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意义深远。现在重新研读这一原则,有种品茗啖香的感受,对当前的教学工作更是大有裨益。
一、“因材施教”的由来和内容
作为成语的“因材施教”并不是孔子提出来的,而是由后人根据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概括形成的。其中,因指依、根据,材指资质、能力,施指实行,教指传授,概括起来是指针对不同人的志趣、能力等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作为孔子的教育原则,“因材施教”的具体内容主要反映在《论语》中,具体如下所述。
首先,孔子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而施教。他通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1],全面掌握学生的性格态度、知识智能、兴趣特长,以矫正学生的偏激。如颛孙师的毛病在“过”(过甚),卜商的毛病在“不及”(赶不上),对此孔子提出“过犹不及”,要求他们达到“中庸”的境界[2]。又如冉求的毛病在“退”(退缩),仲由的毛病在“兼人”(好胜),据此,孔子的对策是对冉求以“进之”,对仲由以“退之”[3]。孔子根据学生个性特征和思维过程的不同特点而加以施教,真可谓变化无穷令人惊叹!
其次,孔子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来施教。在教学中,孔子能够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对症下药”,使之向更全面、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例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斯闻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答曰:‘闻斯行之’”。[4]问题相同,解答却有所不同,孔子的另一个学生不懂这是为什么,孔子答曰:“求(冉求)也退(缺乏勇气),故进之(加以鼓励);由(于路)也兼人(急躁),故退之(加以抑制)。”[5] 孔子针对子路和冉有不同的性格特征,用扬长避短的方法来完善他们的德业修养,演示了一堂生动的因材施教公开课。
再次,孔子根据学生的不同特长进行施教。《论语·先进》记载:孔子将教学分为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个科,并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科目学习的安排。例如,安排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学习“德行”;宰我、子贡学习“言语”;冉有、季路学习“政事”;子游、子夏学习“文学”[6]。对此,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有所解释:“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7]
最后,孔子根据学生的智能差异而施教,即所谓“中人之上,可以语上也(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中人之下,不可语上也(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8]《论语·为政》又云: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和子夏问孔子,怎样做才算是孝顺父母。对此,孔子依据各人情况作了不同的解答。他对孟懿子说:父母活着时,按礼侍奉,死之后按礼安葬、按礼纪念,就是孝;对孟武伯说:孝就是关心父母的健康;对子游又说:如果对老人不敬重,只是能赡养,这跟饲养犬马有何区别?不算是孝顺;对子夏则说:孝顺父母,不仅要帮老人做事情,让老人随便吃酒肉,而且平时对老人要和颜悦色[9]。对于孔子就同一问题给予不同解答,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用宋明理学家程颐的话加以解释:孔子“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10]至此,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对学生进行细致的观察和了解,掌握他们的特质,是“因材施教”的前提,没有对学生差异的承认和尊重,“因材施教”也就无从谈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的《论语》,则系统论述了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
二、“因材施教”与“有教无类”
事物总是相互联系的,“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为实践“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奴隶主阶级分化没落,新兴地主阶层发展壮大,形成了主张“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社会基础。首先,宗法贵族认为,“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 [11],他们做官是与生俱来的,平民百姓与官无缘。但为了挽救奴隶主贵族的政权,他们一面无力地呼喊“复礼”,一面又积极地鼓吹“举贤才”以扩充统治力量,这就为平民进入官宦阶层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其次,怎样才能进入官宦阶层?按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思想,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教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当时扯起的“学而优则仕”大旗,实质上就是号召:平民要进入官宦阶层,就必须提高其德才素质;而要提高其德才素质,就必须接受教育。孔子抓住这个机遇,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历史陈规,创办私学,明确提出“有教无类”[12]的教育思想,使平民子弟也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有教无类”的本义是不分阶级、不分贵贱、不分地域、不分贤愚、不分年龄,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的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其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人,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人,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孔子为了适应社会新兴力量的政治需要,不遗余力地快速培养人材。但他的子弟年龄不同、贤愚有别、能力悬殊且基础参差不齐,怎样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施教,成为教育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可见,“因材施教”教育原则的形成是“有教无类”教育主张的必然要求。
