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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汉代马球的存在和流行进行了梳理，同时借助江苏睢宁(淮陵)出土的东汉墓葬砖画中的打马球图形进行了分析，弥补了有关曹植《名都篇》和蔡孚《打球篇》所论述的东汉马球流行而没有文物佐证的缺陷，进一步证实了东汉时期马球已在中原地区流行。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马球；砖画；东汉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4-0125-04
马球是一项古老的世界性运动，据有关记载认为马球源于2 000年前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和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也有学者提出马球源于中国，是中国军队训练和宫廷开展的一项竞技运动。还有马球起源于吐蕃及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之说等。自20世纪初开始，对马球运动的探究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众多学者陆续对文献资料、出土文物、岩画、墓葬壁画、石窟壁画和陶俑等进行辑录整理，不仅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罗香林、阴法鲁、向达等先生对马球运动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考证，更有体育史学者对马球运动进行了研究，并颇有收获[1-6]。
本文主要对汉代马球运动进行断代研究，以进一步论证马球在东汉时期在中原地区盛行的事实。然而以文献资料和新发现的东汉墓葬砖画中的马球图为线索来展开探索，阐释图像描绘的是一种形态，折射着人们生活追求中所需要享受的一种生命快感。同时宽泛地从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马球采取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研究的方法，以便发现各种文化因素的渊源流变与共生共存的现象。马球的形成远非一时一地文化积淀的结果，而是不同地域文化彼此呼应、相互交融的结果。另外，早在远古时代，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创造了一系列十分相似的文化，其“逼肖”之处，简直令人惊叹不已。如狩猎、游艺、娱乐、音乐、舞蹈、戏剧、杂技、竞技等。因此，有些体育项目的渊源是与人类的本能、地域环境、文化习俗等有关，而非是传播所致。
1 汉代的游戏与娱乐
汉代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走向全面繁荣的时期。汉武帝不仅使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巩固，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文化、经济、宗教的交汇，致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达到鼎盛，从而对整个汉代、整个民族的文化面貌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他们比任何前代人都更具有娱乐精神。不但上层统治者如此，就是市井和乡间百姓也不例外。因而形成了一种相当浓郁的休闲娱乐的文化创造。汉代的民间体育之丰富多彩，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六搏、樗蒲、投壶、马戏、角抵、百戏、举鼎、拔河、蹴鞠、乐舞、击鞠、竞渡、游泳、射箭、竞走、击剑、武术、跳跃、养生等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2 马球形成的多元因素
马球自汉唐一直传衍至今，历经漫长的孕育、生长、成熟的过程。其名称有蹴鞠、击鞠、鞠戏、球戏、打球、马球等，但基本离不开竞技的属性。马球本体的发生，体现了“本体”寓于“具体”之中的道理。我们可以看到游牧民族掌握育马、骑马的技能，才能逐步构成马球本体发生的最初内涵，它使我们认识到马球必须立足于马技和身体能力的超常开发。
把马球起源作为一种文化关系和文化过程加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马球的源头，并非单一、平面的观照所能把握。马球的起源不仅是多元的、综合的、而且是漫长的，它是逐渐凝聚，并与特定的文化圈发生特定的关系。例如：马球与游牧文化的关系。狩猎者在当时采用的狩猎工具中有一种木质的“曲棍”，还有一种驯兽(象)的“曲棍”杆子。在新疆鄯善县洋海古墓群出土就有这种工具(现存新疆吐鲁番博物馆)，另外，在江苏、山东等地出土的汉墓砖画中可以看到驯象用的“曲棍”图像。每当狩猎者在获得猎物后，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成功的喜悦，并产生了想把由于狩猎时驰马或奔跑追逐猎物所用的力气和技术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原先用来狩猎或驯兽的工具“曲棍”就成为游戏所用的“杖”，并以此来追击奔跑的猎物。
马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驯养野马，平时还作为肉食贮备，在狩猎或迁徙时就不鞍而骑，并出现了最初的“马术”。
