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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男人更懂感情
有编辑朋友约我写一篇“暗恋”题材的小说，我因没有暗恋经历而婉言拒绝，我不知在这张扬个性的世道还有没有残存“暗恋”这样的事实，当办公室的女孩也能将裸照公布于网络的时代，究竟有多少人还愿意做“暗恋”这样无利可图的事情呢?
我所知道的一桩暗恋，发生在两个男孩之间。我的大学朋友SAM，是我发小无话不说，他在一次约我吃饭的席间告之另一男孩暗恋他的事件，令单纯的他惊魂不已。那个男孩，也有一米八几，充满男子魅力，我也曾见他在操场上流星般跨栏，篮球赛上鱼贯式扣篮，他俨然学校里的小明星，所到之处总有三三两两的女生拎着水壶佯装打水，猜测他的标准，他身边出没过的任何异性。但谁能知道，他迷恋的竟是一个男生?
有人告诉我，SAM走过楼道的时候(他们住同一幢宿舍楼)，他会屏住气在门后静听他的脚步声；SAM奔向食堂的时候，他丢下一切欢喜地排在他的队尾；SAM跑来女生楼找我的时候，他会怅然若失，凝望楼门口的闲花一朵朵落在柔软的草里。我好几次想走过去对他说：其实，我并不是SAM的女朋友。但那又如何?SAM晚一点也会有女朋友的。
工作以后我跟一男同事关系很好，有点类似我跟SAM的关系。有一次我们雨中挤在阳台上抽烟，他说你知道暗恋的滋味吗?我说不知道，我看上谁一般就直说了，接不接招是对方的事，暗恋听起来好非常辛苦呵。他点了点头，接着说：但那是最好的感情体验。就比如在这样的大雨中，或者在寂寞夜里，一个人想起他暗恋的女人，像一头老牛一样咀嚼吐哺，甜甜的酸酸的甚至带点苦涩的，那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爱情。
我曾在成都透过酒吧玻璃看一对情人在下午分手，是同性。我确定我很多年没见识过这么程度激烈的分手了，原因大概是其中那个年轻的决定要结婚了，年长的在做最后的挣扎：他不发一言，牙关紧咬，两杯咖啡对峙楚河汉界。你可以听到夏日里一只苍蝇嗡嗡飞过时竹藤椅悉悉索索在打颤。他那种眼神令我想起了“镜碎光不死”的比喻。
1992年白先勇的爱人王国祥病逝，6年后白先勇才撰下诔文《树犹如此》。在台湾的发表会上白坦承，与书中所悼亡友王国祥既有友情，亦有爱情。他说：“爱情和友情是一回事。若没有友情，感情不会延伸下去；若只有友情，两人不会永远在一起。”这篇文章，据说张国荣生前的时候也很喜欢。
文／任田
爱情病症
去小剧场再次看孟京辉导演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台上的总结说，A爱B，B爱C， C又爱D，而相爱的两个人，却注定要分离。
“明明”与“马路”对于爱情近乎病症般的执着，在这个时代，几乎成为稀缺的花草。偶尔在阴暗角落里看到，你不会觉得珍惜，反而会对其不合时宜的绽放，生出，怜悯与同情。
想起一个读博士的朋友，曾经痴情地爱过一个来自贫穷山区的女孩。我们都以为，凭借他自身的能力，毕业之后可以与女孩在这个城市里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可以去一个大学做一个老师，而她，则可以在某个单位谋一份文员的工作。房子车子与孩子，皆可以慢慢地来。
可是朋友的父亲却断然不同意他与女孩的结合。他带她回家，父亲拒绝与之见面，还对他谆谆教导：你一定要找一个对你的前程有切实帮助的女孩，要么她工作与你相当，不差上下要么，她的父母亲朋有显赫的权势，能够在事业上助你一臂之力。
朋友就在这样的引导下，与父母安排的一个家世优越的女孩见面，并很快地走在了一起。女孩的父母果然在他毕业的时候，帮他寻到了一份好的归宿。而之后的买房结婚评职称，他也一路走来，毫不费力。几年后我们再见，他俨然成了我们这一群人中最春风得意的一个。言谈举止里，全是上层人士的骄傲与自如。