“因材施教”本是教育教学的应有之义,只不过以往的“教育”规模极小,“举贤才”的需求也不迫切,因此“因材施教”并没有成为突出问题。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下,大规模地开展教育活动,按照学生的不同特质,在宏观上分门别类,在微观上因繁就简,在方法上不断创新施学,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各个门类各个层次的人材。所以,千百年来教师都把“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奉为教学活动中的“神明”。相反,如果在教学中生搬硬套,搞一刀切,只能培养出少数合格的学生,根本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对不同能力不同性格的人材也是一种浪费,这也违背了“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
三、“因材施教”与教育目的及内容
孔子的教育目的有两个:从“教书”来讲,就是要培养有能力有学问的贤才;从“育人”来讲,就是要塑造理想的人格。孔子的教育内容以“六艺”为基础,所谓“六艺”,是指“礼”、“乐”、“书”、“数”、“射”、“御”。而“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正是围绕孔子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进行的。
孔子把教育目标的重点放在培养君子人格上。在《论语》中,孔子所描绘的君子是仪表端庄、崇德向善、慎言敏行、学以致道、善于交际、爱才惠民、安贫乐道的人。不过在孔子那里,君子标准可高可低,高者德、才、智全面发展,低者只需具备某些优点就可以。这是因为,孔子讲低标准,是要为人们的人格修养提供信心;讲高标准,则是要人们不断走向自我完善。既然一个人能成为君子,就说明他具备了某些优点;既然君子需要不断完善人格,就说明君子还存在先天的不足,需要加以改造。基于对这种教育目标的认识和制定,孔子在全面了解学生的优点和不足的基础上实行“因材施教”。例如,《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并得到四种不同的回答:樊迟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教他忠恕之道,即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13]。总之,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基础和造诣,孔子对同一问题给予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把教育目标的不同层次与“因材施教”结合起来,可见孔子的教育原则独树一帜,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中无人能比。
在孔子的“六艺”教育内容中,“礼”、“乐”处于中心地位。孔子强调无论贵族和平民,都必须接受礼乐教育。什么是“礼乐”?“礼乐”就是道德标准,即“仁”。在上述“问孝”、“问仁”的事例中,孔子针对同一教育内容对不同的学生采取“因材施教”,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授,说明教育方法不能千篇一律、生搬硬套,这是对“因材施教”非常生动的注释。
四、“因材施教”与启发式教学
孔子的“因材施教”与启发式教学法是相辅相成的。《论语·述而》曾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14]。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这句话是指,老师举一角为例,学生若不能由此推知另外三个角,就不能教他了。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另外一种解释:举出一个角,学生不能由此推知另外的三个角,就不再返回走老路了[15]。也就是说,学生若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能再用老一套的教学方法了,要改换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在笔者看来,依照孔子诲人不倦的教育精神,第二种注解似乎更合情理。具体说来,要使知识在学生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实现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的效果,就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适时地对他们进行启发诱导;若未能达到举一反三之效果,就要重新考虑教学方法。前者是指要对学生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后者是说要对学生采用“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总之,对学生采取启发式教学法时,要有针对性,因人而宜、因学而改、不断创新;对学生采取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时,要有能动性,因人制宜、因学而变、不断完善。在教学过程中,只有使启发式教学法和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相互配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00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设立“孔子教育奖”。这是首次以中国人名设立的国际奖项,是对孔子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的肯定和纪念。同时,这也引起我们的思考:孔子是出自中国的“圣人”,外国人如此重视和推崇孔子,我们更应当努力地学习孔子的精神!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3][4][5][6] 杨伯峻.论语译注·先进[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朱熹.论语集注·先进[M].济南:齐鲁书社,1992.
[8][9] 杨伯峻.论语译注·雍也[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 朱熹.论语集注·为政[M].济南:齐鲁书社,1992.
[11] 尚学锋,夏德靠.国语·齐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 杨伯峻.论语译注·卫灵公[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3] 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4] 杨伯峻.论语译注·述而[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 李波.“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正诂[J].河南大学学报,2003(3).