西汉时期，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命李广利两次伐大宛国，开通了古代丝绸之路，西域诸国开始进贡各种马匹。这不仅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养马业，培育了优良的马种，而且也为汉代的交通运输、驿传、军事作战、马戏、马舞、马球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了养马业的发展之外，马具也逐臻于完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7]于197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到：“供骑马用的马蹬实际上起源于中国。”汉时期还出现了马蹄铁，以保护马蹄角质。马具的发明和完备，使中国的马术、马球的产生和发展也由此而得到基本的物质保证。
汉代在养马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壮大了骑兵队伍，加强了军事训练，从而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增强了国力。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当时军队在训练之余，常常会作各种人马结合的游戏，出现了许多惊险的驭马为戏的高难度动作，以显示骑兵征服马的能力。这在我国四川、山东、江苏、河南等地考古发现的汉墓中，所出土的大量刻绘有马戏表演的砖画图像中可以得到印证。还有骑兵在作战获取胜利之后，为了庆贺胜利发泄对敌人的仇恨所出现的生命冲动，如骑在马上用手持的剑或棆等武器，击打从俘虏砍下的头颅进行游戏。
远古时期，我国先民就创造了一种能酿酒的东西称之为“鞠”。而在《诗经?小雅?蓼莪》载：“父兮生我，母兮鞠我”[8]，可见“鞠”有养育之意。随后鞠还被认为具有催生化育的巫术功能。由于酿酒有谷物发霉之后会发酵，进而谷物上生长虫“毛”，于是，古人把毛发一类东西一律称之为“鞠”。后来又称之为“球”，这也许与球体由毛发制成有关联。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的帛书《十六经?正乱》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黄帝取胜之后，擒杀了蚩尤。为了发泄仇恨，黄帝将蚩尤的胃塞满了毛发，制成球供士兵踢。197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在位于敦煌市西北的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中发现了一件西汉中期的球形实物(此球现藏于敦煌博物馆)。根据考古报告的记载，“此球体积为5.5 cm，内填丝棉，外用细麻绳和白绢揉成绳捆扎成球”[9]。所以根据球的形制、结构、大小，结合文献记载等，此球很可能就是当时打马球所使用的球。 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马球的历史演变，使人们认识到马球的起源与游牧文化和军事文化的汇聚有关联；与马蹬、马鞍、轭具的发明有关联；与狩猎工具曲棍演变为球杖有关联；与鞠演变为毛球也有一定的关联；与马技的高难度发展更有关联。同时，从宫廷文化、民间文化和军事文化的融合对马球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从人类对游戏、娱乐、竞技的心理需求与生理需要的视角来探讨马球的发展，并与西域地区游牧民族进行的骑术军事训练等进行综合研究，不难发现马球形成的多元因素。这也意味着，研究马球的源流必须始于单元性而归结于综合性、整体性、有机性的考察与论证。
3 汉王朝有马球的存在
汉代称马球为“击鞠”、“蹴鞠”、“鞠戏”。由于汉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文化的繁荣，也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休闲、娱乐和竞技活动的机会。其中不泛有马球流行的记载和实物的遗存。
东汉(25～220年)末年，曹操的儿子曹植，曾写过一篇《名都篇》，其中载：“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10]这首诗描写的是身着华丽服装，佩剑携弓的“京洛少年”们在南山进行狩猎活动和“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的击鞠活动。这里的“连翩”是曹植《白马篇》中“连翩西北驰”的“连翩”，是形容词，用来形容“击鞠”姿态的矫健。“击”根据《辞源》、《辞海》注释，本义是：打、敲打。“鞠”根据郭璞《三苍解》述：“毛丸，可蹋戏”。“壤”即土地、大地、场地的意思。这也是至今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有关马球的记载。但是，由于证据乏力，加之学者们对《名都篇》中“连翩击鞠壤”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虽然此观点附和者众多，但更需确凿的资料再加论证。
唐代诗人蔡孚[11]著的《打球篇》中对东汉时期洛阳的击鞠竞赛作了形象的描绘：
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钟玉莹千金池，宝杖珮文七宝球。
窦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频封万户候。容色由来荷思顾，意气平生事侠游。
