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一八二一——一九零六），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县人。晚清著名朴学大师，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等，海内外求学者甚众，被尊为“东亚唯一的宗师”。一生笔耕不倦，著有五百卷巨著《春在堂全书》。
　　这样一位严谨治学、造诣颇深的著名学者，却提出了偏激的“废医论”，成为近代史上反对中医“第一人”，于情于理都令人难以索解。对于其提出“废医”的原因，代表性的观点大致有：
　　赵洪钧先生认为其思想根源多方面：传统社会士大夫向来看不起医学；清末医界不振、医道颓靡；俞樾家人多因病早丧者，故颇有切肤之痛；俞樾所处时代毕竟已经引进一些西方文明，医学又在诸学术之先，故洋务思想及西医之影响也不可完全否认。刘泽生先生认为李鸿章等人的影响、日本学者的影响、甲午战争的失败的刺激是俞樾提出废医的主要原因。郝先中先生则认为主要由于俞樾家庭的厄运引发出“废医论”。
　　在考察当时的文化背景以及俞樾生平资料后，笔者认为俞樾废医受到西方文明、李鸿章、日本学者影响等观点缺乏直接、可靠的材料。家人多因病早丧，厄运连连无疑是俞樾提出“废医”的重要原因，但俞樾之“废医”并非只是情感的宣泄，在废除中医的激愤言辞下，或有“起医”之良苦用心。
　　俞樾涉及“废医”的文章有两篇：《废医论》与《医药说》，两篇文章观点亦不全相同。
　　《废医论》共分七个篇章，包括本义篇、原医篇、医巫篇、脉虚篇、药虚篇、证古篇、去疾篇，其主张从篇名中已可概览，分别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医药皆不可靠，应该废除，最终的结论是“医之不足恃，药石之无益”，治疗疾病的唯一途径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而到了后来的短文《医药说》中，则改变了关于“药虚”的立场，提出“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于是又有“废医存药”之说。
　　俞樾本是朴学大师，宗法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训诂、文字、考据之精而独擅一时。然而这两篇文章，却缺乏学者的严谨与逻辑的力量，只凭主观臆断，仅仅选取对己有利材料，“仅仅从古文献中撷取例证，加以排比归纳、串联，摘取资料作为论据，得出‘医可废’的观点和结论。然而，研究中医药理论，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从文献到文献，忽略古今医药的实践，难免得出荒谬的结论。可以说《废医论》基本上是一篇带有书生之见的不通之论”。
　　然而，这样的“不通之论”的确出自俞樾之手，收在他的文集当中。这必须结合文章写作的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
　　“废医论”列《俞楼杂纂》第四十五卷，《俞楼杂纂·序》云：
　　光绪戊寅之岁，门下诸君子为余筑楼于孤山之麓，名曰“俞楼”，……明年春，余与内子偕往，同住俞楼，勾留四十余日而返。是年夏即抱骑省之戚，福过灾生，斯之谓欤。余亦意兴颓唐，衰病交作。回忆春日湖楼风景，殊有一生几两屐之叹。因于《曲园杂纂》后，又成《俞楼杂纂》五十卷，或藉著述流传，使海内知有此楼，庶不负诸君子之雅意乎。
　　“光绪戊寅之岁”为一八七八年，“明年春，余与内子偕往，同住俞楼”，表明一八七九年俞樾才正式住进俞楼。笔者曾在苏州曲园查看俞樾生平年表，记载《俞楼杂纂》编定于一八零零年（一说为一八零一年左右）。按，一八七七年，俞樾编定《曲园杂纂》五十卷，因此，《俞楼杂纂》收录的为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零年文章，《废医论》自成于此间。
　　正是在此期间，俞樾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一八七九年，自幼青梅竹马的妻子姚氏病故。姚氏为俞樾外表姐，伉俪情深，二人一生恩爱。妻子的突然病故对俞樾打击很大，从此以后，他“亦意兴颓唐，衰病交作”。将夫人归葬杭州右台山后，俞樾曾在墓侧筑室三间，和夫人日夜相守，感人至深。然而疾病和灾难对俞樾的打击远不止此。他与妻子育有二男二女，却屡遭不幸：大女婚后不久，丈夫便突然病故；一八六六年小儿子染重病，几近成废；一八八一年，长子绍莱英年早卒；一八八二年，俞樾最疼爱的小女绣孙又突然病逝。
　　以俞樾在当时的声望与地位，家人有恙，自会全力延请名医救治，居住地苏州又向为繁华之地，多有名医坐堂。然而，医药全然无效，家人相继遭遇不幸，俞樾内心的绝望与悲愤难以言表，从他当时留下的诗句“老夫憔悴病中躯，暮景如斯可叹无。去岁哭儿今哭女，那教老泪不干枯”中可窥一二。同样收录在《俞楼杂纂》中的《一笑》也记录了他此时的心情：
　　庄子不云乎：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余近日朝郗暮，愁环无端，求有此四五日而不得，故于《杂纂》中存此一卷，排积惨而求暂欢。
　　家庭的屡遭不幸使得俞樾怀疑乃至迁怒于医药也就不难理解。可以说，正是妻子病故直接促使他提出了“废医”的偏激言论，《废医论》中自言：“曲园先生所以愤然而议废医也”，“愤然”一词正是他情绪化表达的最好诠释。
　　由于在晚清名望卓著，其书流布甚广，是以，俞樾“废医”说一出，观者为之哗然。然而，俞樾的高足、同样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先师虽言废医，其讥近世医师，专持寸口以求病因，不知三部九候，足以救时俗之违经，复歧雷之旧贯，斯起医，非废医也。”
　　章太炎是俞樾的得意门生，自幼习经之余，受家庭氛围影响，对于中医亦广泛涉猎。自一八九零年入诂经精舍后，长期侍奉俞樾左右，师生二人甚相投，章太炎在诂经精舍所作几十篇“课艺”，还曾被俞樾收入《诂经精舍课艺》，足见俞樾对他非常欣赏。虽然在一九零一年，章太炎曾由于投身革命遭受到俞樾的指责，师生公然脱离关系。然而，这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分歧，为掩人耳目而为，并未真正改变师生关系，章太炎终身都对俞樾保持着极高的敬意，把他视为自己的恩师。
　　对于俞樾的“废医”思想，章太炎应该说是最具发言权的。他首先承认俞樾废医之说有其特定的背景：“先师俞君侨居苏州，苏州医好以瓜果入药，未有能起病者。累遭母、妻、长子之丧，发愤作《废医论》。不怪吴医之失，而迁怒于扁鹊、子仪，亦已过矣！”但是，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就事论事，仅拿曲园先生的表面文字做文章，而是通过文字的激愤，看到了俞樾的苦心与无奈，认为俞樾的废医论并非批评中医药，而是针对当时的医师技术不精，“专持寸口以求病因，不知三部九候”而作。由此，章太炎对俞樾“废医论”给予了很高评价，“救时俗之违经，复歧雷之旧贯”，认为这不仅不是反对中医，而且是在“起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