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的县长任用，有考试和荐举两种途径。想要通过考试当县长真不容易：首先，县长考试举行的次数非常少。据统计，1928-1929年两年间湖广和东南各省先后举行过1到3次县长考试，共录取1300余名，此后直到抗战结束，多数省区都没有进行过县长考试。其次，考试竞争非常激烈。比如1928年广西举行第一次县长考试，与试者数百，仅录取一名。再者，即便考上了也不一定能得到实际的任用。比如江西先后举行的四次县长考试中，计录取63名，而实际任用为县长者仅12人。
　　其实，更多的县长是通过保荐选出来的。国民政府规定，举荐县长是由民政厅长提名2到3人，然后按法律手续转请任命。这就意味着民政厅长掌握着举荐县长的权力。大权在握，难免滋生腐败。比如1929年，传闻江苏民政厅长缪斌出卖县长和公安局长职位：一等县县长6000元；二等县县长5000元；三等县县长4000元。又如汤玉麟任热河省主席期间，在任命县长等官员时“按缺的肥瘦、报效的多少，论价出售” 。
　　当上县长不容易，要想把县长当得安稳更困难。民国县长更迭非常频繁，以河南为例，仅1931年就更换县长226人次（当时河南共有112个县）。1931-1935年5年来河南省总共更换县长513人次，其中商丘、安阳、确山等县1927-1937年换了25任县长，陕县换了30任。也就是说县长的任期普遍不满1年。
　　在民国环境中，想要坐稳县长宝座，既要讨好省府官员，又得巴结当地士绅，还得伺候驻军。民国时期曾任酒泉县县长的魏允之自称“全副精力，须以百分之三十应付土劣；百分之三十周旋驻军各军官；百分之二十办理等因奉此；其余百分之二十姑得努力地方政治”。即便如此，其施政仍旧多方受阻，可见在民国当个县长有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