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
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走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
诗中提到的“德阳宫”即是东汉末被董卓烧毁的东汉洛阳宫殿。所述“德阳宫北苑东头”的马球场及“能驰迅走满先筹”、“ 薄暮汉宫愉乐罢”的马球比赛，都是蔡孚参考当时尚未佚失的汉代旧籍记载写成的。由此可见，东汉时期已经流行马球，而且还于德阳宫北苑东头修建了马球场。诗中还提到的窦融和梁冀两位人物均是臣戚。《后汉书?梁冀传》载，这二人都是马球爱好者[12]。
还有东汉人李尤曾经著有《鞠城铭》，其内容载：“圆鞠方墙，依仿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重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以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13]文中所提及的“圆鞠方墙”这一词句，意味着此鞠场设围墙。据文献记载，只有马球场地才在3边设墙。同时，作者还详细记载了击鞠比赛的规则，可见在当时，击鞠已广泛流行。
2011年，欣喜知悉中国文物学会唱婉和陈楠两位先生搜集收藏到江苏睢宁附近出土的6块东汉时期墓葬马球系列浮雕画像砖。睢宁(淮陵)，东汉属下邳国管辖。这6块砖画呈长方形，其长、宽、高分别是45、22.5、11.8 cm，图像采用手工契刻成浮雕将马球画面凸显在砖表上，立体感较强。据有关文物专家对实物从材质、图像、工艺等方面进行鉴定，确认为东汉时期的画像砖。
东汉时期，下邳国地域环境富饶，农业发达，经济繁荣，道德人文精神又有新的发展，并创造了丰富的生死智慧，解决了人们的生死观问题。而提到人的生死必然会联想到墓葬，它应该是表达生死观最直接的材料，鲜明体现了人们对死后处境的理想。因此，东汉时期盛行厚葬，墓葬设置往往是将墓主人生前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用图像表现出来，力图在有限的墓室建筑空间中复制一个完整的生活场景，以取悦墓主的灵魂，并彰显墓主人生活爱好的图像。而东汉墓中所出现的反映人间生活的打马球图，实际上是反映了人的生命、死亡、升天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打马球既是墓主生前的喜爱，也可为死后能继续享受马球这一乐趣，这样可以满足人的梦想，让美好生活在生命过程中持续，也试图能在死后延续。
6块画像砖，都形象地反映了马球手骑着奔驰的马，手执偃月型球杖，高高举至脑前或脑后，正准备伺机挥杖击球，尤其是其中还有一块描绘立在马上挥杖击球的精彩画面，充分展现出马球手驭马的能力和高超精湛的球技。这6块马球砖画是目前遗存最早的实物，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形象化史料，故而弥足珍贵。
追溯马球的渊源，众说纷纭，但一直没有定论。而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去探研马球，可以发现马球的形成是多元的因素，它与汉代养马业的发展、优良马种的培育、马技的不断提高、马具装备的完善，以及狩猎工具“曲棍”的演变，军事作战和训练中产生的游戏、毛丸的出现、西域地区各民族的游牧习俗等直接相关联。同时，也必须注意各种文化因素的渊源流变与共生共存的现象，以及人类的本体特征，在世界各地会创造出系列十分相似的文化，并以此去研究体育的渊源与形成。
汉代文献中有关马球的记载，加之东汉墓葬打马球砖画的出土，无疑是一次马球史上的重大发现，同时也为今天的学者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并填补了有关曹植《名都篇》和蔡孚《打球篇》所论述的东汉马球流行而没有文物佐证的空白。因此，东汉时期在中国流行马球运动已经不再是仅凭文献资料的推测，而东汉马球砖的出现，不仅证实了古代马球运动已经流行于中原地区，而且也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新信息和新证据，亦可弥补史料之不足。
参考文献：
[1] 向达. 长安打球小考[J]. 燕京学报专号之二，1933.
[2] 罗香林. 唐代波罗球戏考[J]. 暨南学报，1936(1)：107-253.
[3] 阴法鲁. 唐代西藏马球戏传入长安[J]. 历史研究，1959(6)：41-45.
[4] 李季芳. 中国马球起源新议[J]. 体育文史，1994(5)：62-64.
[5] 李金梅. 中国马球史研究[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6] 李重申，李金梅，夏阳. 中国马球史[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9.
[7] 李约瑟. 古代中国科学对世界的影响[N]. 大公报，1974-05-29.
[8] 朱熹. 诗经集传[M]. 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89.
[9] 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 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1981(10)：1-8.
[10] 曹道衡，俞绍初. 魏晋南北朝诗选评[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31-32.