有人在私下里问他，有没有想起过那个曾经与他爱得悱恻缠绵的女孩?他略略停顿，而后望向那不可知的远方，说，想又有什么用呢?生活不是谈恋爱，所谓的甜蜜，不过也就是瞬间的感觉，之后过去，照例要为俗世奔波劳碌。
对于一些人，爱情是一种疾病，类似于发烧，或者感冒，一旦患上，整个人便会失去了方向般头重脚轻，昏昏沉沉。而且，所有的器官都迟钝起来，你只能闻得到爱情的味道，哪怕，是浅浅细细的一丝一缕。除此之外的一切味道声音与色彩，皆视若无睹。
而对于另外一些人，爱情，则是路边的一种可供欣赏的风景，任谁走过，都可以采摘下来，把玩一番，一旦到了要启程离开的时间，则能够毫无牵挂地将之弃掉，去追寻前方更美的景致。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那游客，不管怎样地向往，终究还是在爱情的前方拐了弯，绕到那条通达开阔的马路上去。而那通幽的小径，权且留给诗人们去吟唱吧。我们只需在洒满温暖阳光的落地窗前，读着诗人们用一颗备受爱情折磨的心写下的诗句。
恰是这样和暖的阳光，洁净的空气，明亮的书房，开阔的落地窗，飘逸的窗帘，可以远眺的阳台，舒适的藤椅，让我们终于可以闭眼，想念那被我们丢落在开满鲜花的小径上的爱情。
而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突然间发现，疾病一样的爱情，在这样拥挤热闹的生活里，已经晨露一样蒸发掉，再也没有了踪影。
我们成了彻底的健康的俗世中人。
文／安宁
取名
在我的农村老家，十八岁以上的未婚男子就是光棍了。我打光棍的时间比较长。到了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家里的催逼就显得比较紧迫，说谁谁的孩子都多大了。
就像有导演为五十年后的观众拍电影一样，我也开始为自己未来的孩子起名字了。刚好有一部什么电视剧，里面有一个和尚法号“可能”。我的孩子在家谱中的辈分是“可”字，我的儿子就叫李可能，一切都有可能。女儿就叫李可乐。
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是很认真的，但不知为什么后来自己也觉得是笑话了。所以，后来真的有了老婆，老婆又要有儿子的时候，我又开始为儿子的名字发愁。
我不愿意让别人给我的儿子取名，现在只准生一胎，起名的机会不多呀。像张爱玲说的“旧时代的祖父，冬天两脚搁在脚炉上，吸着水烟，为新添的孙儿取名字，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恐怕不行了。对下代有什么寄托先放到一边，因为“除了小说里的人，很少有人是名副其实的”，但自己的志向趣味得体现出来。利用为孩子取名的机会以“名”明志，也算是勒之于石了吧。
原来，我打算让儿子叫“根深”，根深叶茂、根深蒂固，多好。但是请教一位老诗人，他说不好，原因是两个字是同韵的，叫起来别扭。母亲大人也不同意，说老家话里容易听成是“龟孙”。不作罢不行。原来我是喜欢“根”字的，觉得这个字太好了，好到无以复加，又淳朴，又厚重，又大气。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却跟“深”字较上了劲。觉得这个字不得了，又深刻，又有味道，连花和尚的名字都叫“智深”。不管添个什么字，只要后面是“深”就一定好。
这个时候，同事们纷纷替我出主意，说起名有很多套路：比如父姓加母姓。我姓李，老婆姓程，同事说叫李程就很好，还可以叫李程碑，更响亮。有的说，今年奥运嘛，叫李奥运，但我‘咱十年八年过后，一喊奥运，满大街的男孩女孩都答应。还有人说，翻书嘛，挑一个喜欢的词，还举例说周星驰的“星驰”，就来自于《滕王阁序》的“俊采星驰”。但我的古文实在不好。
我赶回老家时，儿子已经出生了，四千五百克，母亲问叫什么名字，我焦头烂额，就按最古老的取名套路说：九斤。母亲听岔了音，说：景深好，比根深好。 原来我怎么没有想到把“景”字放在“深”字前面呢?过了一段时间，慢慢体会，越来越觉得景深这个名字好。
