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图书“漂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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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漂流”活动(原文是“BookCrossing”,简称BC,BCing或者BXing),是指将一本图书放在一个公共场所,任由他人取阅,阅后将书再度留在公共场所,依旧供人取阅。这样,一本书就可以在读者中“漂流”起来。“图书漂流”活动的目的非常美好,是“要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图书馆”。
  有人说“图书漂流”活动源自上世纪 60年代的欧洲,但实际上真正的发源地和令其风靡世界的,还是在美国。据悉,“图书漂流”活动真正开始于2001年3月,由一位名叫霍恩贝克(Ron Hornbaker)的先生所发起,不久后的4月17日,他专门为此建立了一个网站(www.bookcrossing. com),到目前为止,该网站已经有近200万的注册会员,有多达1000万的注册漂流图书。只要懂电脑,热爱图书,就可以注册加入“图书漂流”活动,这些人被称为“BookCrosser”——图书漂流人。
  欲成为“图书漂流人”,参加“图书漂流”活动的步骤很简单。首先,如果想取阅图书,那么,到任何一个“图书漂流”地带(Bookcrossing Zone),直接把书拿走即可。其次,如果想捐赠一本图书,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到“图书漂流”活动的网站上去注册,在网上下载一个“图书漂流”编码和标签,贴在自己的书上,然后把书放置在公共场所即可;第二,可以到一个“图书漂流”地带(一般设置在公共图书馆或者大学图书馆),拿到带有编码的标签贴在书上,然后将书放到指定场所供人取阅即可。这里的编码和标签,主要可以供捐赠人查询图书的行踪,如书现在哪里,何人在阅读等。
  2004年,《简明牛津词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收录了Bookcrossing一词,该词从此进入英语世界。后来,几乎所有的英文大词典全都收录了该词。
  也是从2004年开始,每年的4月份,世界上都会召开一次“图书漂流”年度大会,这些年来,分别在美国、英国、新西兰、荷兰、爱尔兰等召开过。去年,2014年,是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召开。2007年,新加坡成为世界上首个正式的“图书漂流”国家,除了建立官方的“图书漂流”活动地带之外,在国内还设立了2000多个图书漂流置放点。
  据报道,现在排行前十位的“图书漂流”国家如下:美国(29%)、德国(16%)、英国(13%)、荷兰(11%)、芬兰(10%)、加拿大(8%)、澳大利亚(5%)、法国(4%)、葡萄牙(3%)、西班牙(1%)。
  自2014年始,4月21日正式成为了“世界图书漂流日”(International Bookcrossing Day)。
  “图书漂流”活动在中国
  中国的“图书漂流”活动最早始于2004年,但直到5年后才被更多的人所知道。近年来,在北京、上海、湖南、山东等地,都有图书漂流活动组织成立。
  据报载,2004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曾经把三本畅销书——石钟山的《遍地鬼子》、洪峰的《革命,革命了》和阎连科的《受活》进行了“图书漂流”。这算得上是中国较早开展“图书漂流”活动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那时,在上海,包括普陀区图书馆在内的一些机构,在一些街道(镇)的图书馆和社区爱心超市设立了永久性的图书漂流书架,随后还利用部分大型超市的人气,进行自然漂流。
  据报道,2005年7月28日至8月8日,在大连星海广场举办的中国国际啤酒节期间,“悦读·大连”大型书展暨“图书漂流”活动同时举办。活动期间,在星海湾广场内设有20个图书漂流台,读者签字后可以免费取阅,在阅读后自愿归还。媒体称,这样的活动使大连市民体验到了阅读的另一种乐趣,也提升了啤酒节的文化氛围和大连市的文化形象。
  2009年5月,厦门图书漂流协会开展过一次重要的“图书漂流”活动,在厦门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效果良好。
  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图书漂流”,也是中国出版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图书漂流”活动,出现在2011年7月1日。当时,由现代出版社出版的《女孩时代》,开始在全国100多个城市同步举行“图书漂流”活动。此次活动地域涵盖了34个省会、直辖市和各地历史与文化名城,以及港澳台地区。漂流地点包括各省市知名报社、电视台、妇联、计生委和图书馆等单位。活动持续了6个月,影响很大。
