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张平被视为“主旋律小说”的突出代表，被打上了“反腐作家”、“主旋律作家”等醒目标签。这种符号式的标签对一个作家来说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这种符号式的命名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迅速让作家“暴得大名”并成为一种引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不幸的是这种符号式的命名一定是粗暴的、简单化的、以偏概全的，并一定内含着种种对作家的误读。
　　对张平来说，我们当然不否认对其进行符号化命名的现实逻辑，这主要源于张平本人的从政身份，对政治和官场非常熟悉，从经验角度具有先天的基础和优势，很容易被看成是官场和政治的代言者；另一方面，从实际创作来看，张平既有的创作的确主要集中在政治题材小说上，尤其是其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品，政治题材小说毫无疑问占据了主要位置。除了早期以《祭妻》、《姐姐》为代表的少量“家庭苦情”系列小说，真正支撑起张平文学大厦的是一系列以政治为题材的作品，比如《天网》、《国家干部》、《十面埋伏》、《抉择》等，其中尤以《抉择》的影响最大，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尽管如此，我以为简单粗暴地给张平打上“反腐作家”、“主旋律作家”之类的标签是不妥的，虽然这也是一种荣誉和认可，但同时这种符号式的命名也构成了对作家作品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可能性的遮蔽。这种遮蔽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鉴于对“主旋律”之类概念本身的误读和歧义，对张平的“符号化”实际上遮蔽了其政治题材小说本身的丰富性，使人们简单地认为政治小说就是政治事件或反腐过程的简单记录，就是历史事件的简单呈现、简单揭露或正面歌颂。二是在突出或放大其作品的政治性、故事性的同时，忽略了作品的文学性，使人误认为这类作品就是政治的一面镜子或者传声筒，政治功用强而文学性弱。如果仔细研究张平的创作，我们会发现这种遮蔽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它造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误读，这种误读现象不仅在普通大众读者中间存在，在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中也普遍存在，这一点从张平的名头很响、作品很多，但相关研究文章却很少上就可以明显看出来。可以说，张平作品的复杂性、丰富性远未被发掘和表达出来。
　　但张平并未被这种符号式的命名所困扰，他对自我风格的坚持、对文学本身的热情与探索从未停止。《啄木鸟》杂志首发（见《啄木鸟》2018年5、6期）的《重新生活》可以说是他近年来文学积累和思想、生活积累的又一次大爆发，其在政治题材小说的主题开掘和叙事探索上都作出了新的尝试。《重新生活》仍然聚焦当前的时代主题——反腐，但与以往小说不同的是，张平这次所关注的不再是反腐力量和腐败官员激烈交锋的主战场，而是将目光投向斗争的外围和侧面，关注腐败官员家属在反腐过程中的生命遭际和存在困境。这一叙事视角的转换体现出他的探索意识和文学敏锐性，也带来了作品叙事空间和文学性的极大释放，使得这部小说呈现出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艺术质地和意义指向。

一、从正面强攻到侧面呈现

　　一般来说，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小说常以正面呈现、正面强攻居多，即正面描述反腐斗争的曲折艰难、正反势力的斗智斗勇，从而呈现斗争的艰巨性以及反腐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周梅森、陆天明的反腐小说大多具此特征，张平以往的小说创作中也是以此为常见的模式。以《天网》为例，县委书记刘郁瑞与村支书贾仁贵及其背后各种勾结势力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正反两派，上访户李荣才成为横在二者中间的一个矛盾焦点，同时也是双方交战的“主战场”。在李荣才事件的推动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这种博弈最终以李荣才的胜利告终，并据此标志着反腐斗争的最后胜利。这种借助于一个矛盾事件从而推动正反双方进行殊死搏斗的模式在张平的小说中屡见不鲜，“正反对峙”、“三角关系”也成为反腐小说很经典的一种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很有传统小说的影子，结构简单，冲突激烈，叙事明快，人物性格鲜明，可读性强。但这种模式也容易带来主题先行的概念化、情节的简化、人物的脸谱化的弊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小说的文学性。
　　在《重新生活》中，我们看到了张平面对同类题材叙事时所进行的艺术探索和自我突破，面对同样的反腐题材，他专注并采用的是更具文学性的新视角和新策略，即从正面强攻转入了侧面呈现。虽然仍然展现反腐斗争这一时代主题，但张平不再正面面对斗争的主战场，不再呈现如何层层剥茧破除腐败案件、拿下腐败官员的斗争过程，而是将主要叙事对象对准了腐败官员被清除之后的“余波”，对准了“地震”后的官场生态以及“地震”后的官员家属们，简言之，小说主角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小说的意义空间也得到了新的开拓。
　　从腐败官员到官员家属，这一视角的转移既体现了张平的探索精神，也体现了他敏锐的文学嗅觉。同正面波澜壮阔的反腐斗争不同，“地震”之后的官场生态显然更能显影官场的复杂和人性的幽深，而在官员家属们所经历的动荡变化中也能看到更多的世情和人情，看到更多的人性、社会和生活的本质。显然，这里蕴藏着巨大的人性的可能、伦理的可能和文学言说的可能。
　　视角的转换其实也是空间的转换，它带来了叙事空间的极大扩展。由于小说主题从激烈的政治性极强的正面战场撤出，小说中正反双方的矛盾就存在了性质转化的可能，就有可能从非此即彼的敌我矛盾，转化为可调和的“人民内部矛盾”，在叙事上就有了更大的表现空间和自由度，就有了让小说从“历史规定性”中解放出来的可能。而事实上，张平的确通过对主角的身份设置将小说从传统的模式中解放了出来，让叙事变得开放而多元。这部小说的主角中没有原罪意义上的罪犯，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胜利者。被抓的市委书记魏宏刚只是小说的一个隐藏的线索，小说所讨论的不再是纯粹政治意义上的反腐，而是延伸到了个体存在本身，延伸到了他的家人魏宏枝、母亲、丁丁、绵绵等身上，由他们各自的生命遭际和心灵历程来探讨人之存在的困境和出路问题。因此，从叙事上來讲，《重新生活》打开了广阔的文学空间，外在情节的惊心动魄被人性和心灵的惊涛骇浪所取代，小说的政治性和文学性具有了彼此交融的可能。