儿子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一直不为这事操心的老婆替我感慨：取名字怎么有点像生孩子，事前想得千般好，临门一脚却往往还得靠运气。
文／李落落
让一部分人先总起来
有一天，听见有人叫“吴总”，我环顾四周，确定这个声音是冲着我来的。我不顾斯文，对这个还算相熟的同事说：“再乱叫‘总’，打得你脸肿。”一介布衣职员如我，何德何能，只愿安心工作，安心领薪。
企业文化，各邦有异，有的公司是早生早育，有的是拉帮结派，还有的是兔子就吃窝边草，而我处的这隅，则是互称老总。无论部门经理还是主管，只要手上能管个把人，就都可以“总”起来，颇具励志功效。就像我爱称刚1岁的小女为“幼儿园的小朋友”，她因此能乖乖吃饭乖乖穿鞋。
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一时间公司高层密布，套用一个段子：一个电梯坏了，困在里面的10个人有8个都可以称为“总”。尤其是出席外部会议时，大家默契而热闹地互相寒暄着“王总”“李总”，每每令主办方感动得热泪盈眶：“贵公司真是太重视此次会议了。”我站在一边很囧很汗颜。我这个唯一没“总”起来的人，很自然地以绿叶姿态衬托大家。这倒是很切合木棉花的精神，花开时节，满是红艳尤物，绿叶无须多。
以我的情商来看，如果被人冠以高出一截的职位，应心有不安，受之有愧。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同事们既追捧又坦然呢?我恨自己不够单纯到直接向他们发问，只能默默地做一个观察者。
与我朝夕相处的普通员工Justin积极向上，并热衷摆谱，我们一帮女士出于调侃他，都叫他“孙总”，以为他就此会内心备受煎熬而反省，而正常起来。但事实是，他对这一称呼很受用，并且完全进入角色，摆起谱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腔调还是行为完全以“总”自居，总是以俯视的姿态和大家相处，差遣起各位来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有一次我参加产品发布会时，对方公司的销售经理也花枝乱颤地跑过来“孙总”长“孙总”短，我一时间很茫然她问的是谁。
终于有一天，在公司改组的历史洪流中……他真的，一举进入了公司核心管理层……的边缘。
这个结局，童话得太不真实，以至于我们这些当初不怀好意叫他孙总的人，都在反思：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标签效应”?他在被我们“标签”为老总之后，是否真的可以产生一种自我认同的强烈暗示，暗示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气质更强势，并以领导者地位自律——机会总是留给像他这样有准备的人，而不见得会眷顾我等连别人叫“总”都浑身不自然的角色。
从这个角度看，让一部分人先“总”起来，也可视为员工培训的一部分。
文／亦桑
有编辑朋友约我写一篇“暗恋”题材的小说，我因没有暗恋经历而婉言拒绝，我不知在这张扬个性的世道还有没有残存“暗恋”这样的事实，当办公室的女孩也能将裸照公布于网络的时代，究竟有多少人还愿意做“暗恋”这样无利可图的事情呢?
我所知道的一桩暗恋，发生在两个男孩之间。我的大学朋友SAM，是我发小无话不说，他在一次约我吃饭的席间告之另一男孩暗恋他的事件，令单纯的他惊魂不已。那个男孩，也有一米八几，充满男子魅力，我也曾见他在操场上流星般跨栏，篮球赛上鱼贯式扣篮，他俨然学校里的小明星，所到之处总有三三两两的女生拎着水壶佯装打水，猜测他的标准，他身边出没过的任何异性。但谁能知道，他迷恋的竟是一个男生?
