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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身当之，与国家同休戚、共命运
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的一天，内阁首辅李东阳与刘健、谢迁三人一起上疏乞求退休。但是武宗皇帝批准刘、谢二人离职，却独留李东阳。接下来，他要一个人面对宦官刘瑾。他并非没有力争，他前后打报告20多次要求退休，无奈皇帝不批。逃避的原因很简单，朝廷中宦官专权，武宗信任刘瑾等8个宦官形成太监集团刘党，他们分据要津、矫旨妄为、迫害忠臣、贪赃枉法，朝政日坏。刘健、谢迁二人辞职，就是前不久他们三人谋划铲除阉党失败的结果。
刘、谢去后，刘瑾等人更加肆无忌惮，朝中正直之士都秉承正邪不两立的态度，要么选择离开，要么被刘瑾放逐。刘瑾的亲信纷纷跻身高位，李东阳既要防范刘瑾等人随时找茬子迫害，又要承受士林对他的舆论巨压。
是的，别人可以离开，但他不可以：一则因为他是“旧臣”，帝后都不愿意让他抽身离去；二则因为他是托孤之臣，既受先帝之恩，又有武宗信任，是众望所归，“海内名士，多出其门”，连刘瑾对他都有所忌惮。他当然明白，官场逆淘汰现象已存在千年历史了，劣质淘汰优秀，小人淘汰君子，平庸淘汰杰出。但他早在读《唐书》读到武后篡位，狄仁杰和褚遂良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时写道：“狄仁杰事高于褚遂良，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
既然逃避不了，干脆以一身当之，与国家同休戚、共命运。李东阳一边和刘瑾等人周旋，虚与委蛇，沉着应对，一边力挽时弊，保护朝中部分没有被驱逐的“良币”，为国家保存一点元气。
与奸臣周旋的智慧
李东阳以孤臣之身与狼共舞长达四年，倘若没有他，刘瑾一党难保不像天启年间魏忠贤那样。魏氏得势仅三年，为祸之烈惨于刘瑾十倍。这足以看到李东阳的作用。
一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跟狼共槽，李东阳知道必须给他们一点好处，作为士林领袖、文坛领袖，刘瑾他们也有借重他的时候。正德三年（1508年）马永成等“八虎”党羽为了炫耀门庭，掀起了一股为祖先造大坟、搞盛祭之风，请李东阳写祭文。刘瑾想利用宗教蛊惑人心，在京都朝阳门外创立了玄真观，也请李东阳撰写碑文。李东阳都答应了，在文字里为他们歌功颂德，损害的只是个人声誉。
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李东阳先后引王鏊、杨廷和入阁参与机务。同时，作为内阁首辅，刘瑾在内乱政，李东阳只好在外想办法弥缝补救。刘党中的焦芳入阁前任吏部尚书，入阁后想兼摄部事，刘瑾多次派人与李东阳商议。李东阳咬定“无此例”回绝。刘瑾听后也没有办法。
二是潜移默夺，保全善良。正德二年（1507年）闰正月，刘瑾将尚宝司卿崔璇、湖廣副使姚祥锁于长安左右门外，将工部郎中张玮拷在张家湾，计划拷一个月。刘瑾用的大枷重150斤，受刑者熬不了几天。李东阳力争，最终使他们得免于难。
正德三年六月，一天退朝时，不知是谁在御道上丢下一封匿名信，信中历数刘瑾等人的罪状。刘瑾获知后，罚百官跪于奉天门下，到傍晚，将300余人送镇抚司究问。又是李东阳力争，要求先将众官释放，再来破案。刘瑾此时也听说这封信可能是出自自己人之手，不好深究。同年，总制三边都御史杨一清奉旨修筑边墙，刘瑾恨杨一清不依附自己，便给他安了个“筑边糜费”的罪名而下狱，经李东阳等力救才得释放。
这些不仅仅是救人一命那么简单，可以说既保全了朝廷的精英，又阻止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一逆淘汰现象的蔓延。
三是巧借人力，智除刘瑾。正德五年（15010年），宁夏藩王朱寘鐇以诛刘瑾之名起兵叛乱，不几天就打到了陕西。武宗闻讯心急如焚，却又毫无主张，只得与李东阳研究对策。李东阳趁机推荐启用被贬的杨一清提督军务，派张永为监军。
杨一清是湖南人，“楚地三杰”之一，李东阳于他有救命之恩。张永虽是阉党，但早已跟刘瑾不和。于是李东阳与杨一清密议，劝他结交张永，与之合力同心，先平叛乱，再锄阉党。根据二人筹划，平定叛乱之后，由张永回朝复命，趁机向武宗面奏刘瑾阉党妄图篡位的不法“十七事”逆罪。武宗大悟，传旨将刘瑾逮捕入狱，并从他家中抄出龙袍、玉玺等谋反罪证。
铁证如山，理当伏诛。岂料武宗却令其“谪居凤阳”。李东阳闻讯甚急，担心日后刘瑾被再次启用，马上让科道官员揭发刘瑾罪恶，武宗才决定将刘瑾凌迟枭首，阉党被一网打尽。事后杨一清送给李东阳一句话：“宾翁补天捧日无迹”。