二、特殊群体的罪与罚

　　现实主义文学强调对典型人物和典型形象的塑造，人物形象的典型性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说思想艺术的高度。《重新生活》的成功首先也体现在其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上。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全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丰富和充实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物谱系。小说的主角不是腐败分子魏宏刚，也不是反腐战线上的纪检人员，而是魏宏刚的姐姐魏宏枝、姐夫武祥、母亲、侄女绵绵、儿子丁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官员家属。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有腐败问题的官员的家属。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民族主义研究中提出“想象共同体”的理论，认为一个民族基于共同的历史、文化、情感存在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它不是许多客观社会现实的集合，而是一种被想象的创造物”。从这一理论出发，衍生出更多的同类概念，比如宗教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实际上，在所有的“共同体”之中有一个最基础性也是单元最小的“共同体”：家庭（家族）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内部联系和情感关系非常紧密。如果说民族共同体带有巨大想象性质的话，那么这个家族性的共同体则有更多的现实物理形态，是现实中各个家族成员的集合。同时，这个共同体由于存在稳定不变的基础（血缘）而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在困难时互相支援，在成功时分享荣耀，形成了一个实际上的利益共同体。这种情况在每个家庭（家族）中普遍而广泛地存在，但它一旦驶入政治领域，则变得十分危险，它可能不再是为了获取事业成功而同舟共济的共同体，有可能演变成塌方式的集体性腐败的共同体。因此，这种家庭共同体有时也是十分危险的。一旦有人落马，整个家庭共同体也会被波及、牵连，这种牵连虽然不是传统的株连九族、丢身舍命，但精神、心理、人性和其他层面的冲击亦具有巨大的破坏性。《重新生活》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写的就是一个家族共同体在核心成员消失（落马）之后，如何面对巨大的冲击，重新建构生活的过程。
　　从社会世俗心理层面来说，这个家族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会被想当然地或幸灾乐祸地视为“有罪的人”，被武断地认定为“罪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官员落马，他们不可能毫无干系，更有甚者，可能早就成了帮凶，这在已经披露的案件里屡见不鲜。但张平笔下的这些主人公们虽不是一群出淤泥而不染的例外者，但也不是“罪人”和“恶人”，他们只是一群有着自己酸甜苦辣的普通人，虽然也曾从中受益，但均属不知情状况下的无意所得。最典型的比如魏宏枝，她无渊博的学识和显赫的身份，仅仅是一个工厂的工人，但她有最朴素的道德理念和人性底线，她既是魏宏刚家庭意义上的长者，也是他工作生活上的监督者。在做官与做人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她一直都是魏宏刚的警示者，甚至因此被魏宏刚嫌弃。在现实生活层面，魏宏枝的确曾因弟弟的身份而某种程度获益，比如绵绵的转学以及担任班干部、校学生会干部，但这些事情均是在不得已情况下的被动接受，甚至更多是学校为了靠近市委书记这个政治资源而使出的手段。而她名下的价值几百万的房子，更是在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魏宏刚的自作主张。姐夫武祥，虽然也身在体制内，但并没有因为有市委书记小舅子这棵大树而平步青云，临近退休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绵绵和丁丁尤其是令人痛心的两个形象。丁丁的被“打伤”不仅是肉体的“受伤”，更是心灵的伤痛和精神的伤痛，他的“失踪”既是个体的成长，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拷问。绵绵承受的不仅是家族巨变给她的压力，更有着当代的教育体制和现实的人心险恶对她的挤压，学校的班主任、教导主任的种种“表演”，她最后的“失常”、“崩溃”，发出的是令人心酸的“呐喊”。
　　张平笔下的这个群体内涵丰富又充满张力，他们既靠近权力中心，又未主动从中获益，他们与腐败官员既有亲情上的血肉联系，又有法律上的剥离关系。他们的生活曾因核心成员的步步高升而充满荣耀，也因共同体的塌陷而坠入黑暗和深渊。共同体被迫解体之后，他们惊慌失措惶恐不安，他们试图逃离而又无处可逃。这个群体是现实中极易被忽视的群体，甚至是被蔑视、被污辱的群体，也是最具“文学性”的群体，张平以现实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直面这个群体灰暗的生活图像和崩溃的精神世界，是对“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小说命名为《重新生活》，寄寓了重新归来、重新开始、重建生活的情感期待，体现出作者面对这一特殊人群的悲悯之心，也蕴含了作者对于这一群体责任与权利如何划分的立场判断，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罪与罚应该如何界定，他们的生命权利与生活之路应该如何尊重，这是一个交织了情与理、个体与整体、人性与法制的多重难题。显然，面对这一切，作家的思考是有温度的，从个体命运到社会伦理，从生命遭际到人性和道德，从政治生态到世道人心，要“重建”的不仅是一个“家族”、一群人或者某个个体的“心灵”与“生活”，而是整个社会。一切才刚刚开始。