[11] 彭定求. 全唐诗?第3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60：817.
[12] 范晔. 后汉书?卷34[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178.
[13] 欧阳询. 艺文类聚?卷54[M]. 北京：中华书局，1965：970.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马球；砖画；东汉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4-0125-04
马球是一项古老的世界性运动，据有关记载认为马球源于2 000年前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和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也有学者提出马球源于中国，是中国军队训练和宫廷开展的一项竞技运动。还有马球起源于吐蕃及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之说等。自20世纪初开始，对马球运动的探究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众多学者陆续对文献资料、出土文物、岩画、墓葬壁画、石窟壁画和陶俑等进行辑录整理，不仅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罗香林、阴法鲁、向达等先生对马球运动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考证，更有体育史学者对马球运动进行了研究，并颇有收获[1-6]。
本文主要对汉代马球运动进行断代研究，以进一步论证马球在东汉时期在中原地区盛行的事实。然而以文献资料和新发现的东汉墓葬砖画中的马球图为线索来展开探索，阐释图像描绘的是一种形态，折射着人们生活追求中所需要享受的一种生命快感。同时宽泛地从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马球采取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研究的方法，以便发现各种文化因素的渊源流变与共生共存的现象。马球的形成远非一时一地文化积淀的结果，而是不同地域文化彼此呼应、相互交融的结果。另外，早在远古时代，世界各地的人们就创造了一系列十分相似的文化，其“逼肖”之处，简直令人惊叹不已。如狩猎、游艺、娱乐、音乐、舞蹈、戏剧、杂技、竞技等。因此，有些体育项目的渊源是与人类的本能、地域环境、文化习俗等有关，而非是传播所致。
1 汉代的游戏与娱乐
汉代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走向全面繁荣的时期。汉武帝不仅使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巩固，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文化、经济、宗教的交汇，致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达到鼎盛，从而对整个汉代、整个民族的文化面貌产生了重大影响。汉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他们比任何前代人都更具有娱乐精神。不但上层统治者如此，就是市井和乡间百姓也不例外。因而形成了一种相当浓郁的休闲娱乐的文化创造。汉代的民间体育之丰富多彩，极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六搏、樗蒲、投壶、马戏、角抵、百戏、举鼎、拔河、蹴鞠、乐舞、击鞠、竞渡、游泳、射箭、竞走、击剑、武术、跳跃、养生等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2 马球形成的多元因素
马球自汉唐一直传衍至今，历经漫长的孕育、生长、成熟的过程。其名称有蹴鞠、击鞠、鞠戏、球戏、打球、马球等，但基本离不开竞技的属性。马球本体的发生，体现了“本体”寓于“具体”之中的道理。我们可以看到游牧民族掌握育马、骑马的技能，才能逐步构成马球本体发生的最初内涵，它使我们认识到马球必须立足于马技和身体能力的超常开发。
把马球起源作为一种文化关系和文化过程加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马球的源头，并非单一、平面的观照所能把握。马球的起源不仅是多元的、综合的、而且是漫长的，它是逐渐凝聚，并与特定的文化圈发生特定的关系。例如：马球与游牧文化的关系。狩猎者在当时采用的狩猎工具中有一种木质的“曲棍”，还有一种驯兽(象)的“曲棍”杆子。在新疆鄯善县洋海古墓群出土就有这种工具(现存新疆吐鲁番博物馆)，另外，在江苏、山东等地出土的汉墓砖画中可以看到驯象用的“曲棍”图像。每当狩猎者在获得猎物后，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成功的喜悦，并产生了想把由于狩猎时驰马或奔跑追逐猎物所用的力气和技术所引起的快乐再度体验一番的冲动，原先用来狩猎或驯兽的工具“曲棍”就成为游戏所用的“杖”，并以此来追击奔跑的猎物。
马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驯养野马，平时还作为肉食贮备，在狩猎或迁徙时就不鞍而骑，并出现了最初的“马术”。