有人告诉我，SAM走过楼道的时候(他们住同一幢宿舍楼)，他会屏住气在门后静听他的脚步声；SAM奔向食堂的时候，他丢下一切欢喜地排在他的队尾；SAM跑来女生楼找我的时候，他会怅然若失，凝望楼门口的闲花一朵朵落在柔软的草里。我好几次想走过去对他说：其实，我并不是SAM的女朋友。但那又如何?SAM晚一点也会有女朋友的。
工作以后我跟一男同事关系很好，有点类似我跟SAM的关系。有一次我们雨中挤在阳台上抽烟，他说你知道暗恋的滋味吗?我说不知道，我看上谁一般就直说了，接不接招是对方的事，暗恋听起来好非常辛苦呵。他点了点头，接着说：但那是最好的感情体验。就比如在这样的大雨中，或者在寂寞夜里，一个人想起他暗恋的女人，像一头老牛一样咀嚼吐哺，甜甜的酸酸的甚至带点苦涩的，那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爱情。
我曾在成都透过酒吧玻璃看一对情人在下午分手，是同性。我确定我很多年没见识过这么程度激烈的分手了，原因大概是其中那个年轻的决定要结婚了，年长的在做最后的挣扎：他不发一言，牙关紧咬，两杯咖啡对峙楚河汉界。你可以听到夏日里一只苍蝇嗡嗡飞过时竹藤椅悉悉索索在打颤。他那种眼神令我想起了“镜碎光不死”的比喻。
1992年白先勇的爱人王国祥病逝，6年后白先勇才撰下诔文《树犹如此》。在台湾的发表会上白坦承，与书中所悼亡友王国祥既有友情，亦有爱情。他说：“爱情和友情是一回事。若没有友情，感情不会延伸下去；若只有友情，两人不会永远在一起。”这篇文章，据说张国荣生前的时候也很喜欢。
文／任田
爱情病症
去小剧场再次看孟京辉导演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台上的总结说，A爱B，B爱C， C又爱D，而相爱的两个人，却注定要分离。
“明明”与“马路”对于爱情近乎病症般的执着，在这个时代，几乎成为稀缺的花草。偶尔在阴暗角落里看到，你不会觉得珍惜，反而会对其不合时宜的绽放，生出，怜悯与同情。
想起一个读博士的朋友，曾经痴情地爱过一个来自贫穷山区的女孩。我们都以为，凭借他自身的能力，毕业之后可以与女孩在这个城市里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可以去一个大学做一个老师，而她，则可以在某个单位谋一份文员的工作。房子车子与孩子，皆可以慢慢地来。
可是朋友的父亲却断然不同意他与女孩的结合。他带她回家，父亲拒绝与之见面，还对他谆谆教导：你一定要找一个对你的前程有切实帮助的女孩，要么她工作与你相当，不差上下要么，她的父母亲朋有显赫的权势，能够在事业上助你一臂之力。
朋友就在这样的引导下，与父母安排的一个家世优越的女孩见面，并很快地走在了一起。女孩的父母果然在他毕业的时候，帮他寻到了一份好的归宿。而之后的买房结婚评职称，他也一路走来，毫不费力。几年后我们再见，他俨然成了我们这一群人中最春风得意的一个。言谈举止里，全是上层人士的骄傲与自如。
有人在私下里问他，有没有想起过那个曾经与他爱得悱恻缠绵的女孩?他略略停顿，而后望向那不可知的远方，说，想又有什么用呢?生活不是谈恋爱，所谓的甜蜜，不过也就是瞬间的感觉，之后过去，照例要为俗世奔波劳碌。
对于一些人，爱情是一种疾病，类似于发烧，或者感冒，一旦患上，整个人便会失去了方向般头重脚轻，昏昏沉沉。而且，所有的器官都迟钝起来，你只能闻得到爱情的味道，哪怕，是浅浅细细的一丝一缕。除此之外的一切味道声音与色彩，皆视若无睹。
而对于另外一些人，爱情，则是路边的一种可供欣赏的风景，任谁走过，都可以采摘下来，把玩一番，一旦到了要启程离开的时间，则能够毫无牵挂地将之弃掉，去追寻前方更美的景致。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那游客，不管怎样地向往，终究还是在爱情的前方拐了弯，绕到那条通达开阔的马路上去。而那通幽的小径，权且留给诗人们去吟唱吧。我们只需在洒满温暖阳光的落地窗前，读着诗人们用一颗备受爱情折磨的心写下的诗句。
恰是这样和暖的阳光，洁净的空气，明亮的书房，开阔的落地窗，飘逸的窗帘，可以远眺的阳台，舒适的藤椅，让我们终于可以闭眼，想念那被我们丢落在开满鲜花的小径上的爱情。
而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突然间发现，疾病一样的爱情，在这样拥挤热闹的生活里，已经晨露一样蒸发掉，再也没有了踪影。
我们成了彻底的健康的俗世中人。
文／安宁
取名
在我的农村老家，十八岁以上的未婚男子就是光棍了。我打光棍的时间比较长。到了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家里的催逼就显得比较紧迫，说谁谁的孩子都多大了。
就像有导演为五十年后的观众拍电影一样，我也开始为自己未来的孩子起名字了。刚好有一部什么电视剧，里面有一个和尚法号“可能”。我的孩子在家谱中的辈分是“可”字，我的儿子就叫李可能，一切都有可能。女儿就叫李可乐。