（摘自《北京日报》）
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的一天，内阁首辅李东阳与刘健、谢迁三人一起上疏乞求退休。但是武宗皇帝批准刘、谢二人离职，却独留李东阳。接下来，他要一个人面对宦官刘瑾。他并非没有力争，他前后打报告20多次要求退休，无奈皇帝不批。逃避的原因很简单，朝廷中宦官专权，武宗信任刘瑾等8个宦官形成太监集团刘党，他们分据要津、矫旨妄为、迫害忠臣、贪赃枉法，朝政日坏。刘健、谢迁二人辞职，就是前不久他们三人谋划铲除阉党失败的结果。
刘、谢去后，刘瑾等人更加肆无忌惮，朝中正直之士都秉承正邪不两立的态度，要么选择离开，要么被刘瑾放逐。刘瑾的亲信纷纷跻身高位，李东阳既要防范刘瑾等人随时找茬子迫害，又要承受士林对他的舆论巨压。
是的，别人可以离开，但他不可以：一则因为他是“旧臣”，帝后都不愿意让他抽身离去；二则因为他是托孤之臣，既受先帝之恩，又有武宗信任，是众望所归，“海内名士，多出其门”，连刘瑾对他都有所忌惮。他当然明白，官场逆淘汰现象已存在千年历史了，劣质淘汰优秀，小人淘汰君子，平庸淘汰杰出。但他早在读《唐书》读到武后篡位，狄仁杰和褚遂良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时写道：“狄仁杰事高于褚遂良，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
既然逃避不了，干脆以一身当之，与国家同休戚、共命运。李东阳一边和刘瑾等人周旋，虚与委蛇，沉着应对，一边力挽时弊，保护朝中部分没有被驱逐的“良币”，为国家保存一点元气。
与奸臣周旋的智慧
李东阳以孤臣之身与狼共舞长达四年，倘若没有他，刘瑾一党难保不像天启年间魏忠贤那样。魏氏得势仅三年，为祸之烈惨于刘瑾十倍。这足以看到李东阳的作用。
一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跟狼共槽，李东阳知道必须给他们一点好处，作为士林领袖、文坛领袖，刘瑾他们也有借重他的时候。正德三年（1508年）马永成等“八虎”党羽为了炫耀门庭，掀起了一股为祖先造大坟、搞盛祭之风，请李东阳写祭文。刘瑾想利用宗教蛊惑人心，在京都朝阳门外创立了玄真观，也请李东阳撰写碑文。李东阳都答应了，在文字里为他们歌功颂德，损害的只是个人声誉。
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李东阳先后引王鏊、杨廷和入阁参与机务。同时，作为内阁首辅，刘瑾在内乱政，李东阳只好在外想办法弥缝补救。刘党中的焦芳入阁前任吏部尚书，入阁后想兼摄部事，刘瑾多次派人与李东阳商议。李东阳咬定“无此例”回绝。刘瑾听后也没有办法。
二是潜移默夺，保全善良。正德二年（1507年）闰正月，刘瑾将尚宝司卿崔璇、湖廣副使姚祥锁于长安左右门外，将工部郎中张玮拷在张家湾，计划拷一个月。刘瑾用的大枷重150斤，受刑者熬不了几天。李东阳力争，最终使他们得免于难。
正德三年六月，一天退朝时，不知是谁在御道上丢下一封匿名信，信中历数刘瑾等人的罪状。刘瑾获知后，罚百官跪于奉天门下，到傍晚，将300余人送镇抚司究问。又是李东阳力争，要求先将众官释放，再来破案。刘瑾此时也听说这封信可能是出自自己人之手，不好深究。同年，总制三边都御史杨一清奉旨修筑边墙，刘瑾恨杨一清不依附自己，便给他安了个“筑边糜费”的罪名而下狱，经李东阳等力救才得释放。
这些不仅仅是救人一命那么简单，可以说既保全了朝廷的精英，又阻止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一逆淘汰现象的蔓延。
三是巧借人力，智除刘瑾。正德五年（15010年），宁夏藩王朱寘鐇以诛刘瑾之名起兵叛乱，不几天就打到了陕西。武宗闻讯心急如焚，却又毫无主张，只得与李东阳研究对策。李东阳趁机推荐启用被贬的杨一清提督军务，派张永为监军。
杨一清是湖南人，“楚地三杰”之一，李东阳于他有救命之恩。张永虽是阉党，但早已跟刘瑾不和。于是李东阳与杨一清密议，劝他结交张永，与之合力同心，先平叛乱，再锄阉党。根据二人筹划，平定叛乱之后，由张永回朝复命，趁机向武宗面奏刘瑾阉党妄图篡位的不法“十七事”逆罪。武宗大悟，传旨将刘瑾逮捕入狱，并从他家中抄出龙袍、玉玺等谋反罪证。
铁证如山，理当伏诛。岂料武宗却令其“谪居凤阳”。李东阳闻讯甚急，担心日后刘瑾被再次启用，马上让科道官员揭发刘瑾罪恶，武宗才决定将刘瑾凌迟枭首，阉党被一网打尽。事后杨一清送给李东阳一句话：“宾翁补天捧日无迹”。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