三、“人民性”与政治小说

　　陈晓明在论及张平的小说创作时，曾指出张平小说的“新人民性”特征，“在张平这里，‘人民性’这个概念难能可贵地具有了真实性，‘人民’的形象被还原了它的弱者的形象，它是在更为平等和个人深切体验的基础上被创建的。”在张平的小说中，“人民”的确是他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是他一直着力塑造和表现的对象之一。从早期的“家庭小说”中的妻子、姐姐等家庭成员，到后来反腐小说中的上访户、受害人，在张平的小说中具有“人民”属性的基层民众从未缺席，他们也始终是张平人文关怀的对象。在波诡云谲的反腐斗争中，也从来都是以“人民”的胜利来体现政治的胜利，政治的胜利是以“人民”的胜利为最终旨归的。
　　在一次访谈中，张平说：“我为什么会关注并选择这类政治主题去写作，大概与我的个人生活阅历不无关系。我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历尽坎坷。所以我更关心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他们关心的问题。我的创作道路应了那句话，物质决定意识，是生活教会我去解读平常人的心和决定自己的好恶取向。”（林红：《关注现实，关注百姓——作家張平访谈录》，《中国文化报》，2000年7月20日）可见，虽然被归为具有宏大叙事属性的政治写作一类，张平的初衷却仍然是从人民出发的，写政治也是在写人民，政治小说也是人民小说。 　　但是，对比张平以往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发现在《重新生活》中，“人民”的角色和位置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以往的小说中，“人民”虽然也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受伤害的群体，但其主要作用却在于推动政治体制内正反力量进行更为尖锐的搏斗，是作为双方斗争的一个矛盾点而存在的，比如《抉择》中的中阳纺织厂的广大职工，《天网》中的上访户李荣才，他们是触发正反双方进行搏斗的一个“爆点”，虽然看起来角色很重要，但从叙事上来讲，更多是推动叙事前进的功能角色，是一个重要“行动元”，是为叙事主线服务的。但在《重新生活》中，“人民”不再作为一个辅助角色存在，而是成为了叙事的主角。武祥、魏宏枝、绵绵、丁丁这些具有人民属性的家属成了主角，反腐的对象魏宏刚包括反腐过程反而成为了小说的暗线，成为了小說的背景。
　　可以说，在这部新小说中，张平将“人民”真正推到了小说的中心位置，真正将人民性灌注到了小说之中。以魏宏枝、武祥为代表的小说主角，不仅没有卷入腐败的漩涡，还牢牢将精神根基深植于人民的沃土之中，他们家族虽有“一人得道”，但并未“鸡犬升天”，他们的人民本色从未消退。他们既作为反腐的对象存在于反腐斗争的内部，又作为“人民”的代表脱离了反腐对象这一身份，甚至他们还因身份的特殊而成了反腐的正面力量。他们既作为腐败官员的共同体而存在，又在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中同腐败官员划清了界限甚至成为腐败官员的监督者和警醒者。可以说，他们不仅是人民的一员，且是经受了考验的意志坚定的人民。他们身上所具备的朴素的品质和信仰正是人民精神的光辉写照。因此，这是一部充分彰显人民性和人民精神的小说，是张平人民理念的一次深度阐释和体现，是人民性与政治小说的一次成功联姻，它为政治题材小说开拓了新的路径，贡献了新的经验。就张平的个人创作来说，这是一次新的尝试，也是一次重要的突破。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昆德拉的这一说法是从小说要提供知识的角度来论述的。同样，这一说法也适用小说的叙事对象层面，我觉得，小说要关注未知的世界和人群，提供新的经验和风景，小说要用艺术之光来照亮那些被遗忘的角落，给予那些被暗影笼罩的人们以情感的抚摸和精神的关怀，这也是小说的使命之一。《重新生活》正是这样一部以艺术之光照亮了一群生活在暗影中人们的作品。小说强烈的人民属性和悲悯情怀在照亮人物的同时也照亮了它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