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是很认真的，但不知为什么后来自己也觉得是笑话了。所以，后来真的有了老婆，老婆又要有儿子的时候，我又开始为儿子的名字发愁。
我不愿意让别人给我的儿子取名，现在只准生一胎，起名的机会不多呀。像张爱玲说的“旧时代的祖父，冬天两脚搁在脚炉上，吸着水烟，为新添的孙儿取名字，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恐怕不行了。对下代有什么寄托先放到一边，因为“除了小说里的人，很少有人是名副其实的”，但自己的志向趣味得体现出来。利用为孩子取名的机会以“名”明志，也算是勒之于石了吧。
原来，我打算让儿子叫“根深”，根深叶茂、根深蒂固，多好。但是请教一位老诗人，他说不好，原因是两个字是同韵的，叫起来别扭。母亲大人也不同意，说老家话里容易听成是“龟孙”。不作罢不行。原来我是喜欢“根”字的，觉得这个字太好了，好到无以复加，又淳朴，又厚重，又大气。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却跟“深”字较上了劲。觉得这个字不得了，又深刻，又有味道，连花和尚的名字都叫“智深”。不管添个什么字，只要后面是“深”就一定好。
这个时候，同事们纷纷替我出主意，说起名有很多套路：比如父姓加母姓。我姓李，老婆姓程，同事说叫李程就很好，还可以叫李程碑，更响亮。有的说，今年奥运嘛，叫李奥运，但我‘咱十年八年过后，一喊奥运，满大街的男孩女孩都答应。还有人说，翻书嘛，挑一个喜欢的词，还举例说周星驰的“星驰”，就来自于《滕王阁序》的“俊采星驰”。但我的古文实在不好。
我赶回老家时，儿子已经出生了，四千五百克，母亲问叫什么名字，我焦头烂额，就按最古老的取名套路说：九斤。母亲听岔了音，说：景深好，比根深好。 原来我怎么没有想到把“景”字放在“深”字前面呢?过了一段时间，慢慢体会，越来越觉得景深这个名字好。
儿子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一直不为这事操心的老婆替我感慨：取名字怎么有点像生孩子，事前想得千般好，临门一脚却往往还得靠运气。
文／李落落
让一部分人先总起来
有一天，听见有人叫“吴总”，我环顾四周，确定这个声音是冲着我来的。我不顾斯文，对这个还算相熟的同事说：“再乱叫‘总’，打得你脸肿。”一介布衣职员如我，何德何能，只愿安心工作，安心领薪。
企业文化，各邦有异，有的公司是早生早育，有的是拉帮结派，还有的是兔子就吃窝边草，而我处的这隅，则是互称老总。无论部门经理还是主管，只要手上能管个把人，就都可以“总”起来，颇具励志功效。就像我爱称刚1岁的小女为“幼儿园的小朋友”，她因此能乖乖吃饭乖乖穿鞋。
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一时间公司高层密布，套用一个段子：一个电梯坏了，困在里面的10个人有8个都可以称为“总”。尤其是出席外部会议时，大家默契而热闹地互相寒暄着“王总”“李总”，每每令主办方感动得热泪盈眶：“贵公司真是太重视此次会议了。”我站在一边很囧很汗颜。我这个唯一没“总”起来的人，很自然地以绿叶姿态衬托大家。这倒是很切合木棉花的精神，花开时节，满是红艳尤物，绿叶无须多。
以我的情商来看，如果被人冠以高出一截的职位，应心有不安，受之有愧。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同事们既追捧又坦然呢?我恨自己不够单纯到直接向他们发问，只能默默地做一个观察者。
与我朝夕相处的普通员工Justin积极向上，并热衷摆谱，我们一帮女士出于调侃他，都叫他“孙总”，以为他就此会内心备受煎熬而反省，而正常起来。但事实是，他对这一称呼很受用，并且完全进入角色，摆起谱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腔调还是行为完全以“总”自居，总是以俯视的姿态和大家相处，差遣起各位来也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有一次我参加产品发布会时，对方公司的销售经理也花枝乱颤地跑过来“孙总”长“孙总”短，我一时间很茫然她问的是谁。
终于有一天，在公司改组的历史洪流中……他真的，一举进入了公司核心管理层……的边缘。
这个结局，童话得太不真实，以至于我们这些当初不怀好意叫他孙总的人，都在反思：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标签效应”?他在被我们“标签”为老总之后，是否真的可以产生一种自我认同的强烈暗示，暗示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气质更强势，并以领导者地位自律——机会总是留给像他这样有准备的人，而不见得会眷顾我等连别人叫“总”都浑身不自然的角色。
从这个角度看，让一部分人先“总”起来，也可视为员工培训的一部分。
文／亦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