用，换取“人”以及祖先神灵对他的支持与庇佑。而曹刿深知庄公其“鄙”，却又不得不承认其国君地位；遂以“小惠未徧，民弗从”、“小信未孚，神弗福”等较温和的谏词对其政策进行更正，并劝庄公最终给出了“治狱断刑必以察”的回答。曹刿作为士夫之族，更明白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不在“人”而在“乡人”。当庄公提出一条“忠民之属”的政策后，曹刿及时给予了肯定，并适时提出了“战则请从”的要求。两者的“论战”中，庄公之鄙与曹刿之智形成鲜明对比。
在长勺之战中，士夫之族与公族势力相结合成功御敌，庄公们保住了既得利益，而曹刿们则获得了参与国家机要的权利，二者通过互补实现了共赢。
在公族势力并未完全衰落腐朽，士夫之族逐渐兴起之时，二者并不能形成完全对峙之势。二者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以达到维护共同利益之根本目的。然而新兴的士夫之族并不会满足于此种状况，表现的最为明显的就是晋献公尽灭曲沃公族。
曲沃武公代翼自立，晋国一统方始复兴。然而晋国的内乱并未因统一而结束，削弱公族，成为晋献公即位后亟需解决的事情。“晋桓庄之族偪，献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于是献公“尽杀群公子”。“士蒍城绛以深其宫”，主要为防止群公子作乱。之后，晋作二军，先后灭掉耿、霍、魏，进而假虞灭虢，“启土于狄，晋始大也”晋献公利用士夫之族灭掉公族势力，完成了中央集权，从而也开启了晋君与士夫之族共治晋国的序幕。鲁国曹刿以及晋国崛起的士夫之族，都是随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周王室权力的衰落，为各阶级权力洗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机遇。在争霸过程中，中央集权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一方面君权渴望加强，另一方面士夫之族意在突破传统束缚，在政治上发声。正是由于两者有极强的互补性，所以相互合作，各取所需便有了可能。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士夫之族势必取代公族成为新时代的主宰。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3]黄金贵.曹刿论战辨析—兼评长勺之战[J].杭州大学学报，1989，（3）.
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1476页
②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345页
③黄金贵.曹刿论战辨析—兼评长勺之战[J].杭州大学学报，1989，（3）.
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073-01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专享文、武之功”；《诗经？北山》中“漙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室所掌控的天下，被称为“王土”。周王享有天下，无人能与之分权。至幽王时，“王昏不若，用愆厥位” 。周室被犬戎所灭，幽王死于骊山。平王在诸侯的帮助下，迁都洛邑；从此王权衰落，诸侯争霸。
《论语？季氏》中，“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周室王权衰落，自天子、诸侯、以及大夫士等阶级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地位之变迁，盖逐层倒塌，到最后士兴，以贵族下层与庶人上层合成新兴之士夫。” “士兴”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诸侯在新兴的的士夫之族支持下，以“尊王攘夷”为借口，互相攻伐。
《左传？庄公十年》中“曹刿论战”，是极具个性的名篇。它以两百多字记述了齐鲁长勺之战。文章不难理解，战争前夕，曹刿以“乡人”的身份觐见鲁庄公，为其出谋划策。庄公则虚怀纳谏，最终鲁以弱国之态杀退齐人强国之势。曹刿一战成名。在此对文章不多作赘述，欲在穿过文字本身找到事件背后的一些问题。在“齐人伐我”的情况下，国事当由“肉食者谋之”，曹刿为何却能以“乡人”的身份入见鲁庄公，并且间接指挥了长勺之战。 这说明了曹刿并非普通的“乡人”，而是正处于上升期的士卿大夫一族，也只有这些人才能“参政议政”。
公族与异姓贵族共治国政并非偶然。公族的“粗鄙”以及“士夫”之族的崛起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面对齐师即将来伐的国情，以庄公为代表的公族势力和以曹刿为代表“士夫”之族的表现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就是“将战”，挽国家利益于阵前；而不同点就是“何以战”：庄公希望通过“衣食所安必分以人”的恩惠和“牺牲玉帛弗敢加”的信用，换取“人”以及祖先神灵对他的支持与庇佑。而曹刿深知庄公其“鄙”，却又不得不承认其国君地位；遂以“小惠未徧，民弗从”、“小信未孚，神弗福”等较温和的谏词对其政策进行更正，并劝庄公最终给出了“治狱断刑必以察”的回答。曹刿作为士夫之族，更明白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不在“人”而在“乡人”。当庄公提出一条“忠民之属”的政策后，曹刿及时给予了肯定，并适时提出了“战则请从”的要求。两者的“论战”中，庄公之鄙与曹刿之智形成鲜明对比。
在长勺之战中，士夫之族与公族势力相结合成功御敌，庄公们保住了既得利益，而曹刿们则获得了参与国家机要的权利，二者通过互补实现了共赢。
在公族势力并未完全衰落腐朽，士夫之族逐渐兴起之时，二者并不能形成完全对峙之势。二者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以达到维护共同利益之根本目的。然而新兴的士夫之族并不会满足于此种状况，表现的最为明显的就是晋献公尽灭曲沃公族。
曲沃武公代翼自立，晋国一统方始复兴。然而晋国的内乱并未因统一而结束，削弱公族，成为晋献公即位后亟需解决的事情。“晋桓庄之族偪，献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于是献公“尽杀群公子”。“士蒍城绛以深其宫”，主要为防止群公子作乱。之后，晋作二军，先后灭掉耿、霍、魏，进而假虞灭虢，“启土于狄，晋始大也”晋献公利用士夫之族灭掉公族势力，完成了中央集权，从而也开启了晋君与士夫之族共治晋国的序幕。鲁国曹刿以及晋国崛起的士夫之族，都是随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周王室权力的衰落，为各阶级权力洗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机遇。在争霸过程中，中央集权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一方面君权渴望加强，另一方面士夫之族意在突破传统束缚，在政治上发声。正是由于两者有极强的互补性，所以相互合作，各取所需便有了可能。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士夫之族势必取代公族成为新时代的主宰。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3]黄金贵.曹刿论战辨析—兼评长勺之战[J].杭州大学学报，1989，（3）.
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第1476页
②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345页
③黄金贵.曹刿论战辨析—兼评长勺之战[J].杭州大学学报，198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