(作者单位: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责任编辑 陈 敏
一、“因材施教”的由来和内容
作为成语的“因材施教”并不是孔子提出来的,而是由后人根据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概括形成的。其中,因指依、根据,材指资质、能力,施指实行,教指传授,概括起来是指针对不同人的志趣、能力等具体情况进行不同的教育。作为孔子的教育原则,“因材施教”的具体内容主要反映在《论语》中,具体如下所述。
首先,孔子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而施教。他通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1],全面掌握学生的性格态度、知识智能、兴趣特长,以矫正学生的偏激。如颛孙师的毛病在“过”(过甚),卜商的毛病在“不及”(赶不上),对此孔子提出“过犹不及”,要求他们达到“中庸”的境界[2]。又如冉求的毛病在“退”(退缩),仲由的毛病在“兼人”(好胜),据此,孔子的对策是对冉求以“进之”,对仲由以“退之”[3]。孔子根据学生个性特征和思维过程的不同特点而加以施教,真可谓变化无穷令人惊叹!
其次,孔子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来施教。在教学中,孔子能够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对症下药”,使之向更全面、更合理的方向发展。例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斯闻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孔子答曰:‘闻斯行之’”。[4]问题相同,解答却有所不同,孔子的另一个学生不懂这是为什么,孔子答曰:“求(冉求)也退(缺乏勇气),故进之(加以鼓励);由(于路)也兼人(急躁),故退之(加以抑制)。”[5] 孔子针对子路和冉有不同的性格特征,用扬长避短的方法来完善他们的德业修养,演示了一堂生动的因材施教公开课。
再次,孔子根据学生的不同特长进行施教。《论语·先进》记载:孔子将教学分为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个科,并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进行不同科目学习的安排。例如,安排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学习“德行”;宰我、子贡学习“言语”;冉有、季路学习“政事”;子游、子夏学习“文学”[6]。对此,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有所解释:“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7]
最后,孔子根据学生的智能差异而施教,即所谓“中人之上,可以语上也(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中人之下,不可语上也(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8]《论语·为政》又云: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和子夏问孔子,怎样做才算是孝顺父母。对此,孔子依据各人情况作了不同的解答。他对孟懿子说:父母活着时,按礼侍奉,死之后按礼安葬、按礼纪念,就是孝;对孟武伯说:孝就是关心父母的健康;对子游又说:如果对老人不敬重,只是能赡养,这跟饲养犬马有何区别?不算是孝顺;对子夏则说:孝顺父母,不仅要帮老人做事情,让老人随便吃酒肉,而且平时对老人要和颜悦色[9]。对于孔子就同一问题给予不同解答,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用宋明理学家程颐的话加以解释:孔子“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10]至此,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对学生进行细致的观察和了解,掌握他们的特质,是“因材施教”的前提,没有对学生差异的承认和尊重,“因材施教”也就无从谈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的《论语》,则系统论述了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
二、“因材施教”与“有教无类”
事物总是相互联系的,“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为实践“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奴隶主阶级分化没落,新兴地主阶层发展壮大,形成了主张“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社会基础。首先,宗法贵族认为,“工之子恒为工,农之子恒为农” [11],他们做官是与生俱来的,平民百姓与官无缘。但为了挽救奴隶主贵族的政权,他们一面无力地呼喊“复礼”,一面又积极地鼓吹“举贤才”以扩充统治力量,这就为平民进入官宦阶层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其次,怎样才能进入官宦阶层?按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思想,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教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当时扯起的“学而优则仕”大旗,实质上就是号召:平民要进入官宦阶层,就必须提高其德才素质;而要提高其德才素质,就必须接受教育。孔子抓住这个机遇,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历史陈规,创办私学,明确提出“有教无类”[12]的教育思想,使平民子弟也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有教无类”的本义是不分阶级、不分贵贱、不分地域、不分贤愚、不分年龄,只要有心向学,都可以入学受教。孔子的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其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人,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人,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孔子为了适应社会新兴力量的政治需要,不遗余力地快速培养人材。但他的子弟年龄不同、贤愚有别、能力悬殊且基础参差不齐,怎样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施教,成为教育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可见,“因材施教”教育原则的形成是“有教无类”教育主张的必然要求。