西汉时期，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命李广利两次伐大宛国，开通了古代丝绸之路，西域诸国开始进贡各种马匹。这不仅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养马业，培育了优良的马种，而且也为汉代的交通运输、驿传、军事作战、马戏、马舞、马球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了养马业的发展之外，马具也逐臻于完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7]于197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到：“供骑马用的马蹬实际上起源于中国。”汉时期还出现了马蹄铁，以保护马蹄角质。马具的发明和完备，使中国的马术、马球的产生和发展也由此而得到基本的物质保证。
汉代在养马业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壮大了骑兵队伍，加强了军事训练，从而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增强了国力。从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当时军队在训练之余，常常会作各种人马结合的游戏，出现了许多惊险的驭马为戏的高难度动作，以显示骑兵征服马的能力。这在我国四川、山东、江苏、河南等地考古发现的汉墓中，所出土的大量刻绘有马戏表演的砖画图像中可以得到印证。还有骑兵在作战获取胜利之后，为了庆贺胜利发泄对敌人的仇恨所出现的生命冲动，如骑在马上用手持的剑或棆等武器，击打从俘虏砍下的头颅进行游戏。
远古时期，我国先民就创造了一种能酿酒的东西称之为“鞠”。而在《诗经?小雅?蓼莪》载：“父兮生我，母兮鞠我”[8]，可见“鞠”有养育之意。随后鞠还被认为具有催生化育的巫术功能。由于酿酒有谷物发霉之后会发酵，进而谷物上生长虫“毛”，于是，古人把毛发一类东西一律称之为“鞠”。后来又称之为“球”，这也许与球体由毛发制成有关联。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的帛书《十六经?正乱》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黄帝取胜之后，擒杀了蚩尤。为了发泄仇恨，黄帝将蚩尤的胃塞满了毛发，制成球供士兵踢。197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队，在位于敦煌市西北的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中发现了一件西汉中期的球形实物(此球现藏于敦煌博物馆)。根据考古报告的记载，“此球体积为5.5 cm，内填丝棉，外用细麻绳和白绢揉成绳捆扎成球”[9]。所以根据球的形制、结构、大小，结合文献记载等，此球很可能就是当时打马球所使用的球。 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马球的历史演变，使人们认识到马球的起源与游牧文化和军事文化的汇聚有关联；与马蹬、马鞍、轭具的发明有关联；与狩猎工具曲棍演变为球杖有关联；与鞠演变为毛球也有一定的关联；与马技的高难度发展更有关联。同时，从宫廷文化、民间文化和军事文化的融合对马球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从人类对游戏、娱乐、竞技的心理需求与生理需要的视角来探讨马球的发展，并与西域地区游牧民族进行的骑术军事训练等进行综合研究，不难发现马球形成的多元因素。这也意味着，研究马球的源流必须始于单元性而归结于综合性、整体性、有机性的考察与论证。
3 汉王朝有马球的存在
汉代称马球为“击鞠”、“蹴鞠”、“鞠戏”。由于汉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人民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文化的繁荣，也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休闲、娱乐和竞技活动的机会。其中不泛有马球流行的记载和实物的遗存。
东汉(25～220年)末年，曹操的儿子曹植，曾写过一篇《名都篇》，其中载：“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10]这首诗描写的是身着华丽服装，佩剑携弓的“京洛少年”们在南山进行狩猎活动和“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的击鞠活动。这里的“连翩”是曹植《白马篇》中“连翩西北驰”的“连翩”，是形容词，用来形容“击鞠”姿态的矫健。“击”根据《辞源》、《辞海》注释，本义是：打、敲打。“鞠”根据郭璞《三苍解》述：“毛丸，可蹋戏”。“壤”即土地、大地、场地的意思。这也是至今能见到的我国最早的有关马球的记载。但是，由于证据乏力，加之学者们对《名都篇》中“连翩击鞠壤”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虽然此观点附和者众多，但更需确凿的资料再加论证。
唐代诗人蔡孚[11]著的《打球篇》中对东汉时期洛阳的击鞠竞赛作了形象的描绘：
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钟玉莹千金池，宝杖珮文七宝球。
窦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频封万户候。容色由来荷思顾，意气平生事侠游。