  自去年以来,更多地区的图书馆包括高校图书馆等,都在开展这样的“图书漂流”活动,虽然规模大小各异,影响力也可能有限,但这一活动正在为更多的人所知。
  图书漂流的宗旨是分享、信任和传播,而这一阅读观念和行为,我们相信,会逐步在中国大地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推广。
  我们的“图书漂流”活动
  2015年5月4日,在第66个青年节到来之际,我现在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图书漂流”活动正式启动。该活动由我发起倡议,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于2015年五四青年节之际开展起来。
  我们举办“图书漂流”活动的宗旨,与所有图书漂流活动的宗旨大同小异,无非是三个方面:传播优秀图书,弘扬阅读行为和增进人际交流。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们选择了学院所在地的空间场所——即外国语学院所在地的走廊上,作为我们的“图书漂流”活动地带,也就是存放和取阅图书之地。在这块活动场所我们安放了三个书架。所有书架都是开放的(根据图书增多的需要,今后书架还会有所增加)。所有书架上的图书、报刊,均由个人捐赠,全部属于外院“图书漂流”活动所用图书。所有书刊上,均盖有“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图书漂流活动”红色印章。
  我们欢迎所有人捐赠符合要求的图书和报刊;而凡是捐赠书刊者,直接到我院办公室索取活动印章,盖章后自行将书刊放到走廊的书架上即可。当然,我们的“图书漂流”活动更欢迎所有人前来取阅图书。
  为了使大家了解活动,我们印刷了精美的活页,既发放给我院教职工,也放在走廊的书架上供大家免费取阅。   与众不同之处
  既然命名为“图书漂流”活动,自然与中外各地的“图书漂流”活动有诸多相同的地方,但我们的活动也有一些与众不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对于捐赠图书做出了一定之规,或者说提出了一定的要求。当然,我们的要求很宽泛,图书既可以是国内正规、合法的出版物,也可以是国外出版、符合中国法律法规要求的出版物;书刊种类不限,可以包括但不限于文学作品、科普读物、专业书籍、学术著作、翻译作品、教科书、学术刊物等;书刊语言,中外文皆可;图书新旧不论,以可以持续流通阅读为主。
  其次,提倡大家在自己捐赠的图书报刊上盖上私人印章或者有私人签名,之后再在图书上加盖“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漂流活动”印章,方可视为我院“图书漂流”活动读物。我们希望捐赠者捐赠图书有荣誉感,也希望阅读者在读书之余,至少可以知道捐赠者“姓甚名谁”。
  再次,现在各地开展的此类活动,一般都要收回漂流的图书,而我们活动的规则很简单,只有简简单单的12个字:1、欢迎取阅;2、可以带走;3、读后返还。我们对此的进一步说明是:1、取阅图书,无需办理手续。2、带走图书,无时间、册数限制。3、对于图书,希望大家爱惜。4、阅读之后,请放回原处。我们提倡大家阅后尽快返还,因为我们不希望让图书停留在一个地方而不被使用。但我们并不为此设立监督机制。
  最后,不少“图书漂流“活动的目的,明确表述为“要通过图书漂流事件,看图书是否能够回流到原地,从而来了解不同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而我们则提出,活动不设图书漂流编码,不追踪图书的行程,也不以考验人的文明程度和人的素质为目的。换句话说,捐赠图书供所有人阅读乃是我们的唯一目标。
  为此,我们提出:如果真的忘记返还了,那么,请您在任何能够想起的时候,把书刊交给需要阅读的人,或者加入中国或者国外任何一次“图书漂流”活动、捐赠一本图书,即视为已经返还。
  初见成效
  活动伊始,我个人首先捐赠了215册图书、270册学术刊物外,并立刻得到了学院教师的热烈反响。我院的外籍教师马克·列文(Mark Levin)教授捐赠了数十册英文原版图书,学院其他领导和一些听闻活动的教师也都积极捐赠了图书。当我们在微信上发布此消息后,一些出版社、外校教师也都提出要为我们的活动捐赠图书。而在几乎一天之内,书架上原本排得满满的图书,有不少好书已经被师生取走阅读。
  当然,我们的“图书漂流”活动还刚刚起步,未来之路还很长,但初试的成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的口号是:“如果你爱书,就让它们漂流起来吧!”。真诚希望“图书漂流”活动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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