“因材施教”本是教育教学的应有之义,只不过以往的“教育”规模极小,“举贤才”的需求也不迫切,因此“因材施教”并没有成为突出问题。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下,大规模地开展教育活动,按照学生的不同特质,在宏观上分门别类,在微观上因繁就简,在方法上不断创新施学,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各个门类各个层次的人材。所以,千百年来教师都把“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奉为教学活动中的“神明”。相反,如果在教学中生搬硬套,搞一刀切,只能培养出少数合格的学生,根本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对不同能力不同性格的人材也是一种浪费,这也违背了“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
三、“因材施教”与教育目的及内容
孔子的教育目的有两个:从“教书”来讲,就是要培养有能力有学问的贤才;从“育人”来讲,就是要塑造理想的人格。孔子的教育内容以“六艺”为基础,所谓“六艺”,是指“礼”、“乐”、“书”、“数”、“射”、“御”。而“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正是围绕孔子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进行的。
孔子把教育目标的重点放在培养君子人格上。在《论语》中,孔子所描绘的君子是仪表端庄、崇德向善、慎言敏行、学以致道、善于交际、爱才惠民、安贫乐道的人。不过在孔子那里,君子标准可高可低,高者德、才、智全面发展,低者只需具备某些优点就可以。这是因为,孔子讲低标准,是要为人们的人格修养提供信心;讲高标准,则是要人们不断走向自我完善。既然一个人能成为君子,就说明他具备了某些优点;既然君子需要不断完善人格,就说明君子还存在先天的不足,需要加以改造。基于对这种教育目标的认识和制定,孔子在全面了解学生的优点和不足的基础上实行“因材施教”。例如,《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并得到四种不同的回答:樊迟资质较鲁钝,孔子对他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教他忠恕之道,即能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13]。总之,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基础和造诣,孔子对同一问题给予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把教育目标的不同层次与“因材施教”结合起来,可见孔子的教育原则独树一帜,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家中无人能比。
在孔子的“六艺”教育内容中,“礼”、“乐”处于中心地位。孔子强调无论贵族和平民,都必须接受礼乐教育。什么是“礼乐”?“礼乐”就是道德标准,即“仁”。在上述“问孝”、“问仁”的事例中,孔子针对同一教育内容对不同的学生采取“因材施教”,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授,说明教育方法不能千篇一律、生搬硬套,这是对“因材施教”非常生动的注释。
四、“因材施教”与启发式教学
孔子的“因材施教”与启发式教学法是相辅相成的。《论语·述而》曾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14]。按照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解释,这句话是指,老师举一角为例,学生若不能由此推知另外三个角,就不能教他了。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另外一种解释:举出一个角,学生不能由此推知另外的三个角,就不再返回走老路了[15]。也就是说,学生若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能再用老一套的教学方法了,要改换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在笔者看来,依照孔子诲人不倦的教育精神,第二种注解似乎更合情理。具体说来,要使知识在学生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实现由此及彼、举一反三的效果,就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适时地对他们进行启发诱导;若未能达到举一反三之效果,就要重新考虑教学方法。前者是指要对学生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后者是说要对学生采用“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总之,对学生采取启发式教学法时,要有针对性,因人而宜、因学而改、不断创新;对学生采取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时,要有能动性,因人制宜、因学而变、不断完善。在教学过程中,只有使启发式教学法和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相互配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00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设立“孔子教育奖”。这是首次以中国人名设立的国际奖项,是对孔子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的肯定和纪念。同时,这也引起我们的思考:孔子是出自中国的“圣人”,外国人如此重视和推崇孔子,我们更应当努力地学习孔子的精神!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3][4][5][6] 杨伯峻.论语译注·先进[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 朱熹.论语集注·先进[M].济南:齐鲁书社,1992.
[8][9] 杨伯峻.论语译注·雍也[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0] 朱熹.论语集注·为政[M].济南:齐鲁书社,1992.
[11] 尚学锋,夏德靠.国语·齐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 杨伯峻.论语译注·卫灵公[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3] 杨伯峻.论语译注·颜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4] 杨伯峻.论语译注·述而[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 李波.“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正诂[J].河南大学学报,2003(3).
(作者单位: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责任编辑 陈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