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
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走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
诗中提到的“德阳宫”即是东汉末被董卓烧毁的东汉洛阳宫殿。所述“德阳宫北苑东头”的马球场及“能驰迅走满先筹”、“ 薄暮汉宫愉乐罢”的马球比赛，都是蔡孚参考当时尚未佚失的汉代旧籍记载写成的。由此可见，东汉时期已经流行马球，而且还于德阳宫北苑东头修建了马球场。诗中还提到的窦融和梁冀两位人物均是臣戚。《后汉书?梁冀传》载，这二人都是马球爱好者[12]。
还有东汉人李尤曾经著有《鞠城铭》，其内容载：“圆鞠方墙，依仿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重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以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13]文中所提及的“圆鞠方墙”这一词句，意味着此鞠场设围墙。据文献记载，只有马球场地才在3边设墙。同时，作者还详细记载了击鞠比赛的规则，可见在当时，击鞠已广泛流行。
2011年，欣喜知悉中国文物学会唱婉和陈楠两位先生搜集收藏到江苏睢宁附近出土的6块东汉时期墓葬马球系列浮雕画像砖。睢宁(淮陵)，东汉属下邳国管辖。这6块砖画呈长方形，其长、宽、高分别是45、22.5、11.8 cm，图像采用手工契刻成浮雕将马球画面凸显在砖表上，立体感较强。据有关文物专家对实物从材质、图像、工艺等方面进行鉴定，确认为东汉时期的画像砖。
东汉时期，下邳国地域环境富饶，农业发达，经济繁荣，道德人文精神又有新的发展，并创造了丰富的生死智慧，解决了人们的生死观问题。而提到人的生死必然会联想到墓葬，它应该是表达生死观最直接的材料，鲜明体现了人们对死后处境的理想。因此，东汉时期盛行厚葬，墓葬设置往往是将墓主人生前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用图像表现出来，力图在有限的墓室建筑空间中复制一个完整的生活场景，以取悦墓主的灵魂，并彰显墓主人生活爱好的图像。而东汉墓中所出现的反映人间生活的打马球图，实际上是反映了人的生命、死亡、升天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打马球既是墓主生前的喜爱，也可为死后能继续享受马球这一乐趣，这样可以满足人的梦想，让美好生活在生命过程中持续，也试图能在死后延续。
6块画像砖，都形象地反映了马球手骑着奔驰的马，手执偃月型球杖，高高举至脑前或脑后，正准备伺机挥杖击球，尤其是其中还有一块描绘立在马上挥杖击球的精彩画面，充分展现出马球手驭马的能力和高超精湛的球技。这6块马球砖画是目前遗存最早的实物，也是最有说服力的形象化史料，故而弥足珍贵。
追溯马球的渊源，众说纷纭，但一直没有定论。而从人类学、社会学的视角去探研马球，可以发现马球的形成是多元的因素，它与汉代养马业的发展、优良马种的培育、马技的不断提高、马具装备的完善，以及狩猎工具“曲棍”的演变，军事作战和训练中产生的游戏、毛丸的出现、西域地区各民族的游牧习俗等直接相关联。同时，也必须注意各种文化因素的渊源流变与共生共存的现象，以及人类的本体特征，在世界各地会创造出系列十分相似的文化，并以此去研究体育的渊源与形成。
汉代文献中有关马球的记载，加之东汉墓葬打马球砖画的出土，无疑是一次马球史上的重大发现，同时也为今天的学者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并填补了有关曹植《名都篇》和蔡孚《打球篇》所论述的东汉马球流行而没有文物佐证的空白。因此，东汉时期在中国流行马球运动已经不再是仅凭文献资料的推测，而东汉马球砖的出现，不仅证实了古代马球运动已经流行于中原地区，而且也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新信息和新证据，亦可弥补史料之不足。
参考文献：
[1] 向达. 长安打球小考[J]. 燕京学报专号之二，1933.
[2] 罗香林. 唐代波罗球戏考[J]. 暨南学报，1936(1)：107-253.
[3] 阴法鲁. 唐代西藏马球戏传入长安[J]. 历史研究，1959(6)：41-45.
[4] 李季芳. 中国马球起源新议[J]. 体育文史，1994(5)：62-64.
[5] 李金梅. 中国马球史研究[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6] 李重申，李金梅，夏阳. 中国马球史[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9.
[7] 李约瑟. 古代中国科学对世界的影响[N]. 大公报，1974-05-29.
[8] 朱熹. 诗经集传[M]. 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89.
[9] 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 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1981(10)：1-8.
[10] 曹道衡，俞绍初. 魏晋南北朝诗选评[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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